三農問題的主要表現
1、我國中西部絕大多數農村地區的家庭農業收入在繳納稅費之后的剩余,難以維持農民家庭的簡單再生產;絕大多數的農民工的工資難以維持本人勞動力的再生產。
我國中西部廣大地區的70%的農村,一家一戶種8畝地左右,正常年景每畝地產1500斤糧食,按照現在0。5元/斤的價格計算,每畝的毛收入約750元,除去每畝約200元的生產、銷售成本和100元左右的各種顯性和隱性稅費,每畝收入約450 元,農民家庭種地的收入一般在3600元左右,加上家庭副業的收入也不過5000元,家庭實際現金收入不過3000元。由于教育、醫療、農業生產成本的價格趨高,這樣的收入水平難以實現家庭的收支平衡的。據京津高校大學生回鄉支農調查的數據,中西部農村有66%的家庭難以維持簡單的再生產,有64%的家庭出現負債。
現在一個農民工進城打工,平均年收入在6000元左右,但要支付900元的藥費、 1500元的住宿費、2000元的生活費、200元的衣著費、800元的交通費,實際拿回家的只有600元左右。一個年輕的小伙子要靠年600元的積累完成造房、結婚、生育子女、敬老是不可能的。
2、中西部農村的原有基礎設施功能退化,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品安排名存實亡,農村市場蕭條,農村金融萎縮,農民生產生活艱難,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圖景已經成為歷史。
最近一些年,國家治理大江大河的力度是很大的,成效也比較明顯。但是,由于農村的組織化程度和動員能力大不如從前,很多地方人民公社時期修建的農業基礎設施多年來難以得到保護和修復,其抗災功能退化嚴重。不少地方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業基礎設施破壞嚴重,以至于正常年景也災害頻繁發生,農業發展的潛在危險日益凸現。農村教育雖然教學樓比過去高了,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教育公共品不復存在,讀書已經成為農民家庭的頭號負擔(家庭收入的36%);據衛生部系統的一項調查表明,農村醫療支出戶均500元,在農村生病住院已經是很奢侈的事情了,現在農民最怕的是生病。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農村的中學、公路、電力、通訊、泵站等基礎設施都由國家出資建設,現在都是“人民的事業農民辦”。本來就難以維持簡單再生產的農民哪里有能力再承擔本應國家承擔的農村公共品安排!農民可支配的現金收入日趨下降,農民的購買急下降,農村市場萎縮,中西部的鄉鎮企業也因為農村市場的萎縮而難以為繼,四大銀行也相繼離開農村,貸款難成為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生產的瓶頸。留念故土不再是新一代的農民觀念,這預示著城市的無秩序化時代開始了。
3、農業投資持續下降,農村生態環境日趨惡化,農業增產不增收,不少農村面臨退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壓力。
近年除中央財政對農業投入有所增加外,省市縣各級政府都不僅不對農業投入,相反,市、縣、鄉(鎮)政府迫于數千億債負(僅鄉一級就高達2300多億)和數百萬超編人員的吃飯壓力,還層層截留中央對農業的投入;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農村每年動員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參與工程建設,但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再以組織不起“人海戰役”了。投資和投勞的大幅下降,導致農村生存和生態環境狀況日益嚴峻,過去已經消滅的各種疾病在農村又重新泛濫起來,艾滋病等新的疾病來勢迅猛,威脅人畜的生命安全和生產安全。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農產品由短缺實現了向過剩的跨越,但農業的成本上升,農民的生存成本上升,農村經濟的發展進入了增產不增收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加入wto后,國外的農產品越來越多的進入國內大城市市場,導致很多生產與進口農產品相同農戶的商品量越來越少,不少農戶更加小農化、面臨自給自足化的壓力。
4、中央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資源十分有限,且有限的資源又不斷被基層政府、部門吸納,解決“三農”問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體制和制度性障礙,嚴重影響了農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現在,中央政府對農村的相關政策在貫徹執行的過程中逐步被地方政府異化的現象非常普遍。政府的很多部門都因為有自己的部門利益,在執行其職能的過程中,部門利益高于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現象也較為普遍。假如中央財政拿出一個億的資金用于農村義務教育,不僅不能減輕學生家長的負擔,相反還有可能加重學生家長幾千萬元的負擔。
農民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現在基層政府和部門“靠權吃民”的現象有泛濫之勢。近幾年中央以極大的力量推行的農村稅費改革,治理亂收費現在,但不少地方上半年“合費并稅”,下半年又“稅外加費”,并且這種現在有普遍化的趨勢。“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不少地方政府和黨的基層組織不同程度的“異化黨和中央政府在農村政策”的行為嚴重影響了農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5、基層干部隊伍的債權人化,將異化基層政府的性質和農村基本經濟政策,干群關系惡化。由于種種原因,縣鄉村已經存在數千億的債務,債主絕大多數是干部和干部的親朋。農村的稅收已經脫離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質,不少基層政府的財政實際上淪為基層干部的財政,這異化了基層政府的性質。不少村級組織的領導人,當村干部就是為了收回自己和朋友的利錢,這異化了黨的基層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的性質。
由于債務基數的巨大,利息的奇高,不少地方的債主的債權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不少地方干部為了收回自己的債務,強制性的將債務平攤到農民的頭上,拿不出錢的農民,干部強迫農民用自己的承包地權抵押,對于這些嚴重違法的做法,市縣政府還作為經驗推廣。有些地方打著產權改革的旗號早就賣光了荒山荒地和鄉村企業,剩下的就只有承包土地、泵站、學校、公共道路了。由于前幾年種地不掙錢,農民種地積極性不高,農村大片大片的土地發包給債主,30-50年不變,債主種地不交稅費,只用高利貸的利息抵扣就行了,債主變成了不交稅的"地主"。現在學校、泵站也成為債主爭奪的目標。基層政府、組織的性質異化和基本經濟制度異化的趨勢得不到糾正,農村“干群”關系的惡化和各種矛盾的激化無法避免。
防止三農問題轉化成革命問題
農村存在的問題十分復雜。如果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長時期得不到消化,有可能轉化為新的更為復雜的問題,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
一是防止農民問題轉化為民工問題,即農村問題轉化為城市問題。農村剩余2。 5億多勞動力,且每年還新增一千多萬人,未來幾十年農村將面臨2-3億人的就業壓力。而城市每年所能吸納的農村勞動力在600-800萬。如果農村的經濟不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農村的社會發展(義務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保障等)不扭轉市場化趨勢,農村勞動力將無序的涌進城市。假如每年只以2000萬人的速度進入城市,城市的失業率將上升4個百分點。進城的民工、下崗失業的城市居民和失業學生問題交織在一起,那將比農民問題更加難以應對。防止知識分子在城市與工農相結合,要作為今后一個非常長的時期“城鄉協調發展”的主要戰略目標。
二是防止底層貧困問題轉化為社會治理危機。由于貧困,農民和農民工為了降低生存成本或為了活命,不得不非法生存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由于財政危機,基層政府和部門為了生存,不得不以違法養執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一旦底層民眾和基層政府、部門非法生存普遍化,整個社會將失去法治的基礎,社會治理將處于無序混沌之中。
執法違法越來越嚴重,現在司法腐敗越來越嚴重;底層民眾上訪越來越多,維護普通百姓的權益的途徑越來越窄,成本越來越高。地方政府和司法執法部門越來越脫離民眾、失去民眾信任,矛盾越來越多的向北京集中。越來越多的人找不到維護權益的途徑或支付不起依法維權的成本,整個社會在積累“暴力維權”的力量。在今后一個時期,要切實把“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落實在行動上。但誰去落實呢?不實現官本位體制向民本位體制的轉變是落實不了的。用什么辦法實現這個轉變呢?從目前的改革理論和社會實踐來看,問題只會加劇,難以緩解,實現體制的轉變更無可能。
三是兩級分化問題轉化為階級對立問題。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權力和資本的勾結越來越緊,窮人的權利越來越小,越來越難以支付維護權利的成本。總理也只能給幾個人討工錢,這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樣下去,那就是逼著窮人(無產階級)開展“新三講”運動:講階級理論、講階級隊伍、講階級斗爭。
越來越多的人懷念毛主席,那是因為總理也幫助不了幾個窮人討工錢,共和國的法律也幫不了窮人。越來越多的人覺得沒有階級的理論武裝窮人,窮人不團結起來,僅靠總理討工錢是靠不住的,靠服務于資產階級的法制維護窮人的利益是靠不住的。靠不住怎么辦,毛主席來了個扎爛公檢法,搞了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時時講。如果現在有領袖號召扎爛公檢法,號召“新三講”,說不定又是一場新文化大革命。
2009年9月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