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筆者忽然發現的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性對比。

　　數十年前，大寨大隊的陳永貴同志是一位農民，由于帶領鄉親們干出了實績，就層層上掛任職，一直上掛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

　　也是數十年前，大寨大隊的又一任支部書記農民郭鳳蓮，也是因為出色的基層工作層層上掛任職，直至擔任中央委員。

　　而在數十年后，又一面農村大旗小崗村，卻是層層由上面的干部下到村里來擔任黨委書記，里邊有開警車來的，更有從省上下來的財神爺——當然要帶大把大把的人民幣下來。

　　兩個時代，兩種掛職。一種是基層的農民群眾上掛到縣地省直至中央；一種是省地縣的官員空降到村里。往上掛職的，帶到中央的只有汗水干勁和經驗，特別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社會主義精神；往下掛職的，帶到基層的不是項目就是現錢，充分表現了對包干先鋒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尊重和厚愛。

　　兩種掛職，兩種時代。一種是把工農群眾舉得很高很高，完全展現了工農作為國家主人的憲法精神；一種是把官員看得高高在上，仿佛只有他們才能改造那些落后的群氓。結果當然也是兩樣，勤勞先進的群眾可以成為高級領導但根子依然在泥土之中，而優秀的干部可以被私心活活累死在紅紅的血手印里！

　　這樣的發現雖然很有趣味，但總讓人感覺到一種歷史的苦澀。這由下到上和由上往下的掛職怎么就倒了個個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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