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懷的“真話”是加速死亡的偏方

作者：雪文   原創　　

在網上看到彭真懷的《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真話》的文章和一些評論，感慨很多。敢向黨中央的政治局常委們講“真話”，可見底氣十足，很吸引眼球。看了“真話”以后，又有一種哭笑不得的感覺。支持吧，覺得于心不忍。這不是把共產黨往懸崖下推嗎！私有化搞了這么多年，就差土地私有化這一最后的一道底線了，早就有人鼓噪多年了，要最后沖刺了？反對吧，又不是那么簡單。因為你不得不承認彭真懷對城鎮化問題的觀點比那些照搬西方城市化理論的頭腦簡單的學者們要深入的多，甚至比有些左派的同志們更接近實際。鑒于此，忍不住還要說幾句。　　

首先表示，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即從我國農村現代化發展趨勢看，我贊同彭真懷的一些觀點并評述如下：　　

彭真懷說：“2010年一號文件對于城鎮化制度創新的表述，仍然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并列，這就給了中等城市(主要是地級城市)一個機會，他們會從中找到加快自身發展的政策依據。”　　

同意這一看法。我也多年研究農村城鎮化問題，小城鎮應該主要指縣城（城關鎮）及以下的重點鄉鎮，他們是農村城鎮化的主要載體，與一般意義的城市化概念不同，在政策上要區別對待。這一點很重要。農村城鎮化與地市級以上城市發展帶動的城市化進程的不同在于：城鎮化是與農村發展、農業的現代化直接相連的一個整體，是傳統農村和農民的城鎮化、現代化，是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載體和體制支撐。而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化，或資本主導下的城市化，則是城市剝奪農村、資本消滅小農的城市化，這種城市化在中國只能強化城鄉二元結構，解決不了中國的“三農”問題。只有將兩者區別開來，支持農民自己的城鎮化，政策才能明確和有針對性，才能有利于解決“三農”問題。　　

彭真懷說：“我所向往的“農村—小城鎮—城市”之路很有可能中斷。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應該看到，2.5億外出農民工以及他們身后的8,700萬留守老人、兒童和婦女，只有小城鎮才能真正托付他們的未來。”　　

這個觀點也是對的。我國的農村現代化，或者說整個國家現代化的最終的城鄉體系格局，就是在現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之間，發展出一大批新興小城鎮，有的進一步發展成中小城市城市，形成城市—城鎮—新型農村的格局，實現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我也曾經提出由城鄉二元結構走向城鄉一體化，不太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而是由二元結構發展成三元結構，即在農村這一元中發展小城鎮，靠小城鎮帶動新農村建設，再逐漸走向城鄉一體化。道理很簡單，就是我國的人口國情決定了我們不可能簡單重復西方的農民破產進城的城市化道路。　　

彭真懷說：“小城鎮是所有城市的母體，這是我經過反復對比、認真調研所得出的結論。把新農村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我認為是解決農民、農業與農村問題的必然選擇。從各國現代化的一般規律看，農民通常占總人口的10%以下，農業就業大約只占就業總量的5%以下。但我國國情不同，農民占總人口的70%以上，農業就業占就業總量的 50%以上。如果農民下降到30%，就要從農村轉移5億多人口;如果農業就業下降到10%，就要從農業轉移2億多勞動力。在這樣一種基本國情的框架內，大中城市所面臨的人口、資源與環境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嚴重，解決自身的問題已十分困難，低收入人群和邊緣人群需要更為充足的就業崗位。相比之下，只有小城鎮才能容納未來2/3的農村轉移人口。”　　

這里的分析也是對的。特別是“把新農村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的觀點非常重要。但現實中真正做到的不多見，原因是什么？這里沒有分析，我和彭真懷的分歧可能從這里產生。因為我認為農村城鎮化之所以很難與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根本原因是簡單化地解散了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體制和農村鄉鎮集體企業私有化的結果，農村已經是戶自為戰、村自為戰，成了沒有體制和利益連接的一盤散沙。而彭真懷則認為是因為土地沒有私有化和資本不能下鄉。　　

彭真懷說：“城鎮化制度創新的核心內容，就是要把新農村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　　

這句話很難說不對，但到底怎么結合？為什么結合不起來？土地私有化了就能結合起來了嗎？　　

彭真懷說：“從戶籍制度創新看，要放寬落戶條件，允許有穩定住所和收入的青壯年農民及其子女首先成為縣城和小城鎮人口，為他們提供平等的居住和就業機會，做好由土地保障向就業保障和社會保障的銜接，最終全面完成人口城鎮化。”　　

這里的問題仍然需要研究。進入大中城市和進入小城鎮的戶籍政策仍應加以區別。進入大中城市的農民，意味著退出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和土地承包權益，真正實現市民化（不是農民工化）的轉移，這需要一定的政策銜接，如社會保障、就業、住房等政策的銜接；進入本地小城鎮的，則完全可以放棄（也可以不放棄）土地的實際經營權但保留土地承包權益，也不存在退出原集體經濟組織的問題，戶籍上仍然保留農業戶籍；但如果愿意放棄農業戶籍及農村集體的相關權益，當然也可以轉為市民但居住、工作在小城鎮。　　

彭真懷說：“從行政管理制度創新看，對人口超過10萬人的縣城和小城鎮，應該進行縣轄市性質的強鎮擴權試點，賦予這些鎮相應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提高基本財力保障水平，合理設置機構和配備人員編制。我相信，這會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國家的經濟結構、發展方式和生產力布局必然因此發生積極而深刻的變化。這也是我國所擁有的一個長遠優勢，寄托著9億農民追求幸福生活的世代夢想。”　　

這里的看法也基本贊同。只是需要指出：這里的因果關系應該倒過來，即城鄉差距的縮小應該是結果，而“國家的經濟結構、發展方式和生產力布局”的調整才是原因，不能本末倒置。　　　

說到這里，不是有這么多共同點嗎？應該支持才對呀！但是，事情并不時那么簡單。原來這一切所謂的農村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不過是為資本下鄉圈地，進一步剝奪農民開辟道路而已。而要使這種資本最后的盛宴順利進行并合法化，就要最終使農村土地私有化。這說明，走農村城鎮化這條道路，同樣有一個是以資本為主導還是以組織起來的農民為主導的根本問題。在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卻與彭真懷的看法截然相反。　　

為了說明農村土地私有化的正確性，彭真懷首先從農民貧窮的原因說起。他認為： “農民為什么窮?窮就窮在沒有穩定、合法的財產收入，不挖這個窮根，用盡補貼、免稅等辦法也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我想，要讓農民增加收入，就必須挖窮根，把土地所有權歸還農民，在這個問題上樹根不動，樹梢白搖。”“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虛化了產權主體，農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場)的所有者。我去過很多農民家庭，父老鄉親們兩手空空，除了簡單的生活和生產資料外，甚至連一件像樣的貸款抵押物都拿不出來。”“如果不把土地所有權主動歸還農民，就有可能被逼到墻角，想還都來不及了。”　　

這就成了奇談怪論了。現在農村土地沒有私有化，是農民窮的根本原因。這就是告訴中央政治局常委們的“真話”。　　

中國的農民存在了幾千年了，哪個時代不貧窮？真的是窮在沒有或缺少以土地為載體的財產上。農民如果要擺脫貧窮，只有取得更多的土地，成為地主、富農，才能擺脫貧窮。然而，都想當地主富農了，哪里還有干活的農民？從一個新朝代的均田到土地兼并再到社會的崩潰，這種歷史的周期率不是演義了幾千年嗎？每個農民都想擁有更大的財產權，但最后總是被極少數人所占有，這難道不是歷史事實嗎？　　

如果彭真懷是一個尊重歷史的唯物主義者，那么，農民貧窮的結論就非常簡單。農民為什么窮，只有三個字就可以了：私有制。因為，不論是私有制的封建社會也好，還是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好，農民的貧窮是必然的，這是既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怎么“挖這個窮根”？繼續私有化？那共產黨還搞什么革命？搞什么社會主義？還要共產黨干什么？　　

今天中國農民的貧窮，完全是私有化倒行逆施的結果。彭真懷回避這一根本問題，卻想鼓動和誤導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們進一步推進土地的私有化，可見其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同時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即在堅持農村城鎮化發展的道路上，同樣存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和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兩條道路的斗爭。　　

現在中國農民的貧窮，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原因，即農民只能成為工業化進程中向資本家自由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并不能分享工業化發展的巨大利益。這也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內消費需求長期培養不起來的根本原因，并進一步造成經濟增長過度以來外貿，是國民經濟進一步殖民化。而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私有化改革的結果。　　

但是，這些問題在彭真懷的眼里是不存在的。他的農民的貧窮、農業的困難和農村的危險，都是為資本的大規模進入提供的理由。比如，彭真懷說：“我認為，以農戶為經營主體的傳統農業，根本無法承受經濟社會發展之重。”　　

怪事？分田單干快30年了，功莫大焉，怎么又“根本無法承受經濟社會發展之重”了？在需要否定、解散集體經濟的時候，家庭經營是何等的光鮮！集體經濟時期二十多年沒交一粒公糧卻鬧著單干的改革第一村小崗是多么的偉大！農業生產最適宜家庭經營的理論是多么的深入人心！現在又忽然明白了，反悔了？都不是。是資本要進入小城鎮，進入農村了，農民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了。所以，彭真懷說：“十分有必要引進工商資本進行適度規模經營，讓工業反哺農業能夠真正落地，引工業之水灌農業之田。個別有話語權的人至今還在講：“我們鼓勵工商資本下鄉，鼓勵他們對農業產前、產中、產后進行服務，但不鼓勵工商資本長時間、大規模的直接參與農業經營。”這種模糊的態度確實讓人莫名其妙，企業家對自己的投資行為負長期責任有什么錯呢?我覺得，對工商資本下鄉總拿不定主意，只會造成弱勢的農業走不出困境。”“我了解到，下鄉的工商資本90%以上都是民營企業，他們之所以選擇下鄉，是因為壟斷性行業擠壓了他們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因此，對這些企業家應該高看一眼、厚愛三分，傷害他們本質上就是傷害農民。”　　　　

這就是明明白白第亮出底牌了，而且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們亮出的底牌。其實，這也是一個完全合乎邏輯的現象。在私有化的道路上走下去，資本最終剝奪農民、改造農業是不可避免的規律。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正處于兩難的境地：一方面，農業的小規模家庭分散經營已經難以為繼，但是，按照鄧小平講的發展高水平的集體化又力不從心，農村公有制的基礎不論在物質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都已經岌岌可危，政府似乎也擔心農民組織起來不好對付；另一方面，按照私有化的資本主義發展規律，又已經到了資本大量進入農村，結束小規模的家庭分散經營的發展階段；但這種改造造成的嚴重社會后果并不難預見到。客觀地說，現在社會矛盾這樣尖銳化卻還沒有出現大的動蕩，實在是得益于農民手里還有一畝三分地的緣故。　　

在這樣的背景下，彭真懷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的“真話”，也許很真誠，但我仍然擔心會成為加速共產黨垮臺的催化劑。彭真懷看出生病了，但病根找錯了，開出的方子不是治好病，而是加速病人的死亡。這樣的真話跟中央政治局常委們講出來，也提供一個重要的信息，量變快接近質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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