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深翻》，看改革

韓德強

2008-8-12

恰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深翻》出版了。去年我曾帶著韓丁的第一部書《翻身》到張莊拜訪王金紅；今年再讀他的第二部書《深翻》，更覺意蘊深遠。《翻身》寫的是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搞土改，分田地；《深翻》寫的是觸及到了每個中國農民心靈深處的合作化運動，道出了改革開放的內在邏輯和深層問題。看完這兩本書，我對韓丁產生了深深的敬意，他用極其豐富、細膩而深刻的筆觸，再現了一個我從小生活在其中但并不了解的原生態的農村社會。從中，我看到理想主義的激情如何與現實碰撞、沖突、摩擦、融合、轉化，從而深深地影響著日常生活和生產。我一再地驚嘆，一個外國人，不太懂中文，更不太懂長治方言，是如何靠著有限的翻譯，記錄、理解每一個普通張莊人的復雜、微妙的瞬時心理活動的？那一定是因為韓丁已經將自己的生命融化到了中國人民的偉大社會變革和探索中了！

《深翻》就象一個富含各種金屬的思想礦藏，不同的年齡、不同經歷、不同思想觀點的人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喜歡的生活素材，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佐正。但是，韓丁卻能從如此真實、豐富、嚴酷、多樣的生活中，擁有對合作化道路的信心。讀者卻不一定如此，因為韓丁還展示了合作化過程中的內在矛盾、沖突、挫折和問題。習慣了一面倒思維的人，那怕是經歷過合作化的人，也常常跟風跑。說合作化好，就賽過天堂。一旦說包產到戶好，合作化又變得一無是處了。對此，韓丁一針見血地批評說，什么叫事實求是？什么叫客觀？就是跟著上面的風向跑！

不跟著風向跑又如何？這才能認真地總結新中國六十年的經驗教訓，才能認真地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功過得失。遺憾的是，當前，輿論還在繼續一邊倒地刮風！我相信，韓丁地下有知，一定在替我們著急：能不能長點記性？千萬不要在同一個地方再摔倒了啊！

當然，韓丁也并不一定完全正確。在此，我想與韓丁，也與讀者朋友討論幾個問題

一、為什么要合作化？

對于確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農村搞合作化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避免農村階級分化，一部分農民身強體壯，擁有耕畜，又善于經營，他們買田買地，逐漸成為新地主、新富農；一部分農民家庭則老弱病殘多，又無耕畜，不善經營，則賣田賣地，重新淪為貧農、雇農。

建國初期，黨的新民主主義的農村政策承諾四大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買賣自由。這樣，土改四年以后，1950年，長治地委作過一次調查發現，3394戶中13.7%的農民賣了地，9.6%的農戶在出賣勞力，有1%是新富農。（《深翻》，第66頁）因此，邏輯與事實相一致，四大自由將使農村產生一個新的剝削階級。

答案似乎是清楚的，全國各地農村都應該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走社會主義的金光大道。

但是，經歷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后，答案反而變得不那么清晰了。如果今天對全國農村作一次階級關系調查，我相信，階級分化一定遠遠超過1950年的長治。但是，農村內部的階級分化嚴重，還是城鄉分化嚴重，還是城市內部分化嚴重？如果說，1950年的張莊有一些人搞投機倒把、不勞而獲，那么，我相信，與九十年代后城市炒股票、炒期貨的投機倒把、不勞而獲相比，一定是小巫見大巫。且張莊有人靠販賣豬仔、養騾子賺錢，這種投機還帶有較強的生產性，城市里炒股票、炒期貨則沒有任何生產性。

也就是說，真正的問題可能不在農村，而在城市。如果黨政權力私有化傾向可以克服，企業實行公有制，那么，農村的兩極分化是有限的，可調節的。一旦有此視野與自信，則合作化的進程完全可以放慢一些，鞏固一些。

然而，為什么中央領導集體都對農村階級分化的警惕性那么高，而對政權內部的權力私有化傾向卻重視不夠呢？可能是因為領導人都相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觀點。按此觀點，農村經濟是中國經濟的基礎，也是中國政治的基礎。如果農村經濟中產生了一個剝削階級，那么這個剝削階級就會腐蝕黨的干部隊伍，影響上層建筑的純結性。照此推理，就需要盡快、盡可能地消滅城鄉一切剝削因素，才能鞏固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

但是，在人的覺悟沒有充分提高以前，消滅一切剝削因素，也可能意味著排斥大部分本來可以團結、利用的力量。社會主義的鞏固需要農村經濟的合作化，集體化，這完全正確。但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卻并不需要一開始就追求高標準的合作化、集體化。中國革命的歷史說明，社會主義是中國社會強大、公正的需要，是理想主義者的追求，卻不是自然歷史進程。社會主義因素應該也可以從政權中心向外擴散。與農村的兩極分化相比，更應該重視的是政權自身的權力私有化傾向。

經過十幾年的斗爭與建設，毛澤東終于把矛頭指向了政權自身的權力私有化傾向，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固然失敗了，但是，留下的問題卻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二、如何搞合作化？

      如何搞合作化？從中央推薦的合作社章程看，合作社貫徹了自愿、民主、多勞多得、等價交換原則，這最符合農民的思想實際。但是，成功的合作社往往有自我犧牲精神、目光長遠的帶頭人。

      我是從《深翻》中才真正認識了陳永貴和他的大寨。四十年代末，大寨成立了兩個互助組，一個“好漢組”，都是青壯年勞動力；一個是“老少組”，都是老幼病殘。陳永貴壯得象頭牛，當然加入了好漢組。但是，他很快感到不安。因為，抗日戰爭時，他有42名戰友被日本人殺害了，還有20人參加了解放軍。這些老幼病殘，就是戰友們的雙親、老婆、孩子，他不忍心撇下他們不管。所以，陳永貴加入了老少組。開始，不但好漢組的人不理解，連老少組的人都不理解。陳永貴一次能挑200斤，4個孩子一次只能抬100斤。在眾人眼里，陳永貴吃虧吃大了。但在陳永貴看來，他是在承擔戰友們的重托，是自覺地擔當了這些老幼病殘們的“大家長”的責任。他多勞少得，而老幼病殘們少勞多得。領頭人的多勞少得，和追隨者的少勞多得，兩者結合，才在追隨者之間出現了大體上的多勞多得。秋天一算帳，老少組的收成還比好漢組多。因為好漢組各自逞強，春耕時合作了一、二個月，夏天就解散了。而老少組卻齊心協力一直干到秋天。

這陳永貴是什么人？按照自由主義的邏輯，陳永貴越位了，扮演了救世主，上帝的角色。陳永貴會認為，那些犧牲的戰友才是上帝。戰友們也的確如上帝，犧牲自己，成全社會。一旦和平到來，絕大多數人都忘了這些犧牲的戰友了。只有少數人還記得，這記得的人就是不平凡的人。如果都是凡人，都好了傷疤忘了疼，都物質主義，都要求多勞多得，按勞分配，那集體必然解散，社會必然出現兩極分化和一切不公平的現象。

    更加可貴的是，陳永貴并不因為自己所盡的“家長”責任而索要相應的“家長”權力，對那些老幼病殘們頤指氣使。相反，他遇事總與大家商量，這樣，才能充分地發揮了民主的作用。陳永貴的權力來自他的模范帶頭作用，來自他的多勞少得，尊重他人。同樣重要的是，陳永貴自己心里裝著戰友，裝著集體，但是，允許老弱病殘們的心里裝自己更多一些，裝集體少一些。陳永貴的互助組以及后來的合作社，內部也差別，也有工分，但是固定工分，按勞動力的強弱一次性評定。具體到每天工作的難易程度和勞動強度，就要靠團結互助的精神力量，各盡所能。這樣，大寨的工分制才能簡便易行，很少起矛盾沖突。

      認識到帶頭人作用的重要，則合作社的推進方式和速度就都有可能改變。在缺乏優秀帶頭人的地方，是否可以暫時不搞合作社？韓丁可能會問，優秀帶頭人難道是天生的嗎？如果沒有這樣的優秀帶頭人，我們就不搞合作化了嗎？群眾中存在的合作化要求，難道不會“時勢造英雄”，呼喚出一批優秀的合作化帶頭人嗎？

      優秀帶頭人固然不是天生的。但是，可否將優秀帶頭人的自發涌現和培養、鍛煉結合起來？可否將學校培養的又紅又專的學生放回農村鍛煉，從中產生一批優秀帶頭人呢？可否設想，在黨的號召、動員、鼓勵、扶持下，全國各地星星點點地冒出來一批優秀帶頭人，一批優秀的合作社，這些合作社的人數逐漸增長，經營的土地逐漸增加，影響逐漸擴大。同時，對農村單干、實干或投機致富的農民適當的利用、引導、調節和限制，在較長時間，例如三十年時間里，使合作社成為鞏固的經濟和社會力量。

      這里的要害在于，我們需要將合作社的發展理解成一個社會生命體的成長。這是一個正反饋的發展過程，初期進展緩慢，困難重重，中期逐漸關系理順，技術成熟，越來越具有活力和效率，人與人的關系逐漸達到親如一家的地步，到后期甚至可以創造出難想象的奇跡來。過去的大寨如此，今天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都是如此。用一個通俗的比喻，合作社正如家庭，雖然成員間客觀上有相互需要，但是，單靠章程，遠遠解決不了成員間種種復雜細致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矛盾，這正如捆綁不成夫妻。

      也就是說，如果有這么一大批優秀帶頭人，在幾十年的時間里持續地、逐漸擴張地發揮作用，那么，合作社的潛力將遠遠超過個人發家致富的潛力。如此，還愁農村社會主義道路戰勝不了資本主義道路嗎？

      三、為什么會加快合作化進程？

      當然，我這種想法在五十年代中期可能會被批評為右傾保守觀點，有精英思想，有點象小腳女人走路，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缺乏階級觀點等。還可以用夫妻關系打比方，難道是先學會如何做丈夫、做妻子才成家嗎？還是先成了家，在夫妻的打鬧、沖突、出走中，逐漸學會處理夫妻關系？為什么不相信在合作社的群眾運動中能自發地產生出大批優秀帶頭人呢？

      但是，畢竟我們已經經歷了那一段急風暴雨、得失參半的合作化進程。歷史表明，象陳永貴這樣優秀的帶頭人為數并不多，即使比陳永貴低一個層次、低二個層次的帶頭人也不算多，合起來能達到1/3就不錯了。另有1/3的農村集體長期別說到找優秀帶頭人，連穩定都不容易。韓丁筆下的張莊，從1948年到1958年，10年中，張莊9次換了7位黨支書。合作社的干部們春天是大紅人，被寄予無限希望，秋天被指責為笨蛋、飯桶，冬天又成為整風運動的靶子、對象。這樣，個人發家致富的積極性受到了壓抑，而集體勞動的積極性尚未被激發起來，生產受到挫折，農村內部的人際關系反而變得比較緊張。1958年的浮夸風、瞎指揮風、共產風等等都說明，不但在生產小隊、大隊一級，而且在公社、縣一級，優秀的帶頭人數量都并不多。因此，不是中國農民善分不善合，而是領導層對合作過程中的長期性、復雜性缺乏足夠的認識。不是合作化錯了，而是合作化過于急躁了。

      經歷過風雨后，我們才能體會，當初為什么會加快合作化進程？恰恰可能是過于相信群眾，過于相信章程和制度，過于忽視帶頭人的重要作用，忽視他們的成長、擴展過程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這是中國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是，破壞容易建設難。破壞舊世界，群眾辦法很多，積極性很高。建設新世界，帶頭人的作用會更重要。

      急風暴雨推進合作社的歷史后果，是合作社遭到拋棄，合作社的名譽遭到重創。這里固然與上層政治的根本轉向有關，但是，如果合作社推進的緩慢、可靠一些，上層政策妖魔化合作社、解散合作社，就缺乏群眾基礎。1979年前后，包產到戶政策同樣以急風暴雨的方式推進，許多社隊干部感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然而，我們不但要檢討上層政治的轉向，而且要檢討合社作運動自身的諸多問題。這樣，才能認真地總結六十年。（我這里將人民公社理解為合作社的高級階段）

      概括地說，新中國前三十年，過于重視了防止階級分化，社會活力不足；后三十年，又過于重視了活力，卻放任了階級分化。兩者的共同原因則是缺乏一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干部隊伍。

      四、一點遺憾

      韓丁寫農村的人和事，都能洞察人心，活靈活現。但是，他對于中國高層政治的看法卻不盡可取。特別是對于大躍進和廬山會議。他恐怕是接受了文革結束后的流行觀點，將大躍進失敗的責任完全歸到毛澤東身上，又認為是毛澤東出于維護個人政治威望的需要將彭德懷打倒。（《深翻》，第230頁到235頁）

      如果韓丁生前看過吳冷西寫的《憶毛主席》一書，恐怕對此流行觀點就會有不同看法。大躍進是不是毛主席發動的？這沒有任何問題。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搞土法上馬、大煉鋼鐵？是不是一定要攀比成風、浮夸成風？是不是一不定會出現畝產萬斤的笑話？是不是一定要制定如此高不可攀的鋼鐵、糧食指標？或者，換句話說，當時直接領導經濟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其他中央領導，是不是也要負一定責任？象吳芝圃這樣的省委書記是不是也要負一定責任？象吳冷西這樣的《人民日報》總編是不是也要負一定責任？

      據吳冷西的回憶，早在推進大躍進的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主席就多次強調要留有余地。針對河南、遼寧等地的高指標，毛主席就說：“也許你遼寧是對的，我懷疑是錯的，你是馬克思主義，我是機會主義。”即使你們“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卡死。否則這個省登報，那個省登報，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我就是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陣風，不要看河南說一年完成，你也說一年完成。”（《憶毛主席》，第63頁）4月11日，又要求人民日報“壓縮空氣”。（《憶毛主席》，第70頁）此后一段時間，毛主席的主要精力轉到了國際問題上，炮擊金門，處理中美關系，支援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斗爭。從1958年10月26日起，毛主席的精力才回到國內問題上來，派田家英與吳冷西到河南搞調查，意識到浮夸風、瞎指揮風和共產風已經十分嚴重。從這時起，毛主席連續召開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北京頤年堂會議，一路壓縮空氣，壓縮指標，要求允許商品生產，尊重價值規律，反對一大二公。在1959年6月12日至13日毛主席在頤年堂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主席將大躍進失敗的責任完全承攬到自己身上，說是自己第一次抓工業就象1927年搞秋收起義一樣，打了敗仗，碰了釘子。

      可見，毛澤東并不沒有推卸責任，甚至過多地承擔了責任。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廬山會議的前半段(1959年7月2日至31日)。7月13日晚，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第二天毛澤東批轉給大會討論。7月23日，毛澤東肯定了彭德懷的部分觀點，也進一步作了自我批評。7月31日，毛澤東宣布會議結束，準備下山。但是，一些領導人提出彭德懷的種種問題，要求解決，于是會議繼續。因此，在彭德懷事件上，究竟是人、什么因素起了關鍵作用，我們并不真正清楚。

      當然，要求韓丁搞清重大的政治歷史問題，這個要求的確太高了。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難以忽略的遺憾。

（《深翻》，韓丁著，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憶毛主席》，吳冷西著，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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