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鄉戀與當代新鄉村建設

——何慧麗于2008年3月7日晚在中國農業大學圖書館報告廳的講座

在座的各位大學生，當屬于知識分子的生力軍，或者說屬于即將成為知識分子的一類年輕人。當代的新鄉村建設是很多階層都參與的，也應該是很多人都來談的。因此今天的講座呢，我想，應該由當代新鄉村建設的主力軍，比如說作為經濟發展主體的企業家，作為為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發展做工作的基層官員——鄉村干部，讓他們一起來講。所以，我就把河南民營企業家協會副理事長張培舉先生，河南省蘭考縣三義寨鄉南馬莊村支部書記、合作聯社理事長張硯斌先生都請過來了。這種混合不同身份的團隊式的群體演講法，是我們這幾年鄉村建設中進行“知行合一”的必然創新。因為事情是大家一起配合著干的，誰干誰有第一發言權，誰干了誰說話就有底氣。而且，說話的過程也構成了干事的環節的一部分。

今天我的角色是說說近現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鄉戀與當代新鄉建設。百年鄉戀的過程，既是知識分子與基層群眾相結合改造自己的過程，也同時是服務鄉村社會的過程。我在武漢大學讀書的時候，就特別欣賞歷史學家吳于廑的一句名言：“研究現實要有歷史感，研究歷史要有現實感。”當代包括大學生在內的知識分子和當代新鄉村建設之間的關系，可以從歷史的厚重冊頁中找到一些回應吧。

一  知識分子的百年“鄉戀”，緣于與工業化相伴隨的“鄉衰”

現在是2008年了，我們向前減去一百年就是1908年。上個世紀伊始，中國發生了什么事兒？大家可以和我一起回憶一下。1901年9月，由德、奧、匈、比、西、法、英、意、美、日、荷、俄等國與清王朝簽訂了《辛丑條約》，清政府賠償各國軍費4億5000萬兩白銀，還簽訂了其他的很多喪權辱國的條款，使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后來，在世界大戰的背景下，中國出現了被西方工業化國家瓜分、國內各路軍閥混戰不休、日本伺機侵略中國的深重的政治危機，處于崩潰邊緣的經濟危機，以及傳統禮治秩序遭受破壞的文化危機。那么，我們是如何看待中國近代史上所出現危機的實質原因的？而當時的實質原因與現代史上的中國發展規律有沒有雷同之處？換句話說，從那時起中國近百年來發展的外部宏觀環境以及內部趨動力，是否可以找到大致一樣的規律性解釋？

上個世紀百年間，我們的國家經過了4個時代。上個世紀初，是清代末期，接著是蔣介石時代，一直到1949年建國之前。這個時段，是西方工業化國家的資本經濟全球擴張在中國表現的時代，工業化了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商業、金融資本在當時的條件下大舉進入中國，在必要的時候附之以政治、軍事等手段進行開路和保障。在這樣的大背景和外發強壓力之下，中國的各階層勢力紛紛憑借既有資源，或者尋找資源，進行反應或反彈。中國的官僚和封建勢力在偏安保全的同時，也試圖通過某種變革進行中國的工業化建設。清朝在19世紀末期就試圖通過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圖強”，蔣介石時代有個黃金增長10年（1927—1937），這也是在當時的官僚資本主導下拼命地發展工業化。舊時代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中國工業化，嚴重后果之一就是小農破產、鄉村破敗、社會動蕩和政權不穩定。

建國以后到改革開放之前，這三十年，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啊，還是在干一個事，就是工業化、現代化。不同于舊時代的是：我們進行工業化、現代化有了獨立的新政權的政治保障，卻在帝國主義的國際封鎖之下少有外來產業資本的介入（除了初期的蘇聯援助）。在自主的新政權的保障下，采取了有效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快速地進行工業化、城市化建設。當時實行的城鄉二元制度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都是為著有效地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人、財、物的積累而設制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建設，形成了兩個結果，一個是通過國家動員的方式在短短30年時間有效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積累，形成了工業化完備體系；一個是形成了相對落后的農村和相對先進的城市二元經濟社會結構。

到了改革開放的鄧時代。改革開放的時代，是全國上下通過改制全面發展的時代，也是中國融入新時期的全球化、新時期的全球化以各種產業資本的形態入滲中國的時代。此時的全球化與舊時代的全球化特征自是今非昔比，此時的新中國的改革開放與舊時代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鑒于資本的特性古今中外并無實質區別，所謂的由發達國家的資本牽動的全球化的目標也并無實質區別；清、蔣、毛、鄧四個時代的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的重要使命、我們這個民族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并無實質區別，因此，我們感到，這四個時代也許有一個統一的規律在起作用。這個統一的規律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百年來中國所發生的過程，是人地資源關系日趨緊張的發展中的小農大國，在嚴峻的國際宏觀背景下，追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所參照下的現代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只能通過自我的第二第三產業剝奪小農剩余的方式進行內向型發展。

也就是說，全世界都要學美國，學英國，都要工業化、現代化，中國也要。但中國和人家不一樣在哪呢？你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你的資源很緊缺；你又是個小農國家，你不可能殖民國外，你也不可能販賣黑奴啊，你也不可能掠奪別國的資源，把你的高附加值產品隨心所欲地銷向其他國家啊。你只能通過一定的制度保障自己剝奪自己，通過第二、第三產業剝奪小農產業、城市剝奪農村、非農階層剝奪農民階層的方式，進行自我積累的內向型發展，這就是事實。總之，不管哪個時代，政治體制是什么，通過什么樣的制度發展我們的工業、商業、金融業，及其聚集地——城市，你不可能剝奪國外，你只能依靠自己，剝奪自己，剝奪我們的小農，農民、農村、農業。我們看這4個時代，誰能很好地解決了三農問題，誰就能過的好一些，哪個時期的社會就相對穩定一些，那個政權就能得到穩固；解決不好，你就社會動蕩，你就朝代替換，無一例外。

我們看三農問題，上個世紀中上葉，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體現在農村的高利貸、金融壓榨、產業壓榨、小農破產、鄉村凋蔽。那么后來呢，建國以后到改革開放這個期間，其實我們還是這么個情況，城市產業大力發展，而我們的農村農業發展還是蕭條，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導致人民公社必然解體。現在，時值改革開放的大好時代。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國力增長了，我們高歌猛進地進行城市化、工業化，要趕超世界發達國家；可是另一方面，我們的農村呢，確實是跟城市差距越拉越大了。四大銀行成為汲取農村資本的脈管，公司加農戶的產業發展模式，使得大部分地區的公司成為工商產業汲取小農剩余的汲管。雖然我們已經解決了13億人吃飯穿衣的溫飽問題，然而我們的農民、農業、農村“三農問題”卻日益凸顯了。“三農”問題成為中國21世紀的世紀性問題。

可見，三農問題其實不只是一個感情、情結問題，它是一個人多地少、資源緊缺的發展中人口大國，要通過工業化的大力發展，趕超世界最先進國家，而不得不自己剝奪自己所產生的一個問題。在我們這樣的一個國家，只要有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就必然伴生著“三農”問題。這是我今天給大家帶來的一個對上世紀百年中國歷史的解讀。

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有一個傳統，這個傳統有兩點：一個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個是學以致用。“三農”問題的長期存在，是知識分子百年鄉戀的現實基礎、問題出發點。知識分子以自身力所能及的行動，踐行“鄉戀”的過程，也是在踐行人民大眾利益和當時的政權、社會穩定相結合的理想之過程。

二  知識分子百年鄉戀之人物掠影

其實，上個世紀，從1900年到1927年，1927年到1937年，那個時候，我們的農村問題已經非常突出了。那個時候，我們許多知識分子就坐不住了，就紛紛地以實業、教育等方式進行“農業復興”和“農村建設”的事業。這個事業，是為著勞苦大眾的利益，也為著當時政權穩固的長遠利益，也是為著社會長期穩定的利益。伴隨著三農問題的嚴重突出，所謂的這些以生產知識為任務的知識分子，他們要干什么？

我們先來看這個人，他叫晏陽初，1890年出生，他活了100歲，直到1990年去逝。晏陽初是留美的博士，被譽為20世紀中國教育家中最具國際影響的世界性人物。他最愛說的話就是：“走出象牙塔，踏進泥巴墻；開發農民的腦礦，掃除文盲，做一新民。”他曾說過：有新人，何患沒有新路、沒有新國家。所以他想通過平民教育的方式進行鄉村建設。晏陽初進行鄉村建設受三種力量的影響，一個是孔子，一個是基督，一個是苦力。所謂的苦力，就是他看見人民的苦難，他認為人民都是聰明的，他們的腦子就像潛力無窮的礦產，都是可以開發的。于是他帶著很多很多的知識分子，包括碩士、博士，騎著毛驢到鄉下去。他還要農民化，因為他覺得這是幫助農民、化農民的前提！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是這樣做的：他愿意和中國最基層的人民一起，一方面向他們學習，一方面還要改造他們。晏陽初老先生，他一輩子從事貧民教育，他總結了進行平民教育的十大信條，他認為這十大信條太有意義了。其中有“深入民間；與平民共同生活，向平民誠心學習；共同計劃，共同工作；從他們所知開始，用他們已有來改造……不是救濟而是發揚。”我們看，當時晏陽初這樣一個大海歸，他就是這樣和農民結合在一起的。

第二個人是梁漱溟。梁漱溟原先是北京大學的老師，是著名的哲學家、儒學家，教育家。他生產出了許多的文化知識，關于宗教方面，儒學方面的，他愿意把這些生產出來的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他對當時的社會也有很深的認識。他的學識深為曾在北京大學聽過他講課的軍閥韓復榘所賞識。韓當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時候，邀請他在河南做鄉村建設實驗；韓后來到了山東當政府主席，他就跟到山東鄒平進行鄉村建設去了。同樣，也是搞鄉村建設運動，他一共做了七年。梁漱溟的思想被稱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主義。他愿意在這樣的鄉村建設中學以致用。他愿意讓自己的知識與當時的社會結合起來。他最強調的是兩點，一個是農民自覺，一個是鄉村組織。

第三個人是陶行知，他是人民的教育家。他的學問并不是學究化或學院化，他愿意讓自己的學問與當時的現實結合在一起。他在五四運動以后從事貧民教育運動，他原先叫知行，后來改名為叫行知，因為只有行動才會有知識，知識和行動不是脫節的。我們來看他的一些名言（其實他的名言很多，大家可以上網查看）。大家看——“生活就是教育，社會就是學校”。他認為知識并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專利，所以他把知識這樣來解讀。他很愿意深入民間，他就是大眾化，平民化的教育思想。我們可以從他寫的一些歌中看出這一點，比如《鐮刀舞歌》，還有《首腦相長歌》。

我們看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再來看我們這個時代，他們那會兒和我們現在的時代簡直沒法比。現在是天，以前是地。但是現在依然存在著三農問題，一樣存在著城鄉差距拉大問題，存在著整個國力增長而我們農民農村農業建設實際落后的問題。而我們當代究竟有多少像他們這樣的知識分子呢。

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費孝通，他是上個世紀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如果說前面介紹的三個人，他們是懷著對人民大眾的苦難的同情和對祖國的熱愛，把自己的知識給平民化，在做事、做人上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而費老則不僅是在做事、做人上給我們樹立了榜樣，他最重要的是做了有利于人民的學問，他是跨越學科界限、開拓學問境域的一匹野馬！是真正的“有的放矢”的做學問的大家。費孝通老人家，他一生的歷史就是對這百年中知識分子“鄉戀”的一個印證。在他年輕的時候，他就主張到田野去。當時包括他在內的一個學術團隊紛紛去鄉村調查，他們信奉一句話：“原野是可愛的地方，是我們問題的所在。簡單結實，那些從前只讓太陽和月亮照到的社會事實，現在都在手下支配了。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最樂，發現事實，發現真理，留在后方的人只感到一股酸味兒。”（《社會學社：送行》，載天津《益世報》，1936年6月）費孝通早期的著作，都是在村莊里完成的，全部都是關于村莊的事情，都在談論社會組織的重要性。他的第一本書叫《花瑤藍社會組織》。他和他新婚的妻子到廣西去搞調研，他掉到了當地的一個捕虎阱里，為了救他，他的妻子著急去叫人，結果在黑夜里不慎掉到河里被激流給沖走了，犧牲了。《江村經濟》、《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等都是他早年的著作，這些也都是他“學以致用”的著作。后期，也就是八十年代以后，他還是立足于鄉土，提出了小城鎮建設、區域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研究、全國一盤棋的理論，他的學術價值，旨在富民。他總是說：“我一沒權、二沒錢，我就是一個知識分子，那么我能做什么呢？我就能為富民的目的出主意，想辦法。”這就是他的學術價值。

我們再來看建國以后。建國以后到改革開放之前的毛澤東時代，一個時代的年輕人，不是像我們一樣天天坐在教室里，而是去上山下鄉。1968年，毛澤東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當時全國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到1975年年底為止，我國上山下鄉的知青已達到1200萬。那個時代有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去和農民結合。一個是改造自己，一個是為農民服務。

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的經濟背景是什么？我們的解讀是：因為中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實質是資本增密的排斥勞動力的工業化，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資本和原料，一方面容納不了那么多的勞動力就業及其消費；而農村要生產出大量的供工業發展的原材料，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總之，仍然是工業化的附帶現象，是服務于工業化需要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當時的知識分子上山下鄉，是有著時代背景制約下的服務于全局的作用的。這里有一張圖片，反映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在鄉村里利用農閑時間進行吹拉彈唱、活躍鄉村文化生活。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在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制。三年以后，糧食大豐收，糧食大豐收以后，出現了一個問題，就叫增產不增收，優質不優價。在這種情況下，需要考慮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糧食問題啦、農村土地問題、農產品流通等問題，如何在承包制的前提之下進行解決？那時候有一批人，以曾經擔任國家農委副主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領導下的一個團隊為代表（其成員有杜鷹、溫鐵軍、朱守銀等），我們把這些人稱作上個世紀80年代愿意跟基層結合做實驗、并以實驗的結果來指導全國農村發展的一批人。他們的實驗涉及到農村土地流轉制度、農村基層經濟組織建設、農產品流通和農村金融體制等方面，范圍涉及到全國21個省市自治區的164個縣市農村，時間是從1987年到1998年。他們使用的方法叫實驗法。大家知道，做學問其實有很多種辦法，其中有一種就叫做實驗，自然科學要做實驗，社會科學一樣要做實驗。在80年代的改革實驗期，他們用做實驗的方法試做了很多事情。他們那個時候三十多歲，現在已經五十多歲了，這一批人現在大都是三農學界權威，在三農問題日益嚴重的90年代，他們的研究為中央文件中關于農村方面的指導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理論依據。這與他們那個時候到基層中去，與基層人民相結合做實驗緊密有關。

在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三農問題日益嚴重，有的學者就到鄉村去做調研，他們不唯上、不唯外，在一定的調查素材積累基礎上，寫出了有一定水平和影響力的作品。這里可以介紹兩位老師：一個是上海理工大學的曹錦清教授，曹教授于1996年花了半年時間，到以開封為主的黃河流域去調研，寫了《黃河岸邊的中國》，現在已經重印了14次，非常有價值，現在到圖書館還找得到。從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在華中科技大學，有以賀雪峰為首的鄉村治理研究者，他們自稱為“國情共識派”，呼吁做學問要——返回國情、返回常識、返回個案中來，他們愿意到基層的人民群眾中去，做一些概括了改革開放時期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狀況的特點的研究。他們在觀察了大量的農村選舉實況的基礎上，在力所能及地進行部分鄉村改良的試驗基礎上，總結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以賀雪峰為例，他寫了《鄉村治理的基礎》、《鄉村的前途》、《什么農村，什么問題》等書，他應是我的同齡人的一個楷模。

在人物梳理的最后，我們不得不強調一個人，他就是溫鐵軍教授。溫老師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跟他的同事們進行農村改革的試驗，90年代在三農問題日趨惡化之際，他一直在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或者緩解進行呼吁。本世紀初，在他的指導和激勵下，有桂曉琦、李昌平、姜柏林等來自基層的干部，以及劉老石、邱建生、何慧麗等知識分子們，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進行有關農村改革、鄉村建設的各種研究和實驗工作。截止現在，實驗曾取得了很多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內容涉及到資金互助、經濟合作社、老年人協會以及農村文藝隊等多個方面，范圍達至十余個市縣區的幾十個村莊試點。實驗宗旨是“人民生計為本，合作組織為綱，多元文化為根”，實驗的動員經驗是“政府主導，農民主體，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全社會參與”。新時期的鄉村建設強調“生態”和“合作”兩詞，也強調政府主導下的“以城返鄉、以工補農”的城鄉互助。溫鐵軍老師在黨的十七大召開之前，被北京市委組織部評選為市級優秀共產黨員，他以及他的志愿者團隊深入民間、進行新鄉村建設實驗的事跡被廣泛宣傳，足以證明他的行動的時代特色。

顯然，任何“自信”的宏觀敘事都是掛一漏萬的。以上所選人物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現在黨和政府提出“構建和諧社會”，提倡“以人為本”、“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生態文明”、“城鄉統籌發展”等戰略思想，這為知識分子在新時期以當村官等體制內制度設計方式，踐行“鄉戀”情結提供了政治的制度保障機制。大家可以看到當前在全國各地都興起大學生直接下村當“村官”現象，可謂是新時期的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的表現吧。

三、 歷史經驗的傳承和當代新鄉村建設的時代任務

剛才我們穿越歷史介紹了很多人物，有的是在做學問方面愿意與人民群眾結合，有的是在做事做人方面盡力與人民群眾相結合。在座的各位應該向他們借鑒如下三點——

第一點，我們怎么做人。這樣一些人，他們要和農民在一起，要和社會上的弱勢者在一起，他們不會嫌農民臟、嫌農村窮，這是非常可貴的。晏陽初先生說：欲化農民，先農民化。他本來是不抽煙的，但是他為了和農民在一起，就開始學抽煙去接近農民。這體現出了一種做人的哲學。所以，無論你有多高深的知識，多么聰明，你都要學會去做人。而我發現近現代以來，我們的教育有一些不足：作為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們，許多人是“有技術沒文化”；作為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許多人是“有知識沒思想”。

第二點，怎么做事。就像陶行知說的，做事并不一定等畢業之后。因為你要去做事，你才能獲得知識。所以我說，你可以利用寒暑假，到農村去，身體力行地為他們唱唱歌，將自己融到農民群體中去；去跟小孩們結朋友，為他們上上課；也可以將你的專業和農民們聯系一下。你可以一方面改造自己，一方面呢，給他們帶來一些有用的東西。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你實際上就學會了做人，學會了謙虛地做實實在在的事情。實實在在的事情一件件地做下去，串下來，與別人的事情勾連起來，就成了一個很大的事業。

第三點，向前人學習，借鑒如何做學問。中國的知識分子當然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學問就可以了，但是對于鄉村的感情，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的對于這個民族的根的感情。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也可以算是知識分子了，能夠去繼承一些先人們的做法和他們的思想。在座的這么多人，有些人以后可能就是去生產知識、去搞研究的。大家以后如果去搞研究，就要像費孝通等學者那樣去搞研究。去最基層的地方，得到最實際的情況，把這些東西總結提取出來，最后去形成有利于基層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的東西。所以，我的建議就是：今后如果你去生產知識，那么請你走到民眾中去，到農村去，去看一看火熱的基層實踐中發生了什么，對其現象進行解讀，總結，形成觀點和理論，然后再用這樣的高于現實的觀點和理論去指導現實。而不是只唯書、只唯上、只唯外。

     實際上，這幾年來你們的同齡人已經在新鄉村建設實踐中探索出了很好的下鄉經驗。現在我們來看一些大家的同齡人的鄉建剪影。第一張圖片：這是2008年的冬天，河南大學的同學就要到河南省蘭考縣的鄉村去進行支農支教活動，在校門品舉行的一個啟動儀式。第二張圖片：這是北京林業大學的翱翔支農與實踐社的成員們在進行豐收腰鼓的表演。他們在長期的支農支教活動中，發現了一個很好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學會一個大眾化的文藝技能——比如敲腰鼓、扭秧歌，到鄉村去，和農民結合。接下來的一張圖片是：三年前，在河南省蘭考縣，由河南大學三農發展研究會等大學生們帶著小紅帽（上面寫著“唱響新鄉村”的字），去和蘭考農民合作社的社員搞“歡度國慶、共建鄉村”的大聯歡。大家知道他們唱什么？他們唱的是新改編的《團結就是力量》——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貧窮自私開火，讓一切不合作的事物死亡。向著太陽向著小康向著新鄉村發出萬丈光芒。”

講到這里，大家發現，其實大學生們到鄉村去，首先能做的一件事情是：形成一道亮麗的新文化風景。你們可以去唱，去唱響新農村，去為鄉村帶去一股積極向上的、清新的風氣。當代的新農村建設，是需要文化建設的，你們可以去學習打腰鼓，可以去表演秧歌，可以以各種通俗易懂的大眾化文化表現形式，歌唱勞動、歌唱奉獻、歌唱合作。

你們可以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去給農村的組織送去科技圖書、送去物品等。第三件事是參與鄉村組織建設——文化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組織、社會合作組織等農民合作體的建設，大家可以是很好的協助者。 第四件事情是將我們在城里的日常消費和新農村的生態農業建設聯系起來，就是以可行的方式參與我們這幾年來在城里搞的城鄉互助合作社。

總之，每個人，每個群體的力量就孤立地看，都是有限的，單薄的，但是，如果我們清醒地認清自己的弱點和長項，也能弄明白如何在傳承先人經驗和精神的基礎上，把握時代脈搏，使自己有限的力量融到大家一起做的時代事業的洪流之中去，那么，才會在有限中體會到無限，在自主的合作行動之中感受到強大和壯麗。

21世紀的新鄉村建設的幾個關鍵詞是：1、增收。注重科學技術，注重經濟發展，注重農民增收。 2、和諧。注重鄉村公共的軟硬件服務，注重合作的制度建設，注重農村貧富差距的縮小，注重鄉村秩序的重建。3、生態。注重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建設，注重綠色文化和文明的建設。大家若能體會到“增收”、“和諧”、“生態”三個關鍵詞在當代新鄉村建設中的深切含義，一定會以己之長融到這樣的新鄉村建設事業中去，在這樣的事業中成就自己，造福鄉村。

今天我們請來了以投身到當代“生態農業”建設事業為奮斗目標的張培舉先生，還有以投身到當代“和諧合作村莊”建設事業為奮斗目標的張硯斌先生，下面就請他們分別給大家做生動詳實的報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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