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丁筆下的張莊——中國鄉村變革中的自組織困境

老田

韓丁通過他的著作，追溯了張莊半個世紀的歷史演變，幾乎每一次，都是在張莊表現很差的時候都讓韓丁給碰上了，正是從這個不好的典型中間，我們讀到了中國農民在創造新世界過程中間的組織困境——農民很難完成自組織過程，由此每一次合作都隱含了失敗的根子，自組織困境常常使得前進過程的社會代價過于巨大，甚至長時間未能實現巨大的潛在合作利益，今天，農民難于合作仍然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社會性障礙。

一、  韓丁與張莊

張莊是山西潞安的一個村莊，1948年韓丁跟隨土改復查工作隊一起來到這里，參與了這個村莊的復查工作達半年之久，他根據自己記錄的材料，于1966年出版了《翻身》一書，這本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拉鐵摩爾把它與《西行漫記》和《中國震撼世界》一起視為描寫中國革命的“三大經典”之一。這本書于1980年由北京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中文譯本。1971年，韓丁再次回到張莊，追溯了張莊在建國后的變化，特別是合作化事業的波折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動蕩和不幸，于1983年出版了新著《深翻》。2007年，全書由新的翻譯小組重新翻譯校閱，預計很快就會面世。

中國革命前后數十年之間所發生的深刻而持久的社會變革，涉及到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海外學界的長期關注。但是，像韓丁這樣能夠追溯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材料，選定張莊這個具體的歷史舞臺，持續地向海外讀者介紹中國的持久變革、以及變革中間普通人的想法和遭際，目前還是唯一的。

韓丁所追溯張莊，打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好的典型。韓丁在《翻身》敘述中間，“兼用了小說家、新聞記者、社會學家以及歷史學家的筆法”，以紀錄片的形式追溯土改復查時期揭露的許多“極左”表現，有些農民過分執著于當前利益的擴張，在追逼浮財過程中間導致十余人被打死，還發生了剝奪小私有者的錯誤，并且發生過干部欺壓群眾的事件。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莊發生了很多原本不該發生的事情，是一個落后的典型，但是韓丁卻在這樣的混亂中間看到了張莊的代表性：“在整個中國的農村地區，對抗著的社會力量，革命的基本問題、目標和最終結局都是相同的。在張莊襯立的階級，也就是在全國范圍內對立的那些階級。全體勞動人民的聯合行動，奪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性，這在張莊和全國都是一樣的。張莊農民的小生產者心理，在本質上與全國各地的農民毫無二致。凡是農民奮起分地的地區，就必須克服過火的傾向，這在張莊曾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群眾自己起來鬧翻身，干革命，不可能安排得那樣有條有理，韓丁認識到了：“當中國革命的進程全面展開時，它包括前進與后退，右傾與左傾，每日、每時、每分鐘的量變到突然的質變。總之，革命的進程深入了，它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物質生活，也改變了人們的思想意識。而正是后一方面組成了革命的特殊力量，是使革命所導致的變化深刻而持久的保證。”[1]韓丁沒有停留于簡單的指責，而是從干部和村民所犯的錯誤中間，看到了改造舊世界力量的艱難成長過程，以及這些力量是如何被鍛造出來的。

韓丁1953年回美之后，一直被美國政府禁止出境，直到1971年才得到機會重返中國。他先后五次重訪張莊，寫出了一本新書《深翻》，這本書著力描寫了合作化事業和文化大革命的波瀾：“描述了張莊的生產者，如何從開始的痙攣似的互助，逐漸學會在一起干活；把土地、牲口、農具集中起來，創建一個有生命力的合作社；他們的合作社又如何地和別的合作社合并，形成被稱為公社的聯合體。它描述了張莊村民在全村都實行集體勞動之后，如何嘗試了一個躍進：他們開始用本地的礦石煉鐵；用自己的雙手修筑水壩、水庫和鐵路；深翻土地，期待打破紀錄的高產，結果卻是大旱烤焦了田地，莊稼歉收，副業破產，生產單位太大、太集中，難于管理，以至于搞不下去了。”“接下去，《深翻》描述了六十年代初，從集體向個體的倒退，其后的從新大干合作社的運動，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張莊的農民動員起來，炮打司令部，造反奪權，全力投身于改變這個世界；運動造成了村民的分裂，形成了鐵桿的兩派，為了權力而爭奪權力，互不相讓，其中最勇敢好斗的積極分子，走向了全面的內戰。它還描述了解放軍的士兵們如何地強行維持一個扭曲的和平，而黨員們又是如何地嘗試團結群眾和干部，恢復基層正常的生活，和從新推動抓生產的運動，雖然他們的努力僅僅取得了很有限的成果。”[2]

韓丁是從關注全人類的命運的角度來關注中國農村變革的，他的系列著作的目標不是為了留下史詩，而是“描述了一個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或許也是最有勇氣和魄力的社會變革如何走向停滯、衰敗的故事。”[3]原本要寫的關于張莊的第三部著作《分山》，沒有完成，但他對于中國農業的現代化路徑的關注，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

二、  農民的自組織困境

韓丁對于張莊歷史變革的追溯，給人們留下了近半個世紀的翔實記錄，我們從中間能夠讀出一個前后一致的線索——農民在完成自組織方面存在著一個持久的困境：農民很難僅僅依賴自己舊有的覺悟和組織經驗實現緊密的合作并協調其內部矛盾，并在合作的基礎上去實現分工分業和實現潛在的發展利益。而且，像張莊的農民那樣，雖然經歷了很多的曲折，在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之后，其組織成就往往也未能守住。

農民的自組織困境，反而在韓丁選擇的一個“落后”典型里，得到了更為清晰的揭示。韓丁在《翻身》的結尾明確地指出：“我當時覺得很明顯，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人民的斗爭是很有可能要失敗的。農民潛在的軍事力量，生產能力和政治才干必須予以培養、動員和組織，而不是簡單地‘解放’。張莊的經驗無疑證明了這一點。沒有共產黨的領導，貧農就很容易把革命向‘左’偏得很遠，以致走向反面，造成右的復辟。沒有共產黨，貧農就很可能分掉一切東西，連農舍里最后一副碗筷，工廠里最后一個齒輪和車軸都要分掉。這樣做，就會破壞他們要依靠它進行建設的那么一點生產基礎。沒有共產黨，貧農就很可能把較富裕的同盟者全都趕到敵人懷抱里，就很可能拒絕、以至于毀掉涌現出來的最富有戰斗性、最富于獻身精神和最有能力的領導者。這樣的錯誤，只能使農民分裂成以親族關系、宗教信仰、個人影響、幫會義氣等為基礎的一個個宗派，只能導致無休止的派別之間的火并。最后，農民因為在貧困的經濟條件下難以實現公平的理想和行動綱領，很可能歸于失敗。這種理想是絕對平均主義，這種綱領就是削平一切，其結果將是地主統治的徹底復辟。”[4]正是有了共產黨人深入群眾，領導農民修正缺點和錯誤，這個組織困境才得以克服。

韓丁在土改復查中間，深切地看到了農民認識自身利益的困難：“人民必須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通過自己親身經歷，了解到自己處境的各個方面，了解到某個特定計劃的切實可行的好處。那時，只有那時，他們才能自覺自愿地付諸實踐。那時，只有那時，才有成功的希望。”“于是，農民在共產黨的指引下，從部分認識逐步地到達全面認識，從自發的行動到有指導的行動，從有限的勝利到全面的勝利。同時，通過這樣的過程，他們把自己從自然和社會力量的被動的受害者，轉變為一個新世界的積極的建設者。”[5]

1947年的土改復查運動中間，貧苦農民對于干部的不信任，對于地主挖浮財的追逼，都是一種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表現。一個村民對于強勢人物的批評以及可能會因此在將來遭到報復的考慮，會誘發一種把未來的概率風險進行“貼現處理”的思路，村民對干部采取殘酷斗爭、不講政策并要求徹底推倒的激烈情緒，并不是什么“極左”和“盲動”，而是試圖在批評干部的同時把未來遭干部報復的風險也連帶降低。這樣的思路當然符合村民的“短期理性”，正如韓丁所指出的，這只能“毀掉涌現出來的最富有戰斗性、最富于獻身精神和最有能力的領導者”，中斷了原本可以服務于社區發展的組織能力的積累和干部的健康成長過程，損害農民自己的有組織努力。對干部揪住不放，本身是農村組織困境的一部分，農民對此有著“理性”的考慮：在農村這樣一個其成員難于退出的社會和地理空間中，對行為的長期后果與風險是自然需要考慮的。

但是，對于監督和批評干部所帶來的風險，也確有必要進行適當的“保險”，否則，要么會使得來自基層批評和監督絕跡，表現為沒有人愿意為集體利益而監督干部這樣一種集體行動困境，助長基層干部的自利目標的私欲膨脹；要么就很容易誘致農民在批評的同時追求風險一次性貼現的“極左”取向，從根本上毀壞社區內部組織技術的積累過程。這個問題部分的解決，要求引入“上級領導機構”的作用——保護村民的批評權利同時長期保持對基層積極分子較高水平的回應，避免批評干部的農民遭遇到報復，或者在遭到報復之后能夠得到上級領導機關的及時救濟。回顧新中國的歷史，批評權利受到保護的工作未能得到制度化的保障，這就使得基層干部濫用權力的行為僅僅依賴于上級的糾偏，沒有在基層造就出可靠的監督力量。集體組織中間缺乏對于基層管理者的有效監督，一直是農村合作困境的重要方面。

對于大多數貧苦的農民而言，合作有著巨大的潛在利益：“由于沒有足夠的耕畜和農具分給大家，又由于有的土地面積小，任何設備都不能充分發揮其效用，所以，除了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所有的人最終只能組織起來用他們所擁有的東西，互幫互助來解決問題。”[6]舊中國的窮困和農具的缺乏，戶均耕地也少，這種狀況背后所隱含的潛在合作利益很大，韓丁在山西張莊看到的情況在全國農村都是有代表性的：“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間，互助運動在太行山區的開展是比較容易的多而農民要生產，也就非搞互助不可，因為車、驢、牛、耬，乃至鐵鋤都不夠大家分的，為了生產，只有合伙使用。互助之所以必要，還因為盡管使用原始的生產工具，卻沒有一家有生產所需要的全套農具和牲畜。一頭好騾子能耕種一百二十畝地，但無論哪一家都沒有這么多地，甚至連一半都沒有。張莊最大的田產是一戶九口之家的四十八畝土地，這樣一個大戶也用不了一頭騾子。如果他們想有一頭騾子、一輛大車、一張犁、一片耙、一副耬，那么成本合起來就要大大超過四十八畝土地的收入。因此，一個擁有一頭騾子的家庭就不會再有其它基本農具，甚至連大車也沒有，盡管一輛大車在運輸上和農業上都很有用。”[7]

就農民所擁有的土地和工具而言，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困難是廣泛存在的，而發家致富的可能常常是以鄰居的貧困化為條件：“在中國，實際上還有幾百萬農民沒有足夠的土地、耕畜和農具來進行各種形式的小規模生產，更不用提‘發家致富’了。號召每個農業生產者都富裕起來，從字面上來說就是矛盾的，一個富裕的農民實際上就是一個剝削者，因為他通過雇傭別的勞動力致富，不論在哪個地方，都只有極少數的人有希望通過雇工，置地，加息放貸和創辦企業致富。”“有人買地就一定有人賣地，有人雇傭勞力就一定有人出賣勞力，有人放貸就一定有人借款，并得付利息，有人爬上經濟的階梯就一定有人摔下來。”[8]農村的兩極分化已經由此形成的社會矛盾和階級對立，格外具有威脅性，本質上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發展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和政治問題，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成為共產黨政府所優先處理的方面。在這個意義上，中央政府的制度設計與貧苦農民的要求有很高的契合之處。

在舊中國，貧苦農民的困境恰恰是地主富農的機會，他們可以在農民最為困難最為無助的時候，趁虛而入取得最大的收益，所以，農村中間地主富農的權威和財富，往往構成合作的第一個障礙：“土改中和土改后迫使人們走向互助的經濟壓力已經存在了幾千年，這種壓力使人們在一定的自發的基礎上進行互助，但由于不同階級的存在互助一直沒有成為一種群眾運動，也沒有以任何一種那怕是暫時的形式固定下來具體化。當然生產者在土地和生產能力不均衡的情況下搞合作化也是很困難的，富農不愿和貧農交換勞力。富農雇傭貧農，并可以從這種交換中得到剩余價值。在舊社會，那些有牛或有騾子的人可以利用這些耕畜從貧農那兒榨取無償的勞動，所以他們不愿意和這些人搞互助。只是在土改以后，才出現了由幾戶大致平等的少量土地所有者組成的小集體，這些人共同擁有一頭牛或一張犁，這樣，才使得合用勞動力、牲畜和農具成為可能。”[9]

雖然互助合作在經濟上的必要性非常明顯，但是實現農民的合作也遠非一件易事，沒有良好的管理，合作組織就不可能有效地組織生產和分配，這對于農村而言也是一個大的問題，新制度下農村有威望的富裕中農是反對合作的，雖然農民的合作有很多潛在的利益和理由，但是要建立起穩固的合作組織和管理良好的互助組卻不容易。韓丁還記錄到了一個堪稱幽默的互助組解散的案例，這個互助組的成員之間僅僅因為“少吃一個饅頭”而扯皮最終導致散伙：“有一天，玉興所在的互助組在一家軍屬的地里干活。玉興主動要求回村里去把全組的午飯帶來。……玉興回到地里以后，饃很快就吃完了，但是互助組里有一個人只吃到兩個，他指責和他一起鋤地的伙伴吃了他的第三個饃。這個伙伴又責怪別的人。隨后的爭吵使得互助組成員的關系壞到這種程度，結果他們散伙了。從此以后，這些農民都各干各的，而不在一起協作了。”[10]

很明顯，窮苦農民能夠從合作中間實現巨大的潛在利益，首先是可以避免失去土地的風險，穩定自己的生產條件，其次，合作可以實現投資的節約和生產的提高。但是，這些利益是否能夠實現處于不確定狀態，最終依賴于管理的績效，糟糕的管理明顯會妨礙潛在利益的實現。所以，韓丁以一種猶猶豫豫的口氣來述說農民對于“社會主義”的擁護：“新民主革命勝利之后，毛領導中國人民，立即進入一個新的被稱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但顯然他并沒有能說服大多數其他領導人，同意他為這個階段取了一個正確的名稱，或為它指定了適當的綱領。看起來，他也沒有得到足夠多數的中國人民的同意。我的印象是大多數的農民，打心里擁護毛的‘社會主義’。”[11]由于村子因為《翻身》一書而具有很大的知名度，山西省和晉東南地區就特別關注張莊，一次又一次地派工作組，企圖打破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張莊所處的政治和生產的困境，他們的努力并沒有見到成效。張莊仍然是馬廠公社里頭的落后大隊，糧食單產遠遠少于鄰村。[12]看起來，農民是舊制度清醒和積極的反對者，但卻是新制度的消極支持者。所以，新制度的轉型很順利，這得到了農民的消極支持，但是新制度在運作與制度化水平上的緩慢進展和錯失，則與農民不積極的投入意向相關。

三、集體管理中的干部行為模式

沒有集體組織作為依托，農民就找不到現代化的出路，恰恰是從落后典型的惡劣表現中間，韓丁看到了集體的力量：“集體化的威力還是在生產領域里充分顯示了出來。張莊村有能力動員大量人力完成，提高糧食產量，或進行新的副業規劃等一切必要任務。上級提出深翻土地，72名青年人就全力以赴干了起來。在一場持久的深翻運動中，他們深翻土地800畝，深度達1尺多。不論深翻是否有益，這場運動本身證明，集體化形式是行之有效的。每當一項工程需要集中勞力，它就可毫不費力地做到；若一項工作需分散勞力，如上山采集草藥，或沿路拾糞積肥，也一樣可以完成。經常出現的，也是唯一真正的問題是：公社或市級領導瞎指揮，命令搞不合理工程，或提出不切實際的方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大隊也一概積極響應上級口號，就難免做出荒唐事來。但是這不是集體化本身的錯誤，而是公社權力過于集中，大隊自主權太少的結果。同時也是政治風潮造成的，因為上級動不動就把地方的主動性和創新精神當作違法亂紀去批判，使他們在政治上失去信任。”[13]

干部不受農民的批評，同時也就難以汲取來自農民的支持力量，不得不把自己的仕途和利益與上級的評價，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來自上面的瞎指揮和浮夸風就有了一個與基層干部能力相稱的放大機制。基層干部不是從本地的實際出發，不是從農民的利益和需要出發，而是過分地回應了上級不切實際的瞎指揮，這給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帶來的災難性影響是巨大的，韓丁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等級分明的制度中，有野心的個人，做決定往往根據的不是國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要緊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討好上級。如果上面要求解散基礎不健全的合作社，下面就不管好壞，統統解散，為的是表現自己的熱情和能力。如果上面要求以糧為綱，下面就大搞糧食，林、漁、牧、副統統不管，為的是表現自己干勁沖天。”“后土改時期，經常導致政策扭曲的左右搖擺，雖不是前所未見的新情況，但是由于沒有共識，現在的搖擺就往往會比過去的搖擺更走極端和更具有破壞性。由于一部分重要的領導人不同意戰略目標、不肯大力推行，往往會因此妨礙政策的執行，使新的政策、措施滯礙難行。但是同樣的這些領導也有可能故意反其道而行，過分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其實是意圖造成對政策措施乃至整個運動方向的疑惑和不滿情緒。一旦極左的錯誤使得激進的方案顯得荒謬絕倫，那么代之以較保守的方案就變成很容易的選擇了。不管是否有人真的實行了這樣陰險的計謀，客觀而言，球是往另一個方向反彈的。”[14]

在文革期間，所有問題都有了登峰造極的惡劣表現，不要說中央的政策和法令，就是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被一些人發展成為打人的“棍子”和爭權奪利的工具：“我們聽當地官員的介紹，講的一套一套的，但與我們看到的實況，和在別處聽到的說法，卻似乎有差距。文革的爭論幾乎總是導致對語句的意思的完整性的嚴重削弱，導致廣泛的概念上的弄虛作假。人們胡亂使用馬克思主義的關鍵詞語，往往僅僅是為了拿它們作為公然背叛原則的遮羞布。無產階級一詞的意思就是我和我的朋友，‘資產階級’的意思就是你和你的朋友，而你們，不消說，已經墮落成為‘幫’了。‘搞革命’的意思就是由我奪權；如果你奪了權，那就是‘反革命’。不管是誰當權，似乎總是能用最革命的詞句，把自己打算做的事情，說得頭頭是道。過一陣，人頭全變了，但莊嚴承諾、信誓旦旦的口吻，卻一成不變，包裝其說法的理論外殼似乎總是滴水不漏。這些當事人讀過馬克思和毛澤東，他們知道選那些字句來支持他們的論點。”[15]

四、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路徑問題

在人均耕地不足的中國現實中間，最大限度地提高單產和復種指數是必須的，至少是在解決口糧需要之前是必須的，這按照黃宗智教授的說法屬于一種過密型的農業種植技術。此時，農業機械的幫助局限于非常短促的搶收搶種季節，年利用小時數太少從而導致不經濟。在糧食產量滿足了全體人民的口糧需要之后，過密型技術或遲或早會過時，勞動日機會成本的上升或者短缺，農業勞動投入降低到必要水平之下的時刻就會到來，這個時候引入機器替代人力投入就是不二選擇了。

而昂貴的機器引入農業，就需要追求一個合理的成本收益對比，韓丁認為這需要從根本上改革種植制度以延長機器的年利用時間，例如選擇新的作物品種使得播種和收獲季節延續較長的時間，例如把年機器利用時間延長到4-5個月，就可以提高投資效率；在改革種植制度的同時，還必須擴大生產單位的規模，以利于實現成套機器耕作潛力的充分利用。韓丁認為：“既然農業生產是一個主要部門，即便不是最重要的部門，那么農業生產也必須現代化。……鄉村的倒退破壞了其他領域、工業和整個社會的發展。”[16]

但是家庭規模的種植單位，使得機器很難被選擇：“（土地分割的）變革把鋤頭確立為卓越的農具，并且保證不會有其它更先進的工具能很快的代替它。”“土地分割還沒有嚴重影響到谷物產量，因為農民仍然用鋤頭耕種土地，畢竟一塊土地是一碼寬還是10英畝大對鋤頭農業并沒有多大的影響，除非它包括更多的勞動力。農民只是更努力地工作，工作更長的時間，投入更多的精力，農業有一個總體的加速，并且這部分超額的努力使產量保持平穩，甚至增加。”[17]

今天，中國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農民也相應地降低了單位土地上的均衡勞動投入水平，并且由于出外打工機會的增加，農業生產勞動的機會成本相應上升，使得單位土地上的勞動投入下降到必需水平之下，引入機器在客觀上有需要，實際上也有可能，但是機器與化肥農藥種子這些“可分的投入”不同，沒有一定的生產規模就沒有滿意的成本收益比，家庭作為耕作單位就成為一個根本性的阻礙。這一點韓丁看得非常清晰：“健壯的勞動力到其他地方謀生去了，這意味著留在農村的主要勞動力成了老人、孩子、弱者和婦女。不可能將土地更做好，導致低產出，沒有能力管理土地的人則開始拋荒。”“部分由于這種勞動力的減少，農業基礎設施——梯田，排水渠，灌渠，江河堤壩，阻風帶，森林帶——都被忽略了。秸稈肥料、糞便囤積和許多其他高產措施都迅速減少了。”“勞動力短缺在三種情況下是明顯的：（1）那些副業、工業、采礦業發展迅速的鄉村；（2）在大多數大城市和許多中等城市周邊的鄉村；（3）在那些人少地多的地區——東北、西北和內蒙古。總共加起來這些地域占到中國版圖的30%。”[18]

從韓丁對張莊大變革的歷史記錄中間，我們讀到了農民自組織在多個的困難，私有制條件下地主富農可以從農民的困境中間受益，他們在鄉村的財富和聲望恰恰是合作的障礙；在土改復查期間，農民被發動起來對干部提意見，這對于糾正干部的偏差十分必要，但農民的考慮往往著眼于“短期理性”；雖然合作能夠給貧苦農民帶來巨大的利益，但是合作中間的協調和管理工作卻不容易解決；后來的集體經濟單位中間，干部的努力方向對于集體的績效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干部個人卻常常有著不同于集體經濟發展的別種目標，使得他們更易于跟風。從韓丁的描述對張莊的記錄看，一個新世界的建設過程，其代價之巨大和困難程度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象，韓丁也曾經為此困惑并猶豫過，但是他最后終于走出來了。這說明一個真誠地中國農民命運的人，最終是勇于拋棄一切成見的，為此，我們需要向這位已經過世的先輩表示敬意。

二〇〇八年四月八日初稿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七日修訂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公管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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