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磊：80后與左派陣營

11月23日，成都網友關于“改革30年”的討論，形成了不同的觀點，有正義的呼聲，也有理性的分析，會議開得很成功。這次討論，作為年輕人，我們深受啟發，學了很多東西。就此我也有幾點看法，發出來供討論和批判。

第一，老左派與80后在話語和問題重點上有代溝，新左派必須在其中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1）從1919到1979年60年，是80后所沒有經歷的，而對于這段時間怎么評價，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觀點，到底應該相信哪種版本，我認為必須給80后一個“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歷史和說法。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大背景下成長起來的，過去好的、客觀的東西我們接受和繼承，過去不好的、不立足于客觀實際的東西我們也會坦然面對，我們拒絕盲從，拒絕任何片面的、極端的和不切實際的看法。（2）老左派在話語體系和問題重點上仍然停留在前改革開放的時期，即使過去的時代是一座我們必須正視、尊重和認真對待的“金礦”，那么在市場化改革已經深入推進的30年里，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問題重點、行為方式、道德價值都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革，如果過去時代的“閃光點”、歷史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不能與我們當前的“時代精神”相結合，不能用當代年輕人的話語體系來準確表述，左派陣營很難成功地說服80后的新生力量。（3）“新左”和“老左”有共同的價值取向，也有不同觀點。但是，“新左”在各方面更接近于80后，更容易與80后溝通。因此，我認為“新左派”在思想上必須發揮一種承上啟下的作用，要拉近老左派和80后的距離，作為“溝通”的橋梁。

第二，要倡導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溝通和對話。極左和極右有共同的毛病，就是太過于極端。對于新自由主義的很多觀點，我們認為是有一定道理的，說得對的、實事求是的地方也要接受，不能認為是“右”的就全盤否定，也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們相信自己的看法和判斷，同時也主張不同的思想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平等對話，理性討論”。

第三，社會的發展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改造社會、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須尊重給定的歷史前提、條件和范圍。相對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解釋和社會改造方案，西方馬克思主義也有很多合理的、值得認真學習和對待的東西。任何固定的和僵化的解釋，都會與時代發展脫節，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在當前，不管是左的觀點，還是右的觀點，都認為現在的改革開放是有一定問題的，但是我們認為，必須給出一個明確的未來前景，必須立足于中國的現實和國情論證前景何以可能。現在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是：正視不同意識形態、思想觀念背后的利益指向，限制官僚和資本的力量，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要求，必須有一個能夠團結工人和農民的社會力量來爭取相應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必須使他們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同官僚和資本對抗。

第四，80后的新生代普遍感到對社會的不滿，他們接受左的思想或者右的思想，在更大程度上是因為兩方面都有對于當前“社會弊端”的剖析，這些看法與他們自己的觀察不謀而合，但是政治意識并不明確。我們認為，為什么官方的馬克思主義在80后中間成為“假、大、空”的東西？為什么他們不信任官方的說教？那是因為你說的和做的是不一樣的，說一套、做一套。比如，我們從初中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背誦“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是我們就是不明白“決定”的機制是怎樣的（現在的認識不一樣了），環顧周圍我們更難發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同志！這樣子，讓別人怎么相信！

第五，我贊成王朝明教授的看法，改革導致了一大批利益受損者，是一種非帕累托改進，而卡爾多改進又沒有跟上。改革必須正視下崗工人、農民和大學生畢業生的利益要求，要發展有限制的市場經濟（趙磊教授的看法）。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可以不要了。選擇市場經濟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但是并不能否認市場經濟的內在問題。像國有企業改革、收入差距擴大、生態環境惡化、金融危機等問題一樣，追根究源總要回到“原點”，即市場經濟和所有制問題。如果說市場經濟是當下中國無法回避的“最不壞”的制度選擇，那么承認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正視市場經濟內生的必然性問題，辯正認識市場經濟的歷史使命，則是解決改革開放過程中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根本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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