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革命與吃飽飯：如何思考多數人的力量與命運問題

　　老田

　　資本社會的主要特點，是透過“對物的統治”實現“對人的統治”，物質刺激（對個體的管制與激勵手段）與利潤掛帥（對企業經營的評判標準和市場資源配置的功能）是無處不在的，人或者儕身其中的企業（或生產條件），都編織這個無所不在的羅網之中，以至于思考和觀察社會也無法超越這樣的“經濟現實”，考茨基的“經濟主義”或者某種“經濟決定論”，都是不改變資本社會現實的前提下的“必然性”。

　　但是，資本社會并不會給大多數勞動者提供出路，大多數人的解放就必須破除資本社會的現實，這樣的思考就只能夠超越經濟主義——在資本主義的組織邏輯之外——才能夠找到，我們回顧一下革命導師列寧和毛教員的思考，去打撈體現多數人力量和命運的另類“政治掛帥”視野。

　　一、如何思考多數人的力量與命運

　　有人說，大多數的革命者是因為吃不飽飯，這個思考接近于考茨基的“經濟主義”方法。但也包含部分真實，舊社會大多數人沒有出路，所以存在著很高的社會勢能，但革命或改朝換代需要動能起作用，這就需要追問：社會勢能如何順暢地轉化為改造世界的動能？顯然，在雇傭勞動制條件下的管理與激勵方法（經濟主義想象力的來源）解決不了，不可能設想建立一支雇傭軍完成革命，而是需要動員群眾性的革命潛能和力量，這就需要“列寧兩項”為中介——促成群眾的覺悟與有組織斗爭能力——才能夠順利地化勢能為動能。

　　列寧最常為人們提到的兩個方面思考——輸灌論和先鋒隊——恰好是實現勞動者覺悟和有組織斗爭努力的關鍵，改造舊世界的物質性統治力量，需要把勞動者在高昂社會勢能（對于剝削壓迫的具體體驗）尋求解放的主觀努力，轉化為物質性的動能——這等于人們的覺悟程度與組織程度的乘積。列寧還發現，要順利實現勞動者的覺悟和組織，兩方面都需要一個組織良好的外部中介環節。

　　列寧自己稱兩項為無產階級專政，但，實際中間的群眾覺悟和斗爭和水平，既達不到無產階級的自覺水平，更達不成專政高度（體現本階級利益且排除對立階級利益的完整代理鏈條），可能，毛教員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間發現的“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更合適，這個屬于無產階級專政的門檻水平與實踐形態，更是一種不同于經濟主義的政治掛帥視野。

　　覺悟與組織肯定是不可超越的兩項，但是，把群眾覺悟和組織事業，理解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單向輸灌或者帶領，這個想象力可能并不全面，毛教員在革命實踐中間，更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普遍的覺悟和組織過程中間，都應該是更合適與有效的方法——不是老師對學生的單向輸灌而是師生之間的互教互學。

　　多數人的作用以及政治動能，都是政治掛帥在先，這個決定了勞動者如何勞動以及獲得怎樣的工資分配系數，吃飽飯或者分田分地一類的經濟資源分配在后，還是作為后果出現的，并且還是可變的（可以是打土豪分田地，也可以表現為減租減息，還可以體現為合作化），經濟資源之于政治動員過程，主要是作為一種誘因參與起作用，同時還作為一種政治平等建設的后果，但無論經濟資源配置狀況為何，都不能代替化勢能為動能的政治建設本身。

　　二、如果多數人喪失了覺悟會咋樣

　　1949年共產黨執政之后，普通的工人農民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有很大提升，這個會轉化為一種對于新政權的擁護和支持。在反右和文革期間，這部分對新政權的支持，還往往表現為對干部的感恩心理——對于干部群體的盲目擁戴，這往往會被動員和組織起來成為“保守派”，用以壓制各種批評意見——包括壓制文革造反派對于當權派政治異化趨勢的批判。政治上的保守派或者保守性，是一種對政治支持力量的扭曲運用。

　　1962年毛教員提出“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不自信”命題，就是針對群眾的普遍不覺悟，而干部的想象力跟隨資產階級法權（所謂“物質刺激”“利潤掛帥”）的局限，這個不對稱狀況，預示了毛教員那個著名的說法——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毛教員后來在1963年提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與科學實驗”三大革命的說法，就是針對勞動者的奮斗，老是達不到階級利益自覺（包含反向的剔除或警戒對立階級利益）的水平，所以與革命年代需要“化勢能為動能”的政治建設一樣，還需要繼續以前者統帥后二者。

　　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間，毛教員極端期望工農商學兵都來“批判資產階級”，說白了，與資產階級法權相關的想象力，早已經滲透共產黨領導層內，且最先在高層占據了優勢，但勞動群眾還處于無感狀態，其中一些人還因為建國后政治經濟地位提升而對干部群體，懷有樸素的感恩思想，這往往被動員起來去反對各種批評意見，由此，社會主義制度處于危險中。

　　群眾的不覺悟是一個方面，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初步成績之后的普遍狀態；而官僚階層的強烈復辟取向，則是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會在反面會體現為對資本主義制度里上等人會獲得“權力利益增量”的渴求。相應地，意識形態宣傳，遲早會以資本主義的效率或者進步性去否定平等社會的成就，目的當然是合法性挪用——以西方的好，去誘導民眾的不覺悟狀態并主動接受向資改造。

　　文革的過程證明：公有制社會中間，會有有組織的批判性（樸素的覺悟表現）涌現出來，但遠遠上升不到領導權高度，所以，對內不足以整合群眾的批判性努力（實現造反派的團結），對外難于轉化對立面（團結干部和保守派多數），結果造反派的力量始終居于劣勢，連最狹隘奮斗目標——不當反革命——都未能實現，更不必說，以少數人的覺悟和組織性，去整合勞動階級的政治覺悟與有組織力量，支撐社會主義制度了。

　　毛教員在1962年就說過了：兒子出修正主義，孫子出馬克思主義。似乎，兒子的修正主義勝利，以及孫子的馬克思主義，都具有內在必然性；之所以是曲折中的前進，在于覺悟與組織力量的不對稱狀況——公有制社會中間最后證明是反社力量在“列寧兩項”上領先和占優，貴族造反勢能能夠迅速而順利地轉化為復辟的動能，而資本社會中間大多數人沒有出路，則會推動一個相反的過程和對比狀況。

　　三、少數人的優勢與多數人不覺悟互為條件

　　資本主義社會中間，絕大多數人沒有出路的狀況，不可能改變，所以，社會勢能會高居不下。一些文化左派，乃至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經營成績，都會遮蔽和扭曲“列寧兩項”化勢能為動能的唯一性，其后果如同薩米爾·阿明所言，資本主義作為徹底喪失合理性的制度，其生存得益于對手的弱小，而忘記或遮蔽列寧和毛教員的思考，則是維持對手弱小的不二法門。這樣一來，勢能再高也會處于無害狀態，只要是動能轉化不成功，物質性的統治力量就不會受到威脅。

　　當然，基于葛蘭西的思考，在工業化時代和城市環境中間，由于建不成農村根據地——在那可以徹底排斥統治階級的政治與文化領導權起作用，所以，群眾的覺悟和組織能力的提升，處于可能隨時中斷的狀況下——這相當于是在別人的根據地中間，例如有成績的工會建設結果隨時可能毀于骨干積極分子被開除。因此，有機知識分子與本階級的緊密結合，還有很多障礙和問題等待突破。

　　例外的狀況是在戰后早期，西方相對普遍的工人貴族狀況，成功地轉化了對抗性矛盾，馬爾庫塞所說的“極權”（沒有否定性的社會）是一種資本主義成功達成了“懷敵附遠”效果，相當于是制度合法性生產處于“黑字”狀態。而在1980年代開始的新一輪全球化中間，西方國家曾經的工人貴族接近于消失，工業轉移到低工資國家和地區，西方本土的工人貴族消失，甚至，美國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群體，連人均壽命都顯著下降了，在這部分人中間，合法性黑字轉化為赤字狀態，特朗普上臺就是以成功的選戰投機策略，去對接了這部分新生的合法性赤字——激活其工人貴族記憶中間的光榮與夢想，然后撈取選票當選的。

　　在戰后成功收編工人階級革命性的反面，是一種大多數人都吃不飽飯的情況，此時，革命的剛需會急劇上升，這相當于接近于造反成本為零的“哀兵奮起”臨界點，彼時無所謂覺悟和組織能力，直接就是“時日曷喪、予及女諧亡”——今天就要跟統治者拼命了。

　　今日大多數人雖然不至于缺乏基本的生存資源，但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空間生產”特色與相關榨取力度加大，也早已經損害到人類存續的基本問題了，例如港臺這樣的富裕資本主義地域，30-34歲女性的未婚率高達35-38%了，婚育家庭方面的高成本，對相當比例人口而言已經是高不可攀了。但是，成功的意識形態轉化與扭曲作用，使得人們不再聚焦制度對人自身存續條件的支持方面，而是以兩性關系矛盾或者個體自己努力不足達不到結婚條件去理解（結論當然是失敗者或者不努力者不值得同情）。

　　四、意識形態如何從人生目標中間“刪去”人自身的需要

　　徐州豐縣的鐵鏈女輿情中間，農村民眾對于家庭婚姻的看重（其“茍著辦”本身就承載著此項“傳統價值”），被徹底無視了。然后，網絡輿論往往以人權和女性身體物化視角去看待其丈夫，并以“違犯法制社會常識”的高要求，譴責政府未能在家庭內部關系中間擔負起全面責任。

　　應該說，這個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角度，是極度殘缺的，完全無視了農民對于家庭價值看重，卻受到網絡輿論場域左右翼人士的共同遵守。我不是說鐵鏈女事件本身正當，而是說，資本主義社會中間最容易做的事情，往往從否定人自身的需要之后去孤立地看問題，這樣的頭腦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種意識形態教化效果的體現。顯然，不管是拐賣婦女可以牟利，還是奴役精神病狀態的妻子，其基礎都在于農民對于家庭價值和對人自身需要的拒不放棄，這個更為重要的事件發生背景，恰好被“刪去”了，沒有人愿意放下身段去認真剖析。

　　農民重視人自身的需要和傳統價值，但處于弱勢地位，很多事情可能只剩下一個“茍著辦”的機會，甚至還愿意支付高成本（包括冒違法風險），這個狀況，相較于網絡輿論，到底屬于資本主義價值規訓過度還是不足？

　　小資和圣母婊們，動輒以人權和法律切割現實并展開思考，當然也不愿意茍著辦事（拒絕主觀效用低下的高成本），他們自己也許實現了更高的個體價值，但他們也常常忽視作為人的使用價值方面，在分析農村和農民的問題時，就很有點拎不清了——一個人的境遇到底由法律和制度規定還是內在于生產和生活本身，然后，法律與生活的關系又是怎樣的。

　　五、為什么在階級社會里，階級分析方法是無法超越的

　　改朝換代不見得都是階級斗爭，可能僅限于在朝與在野的斗爭；階級斗爭與矛盾，固然內在于生產方式，但是，基于階級利益實現與否定的階級斗爭很罕見，多見的是爭奪政治領導權的斗爭；這樣的斗爭很少是純粹的對立階級斗爭，改朝換代的戰爭，往往需要同盟和統一戰線去最大化己方的力量，從而幫助快速勝利。

　　打贏了戰爭，新政權成立之后，依然存在著國家機器為誰服務的問題，所以，基于政治領導權與代表性的階級斗爭，恒久存在，這樣，國家及其政治代表性，就是一個各種力量相互爭奪的領域。

　　階級社會中間，不是所有的矛盾和問題，都是階級矛盾的體現，但是，最核心的矛盾和問題，一定會體現對立階級利益的捍格。顯然，如果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與他面臨著的最大化個體權益的選擇集合，都是有限的，而且可以從經驗分析進行確認，那么，社會科學的大范圍分析和綜合觀察，就具有可能性，這樣的分析肯定是階級分析，或者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所在，如果社會科學還具有科學性的話。

　　很顯然，階級和階級利益既是具體的——與特定的階級成員集合及其利益實現方式有關，同時也是抽象的——不依賴于特定階級成員集合及其具體的剝削壓迫手段而存在，所以，認識抽象的階級，需要借助馬克思開創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在階級的斗爭或者政治博弈中間，就需要觀察“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或者“列寧兩項”的狀況。馬克思對于生產關系的分析，會揭示出階級分析的實存與靜態結構，而從列寧到毛教員有關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的分析，則是階級分析的動態博弈狀況。

　　而1980年代那些人重構的階級分析，從抽掉列寧兩項開始，然后就不再承認馬克思的生產關系分析價值了，那樣的階級或者階級對立，都只剩下特定的“成員集合”之間的對抗了，當然，一切的具體的成員集合之間的階級對立，在革命成功之后就不再可見了。顯然，這樣的階級分析法，沒有絲毫的分析價值，屬于文革時期所說的“民主革命同路人”的思想境況——僅僅對一個具體的統治階級具有批判性，而不是對階級統治本身（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具有批判性，結果，這樣的階級分析就會墮落為批判特定的“壞人集合”。說白了，這一類的所謂階級分析，是從階級成員個體身上固化出“紅與黑”的色彩，與階級地位完全脫鉤了，這個思路是對文革太子黨群體“自來紅”思想的翻轉——用以描述“自來黑”或“黑五類”，這樣的階級分析法不要說沒有說服力，一開始就遭遇到善良人們的憎惡與反感。

　　不承認階級（不管是其靜態還是動態存在），還要利用馬克思主義的名號，修正主義就會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經營的當然策略。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是為了激活從前沉淀下來的海量意識形態經營成本，同時也要別出新章，以服務于新的政治需要。但是，作為一種學理或者意識形態資源與力量，修正主義又是可笑與可悲的，這個等同于戒掉了真正的左翼學術及其分析理路。結果，當然就失去了意識形態應該擔負的功能與作用，形成空轉現象；更可悲的是，堅持修正主義還一樣會戒掉右翼學術，最后變成了一種無視事實與邏輯的“人為規定的整套說辭”。這個戒掉左右翼學術的套路，目前體現于一切重大政治文獻中間，是一種統治術衰退的體現。

　　理論或者分析方法還具有重要性，并不是空洞的教條，在于其能夠擔負起組建學習網絡并實現信息溝通與處理的作用，目的當然是提煉問題并尋找答案。除非你信服蒙昧主義，否則，有效的學習網絡，都需要在個體經驗基礎之上去運作，人世間的一切有意識干預及其有效性，均有賴于此，而政治、經濟與文化，不過是人類能夠找到有限的工具而已（當然是一種分類式的命名，國家、公司或者家庭不過是一些不同層次的實體而已）。

　　左右翼學術各有其問題域，以及相應的經驗基礎與方法，都屬于累積性的人類智慧發展成果，民科可以一個人從零開始并視之為當然，但是，真正的智慧會受到客觀世界與人世間“有效選擇集合“的稀少性，總還是處于收斂狀態，因此，左右翼其實可以對話的，如同古人所言“大方無隅”，最常見的各種個體思想創新，可能多屬于以局部甲反對局部乙，還有些是刻意地以局部見識去解構全局，僭妄而已。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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