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標題取自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中，孟煩了的嘶吼，“你騙我們有了不該有的希望，我們現在明知道不該有還在想，我們想勝利，明知道死還在想勝利，明知道輸我們還在想勝利，想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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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2月初的一個寒風凜冽的早晨，筆者跟隨十幾名在校大學生來到北京昌平的小王莊農場，拜訪那位大名鼎鼎的“國際主義女戰士”——寒春老人，一同到來的還有寒春同志的大兒子陽和平。　　

　　寒春居住的平房連一件像樣的家具都沒有，連這個方便制圖的斜面“桌子”都是在壘起的紅磚上鋪了一塊木板。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那臺老式電視機和少數電器，這里大部分的“家具”都是寒春的丈夫陽早在生前與她一起打造的。　　

　　簡陋的住所、樸實的談吐，讓人很難將眼前的這個看起來像陜北農民的寒春老人，與那個本來可以享受副部級退休待遇的“外國專家”聯系在一起。

　　在交流過程中，青年學生們又問起了那個被反復提及的問題，“你為什么要到中國養牛？”寒春老人依舊不厭其煩地回答：“因為中國革命……”

　　這番傳奇經歷在這群青年人的內心深處播下了紅色理想的火種。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群青年有的選擇了向生活妥協；有的仍然在向上、在努力，到工人中間去、到農民中間去……大浪淘沙，這是自然的過程。

　　而在寒春傳奇的人生經歷中，又何嘗不是經歷了這樣的播種、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的過程呢？

　　母親的影響

　　寒春的住所珍藏著一卷她兒時的錄影帶，看著錄影帶中那位天真爛漫的小女孩，兒時的過往便彷佛歷歷在目。　　

　　兒時的寒春

　　1921年10月20日，寒春出生于美國芝加哥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塞巴斯蒂安·欣頓是一名律師，在寒春兩歲時就已去世；母親卡梅利塔·欣頓是一位教育家并且是佛蒙特州一所獨立的進步學校的創始人。

　　欣頓夫人出身美國奧馬哈上層知識分子家庭。大學畢業之后，受到進步思潮影響的欣頓夫人拒絕了一個周旋于奧馬哈上層社會的機會，而前往芝加哥的赫爾濟貧社從事平民教育。她時常談到體驗農村生活，談到社會良心；她倡導體力勞動以及自力更生，平等精神——而這樣的理念在資本主義已經高度發展的美國幾乎失去了土壤，反而與毛主席在延安所建立的那個現實“理想”社會有著某種高度的契合，從而地將欣頓一家與中國革命非常偶然地聯系在了一起，欣頓夫人本人后來也成了毛澤東主義的支持者和宣傳者。　　

　　1943年，已經成為農學家的欣頓夫人的大兒子Bill（中文名韓丁），閱讀了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受到強烈震撼。1945年，韓丁以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的身份來到中國。重慶談判期間，韓丁結識了國共雙方的不少要人，在與毛主席的談話中，韓丁對中國革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從而成了中國革命近距離的觀察者乃至參與者。1953年返回美國的韓丁頂著麥卡錫主義的殘酷迫害，失去了返回中國的權利，卻勇敢地四處演講，向美國人民宣傳中國人民的革命成就，揭露譴責“麥卡錫主義”。

　　欣頓夫人的女兒Jean（中文名為韓菁）雖然沒有到中國，卻成了當時美國工會運動的參與者，還曾幫助同情蘇聯和中國革命的美國進步政治家亨利·華萊士競選總統。

　　1948年，欣頓夫人的小女兒Joan（中文名寒春）也來到了中國，并在中國待了一輩子，這個選擇與欣頓夫人對子女的教育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寒春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充滿生氣的環境中，母親反對填鴨式的死板生硬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培養人的思考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寒春對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也就有所發展。母親的教育使兄妹三人立志將來要做一個對人類有用的人。

　　“純科學”美國夢的破滅

　　寒春很小就在想長大要干什么。小學五年級時寒春愛上了自然科學，并立志搞一輩子科學；中學時寒春對核物理發生了興趣；到大學后因學校沒有這門專業，寒春就利用兩個寒假跑到科內爾大學的試驗室，自愿當幾個物理學家的助手，和他們一起修理質子加速器，而那時在美國研究核子物理的人還很少。

　　寒春搞的是純科學，別的事情一概不聞不問。當時的她認為只有從事這種純科學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搞科學要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而她的實踐就在實驗室里；對于社會上的生產實踐，她覺得沒意思、太俗。　　

　　核物理學家寒春

　　1941年，美國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從那時起，寒春身邊的科學家們相繼“失蹤”，原子加速器也被運走；1944年，寒春終于也“失蹤”了，來到一個地處美國西南部的山區洛薩阿羅莫斯，科內爾大學搞加速器的物理學家請她參加一個由意大利核物理家費爾米直接領導的的試驗小組。進了小組寒春才知道，他們的實驗室正在從事一個新課題——原子彈誕生的可能性。當時科學家們知道希特勒已在研究這種武器，為了和法西斯作斗爭，他們決心要趕在希特勒的前面。當時的寒春是“興奮”的：“我是坐直升飛機上了世界尖端科學的最高峰。實驗室里每一次新發現都揭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自然界的奧秘正一點點地被揭開。”　　

　　然而，當1945年的報紙刊登了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致使十幾萬無辜的日本人民喪命的消息以后，在洛薩阿羅莫斯工作的大多數科學家內心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大家認為在德國已投降、日本也快要投降的情況下使用原子彈是毫無道理的。他們原來想美國政府是不會這樣使用原子彈的，可是真的用了，他們卻毫無辦法來制止。寒春當時就在想，這就是我們的“純科學”夢想的結局？　　

　　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組織起來發動了抗議，反對把原子能交給軍方控制，結果貌似成功了，美國政府作出了承諾。寒春隨著費米回到芝加哥搞純物理研究，當時的同學是楊振寧、李政道，他們立志做非軍事項目。后來寒春卻發現，整個核子物理的研究實際上還是控制在軍方手里，她的獎學金也是軍隊發的；一連串的事實使她慢慢地認識到，軍隊、政府和大壟斷資本家都是穿一條褲子，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　　

　　寒春轉而開始思考社會。

　　事實上，在寒春正式參與原子彈項目之前，姐姐韓菁就向她講述了在美國南方的見聞：數萬名臨時農工生活非常苦，好多家連房子都沒有，唯一的財產就是借錢買的破汽車……當時疑問就在寒春的頭腦里產生了：美國生產這么發達，為什么有這樣的事呢？

　　韓菁還給她以及哥哥韓丁，哥哥韓丁的好友陽早送來了一些進步書籍，有美國黑人、印地安人及中國等其他國家人民的斗爭史，還有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籍。原子彈的爆炸，把政治與寒春的科學聯系到一起，逼得她不得不開始深入思考問題：科學本身并沒有階級性，但什么人掌握它，它就為什么人服務……

　　很快就如麥卡錫時代的美國阻止了寒春的思考，有人勸她注意自己的言行，說“光搞科學就行了，不要管別的”。但是，一個科學工作者如果什么都不過問，任人擺布，和做個傻子有什么不同？寒春已經徹底意識到，“純科學”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她決計“不再為他們服務了”！

　　尋找希望之旅

　　一個曾經的“純科學”的美國夢破滅了，這也預示著另一個信仰的開始。

　　同樣看過《西行漫記》的哥哥韓丁已經去了中國，寒春的朋友陽早已于1946年到了中國；通過他們，寒春對中國的“小米加步槍”產生了興趣，決定到中國去看看。　　

　　與已經樹立了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的加拿大共產黨人白求恩，懷著明確的目標到中國來支援中國革命不同的是，寒春到中國則是來尋找希望、尋找“做一個對人類有用的人”的全新道路。

　　1948年，寒春先到了上海。當時的上海真是世界邪惡的中心，到處都可以看到討飯的，物價膨脹，為了買把小刀子，寒春拿著五塊美元換了一大包國民黨紙幣，老板數都數不過來，單憑著包的體積就把刀賣給了寒春。看到舊上海的慘景和國民黨的腐朽，寒春更急于了解共產黨，了解中國的解放區，了解那個如雷貫耳的“紅星照耀的中國”。　　

　　1949年3月，在地下黨的努力下，寒春終于到達了向往多年的圣地——延安，并與陽早結了婚。

　　由于戰爭，陜北的農業被破壞得相當厲害，要迅速恢復生產，就得解決農具問題。這里沒有電、沒有車床，連小小的釘子都得自己打。沒有原料怎么辦？工人們就把“運輸大隊長”蔣介石扔給陜北的美國炮彈殼拿來回爐，制成適合陜北特點的農具，寒春和陽早與工人們一道投入到火熱的革新、創造工作中去了。　　

　　在延安的山溝里，實行的是供給制，大家的生活很艱苦，夏天一套單衣，冬天一套棉衣，吃的是大鍋飯。廠里的設備很原始，搞的工作也不過是生產和改革小農具，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寒春感到她是為拯救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出了力，新中國的誕生出了力，投入到了時代的洪流，這正是她所追求的東西，這里就是她的歸宿。

　　廠里大部分工人不識字，但他們對世界大事的了解都比寒春多，他們清早進行政治學習，白天辛勤工作，晚上有業務和文化學習。每個星期六還有民主生活會，什么事都擺到桌面上談，不管是廠長還是勤雜人員，損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向他提出批評。在大家與寒春熟悉了以后，既也沒有因她是從美國來的就遷就她，也沒有因為她是從資本主義國家來的知識分子身上存在那么多的缺點而丟開她，而是對她非常耐心、熱情和負責。這樣的民主生活會的傳統被寒春、陽早帶到了家庭內部，并堅持了終身。　　

　　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將一個與腐朽的國統區和紙醉金迷的美帝國主義都截然不同的嶄新的世界呈現在了寒春面前。

　　通過解放區的同志們的幫助和教育，寒春也逐漸認識到，母親的教育方法對培養人的獨立思考能力是很有效的，但她對社會缺乏階級分析，缺乏為人民服務的目的。寒春漸漸也懂得了，一個人只有確立為人民服務的目標，生活才有真正的意義。

　　“戰士”是怎樣煉成的？

　　解放區的點點滴滴，讓寒春更加真切地認識了中國革命、認識了毛主席、認識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也始終影響著寒春的一生。直到晚年，寒春仍然堅定地說：“我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

　　作為一名從小就善于獨立思考并富于實踐精神的頂尖核物理學家，寒春的“崇拜”當然不是宗教式的迷信，而是對毛澤東思想深刻的理解，以及付諸終身的自我改造與實踐。

　　在寒春原來的計劃里，只是想看看中國的解放區，并沒有準備長期住下。然而，這里有這么多可愛的同志，正在從事著人類最壯麗的事業，她又怎么舍得走呢？于是，她留了下來。而接下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波瀾壯闊的“連續劇”一步步把她吸引住了，最終促使她在中國待了一輩子。

　　1949年的秋天，大片大片的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陜北成批的干部和建設大軍奔向四面八方去徹底解放那些遼闊而又貧窮的土地。作為建設大軍的一員，寒春、陽早和同志們一起到蒙古族人民居住的地區去建立新的牧場——三邊牧場，幫助改良當地的牛、羊。

　　面對舊的地主階級、帝國主義遺留的牧師、國民黨殘余部隊及土匪這些舊勢力的破壞，以及民族主義的隔閡，同志們一手搞生產，一手發動當地的牧民共同起來斗爭。在與舊勢力、舊思想斗爭的過程中，寒春的思想覺悟和工作水平不斷提高。

　　1952年春天，蒙古族的人民踴躍捐獻出來以支援抗美援朝的牛、羊，區政府擔心影響牧民生活，還動員大家少捐一點，但源源不斷的牛羊還是被送了過來。寒春不由得贊嘆，在這個連新中國成立的消息都晚20多天才知道的交通很不發達、信息閉塞的邊區，牧民卻是如此無私地給予千里外受到美帝侵略的異國人民以援助，這還只是全中國的一個“微不足道”的縮影。看著、想著，寒春的雙眼濕潤了。寒春深信，工業發達、軍事力量雄厚的美帝國主義，最后是戰勝不了具有這種精神的人民的。

　　這年夏天，寒春、陽早告別了熱情的牧民和可愛的草原，調到西安市郊的國營草灘農場負責現代化的奶牛養殖和牛奶生產的科研工作，親眼目睹農場的工人自發開展起了熱火朝天的勞動競賽。這些老工人在舊社會吃盡了苦，對新社會無限熱愛，因此在他們身上蘊藏著巨大的力量，這再一次給了寒春強烈的震撼。

　　在生產斗爭的實踐過程中，寒春還學會了向工人、農民這些最基層的普通勞動者學習。寒春一開始認為，自己是從工業發達的國家來的，政治上沒有工人師傅懂的多，可業務上理所當然比他們強，常帶著主觀主義去工作。在邊區的時候，寒春捧著從美國帶來的書學做奶酪，做了一年沒有成功，才跑去請教有做奶酪經驗的蒙族人；在農場草灘養鴨子時，她沒接受做奶酪的教訓，孵了兩批小鴨，結果因條件沒掌握好，都死了，這才想起向有經驗的當地農民請教。通過很多類似的教訓，寒春慢慢認識到：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眾的力量，群眾有智有才。

　　“戰士”寒春

　　1952年，世界和平會議在中國召開。寒春在會議上慷慨陳詞，譴責帝國主義的核襲擊，呼吁消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1953年，美國的《真相》雜志刊登《一個逃掉的原子間諜》，污蔑她“叛逃到中國是為中國提供研制原子彈的技術和資料”。

　　面對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核訛詐，寒春并不反對中國人民搞出原子彈進行自衛，但作為她個人的選擇，寒春認為孩子們的牛奶同樣是中國所稀缺的，自己選擇繼續走養牛和農業機械化的道路。寒春對于自己接下來的人生目標已經有了清晰的認識，中國政府完全尊重了寒春的選擇。

　　大躍進剛剛開始時，草灘農場農場工人的干勁高漲，手工鍘刀換成蘇式鍘草機，但零件一直靠上海供應。在零件供應遇到嚴重困難時，寒春和陽早硬著頭皮在設備簡陋的小小修理間拉開架勢邊學邊干，終于自己做成了，不再依賴零件外購。1961年鍘草旺季，所有的機器都開動，突然有一臺機器的主件大臂斷裂，如不趕緊修好，幾十萬斤草就會壞掉。寒春就在工人們的幫助下，將一百公斤重、兩米多長的大臂拆下來，在熟鐵板上比葫蘆畫瓢試制，經過一天一夜的緊張、艱苦的工作，終于試制成功，這也預示著他們有了自己制造整個鍘草機的可能。1962年，他們不僅成功開始生產鍘草機，而且還對原蘇聯設計的機器的主要部件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使鍘草機的效率從8000斤/小時一下子提高到15000斤/小時。寒春再一次深切地感到，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在人民群眾當中蘊含著無窮無盡的力量。

　　但寒春也很快意識到官僚主義的嚴重問題。大躍進時期，有位領導希望他們的草灘農場能養鴨子，先是送了5只鴨子給他們，又送來了一個大孵化器，接著把目標定為了5萬只，5只變5萬只。面對這樣天文數字的目標，寒春剛開始非常興奮：“到了我為共產主義發光發熱的時候了。”于是拼命工作，確實孵化了數以萬計的鴨子，可惜的是飼料太少，很多都跑掉了。

　　公社還有人偷工減料，甚至把從上海買來的拖拉機零件組裝起來后宣稱是自己研制的。寒春對此表示極大的憤慨：“這是浮夸和欺騙！這是阻礙我的共產主義信仰！”

　　寒春在后來的學習中，也很快認識到，盡管大躍進是毛主席發動起來的，而且的確實現了“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一次大飛躍”，但是，大躍進中很多錯誤的做法完全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精神的。

　　1966年，寒春和陽早都被調到北京搞翻譯工作，被安排在專家樓里。這是寒春到中國后，第一次享受了較好的待遇，但她沒法再與一般的老百姓交往。這樣的特殊照顧深深地傷害了寒春，讓她成了一名“造反派”。

　　1966年8月29日，寒春、陽早聯合另外兩名外國專家，寫下了那份著名的大字報。他們的要求是，生活待遇要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取消特殊化！　　

　　這張大字報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親自批示并被廣泛傳抄：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請你們討論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樣做。如何請酌定。 毛澤東 9月8日

　　1976年9月9日，寒春的“偶像”——偉大的革命導師、人民領袖毛主席逝世了。在遺體告別的隊伍里，大家都哭了，但是寒春沒有。她說：“要達到夢想， 就需要犧牲和堅強。”

　　毛主席的逝世，對寒春的打擊是巨大的，不過她仍然選擇了留在中國，但是，更大的打擊還在后面。

　　在大多數中國人開始努力實現個人價值時，寒春對信仰的執著和堅持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1979年，包括部級官員在內的14名代表前往美國進行奶牛機械考察，寒春、陽早夫婦是考察團顧問。團隊里的成員回國后回憶：“這個老太太太摳門了！”臨去前寒春告訴大家，準備幾把推子，因為在美國理發太貴。60天的考察中，大家沒有一次在飯館吃飯，都是陽早、寒春領著大家在一些華僑家里吃飯；也沒有住過賓館，都是在華僑或者一些美國人家里打地鋪。快回國時，大家一算賬，按照標準，只花費了差費的1/3。寒春拿省下的差費，買了一些奶牛養殖設備和關鍵配件。

　　組織上給了她副部級待遇，在城里有一套很好的房子，但是寒春一點都不喜歡；1982年，寒春夫婦來到北京沙河小王莊的農機院農機試驗站牛場，從此在這里度過了終生。　　

　　原機械部老部長何光遠曾多次去過寒春陽早居住的昌平小王莊農場。“沙發一坐下去扎屁股，制圖版就放在磚頭壘的平臺上，”何光遠多次勸說兩人換個住處，跟農機院安排好了，勸了好幾年兩人還是不搬。領導說話不好使，最終還是農場的幾個擠奶工去勸，寒春終于答應將平房里返潮的地面修理一下。

　　作為副部級待遇的外國著名專家，陽早去世前為了節省喪葬費，既沒有提出把骨灰送歸故鄉，也不愿葬在八寶山，而是讓寒春買下一棵樹，把骨灰埋在下面，埋在他能夠看見奶牛的地方。他的器官被捐獻出來，連心臟起搏器也捐出來給那些買不起心臟起搏器的病人。　　

　　據寒春的大兒子陽和平同志講，晚年的寒春看到了很多現象，非常不解、也感到很抑郁。

　　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原書記李維民與寒春陽早共事20多年。一次，一家肯出錢的企業要農機院做一項研究，李維民一口答應下來。寒春不留情面地批評道：“老李，中國的事情就給你們這些人搞壞了，誰有錢給誰辦，農民沒錢，那你們辦不辦？”

　　李維民記得寒春陽早總不時懷念早年在延安的情景。“老李，你們還記得延安時的共產主義嗎？”李維民被問得一頭霧水。“有什么不同嗎？”李維民反問。“老李，你們部門的同志還敢批評你嗎？”

　　盡管不時“挨批”，但李維民仍然十分愿意跟寒春夫婦在一起，圖什么？用李維民的話講，“和他們在一起，我的精神無比的純凈和高尚。”

　　2010年6月8日凌晨，寒春在京逝世。度過自己人生最后三十年的小王莊農場是“待”不住了，寒春生前忿忿不平的是，“他們把這么好的土地拿去搞房地產掙錢”。遵照寒春的遺愿，子女把她和丈夫陽早的骨灰一起撒向塞北大漠——那片曾陪伴這對夫妻度過整整十年青春時光的土地。

　　寫給青年的話　　

　　晚年的寒春說她不想成為中國人，她卻在這里度過了大半生，她把一切都給了中國；她說她想做“世界人”，她卻待在北京一個郊區的農場，守著她的300多頭牛，哪里都不去；她待在這個小小的農場里養牛，卻時刻關心著中國的事、世界的事……

　　這就是寒春——一個國際主義戰士平凡、真實而又偉大的一生。

　　在一篇題為《幸福何在？》的文章中，寒春這樣寫道： 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么的狹窄啊！我常常和牛打交道，看到牛那種吃飽了臥在地下反芻別無所求的樣子，就想到人，人是有能動性的高級動物，我想，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某種絕對的生活水平中，而是存在于不斷的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當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自己，但這種靠建筑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歷史所消滅。

　　在帝國主義反動大本營遭受麥卡錫主義迫害的寒春，曾經是痛苦的、迷茫的，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讓寒春“有了不該有的希望”；而寒春平凡而偉大的一生，又何嘗不是讓在充斥著自私、內卷與殘酷的金錢社會中痛苦而迷茫的青年們“有了不該有的希望”呢？寒春的晚年不辭辛苦地向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講述、傾訴，正是在努力地傳遞著這希望的矩火。

　　信仰是崇高的、偉大的，但信仰絕不是高不可攀、遙不可及的，它需要并且可以通過我們付諸行動的努力去達到。寒春并不是為了信仰而來到中國的，恰恰相反，她是來中國找出路的；是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洗禮，才明確并堅定了寒春同志的共產主義信仰。

　　青年人為什么要紀念寒春，因為她用自己一生的經歷告訴當代的青年：

　　不必沉淪、不必痛苦，更不要茍且于眼前的茍且！一個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一個可以把個人的愛好和人民的需要融為一體的“理想國”是真實存在過的；在不遠的將來也是完全可能再現的，“她”值得每一個有志青年去為之斗爭、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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