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1959年1月，古巴人民在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下，推翻巴蒂斯塔親美獨裁統治，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勝利，并于次日建立革命臨時政府。本文是卡斯特羅本人在2005年接受法國記者的訪談內容，主要談了自己的童年見聞、早年參與反抗獨裁政府、接觸馬列革命理論以及遠赴拉美各地參與反帝民主運動的斗爭經歷，是一位革命者從懵懂到堅定，從理論到實踐的真實故事。又是一個一月，又是一個新的開始，破土愿以此文紀念古巴革命勝利，也與讀者諸君在新年共勉。

(圖片來源：網絡)

　　從大學校園到戰地山區：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行動，缺一不可

　　您是什么時候大學畢業的？

　　我1950年9月畢業于法律系。當年24歲。1952年，我打算在6月大選——那年3月10日巴蒂斯塔政變導致大選流產——中角逐代表哈瓦那省的眾議員;這完全是我的個人行為，是我在學生時代即已開始的斗爭的延續。

　　不是代表正統黨？

　　我進入大學后，就同奇瓦斯①創建的正統黨在大學里的一些支持者有了聯系。該黨創建之初我也是其堅定的支持者。后來我開始看到一些我不喜歡的事，有了更為激進的政治意識，越來越了解馬克思和列寧。我也閱讀恩格斯和其他人的著作以及經濟、哲學類書籍，而主要是研讀馬克思有關政治、政治觀念和理論的著作。

　　您都讀了馬克思的一些什么著作？

　　我最愛讀的馬克思著作，除《共產黨宣言》外，要算《法蘭西內戰》、《霧月18日》、《哥達綱領批判》及其他一些政治分析文章。他那清貧的生活、忘我的精神和嚴謹的研究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最愛讀的列寧著作是《國家與革命》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還有他對各種問題的大量評論文章。恩格斯有關英國工人階級史的著作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還記得他的另一本書《自然辯證法》，我對這本書很感興趣。他在書中說：太陽總有一天要熄滅，向照耀著我們的那個星球之火提供的燃料耗盡時，太陽光就沒有了。恩格斯雖然未能讀到霍金的《時間史》，也未能知道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但還是說了這番話。

　　我記得，1952年3月10日發生政變時，許多人都開始閱讀列寧的文章《怎么辦?》，尋求當時該怎么辦的良方佳策。而我有一天碰巧讀到了庫爾齊奧·馬拉帕爾特②的《政變術》。讀這本書時不是在攻打蒙卡達兵營之前，而是在后來坐牢期間。那完全是好奇心使然，我覺得很荒唐：政變奪取政權是許許多多環境因素造成的結果，怎么成了一個簡簡單單的技術了呢。馬拉帕爾特杜撰了一則故事：你只要控制了交通、鐵路和其他戰略要地，就成了國家的主宰。2002年4月11日委內瑞拉反查韋斯的政變行動不是這樣的。那次行動糾集了受帝國主義教育影響而背信棄義的軍官、黃色工會陰謀小集團、大產業主、電視頻道及主要輿論傳媒業主、腐敗的舊政黨、各類鼠竊狐偷之輩，形成了一支具有法西斯思想和擁有巨額資財及掌握極其強勁宣傳工具的力量，力圖搞跨玻利瓦爾計劃。這才是反革命政變的真實手段，是帝國主義為了阻止拉美實施任何社會變革計劃而采用的手段。

　　在古巴發生政變的時候……

　　1952年3月10日。

　　對，1952年。當時，在幾位卓越的同志幫助下，我組織、培訓了一支1200人的隊伍。他們年輕、十分善良。我親自同他們交談，向他們講解我們組織設定的目標和紀律。他們都是正統黨青年組織成員，幾乎無一例外。

　　為了攻打蒙卡達兵營？

　　開始時我們并未想由我們來發動一場革命，只想同大家一道為恢復到3月10日之前的生活、恢復被政變破壞了的憲政進程而斗爭。當時我想到的是，大家團結一致共同結束巴蒂斯塔的獨裁統治。我當時十分明確：必須用武力推翻巴蒂斯塔，恢復憲政。而面對3月10日的那場背信棄義的政變，團結一致顯得尤為重要。在這一天之前，我一直懷有一種美好的想法：在古巴應該走合法斗爭道路。但這一想法發展成了要用革命方式奪取政權的理念。巴蒂斯塔發動的政變使這一理念成了問題。我當時考慮到：新形勢下各政治力量的心思都在于恢復到政變前的原狀。

　　您在大學讀法律時就開始對政治感興趣了嗎？

　　我剛入大學那會兒，是個政治盲。我跟您說過，大學當時在一幫與格勞·圣馬丁政府關系密切的人控制下。我從入學的第一年起，就覺察到了一種高壓、敬畏、耀武揚威的氛圍。有支在與政府關系密切的一幫人完全控制下的校警隊。大學是腐敗政府掌控的一座堡壘。大學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都在政府中供職，領取政府薪金，享用政府一切人力和物力。這時奇瓦斯起而反對真正黨，進而組建古巴人民黨(即正統黨)。在我進入大學時，這一剛組建的運動已在那兒開始了活動。

　　您是什么時候進入大學的？

　　我是1945年9月4日進入大學的。我曾說過，我是地主的兒子，所以能夠讀完六年級，七年級考試通過后得以進入大學預科學習。我父親有錢，我因而后來得以來到有大學的哈瓦那求學，中學畢業后進入大學就讀。我難道比比蘭的那數百名窮人家的孩子都聰明嗎？他們中幾乎無人讀到過六年級，沒有一個人中學畢業，更沒有一個人上過大學。

　　那些上不了中學的人還能上大學嗎？那些生活在大糖廠地區和市鎮的農民、工人的兒子誰也上不了中學。其他各省——首都及其周邊地區除外——的情況也是這樣。更不用說上大學了。因為那時中學畢業后得來哈瓦那上大學。哈瓦那大學不可能是窮人的大學，那是一所中等階層和富人上的大學。盡管如此，那些年輕人往往超越其本階級的利己主義，成為理想主義者、敢于斗爭的人。他們在古巴歷史上一直進行著斗爭。

　　我剛入大學時只不過是有點反叛精神和朦朦朧朧的正義思想而已。但在大學里，我成了革命者、馬列主義者，具備了我一直堅守的價值觀，我一生為之戰斗。

　　您在大學的這種氛圍中開始了政治活動。

　　對。開始時我對當時的所見所聞產生了反感情緒。這只是出于一種反叛精神、對思想和知識的渴求、好奇心和一種信念。我的生活經歷使我很早就覺得有許多事要干了。

　　不久，我就根據生活經歷和所獲得的有關當時在資本主義社會傳播的傳統政治經濟學基礎知識，開始自行慢慢成了一名當今人們稱之為的空想共產主義者。中學最后一年也教授這種政治經濟學，但講得很糟糕、很淺顯。

　　我之所以跟您說我在大學里成了一個革命者，是因為我閱讀了一些書籍。而在讀這些書籍之前，我就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有所質疑了，因為我學習之初就覺得它所言荒謬了。大學一年級時有位極其嚴厲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名叫波特拉——當時沒有印刷出版的課本，只有900 頁油印的講義。他名氣不小，很可怕，令人畏懼。真走運，舉行的是口試。我順順當當地回答了問題，得到了一個少見的高分。

　　這是一門講解資本主義法則的課程，幾乎從不提及不同的理論觀點。我學習這門政治經濟學時，是越學越生疑，越學越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因為我在大莊園里生活過，了解情況，就像全世界許許多多的空想家一樣，總想要改變那種狀況。

　　您父親是位右翼人士，他一直讓您在保守的教會學校接受教育。您在大學學習期間是什么時候接觸到左派的呢？

　　我曾說過，我剛入大學時，那兒還真沒有幾個左派。我入學前20年，哈瓦那大學在梅利亞的影響下極負盛名，極具戰斗精神。差不多12年前，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大學生們支持促使馬査多盡快倒臺的街頭斗爭和革命罷工運動。我入學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結束，當時麥卡錫主義和反共活動十分猖撅，1945年注冊人學的1.5萬人中，積極反帝的知名人數不超過50個。那時根本就沒有多少工農出身的學生。年輕人關注的是其他問題——政治問題和道德問題，根本就不關心社會徹底變革問題。左派人士認為我是個怪人，他們說：“這位地主的兒子、貝倫耶教會學院畢業生，應該是個世上最反動的家伙。”剛入學那會兒，我同在中學時一樣，成天泡體育。但在一年級上了幾周后，就開始也對政治感興趣了，我跨出了最初的幾步，兩三個月下來完全忘了籃球、棒球、足球等所有體育活動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治活動。

　　從事這類政治活動的時間越來越多。臨近大學生聯合會主席選舉時，我開始竭力反對政府提名的人選。這使我陷入了危險境地，因為同黑手黨——我曾跟您說過，它控制著大學——的利益發生了沖突。

　　什么樣的危險？

　　人身安全方面的壓力和威脅都很大。大學生聯合會選舉即將舉行時，我在上法律系二年級。黑手黨被我的抗拒激怒了，在發生了一系列沖突后，使用強硬的威逼手段：禁止我進入哈瓦那大學。我不能回到這所學校了。

　　那么您干什么了？

　　嗯，我哭了。是的，哭了。我走到海邊冥想，20歲的我趴在沙灘上，泣淚漣漣。問題非常復雜。我所面臨的是種種權勢的重壓和死亡威脅。那幫人備有武器，殺人成性，得到所有警察機構和格勞腐敗政府的支持。而我遏制他們的唯一法寶是道德力量、越來越多的支持我的學生群眾。在他們那片大學封地里，從未有人公開跟他們唱過對臺戲。他們不能容忍抗拒的存在。他們還有校警幫忙。我可能會在一場派別沖突中喪生。哭過后，我決定回學校，回去進行搏斗。我意識到回去很可能就意味著必死無疑。

　　一位朋友幫我弄到了武器，一支15發的勃朗寧手槍，類似于我現在還在用的這支槍。我決定不能輕易丟掉性命，不能接受逼使我離開大學這一羞辱。我就這樣開始了我那最初的、方式奇特的反對政府和國家權力的武裝斗爭。然而這場斗爭的特點不在于使用了武器，而在于引發了一連串難以置信的風險和沖突。我時刻都有被警方逮捕、送交緊急法庭的危險;這種法庭可以自由處置被捕者，且不準保釋。敵人可以通過這種方式輕易地使我銷聲匿跡。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艱難、最危險的時期之一了。我在那種狀態下，同五名年輕人一道返回學校;他們完全是出于對我單打獨斗精神的崇敬主動要求陪伴我的，同我一樣都帶著家伙。那次行動使那些禁止我踏進大學校門的人驚詫不已，可這種情況并未發生過幾回。我很快就不得不經常單獨行動，幾乎總是赤手空拳。1953年7月26日前的7年間——參加反特魯希略遠征和波哥大民眾起義那兩次除外——我從事斗爭活動時從來不帶武器。大多是一群手無寸鐵的人陪同我一起行動，這是我能夠受到保護的唯一方式。不斷的揭發和對風險的藐視，是馴獸師手中緊握的兩根鋼鞭。事實教育了我：尊嚴、道德和真理是戰無不勝的武器。我自打1956年12月2日從“格拉瑪”號游艇上岸以來，就再也沒有離開過武器。

　　我只再說一點：當時天真地支持大學前領導、同我唱對臺戲的一些青年學生后來參加了革命活動，有些人甚至獻出了生命。如今我們的大學里不存在這類沖突，50多萬年輕人在大學里接受高等教育，他們有著反對帝國主義的堅定信念和高度的社會主義覺悟，從而具備了維護革命、保衛祖國的戰斗精神。多么了不起啊!

　　就在那樣的形勢下，進行了從孔菲特斯島出發反對多米尼加共和國獨裁者魯希略③的遠征。

　　對。1947年7月我加入了孔菲特斯島遠征隊，參與反對特魯希略的斗爭，因為我從一年級開始就被指定為大學生聯合會爭取多米尼加民主委員會主席。我還被任命為爭取波多黎各獨立委員會主席。我非常認真地擔負著這些使命。我們在談1947年，打從那時起，我就懷有了從事非正規斗爭的念頭。根據古巴的經驗、獨立戰爭經驗和對其他方面情況的分析，我確信可以應用非正規戰的方法進行反抗現代正規軍的斗爭。我當時認為可以到圣多明各島的山區打游擊，而不要拿一支沒有受過什么訓練的非職業部隊去同特魯希略的正規軍作戰。

　　我們抵達多米尼加共和國時，孔菲特斯島遠征隊一片混亂，無組織無紀律;我看到這一狀況后，決定辭去中隊長職務，打算率同我的中隊人馬上山打游擊。那件事發生在1947年;攻打蒙卡達兵營是在差不多6年后的1953年。我已有了進行這種斗爭的思想，落實到行動是在馬埃斯特臘山上。我相信非正規戰是出于一種本能，因為我出生在農村，因為我熟悉山區，還因為我意識到那次遠征是場災難。由于古巴軍隊和多米尼加共和國軍隊都擁有海軍、空軍，擁有一切的一切，傻瓜才會無視這一情況。這就更堅定了我的信念：不能同這樣一支軍隊進行正面沖突。

　　1948年4月9日那天深孚眾望的政治領袖豪爾赫·埃利塞爾·蓋坦被殺，您當時正好在波哥大。您在那兒經歷了一次人們稱之為“波哥大事件”④的暴動。那次經歷情況怎么樣？

　　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經歷。蓋坦是哥倫比亞和平與發展的希望。他的死猶如一聲晴天霹靂。人民發動起義，謀求正義;人們搶武器，警察也加入行動;沒有統一指揮，隨意破壞;死了數千人。我站到人民一邊, 到一處警察局搶到一支槍;這處警察局在蜂擁而至的人群面前癱瘓了。我見識了一種完全是自發行動的民眾革命場景。

　　但我可以對您說：那次經歷使我更加支持人民事業。馬克思主義思想——我當時還剛剛有一點兒——我們的行動毫無關系。我們的行動完全是我們這些具有反帝、反殖、爭民主思想的一幫青年人的自發行為。

　　蓋坦被殺害前的那些日子里，我在巴拿馬同大學生們舉行了會晤。他們剛剛遭受盤踞在運河區的美軍的偷襲，他們在舉行抗議游行、要求歸還運河時，遭到了機槍掃射，致使多人傷亡。我記得當年我們路過的一條街上滿是酒吧和被迫賣身的婦女，那是個大妓院，面積達數千平方米。一些年輕人住了院，有位青年脊柱受損癱瘓了，我去看了他，充滿了欽佩之情，我非常欽佩這些勇敢的年輕人。

　　我是路過委內瑞拉到的巴拿馬，而我在不久前參加了反特魯希略遠征隊。那次行動當時得到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進步和革命力量的關懷和支持。蓋坦在哥倫比亞團結起了自由黨人，在大學里有著巨大影響。我們同大學生們進行了接觸，從而結識了蓋坦;我們同他一拍即合，他決定支持我們當時在積極籌組的拉丁美洲大學生代表大會，答應為代表大會主持開幕式。

　　我記得：我們在籌建拉丁美洲大學生聯盟的同時，還干了不少事，其中包括支持阿根廷人為收回馬爾維納斯群島而進行的斗爭、支持爭取波多黎各獨立的斗爭、支持推翻特魯希略的斗爭、支持要求美國歸還巴拿馬運河的斗爭以及支持西半球歐洲殖民地爭取獨立自主的斗爭。這些也都列入了我們的斗爭綱領，但只能說這是個反帝反殖的綱領，還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綱領。

　　您認為：通過在哈瓦那大學的斗爭、孔菲特斯島的經歷、參與“波哥大事件”的經歷以及在正統黨內的活動，在1952年3月10日巴蒂斯塔發動政變時，您已初步掌握某種社會學說和奪取政權的理論了嗎？

　　那時我已讀了許多有關古巴獨立戰爭的書籍。進入哈瓦那大學后，我就開始對政治經濟學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很快，我就從有關書本的論述中意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理性。

　　如我前面所述，后來我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那時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政治活動，一年級時就沒有很好地學習那門稱之為政治經濟學的課程，連考試也沒有考。這門功課是位非常嚴厲的教授主講的，差不多有上千頁的講義，都是油印的，紙張又長又大，有的地方字跡潦草難辨。我在決定認真深人學習這門課程后，開始接觸到了有關價格的種種學說以及對其決定因素所做的不同解釋。這是一門向資產階級青年傳授的政治經濟學。我打那時即開始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了懷疑。

　　我自行得出結論：資本主義經濟學是十分荒謬的。在沒有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著作前，我已成為一個空想共產主義者。空想共產主義不根據科學和歷史思考問題，而是根據看上去非常糟糕的貧困、非正義、不平等、社會與實際發展情況之間無法克服的矛盾這些現象的存在看問題。人們還有一種道德觀：我跟您說過，我們的道德觀主要是通過研讀何塞·馬蒂的書籍形成的。

　　生活對我的教育非常深刻，指導著我的生活方式和我對生活的看法。我根據人們所說的“生產過剩危機”、“失業”以及其他一些問題得出結論：資本主義制度不靈。社會學史和勞工法這兩門課程使我對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這兩門課的課本是接受過左傾教育的教授編寫的。

　　我跟您說過，我最早閱讀的馬克思著作之一是《共產黨宣言》。這本書對我有很大的影響。由于我是出生在四周都是大莊園的一家莊園里，了解那里人們的生活狀況，從而開始理解、明白了一些事?？梢哉f，我是親身體驗了什么叫帝國主義，什么叫統治，什么叫順從美國意愿、腐敗無能、鎮壓民眾的政府。正統黨揭露、指責了這類行為、這類貪贓枉法行為。而我站在這個民眾政黨左翼一邊。

　　打那以后，我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這些著作越來越吸引我。我開始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我極富正義感，具有明確的道德觀。我反對不平等，反對非法枉為。我感到，那些著作說服了我，在政治上證明了我自己得出的結論。我曾說過：如果說女海妖的誘人歌聲迷住了尤利西斯的話，馬克思主義揭示的那些難以辯駁的真理則迷住了我。我曾有過烏托邦思想，這時感到腳踏實地了。

　　馬克思主義向我揭示了社會的真實面貌。我當時就像是森林中辨不清方向的一頭鹿、一個行路人。您如果不真正了解階級斗爭史，抑或一點都不了解社會有貧富之分、一些人壓迫和剝削另外一些人這些現象，那就是一個身處森林、根本不辨東南西北的人。

　　好好的地主少爺不做，要去做“革命者”

　　在您生活的環境里，這樣思考問題的方式應該不多見……

　　是啊，對許多人說來，現行社會似乎是世上最合乎情理的，所出生的那個家庭和所生活的那個村鎮也是這樣。這一切都是很熟悉、很古老的慣例。如果一輩子老是聽說“這位是馬的主人;這位是茅屋的主人;這位是一大片土地和土地上所有人和物的主人”這樣的話，也就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所有權概念普遍適用于一切的一切，子女也不例外。這位是某人的兒子，這位是某人的女人：啊，一切的一切都成了某人的財產。這一所有權概念適用于一切：馬、卡車、莊園、工廠、學校，公共財產自然除外。

　　對一個出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滿腦子財產權觀念的人說來，一切都是財產，自己的一雙鞋、子女和女人同工廠一樣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個人財產。工廠里有位老爺，他是主人，掌管著一切，會發善心給人一點小事干干，會給那些無知無識、既不會寫又不會讀的人們一點小恩小惠。這是因為資本家會運用心理學，而社會主義者們通常不會應用。社會主義經營管理者們認為勞動完全是勞動者應盡的義務，而資本家明白勞動是為他生產剩余價值的手段。對他說來，一切都是非常合乎常情的：他組織、找錢、做買賣、發財——發大財。

　　那時，嗯，生活在那種低聲下氣、自卑情結狀態下的人們，明知道某個政治家十分富有、極其腐敗，但還是懷著欽羨之情看待他。

　　我在開始動腦筋思考問題時——開始學習經濟學后，才知道有個卡爾·馬克思，才知道有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以及空想主義者。后來我又發現，我原來是個空想家，您明白我的意思嗎?

　　您認為這時已鍛煉有成、具備從事政治活動的條件了嗎？

　　同幾年前剛踏入哈瓦那大學校門時相比，我是成熟多了，但還有很多東西要學，我還不夠成熟。

　　我從那些偉大的革命思想家那里得到哪三件寶呢?從馬蒂那里得到了靈感、榜樣以及其他許多東西。但我們主要是接受了他的道德觀，首先是他的道德觀。我一直牢記他曾說過的一句話：“世間一切榮耀實乃滄海一粟。”說得太棒、太妙了。面對著滿世界的自負、貪婪，我們革命者要終生提高警惕，出污泥而不染。我接受、堅守這一道德觀。道德同行為一樣，都是非常重要的，是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

　　我從馬克思那里學到了有關人類社會真面貌的論述，而誰若沒有讀到過這一論述，或不明白這一論述，那就好比是黑夜置身森林中央、不辨東南西北了。馬克思向我們揭示了社會的真實面貌及其發展史。離開馬克思，您就難以合理地闡釋歷史重大事件、提出發展方向、指出人類可能走的道路，人類社會的發展并未到頭。

　　我們，包括您和世上許多人，都在關注著像當今十分時興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這樣一些學說和理論。這些學說和理論會使殖民主義時期的一個人擔心，會使馬蒂擔心，古巴當時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這些學說和理論已使人們擔心了近30年。許多重要事理是明擺著的。因此人類歷史……

　　談談您自己的個人經歷好嗎？

　　嗯，我已經跟您說過，我出生在農村，這對我的影響很大。我父親是地主，我祖父不是地主。我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我讀了馬克思的著作后，認清了那些大莊園里的生活真相，因為我親眼見過那里的情況。我父親這個地主可說是所有地主中最富有同情心的地主。我這么說，并不是因為他是我爸。他在那兒，同人們交談。有人有事相求，他瞅著可憐，會出手相扶。

　　而其他那些美國公司的大莊園，股東們在紐約，在古巴的是管家和工頭，他們不可能幫助別人。他們有預算，不得隨意開支。切格瓦拉曾找來相關文件，對大跨國公司種植園的管理方式進行了研究一一我知道您對切的事很感興趣。他研究后說：“連一分錢也沒有用來幫助過別人。”我父親在那兒進進出出，成天跟人們照面。人們跟他親近;他出門從來不帶什么保鏢，也沒人跟隨;他獨來獨往，一個人走上數公里路是常事，人們可以隨便同他接觸交談。在紐約，人們是很難接觸到像聯合果品公司這類企業的總裁的。因此說，我父親那里的情況是最富有人情味的。我見到過這一切，這一切是我同情一無所有者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使我獲益匪淺。

　　我跟您說過：我挨過餓；我對您談到過很多事；我受過苦；因此我很容易就明白，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平等、非正義的社會里。

　　您是什么時候決定從理論過渡到實踐的呢？

　　別忘了：我那時已是半個國際主義者。1948年我在波哥大同大學生們并肩戰斗，我們制定了一個計劃。請記?。哼@一計劃內容很多，其中有為收回馬爾維納斯群島主權而斗爭、要求美國歸還巴拿馬運河。我還參加了孔菲特斯島遠征隊，也執行過其他任務。最最重要的是：幾年下來，我已成了一名信仰堅定的馬列主義者——這時，1952年3月10日那天，巴蒂斯塔發動了政變。我說這些，都是為了說明我的價值觀的形成、我這幾年在大學里學到了些什么；沒有這樣的價值觀、不掌握在大學里學到的東西，我任何事也干不了。

　　哥倫布如果沒有羅盤，就什么地方也到不了。而有這么一只羅盤，我得到了這只羅盤：我發現了馬克思和列寧。道德觀嘛——我再重復一遍，我得自馬蒂?？赡芤策€有其他因素的影響：我是個運動員，老爬山;環境有影響，生活有助益。

　　1952年巴蒂斯塔發動政變后，我構思了今后的斗爭戰略：宣布革命綱領，組織人民起義。從那時起，我樹立了斗爭觀念，具有了信仰堅定的革命思想，這些思想見諸《歷史將宣判我無罪》⑤。我已有了必須運用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的想法。要視那一年6月1日大選后局勢發展的情況作決定。局勢一如往常，毫無變化?；孟朐俅纹茰纾钊耸?。不能再走老路了，否則將一事無成。

　　注釋：

　?、賽鄣氯A多·奇瓦斯參加過反馬査多學生運動，為真正黨杰出成員。因不滿真正黨人總統拉蒙·格拉·圣馬丁背信棄義、委曲求全及其政府的貪污腐敗，遂于1947年5月另立新黨——古巴人民黨(即正統黨)?？ㄋ固亓_不久就成了該黨的追隨者。奇瓦斯是個性格極具魅力的領袖，聯系廣泛，竭力維護民族主義路線，痛斥貪污腐敗及其他政治惡習。古巴人民黨推舉他為候選人，參與1952年6月的總統競選，預料他會勝出。1951年8月5 日，他在電臺錄完周日演講后拔槍朝自己的腹部開了一搶，數日后去世。

　?、趲鞝桚R奧·馬拉帕爾特，意大利作家，主要著作有《政變術》(1931)《完蛋了》(1931)和《皮》(1949)。

　　③拉斐爾·萊昂尼達斯·特魯希略(1891—1961)，多米尼加共和國獨裁者，1930年至1961年遇刺身亡期間一直是美國盟友，受美國保護。1946年曾宣布允許流亡在外的共產黨人回國，但回國后又下令處決他們。這之后就有了從孔菲特斯島出發的遠征行動。特魯希略的長期獨裁統治是拉丁美洲歷史上最反動、最殘暴的統治之一。

　?、軐?ldquo;波哥大事件”的生動描述，參見加布里埃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生而述之》，巴塞羅那蒙達多里，2000年，第332-363頁。

　?、莘频聽?middot;卡斯特羅1953年7月26日攻打古巴圣地亞哥蒙卡達兵營失敗后被俘受審。他本人作為一名律師進行自我辯護，他的辯詞以“歷史將宣判我無罪”結束，并以此冠名發表流傳于世。他的辯詞同時也是一篇揭露巴蒂斯塔罪行的宣言，一篇從哲學、法學和倫理學上論證反巴蒂斯塔獨裁統治斗爭合理性的演說，一篇對古巴社會發生徹底變革綱領進行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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