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二九運動爆發八十周年。八十年前，即1935年12月爆發的一二九運動，是一場偉大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救亡運動。它標志著“中國革命新時期”(《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版，第254頁)的開始，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青年學生們在斗爭中表現出的愛國熱情和所選擇的革命道路，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現實啟示。

　　一二九運動是在日本加緊對華侵略的情況下發生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了日本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侵略階段。在侵占中國東北全境之后，1933年1月，日本大舉進攻長城各隘口，占領熱河省，接著將侵略矛頭指向整個華北。1935年6月，日本脅迫國民黨政府簽署《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實際上控制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為使華北五省脫離中國而“獨立”，日本侵略者大肆收買漢奸，鼓動“防共自治運動”，導演所謂“自治”丑劇。這就是華北事變。

　　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國民黨政府在繼續集中力量進攻紅軍的同時，對日本侵略采取了退讓方針。它計劃于1935年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作為對日本策劃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的妥協辦法。而成立這個委員會，在日本方面看來，正是使華北成為第二個“滿洲國”的過渡。

　　不僅如此，國民黨政府還對人民的抗日要求和行動進行嚴厲壓制。1935年5月，《新生》周刊刊登《閑話皇帝》一文，被日本指為“侮辱天皇，妨礙邦交”。國民黨政府即查封《新生》周刊社，囚禁該刊主編杜重遠。6月10日，更頒布《睦鄰敦交令》，宣稱“對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如有違反，定予嚴懲”。當時的情景，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樣：“愛國有罪，冤獄遍于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

　　日本侵略的加緊與國民黨采取的上述政策，使舉國民眾感到憂慮和憤怒。而地處抗日前線的華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更痛感華北淪亡已迫在眉睫。“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載《清華周刊》1935年12月10日)一二九運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一二九運動的發動，與中國共產黨有著密切關系。毛澤東在1939年12月回顧這個運動時說過：“青年學生好比是一二九運動的柴火，一切都準備好了，只差用火一點。點火的人是誰呢?就是共產黨。”(《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版，第256頁)

　　首先，“是共產黨的八一宣言給了青年學生一個明確的政治方針”。(同上，第256頁)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同年10月1日以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宣言強調，“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圣天職”;呼吁全國各黨派、各界同胞、各軍隊都應有“兄弟鬩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捐棄前嫌，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宣言反映了全國人民的熱切愿望，使處于苦悶中的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看到了挽救國家危亡的希望和應當遵循的方向。

　　其次，“是紅軍到了陜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運動”。(同上，第256頁)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11月28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重申八一宣言的主張。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由此開始看到一支新興的抗日救國力量，這使他們受到鼓舞，知道自己的斗爭不是孤立無援的。所以，“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幫助了一二九運動”。(同上，第253頁)

　　再次，“是共產黨北方局和上海等地黨組織的直接領導”。(同上，第256頁)1935年春，中國共產黨加強了中共北方局的力量，并將中共北平市臨時工作委員會改組為中共北平臨時市委。一些學校成立或恢復了抗日救國組織，共產黨和團結在黨周圍的積極分子掌握了這些組織的領導權。在此基礎上，11月18日，成立了北平市學生聯合會，北平學生愛國運動有了公開的統一領導機構。“沒有共產黨作骨干，一二九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同上，第256頁)

　　正因為具備了以上這些條件，“才使一二九運動發生，并使之在全國各階層開展起來，形成了全民族救亡運動的巨大政治力量”。(同上，第256頁)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臨時市委、北平學聯領導下，北平各大中學校學生數千人舉行抗日救國游行。12月16日，北平各校學生與市民3萬余人匯集于天橋廣場，召開市民大會，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會后又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北平學生英勇斗爭的影響下，抗日救亡的烈火在全國各地熊熊燃燒起來。從12月11日起，天津、太原、杭州、上海、南京、武漢、廣州、西安、濟南、成都、重慶等30多座大城市的學生相繼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集會和示威游行。12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號召全國各業、各廠的男女工友起來召集群眾會議，聲援學生愛國斗爭。海外華僑也以各種方式支援學生。世界學生聯合會對中國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也通電聲援。

　　一二九運動中，青年學生沖破國民黨政府高壓政策，響亮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這個運動使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呼聲;它打破了一度沉寂的政治局面，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正如毛澤東所說：“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干部。”它具有同五四運動一樣偉大的意義。(同上，第253、251頁)

　　一二九運動之所以值得我們紀念，既因為它“促進了國內和平和對日抗戰，使抗日運動成為全國的運動”;(同上，第253頁)還因為它繼承和發揚了五四以來優良傳統，有力地昭示了中國青年運動應當堅持的正確方向。歷史照耀現實，一二九運動的歷史經驗，對于當代中國青年應如何確立理想，選擇人生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一是要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指一個民族在長期共同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形成的，為本民族大多數成員所認同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道德規范、精神氣質的總和。它集中體現了一個民族在一定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下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獨特方式與精神支撐。在上下五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正是出于對自己故土家園、骨肉同胞和燦爛文化深深的眷戀與熱愛，中華民族才能為捍衛主權和領土而威武不屈，才能創造出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自強奮進、生生不息。

　　一二九運動中，青年學生之所以振臂一揮，云集廣場，其精神動力就是愛國主義。為此他們不怕寒風凜冽，不怕高壓水龍，不怕被捕坐牢，甚至不怕流血犧牲。他們在運動中表現出來的無私的真誠的愛國主義精神，是氣壯山河、感人至深的。正因為青年學生的拳拳愛國之心，才感染了社會各界。1936年12月9日，西安近萬名學生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舉行愛國請愿游行，游行隊伍唱起了《松花江上》這首歌。學生的愛國情懷，感動了張學良，他當即表示要用實際行動報答學生的愛國精神。隨后他與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答應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中國迎來了全民族的抗戰。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這種精神，在一二九運動中得到了有力的展示。八十年前，正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鼓舞著青年一代為捍衛民族利益和尊嚴而大聲吶喊;八十年后，它仍應成為廣大青年報效祖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

　　二是要在共產黨領導下自覺擔負起歷史賦予的使命。人們在社會中生活，不僅要走過自己的生命歷程，還要擔負起各種各樣的人生義務，擔負起應盡的歷史責任。不同時代的青年面對不同的歷史課題，有著不同的歷史使命。學生運動只有在它反映歷史前進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愿望，在它與整個革命斗爭相配合并擔負起時代的使命時，才能具有深刻的內容、堅強的生命力和確定的歷史意義。一二九運動之所以能夠成為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起點，就是因為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青年學生勇敢地承擔起了歷史的責任，他們喊出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口號，表達了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

　　在一二九運動發動時，青年學生以滿腔的熱情和無畏的勇氣，走在斗爭的前列。但是僅僅依靠這些還不夠。為了使斗爭能夠堅持下去并走向勝利，他們需要得到正確的引導和積極的幫助。這就是說，“知識分子要同共產黨結合”，(同上，第256頁)在共產黨領導下團結起來奮斗。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同上，第256頁)事實上，青年學生在這場斗爭中之所以能提出正確口號，就是由于受到中國共產黨發布的八一宣言的指引。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責任。近代以來，中國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樣兩項根本性的歷史任務。當年，中國青年的歷史性責任就是要通過革命斗爭，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80年后的今天，當代青年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通過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努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當代中國青年應當擔當起黨和人民賦予的歷史重任，在激揚青春、開拓人生、奉獻社會的進程中書寫無愧于時代的壯麗篇章!

　　三是要走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青年學生雖然在斗爭中往往首先覺醒，但他們在全國人口中畢竟是少數。只有當他們的斗爭能夠反映人民要求，并在斗爭中得到廣大群眾支持時，他們才能是堅強有力的，他們的斗爭也才能持續地進行下去。毛澤東指出：“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里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業的。只有知識分子跟工人、農民正確地結合，才會有無攻不克、無堅不摧的力量。”(同上，第256頁)

　　一二九運動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同情和聲援。為了使這場抗日救國斗爭能夠向縱深發展，12月20日，中國共產黨通過共青團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同胞宣言》，號召學生“把反日救國運動擴大起來!到工人中去，到農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軍隊中去!”12月27日，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學生運動要得到持久性”，“只有和工人、農民、兵士的斗爭配合起來，才有可能”。(《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版，第151頁)這就為中國青年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

　　在中共北平臨時市委和北平學聯的組織與領導下，1936年1月，近500名學生組成“平津學生聯合會擴大宣傳團”，沿平漢路南下，深入農村，開展抗日宣傳。許多人后來還進入革命根據地，直接參加抗日武裝斗爭。正是這種社會實踐，使一二九運動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地學習黨的理論和政策，自覺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使自己成長為共產主義者，成長為日后黨和國家各條戰線上的領導骨干。

　　一二九運動中青年學生所走過的這條道路，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因為只有在社會實踐中，在與群眾相結合的過程中，青年知識分子才能了解群眾的愿望和要求，激發自己的愛國主義情懷和歷史使命感，才能磨煉自己的意志，增長自己的實際知識和才干，從而茁壯地成長起來。

　　習近平總書記在給河北保定學院西部支教畢業生群體代表的回信中，勉勵青年人“到基層和人民中去建功立業，讓青春之花綻放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他強調，“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國一道前進，服務人民、奉獻祖國，是當代中國青年的正確方向。”青年學生在一二九運動中的選擇跟這個方向是高度一致的。自覺捍衛這個方向，堅持這個方向，是我們對一二九運動的最好紀念。

　　(作者：黑龍江佳木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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