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hicagoguangzhou.com/zgysj/2003/zs0305a1.htm
現在的情況可以用早先的一句話來表達,“形勢大好,問題不少”。生產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科學教育文化水平提高了,綜合國力提高了,國際地位提高了。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就連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但是,我們不能盲目地自滿自得,而應當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用兩分法,來分析我們的當前形勢。我們面臨的問題還不少,有的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前途的問題。這主要是指社會的兩極分化。
一、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岌岌可危
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要“多樣化”,要大力推行“公司制改革”,即股份化。同時提出,“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并且說“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實踐的結果表明,比重減少了,“控制力”也削弱了。問題的實質還不是“控制力”,而是創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創立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控制論”的提出給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提供了思想武器。
理論界的一些“家”們鼓噪起來,說什么“公有制經濟是與市場經濟不能兼容的”(《中國經濟時報》1988年1月20日)。“只有加速國企私有化才是出路”(《中國財經報》1999年7月13日)。“要搞市場經濟,就需要形成非國有制企業數量上占主體地位的基礎格局。”(《上海改革》1998年第四期),“承認非國有經濟為主體這個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客觀事實,是符合事實,是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符合全國人民(包括國有企業職工)根本利益的大好事。”(《中華工商時報1988年3月6日)。
有些領導干部也緊緊地跟上來,大肆宣揚“國退民進”,大干“國退民進”。有人提出“將國有資本從一般性競爭行業中退出來”,有人更提出“實現無國有企業,無全民職工”的“兩無”口號。進入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們在神州大地隨處看到加快私營經濟發展的決定。然而,對于加強國有經濟,發展公有制經濟,加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則沒有看到如同發展私有經濟那樣鮮明而堅定勁頭。
經過對國有經濟實施“戰略性調整和改組”,公有制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逐年下降。2000年國有企業的注冊資金占國內各類企業(外資和港澳臺資企業除外)注冊資金的百分比,比1995年下降了11.8個百分點。全國國有工業戶數, 2001年只剩下47593個,比1986年減少80007個,下降62.7%。國家經貿委發布的《“十五”工業結構調整規劃綱要》規定,“對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先進制造技術等體現國家競爭實力的戰略性領域,國家不再采取投資辦廠的進入方式,吸引社會公眾投資和國際資本。”國外一些資產階級政客、組織和他們的評論家極力詆毀我們的國有企業,抨擊國家從資金上支持國有企業;國內一些理論家隨聲而起,說什么再也不能往這個“無底洞”里“輸血”了,那是“包袱”!于是,我國這個社會主義的基石的命運如何,就很難說了。入世以后,就更難說了。
在多方的扶植下,私營企業按年均增長率35.5%的速度發展。到2001年底,全國私營企業已達202.85萬戶,擁有注冊資本18212.24億元,雇傭員工2253.03萬人。
由于國有企業陷入困境,下崗工人已達二千余萬,加上仍然在崗但很難領到或領足工資的人,在城市中形成了龐大的“弱勢群體”。在另一極則形成一個相當強大的新資產階級,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大富豪。美國“福布斯”搞了一個2001年中國大陸100名富豪的排名榜,其財富多者達83億人民幣,最少者也有5億。這100名富豪中,有數人成了黨的十六大代表。新資產階級中,勤勞守法經營致富者,有,但不是主要部分,絕大部分是靠鉆國家政策的空子,投機取巧、偷稅逃稅、坑蒙拐騙,化公為私,盜竊國家等非法手段致富,不少企業管理人員搖身一變為“企業家”。有些當“官”的或其妻室兒女在境外有大量存款或產業。權錢交易,以錢購權,以權發家者比比皆是,他們被稱為“權力資本家”。這些,大都是要依法追查的犯罪分子,然而,逍遙法外。
新資產階級的產生伴隨著腐敗的蔓延和升級。腐敗案件越來越多,涉案金額越來越大,犯罪分子的級別越來越高。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受賄達4109萬元,廈門特大走私案走私和偷逃稅款達800億之巨。許多腐敗分子把大量贓款轉移到國外。這些敗類連起碼的愛國主義都沒有!有資料報告,內地資金外逃嚴重,2000年就達480億美元,超過了同年注入中國的外資407億美元。
2001年和今年上半年資本外逃更加嚴重。近兩年涉嫌犯罪外逃的400名官員帶走的資金多達50億元人民幣。(《參考清樣》第1543期,2002年10月6日)。
工人階級中很大一部分已經從主人公淪為雇傭奴隸,舊社會在資本家壓迫剝削下受的罪,現在又受上了。任意壓低工資,克扣工資,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不給勞保,不顧安全生產,工傷事發頻繁,虐待女工,雇用童工等等。私營企業主揚言“愿干則留、不干就滾”,有的資本家揚言要把企業“建設得像花園,管理得像監獄”。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竟然又出現工人階級的監獄!許多工人家庭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學,更上不了高中。許多私營和三資企業不準成立工會。許多地方當局犧牲工人權益來“改善投資環境”。許多干部親大款、傍大款、捧大款,向大款交權。污泥濁水滾滾而來,哪里像社會主義的樣子!
廣大農村重新陷入個體經營的汪洋大海。農民的收入連續四年不是下降便是停滯不前。1995年下半年起,全國鄉村兩級所有的集體鄉鎮企業,通過“改制”,絕大多數已轉為私營企業或個體工商業。糧價和農副產品價格一直走低,不少地方種糧賠錢。再加上亂收費,農民的貧困面進一步發展。擴大內需,可是在廣大農村就是擴大不了。最近十年,農民的消費占全國居民消費的比重由56.3%下降到42.2%。(《中國經營報》2002午8月19日)。農民的這種狀況,嚴重地制約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埋伏下社會不穩定的危機。
現在,國家把重點放在農業的產業化經營,搞“公司帶農戶”,說“扶持龍頭企業就是扶持農業”。這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目前存在的嚴重問題嗎?不能。現在的龍頭企業絕大多數是私營企業。國家在財政、稅收、信貸方面扶助龍頭企業,那是扶助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廣大農民沾不上這個光。把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建立在私營經濟的基礎上,其發展是根本有限的,更嚴重的是,這同建設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的新農村,背道而馳。
我國農民在半個多世紀的實踐中已經走出一條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像江蘇華西村、河北周家莊、河南劉莊、南街村、北京竇店、韓村河等先進典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有,它們創造了發展農村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社會主義文化、謀求共同富裕的成功經驗。個體經濟以至資本主義農莊根本不能解決的問題,在這里解決了。普及初中教育和社會保險,就是很明顯的事例。這種勞動人民集體所有制的合作經濟,完全適合我國當前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是農村加強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途徑,是使社會主義江山固若金湯的根本方針。到那里看了的人,都說好。建議中央經過調查研究,作出決定,在農民自愿原則下,有步驟地穩步地予以推廣。我國農村應該實現第二個飛躍了。
二、兩極分化日趨嚴重
基尼系數年年攀升,2000年已達0.458,是 1991年的0.282的1.62倍。
2002年5—7月,國家統計局對城鎮居民家庭財產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是10%的最低收入家庭財產的總額僅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10%的富裕家庭財產的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城鎮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5l。(《研究參考資料》第88期)。今年七月,民政部公布的報告,我國城鎮低收人的主體已由傳統的“三無”人員(無勞動力、無收入來源、無法定撫養人)轉為特困職工、失業人員及其家屬。在全國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1931萬人中,前者占5%,后者占95%。下崗職工再就業率由1998年的50%下降到2001年的30.6%, 2002年3月末僅為4.3%。
一面是許多下崗工人為溫飽而愁,有的甚至為生活所迫去賣笑,走絕路,另一面是一些富豪吃8.8萬元一桌的“極品宴”,坐880萬元一輛的豪華轎車;一方是廣大工農為醫療費、子女教育費而一籌莫展,另一方是到國外的豪賭,揮金如土,一夜就輸掉幾十萬元。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同志鄭重地講,“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斜路了”。用革命先烈的白骨構造起來的社會主義大廈,我們決不能看著它就這樣毀壞。蘇聯變質那樣的悲劇,絕對不能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重演。建議黨中央進行檢查,將那些不利于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論、觀點、方針、政策、法規和做法,予以廢除。同時,應當允許并支持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發表文章,辦刊物,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和行為。前經主管部門查封了的兩個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刊物,《中流》、《真理的追求》,應該早日恢復。
三、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高高舉起
這是當前發展大好形勢,克服缺點錯誤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務。這幾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被淡化、弱化,實際上有被取消的危險,這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生兩極分化,從而孕育著極大危機的根本原因。當然,在一些講話中,在一些文件中還是提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但那只是個形式。“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但是,鄧小平理論中一些要害,比如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杜絕和反對改革中出現兩極分化,就直接了當地丟掉了。小平同志強調地講,“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現在,從理論上到實踐上,這個根本原則是怎樣堅持的呢?
我們不可能在馬列主義的著作中尋找出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所有問題的具體答案。但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中的根本觀點,始終是切合實際的、正確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在“結合實際”的名義下把它丟掉嗎?勞動和勞動價值的理論只揭示“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因而不能揭示現時(包括中國的現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嗎? 階級、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理論,過時了嗎? 馬克思主義“根本消滅階級差別”的“不間斷革命”的理論,我們可以不作“具體的設想和描述”,而“應該由未來的實踐者去回答”嗎? 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就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己任,從而一上來就進行共產主義的宣傳教育,在白色恐怖下,在戰爭的硝煙中,在新中國建立起來以后,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的宣傳教育。實現共產主義的制度,那是將來的事,現時的方針、政策是根據現時的實際情況來制定的。但是,每走一步,都是為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理論體系,是應當向工農知識分子及廣大人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在共產主義制度實現以前,始終要如此,否則,怎么能夠擴大黨的影響,造就廣大革命者為革命事業前赴后繼地英勇斗爭呢? 怎么能調動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呢? 馬列主義是發展的,但是,它是在馬列主義根本原理的基礎上發展的,馬列主義的根本原理是不能丟掉的。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是不能模糊的。這是我們的立黨之本。
現在,毛澤東思想好像不那么時興了,毛澤東領導的那個時代的偉大成就也不那么重要了,似乎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是從這十三年才開創的。這既不符合事實,也是極其有害的。毛澤東思想不僅指導我國革命取得勝利,也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勝利,“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毛澤東同他的親密戰友系統地提出了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偉大綱領,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建國以來,只用了不很長的時間,我們在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教育建設、國防建設、黨的建設等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振奮了國人,震驚了世界,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提出了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理論,提出了革命發展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相結合的理論。毛澤東領導了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大斗爭,開展了反修防修的大討論,大大地提高了全黨馬列主義的水平和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水平。在國家建設方面,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建國初期就狠抓了156項基礎工業的建設,狠抓了大江大河的治理。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十大關系”,提出農業是基礎,要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家計劃,提出并組織實施了農業合作化運動,提出了綠化祖國的戰略方針,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并且領導實施了大小三線的建設。毛澤東教導我們,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美帝國主義也是紙老虎。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在經濟還很困難的情況下,毛澤東和黨中央狠抓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國防科研,提出廣泛開展技術革命任務,樹立起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思想。正是在他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關懷和指導下,我國發展了原子彈和導彈工業,兩彈一星上了天。在教育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了德智體全面發展、造就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針,培養了一代代新型知識分子,并且團結了廣大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執政黨的建設上,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針和政策,發展了馬列主義建黨學說。比如,“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的思想;防止因勝利而驕傲因而失敗的思想;必須抓緊改造世界觀的思想;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思想。在執政的條件下,毛澤東特別強調反對官僚主義,并且多次領導開展反官僚主義的運動。他經常教導干部要到群眾里面去,要用平等態度待人,要和工人農民多接觸。毛澤東創導干部參加生產勞動。他提出的“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至今仍然是克服官僚主義,保持共產黨員本色的“憲法”。在新的條件下,毛澤東多次闡明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提高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密切聯系群眾的自覺性。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其中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這是千年大計。這些,充分說明毛澤東真正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運用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真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證明了其正確性。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這個武器絕對不能丟,而要高高舉起,在現時,特別要高高舉起。
現在,我們強調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僅有國內意義,而且有國際意義。在當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一些黨和人背叛了革命,一些革命者在彷徨,同時還有不少馬克思主義者在艱難的條件下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斗爭。而蘇聯東歐的人民則在痛失社會主義的果實后,痛定思痛。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始終不渝地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事業并且取得不斷的勝利,那就像一盞輝煌的明燈,在黑暗的時代給人們照亮前進的道路。這就是對世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給予鼓舞,對彷徨猶豫者指明方向,對那些痛定思痛而懷舊的人指明出路。這就是我們盡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務。
小平同志講,“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斗就為了共產主義。”“一定要讓我們的人民,包括我們的孩子們知道,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我們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為了將來實現共產主義。”小平同志還講,“我們的報刊、電視和所有的宣傳工作都要注意這個問題。”“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少年作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那絕對不行。”七一講話強調“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將來的事情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者去回答”,我們“不可能也不必要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述”。這個“渺茫論”既不符合實際,也不利于教育和動員工人階級、廣大青年和廣大人民群眾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事業而奮斗。在這樣的思想引導下,我們黨削弱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教育,削弱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教育,并且把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斥之為“左”、為“僵化”,這就造成黨內和人民中間的思想混亂,嚴重的腐化墮落,不僅是經濟問題上腐化墮落,還有思想政治上的腐化墮落,蔓延之勢不衰,其原因在此。私有化浪潮洶涌彭湃,勢不可擋,其原因在此。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泛濫于中華大地,污染了各個領域;“法輪功”、封建迷信禁而不絕;假冒偽劣,走私騙稅,坑蒙拐騙,種種劣行,難禁難絕。究竟是什么原因? 這同削弱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教育直接相關。
四、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
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行動。這是我們黨的基本組織原則。
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而如果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民主是發揚不起來的。
毛澤東不斷教導全黨,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即一分為二的方法,分析客觀事物,分析自己,分析自己所做的工作。要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形而上學、片面性盛行,只見成績,不見缺點、錯誤,諱疾忌醫,堵塞言路,聞過則怒,遇批則壓,必定會使我們的事業遭受損失。在某種氣氛下,在大好形勢下,批評不容易,接受批評更不容易。然而,恰恰在此時,需要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否則,聽不到不同意見,聽不得不同意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鴉雀無聲,怎么能建設好社會主義? “萬馬齊喑究可哀”啊!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重申了民主集中制,他說,“什么叫集中? 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如果大家對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集中統一怎么建立起來呢? 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沒有數量上充分的、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來。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只要是大事,就得討論,認真聽取不同酌意見,認真地對于復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的‘班長’。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臺的。”鄧小平同志也在七干人大會上講過:“如果搞得不好,特別是民主集中制執行得不好,黨是可以變質的。國家也是可以變質的,社會主義也是可以變質的。干部可以變質,個人也可以變質。”
毛主席、鄧小平同志40年前講的話,對于我們現在有直接的指導意義。黨歷來強調,黨的領導是集體領導,黨中央多次指示加強集體領導,反對一個人說了算,反對“一言堂”,多次指示全黨“少宣傳個人”。黨章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凡屬重大問題,都要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論,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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