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急需改變強政府、強資本、弱勞工的狀況
 
在“全球化下的勞資關系和勞工標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研究中國問題，必須找出最形象的語言來描述當前社會出現的一些特征，而“強政府”、“強資本”和“弱勞工”這三個詞語就能鮮明地反映當前我國社會的基本狀況。這種狀態是什么原因形成的？有什么好處和什么壞處？對我國今后的長期發展有什么影響？需要我們進行認真分析。

一、弱勞工狀態對宏觀經濟和中國社會的影響

所謂強政府和強資本，就是相對它們的管理對象來說，政府和資本的權利和權力過大；所謂弱勞工，就是相對政府和資本來說，勞工在利益分配過程中的權利和權力相對弱小。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來，從來沒有看到我國勞工群體有組織、有規模地爭取利益行動（只是在去年大連的日資企業發生了一定規模的罷工事件），即使有也沒有公開報道過。相反，勞動群體自發的任何爭取利益的行為都受到政府的嚴格管制。我所知道的一個典型案例是烏魯木齊市的一個出租車司機郭如濤，因為代表廣大司機的利益出來說話，就被以什么名義判刑三年，至今還在獄中。

從輿論形態看，這些年里，社會媒體大多報道的是政府和企業家這些強勢群體的言論，社會充斥的是資本論壇和管理論壇，而關注職工利益的勞工論壇從未有人或單位舉行過。一部企業管理學成了如何為老板賺錢學，MBA的目標主要是追求企業的利益，也就是資本的利益。

這種力量不平衡的狀態，導致了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那就是勞工收入在整個國民分配格局中只占一小部分，改革開放之后，工資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節節下降，目前大約已經降到15%的程度，這就使我國出現了資本收入大大高于勞動收入的現象，這種狀況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競爭最殘酷的年代19世紀都沒有出現過。

特別是，當今我國的工業勞動群體大都由來自農村的農民工組成，由于在計劃經濟時期就形成的不平等的城鄉關系，農民工不能被與城市工人同等對待，僅由于這種不同待遇造成的農民工工資損失，每年就高達1萬億元。這就使我國農村遲遲難以得到發展，這就使我國的城鄉之間始終拉著巨大的差距。假如在農民工工資方面多少與城市工進行看齊，我國農村每年即可增加至少5000--10000億元的工資收入。也用不著搞什么“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或減免農業稅，只是在一次分配上統一一下國民待遇，就足以使農民群體生活狀態大加改善。

社會收入的不均衡，導致中國社會迅速出現兩極分化，導致中國的宏觀經濟出現了長期的消費不足，導致中國寶貴的資源在生產過剩狀態下通過出口大量廉價外流。這種狀況還導致中國迅速成為奢侈品消費大國，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山西的一家煤礦企業主，上百萬元的高級進口車一買就是十幾輛，而煤礦工人的工資不過是幾百元錢。

在經濟上，內需不足已經成為常態和痼疾；在社會方面，日益分化的財富不均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因此，我們要從經濟和社會政治兩個方面來看待弱勞工的問題，要找出當前社會問題的深層原因。下面讓我們來探討目前中國這種弱勞工的狀態是否合理，這種狀況是如何產生的。

二、弱勞工的歷史原因

組織工會和通過罷工等形式與企業進行利益爭奪，是任何現代民主政治國家共同的做法。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勞動群體明顯地缺乏應有的基本的權利，其原因在于我國經歷過一場極左的文化大革命和階級斗爭時期。今天的這種狀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矯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產生的后果。

大家都知道，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中國還發生過“二七”大罷工等勞工維權活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它通過包括武裝斗爭在內的各種方式，使勞工階級也就是當時所稱的無產階級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權力。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后，這個以無產階級翻身解放為己任的政黨把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擺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的情況是強政府、強勞工和弱資本，資本和舊官僚的地位一落千丈，工人農民的成為國家的政治主人。這是一個政府與勞工合作的時期，是一個階級斗爭的時期，其實質也就是對資本家階級和舊政權官僚迫害的歷史時期。

我們都還記得，上世紀的60年代，我國的工人階級的地位達到了頂峰，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種狀況曾經使我國出現了許多混亂，也發生了許多不人道的政治迫害。鑒于文化大革命的慘烈教訓，改革開放之后，1982年，在重新修訂憲法時，把公民權利中非常重要的一條“罷工權”取消了，同時宣布禁止以后再用大字報、大鳴大放的形式來表達言論和意見。

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徹底的放棄大民主，也就是大眾民主。當然這與我國所走過的一段彎路有關。中國自1949年建國以來公民的政治權利就不完善，進入80年代之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改革年代，仍然沒有加強和落實這個國家的基本人權，譬如對勞動權利就基本上處于一個被忽視的狀態。

我們知道，矯枉必須過正，從1982年到現在，一晃20多年過去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建立，社會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資本的力量已經變得十分強大，在這種情況下，還不改變當時的一些糾正做法，就使歷史的天平再一次發生傾斜。

如果說歷史象一個鐘擺，那么，時隔20多年，這架偏向右方的鐘擺已經到了要向左擺的時候了，中國勞動群體缺失的政治權利應該適當進行補充，因此，我建議中央政府以及立法部門開始考慮在憲法中補充“罷工權”、“結社權”、“團結權”等公民權利。

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不同，市場經濟必須是一個權利經濟，任何一方的權利不對等，都意味著利益的喪失和受損。因此，平衡市場經濟下各方利益群體的權利，已成為當前社會應當加以認真關注的事情。

三、強政府、強資本和弱勞工的經濟原因

中國是一個落后的工業化國家，從國家的角度和意愿講，政府希望國家迅速強大和富足起來。但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是什么？中國有什么天然的經濟要素可以使國家和人民迅速富強？環顧下來之后，我們只發現中國龐大的勞動力人口，中國沒有多少自然的礦產資源，中國沒有高科技的人力技術資源，中國只有大量的簡單勞動力。而這批人口數量眾多的簡單勞動力，就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經濟要素。

使用人力資源，還不能使它的成本過高，這就是中國勞動工資長期保持低標準的原因。在這一場國家積累資本的過程中，通過低工資和低福利，國家和企業積累了大量的剩余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說，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追趕先進的需要，也是一個落后國家追趕世界先進的唯一方法。正是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訴求，使中國的勞動群體整體性地陷入低廉狀態。而要保證勞動群體的價值低廉，必須首先使之處于政治權利缺失和缺陷的狀態。由于有著這種勞動力客觀低廉的經濟條件，一旦在政治上也失去保障，那么中國的勞動群體的境況是相當悲慘的。

但是，這種發展狀態不能長久地持續下去，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其社會保障水平也要相應跟上。特別是，對于勞動力群體這一重要的經濟要素，必須要進行合理的開發利用，如果透支和過度損害這一人力資源，勢必在將來出現后繼無力以及諸多的社會性問題。

中國人口紅利已經接近尾聲，中國勞動群體集體失權失語的歷史時期正在結束。中國的經濟模式已經開始進行新的轉型，但是，這種轉型需要勞動群體的積極爭取權利和利益，通觀整個世界勞工運動史，任何勞工權利都是勞工通過各種手段（包括暴力）爭取得到的。我相信中國通過借鑒國際的經驗，通過廣大勞動群體的積極爭取和政府的努力，會成功地完成這一歷史轉型的。

四、“兩強一弱”的政治原因

我們還要尋找當前我國“兩強一弱”的政治原因，由于矯正改革開放前30年所犯下的極左的錯誤，中國的政治路線開始轉向保護知識和資本群體，政府由原來的與無產階級合作轉向更多地與知識和資本合作。而中國發展經濟的客觀要求，也需要誕生一大批適應市場經濟的企業家。因此，自改革開放之后的近30年里，是一個培育中國企業家的歷史時期。政府對這一群體的扶植和培育是有歷史原因的。

  但政府應該是一架調整天平的砝碼，當某一方的力量過弱時，政府應當幫助弱的一方，進行利益調整。但是，建國以來，政府的這一砝碼總是在加強兩極的作用。當極左的力量過強時，政府是始作俑者；當右邊的力量膨脹起來時，政府也是始作俑者。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下，由于利益的驅使，政府更喜歡傾向于有錢的資本。90年代之后，官商勾結成了這個時代的最強音。

加上政治腐敗，最大限度地占有企業剩余價值已成為政府增加財政稅收、為政府利益集團撈好處的途徑。在這個時候出現王全興教授剛才所說的“政府與資本合謀”是毫不奇怪的。中國這些年里之所以能出現農民被欠薪上千億元，完全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發生的。

為了追求GDP政績目標，這些年里，許多地方政府將鬧事工人視做敵人，將工會盡量放到可有可無的地位。更有一些地方官員，一身兩任，又是企業主，又是地方長官。他們出于自身利益，很難擺平勞資之間的利益關系。因此，這些年里，總是由資本攫取最大的邊際利潤，而勞動群體對此局面沒有任何辦法，只有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只有企求一個圣君明主對乾坤的扭轉。

從政治體制角度來看，我們的政體不是一個民選的政體，政治家很難呼應選民的意愿，很難按民意辦事。加上公民權利的種種缺失，都使“兩強一弱”成為必然。但是，更深層的原因還是悠久的封建歷史造成不平等意識與習慣。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人際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人格不平等，這種狀況使中國產生了極大的社會物質差距，譬如已經形成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而客觀的物質貧富差別，又進一步加劇了不平等的社會意識氛圍，如城鄉居民之間的歧視和不同等國民待遇。因此，要想在這樣一個根深蒂固的等級社會里實現較大公平和平等，必須依靠時間的推移。

五、樹立力量平衡的哲學和政治學思想，

由于中國在歷史上不是一個相對平等的國家，窮富差距較大，社會等級差距較大，所以社會關系也相對緊張，不平等的兩個社會群體的關系從來都是處于敵對的狀態。這種國家在客觀上很適應階級斗爭理論，所以一旦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社會關系就經歷了一個相當對立和緊張的歷史時期，直到今天社會也很難逃脫階級斗爭的思維方式，社會關系總是十分緊張，只是靠著政府的高壓，才強行擺平各方的關系。

現在，中國必須走出歷史的陰影，必須走出迫害與反迫害的行為方式，各社會集團必須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抱著共存共贏的心態來尋求和諧。在尋求新的政治模式之前，中國人必須在哲學層面上進行思想準備，擺脫走極端的思維方式。

總結歷史經驗，中國社會不能總是東一頭西一頭的進行社會變遷。我們思考問題，要有一個出發點，那就是力量平衡，權利對等，相互制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賦予社會間各個群體應有的抗衡權利，逐漸提高我國人民群眾的基本人權。

自然間的道理就是陰陽兩極在力量平衡的狀態下達成和諧。不管從物理學的正負極理論出發，還是從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的相生相克理論出發，我們都可以看到世界是由各個對立和矛盾的群體組成的，他們相互對立爭斗，排斥，又相互依存，誰也離不開誰。《老子》中有一句話：“天地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句話就最本質地說明了世界萬物互相調和的自然規律。

社會間的事情也如同自然界，社會分利益群體而存在，任何社會的政治管理目標都是追求各社會群體間的合作與和諧。但要達到和諧，就必須依賴力量平衡機制。在封建社會，力量的平衡是以暴力的力量來衡量的。在現代社會，力量的平衡主要以權利多寡來體現。這就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特征：賦予社會中的每個成員應有的權利，也就是公民權利。這一權利足夠與政府權力和資本權力進行抗衡。

六、建立能比較好地平衡權利（權力）的政治制度

但是，要想完善公民權利，就必須有制度來保障。這就是中國古代政治學的思想“節以制度”（見《易經·節卦》）。但是，自近代以來，我國始終沒有解決好權力平衡和權力制約這一歷史性的課題，政治模式始終停留在傳統的威權和極權政治階段。這就使政府有時很難及時和準確地反映社會群體的需求。

西方國家的現代民主政治制度，其實質就是建立起了權利平衡機制，通過選舉和議會這兩大形式將社會利益群體的訴求進行平衡和落實。我國要充分借鑒本民族傳統的中庸政治學思想和現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學，將一個科學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來，將社會發展的目標提升到人民的生活質量上來，平衡好各社會群體的利益，而不是一味追求GDP。

進入市場經濟之后，我國已經鮮明地出現了兩大社會群體，從功能上劃分，可以把這些群體分成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管理群體和被管理群體。從社會特征上劃分，可以把這兩大群體分成老板群體和打工群體、資本群體和勞動群體。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繼續深入，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差異會越來越明顯，勞資群體已經成為我國兩個重要的社會群體。

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應該采用一種新型的政治方法來平衡和調節兩個群體的利益以及矛盾，借鑒當前國際社會通行勞工標準，中國不能將這些現代社會通用的藥方置之門外。當然，在勞工標準之上的還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在市場經濟狀況下，廣大的勞動群體長期處于權利缺失和被剝奪的狀態，那么這個社會的最終發展將是極其不平衡也是極其危險的。

好就好在中國政府目前仍然是一個全能的威權政府，只要政府意識到一些社會問題，只要政府有意愿，就有能力去實施。這就需要中國的研究工作者真實地、正確地向中央政府反映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我們希望，象今天這種會議的聲音會傳到政府高層，會傳遍社會更多的的角落。

中國必須發揮工會的作用！中國必須賦予勞動者完整的權利！正在進行中的法國和英國大罷工正在給予中國啟示！中國必將在權利完善中實現自己真正的現代化！

文章來源：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