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自由派”媒體人的褲腰“自由主義”及其他
王小東/文

 寫東西有時候需要一個托，有了這個托寫起來才有精神。這次的托是“自由派”媒體人黃章晉魔鬼教官先生的《與自由主義無關》一文。我這次為什么要犧牲掉寶貴的在河邊散步，照顧我的寶貝梅花的時間，來論論這篇文章呢？因為這里面有個“自由派”媒體人的歪理，這個歪理最恰當的名稱是我友黃紀蘇發明的那個褲腰“自由主義”的稱謂。這個歪理絕對不只是黃章晉一個人在說，而是眾多的“自由派”媒體人或“自由派”非媒體人都在那里說，所以十分有必要論一論。否則，歪理橫行，中國何日可得真正之自由？
　　鑒于黃先生在文中稱我為“王小東老師”，我也得更禮貌些。按照媒體圈的規矩，我得稱呼黃先生為“黃記”或者“黃編”。據我的有限知識，好像“黃編”更尊重些，以下我就稱黃先生為“黃編”了。

一. 剖析“自由派”媒體人的褲腰“自由主義”理論

 概括起來講，“自由派”媒體人的這個歪理，就是黃編在《與自由主義無關》中的這一段話：
　　“如果，楊帆老師和王小東老師罵的是我的話，我當然會說，兩位老師，您肯定弄錯了，這和自由主義無關。任何媒體都有自己的傾向性，您是左派，請到左派媒體發表言論，我們是自由主義的右派媒體，自然，一般只歡迎同類的聲音，不發您的文章，與專制、與言論自由與自由主義沒有任何關系。一家媒體的態度從來與言論自由新聞管制掛不上鉤，甚至，全部媒體都不歡迎您的聲音也與新聞管制言論自由無關，只要它們都是自愿而非強制的，只有強制發什么觀點的文章或強制不許發什么人的文章，那才是對言論自由的管制，哪怕只是對一家媒體而言。這種道理，許多人是永遠不明白的，不管他自稱是什么主義。這個問題上，王小東老師應該與楊帆老師不同，因為他是我強烈不喜歡其觀點，但認為其頭腦非常聰明的人，顯然他因此推論說自由派如何如何，有講歪理的嫌疑?！?BR>　　看到這里我就不明白了，要是這么說，那《中國青年報》整治“冰點”就完全沒有問題了?！吨袊嗄陥蟆芬彩且患颐襟w，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自然，一般只歡迎同類的聲音”，那么，當它的一個雇員李大同先生發了它不歡迎的聲音，它處置了自己的這位雇員，按黃編的邏輯，當然也就是“一家媒體的態度從來與言論自由新聞管制掛不上鉤”，李大同先生要發不同的聲音，那就請到其他媒體高就，那么，為什么這么多的“自由派”——某些（按照黃編的指正）——偽（按照黃編的指正）——在那里鼓噪呢？好了，你說那不是《中國青年報》自愿的，而是團中央強制的？可是，第一，處理李大同和“冰點”的意見是《中國青年報》黨組的決定，你沒有證據說那不是“自愿”的，就算有團中央宣傳部的處理意見在先，你也不能斷定那就不是“自愿”的；第二，就算這確實不是《中國青年報》自愿的，而是團中央強制的，可是，這也不妨理解為這是其下屬的媒體集團（這個媒體集團并不太大，一個媒體人完全可以在它之外去謀生）的董事會的態度。為什么一家媒體可以有自己的傾向性，而一家媒體集團就不可以呢？黃編你說說這個道理何在？好了，你說團中央也不是自愿的，也是被強制的？這可還真不好說了，因為共產主義青年團至少其自己的公開宣示是有著明確的傾向性的，同時，就算有更高層的指示，你也不能說這就一定違背了團中央的傾向，其實，共青團的宗旨說得很清楚，是黨的助手，所以，更高層的傾向就是共青團的傾向。不過我們還是可以退一萬步，說這是中宣部強制團中央的，是違背團中央的傾向的（其實如上所述，這是不可能的），你也不妨把中宣部看成一個超級大媒體托拉斯的董事會，為什么這個超級大媒體托拉斯就不可以有自己的傾向性呢？這個超級大媒體董事會還真的明確宣示過它的傾向性，那就是做黨的喉舌。什么？你說這個超級大媒體托拉斯也太大了？那么，為什么李大同把著的“冰點”就不太大，《南方周末》就不太大呢？為什么要搞自己的傾向性，部級太大，局級太大，你處級就正合適呢？我認為處級也太大了，我認為要降到科級以下才可以，為什么就是“歪理”了呢？難道“自由派”——某些——偽——媒體人的“自由主義”——偽（按照黃編的指正）——還真的就像黃紀蘇先生形容的那樣：“是個褲腰，就是二尺二，他自己穿著合適，二尺一他說不自由，二尺三他說暴民進來了”？
　　什么，你說中宣部不是一個超級大媒體托拉斯的董事會，團中央也不是其下屬的媒體集團的董事會，而是公權力？這次你說對了！可是你大概又忘了：在中國，任何一家媒體，任何一個媒體的欄目的領導，手中握有的也是公權力——黃紀蘇先生說得很明白，你李大同以為自己是誰，一口一個“宣傳官員”如何如何，你自己也是一個宣傳官員。就連黃編你自己，雖然現在已經脫離了《中國青年報》，到了在香港注冊的《鳳凰周刊》，你也還是一個宣傳官員——最多加上個“準”字。為什么說你也是一個宣傳官員呢？你黃編在那里冠冕堂皇的說：“您是左派，請到左派媒體發表言論，我們是自由主義的右派媒體”，可你怎么就不說說，我可以不可以自己辦一家左派媒體——其實準確地說我不是左派，所以應該說是辦一家民族主義媒體，在上面發自己的文章？我不可以，我甚至不能像《鳳凰周刊》一樣，在香港注冊一個媒體，然后殺回大陸來。如果我可以，就算是“全部媒體都不歡迎您的聲音”，我會抱怨“自由派”——某些——偽——媒體人不讓我說話么？我不會的。那才好呢！你們都不讓我說話才好呢！因為從更反映草根民意的互聯網我可以看出來，民族主義思想很有市場，這就意味著我這個你認為“頭腦非常聰明的人”，或其他“頭腦非常聰明的人”，一定會抓住這個商機，辦一家媒體來通吃這部分市場，沒有任何競爭者。君不見，當年《中國可以說不》不知怎么漏了網，僅憑一本書就一下子賺了幾千萬嗎？我要是辦一家媒體來賺這部分市場，這錢我拿板鍬撮都撮不贏。可是我沒有另辦一家媒體的權利，這是在中國，你們這些宣傳官員壟斷著這個權力。然而，奇怪的是，怎么一說到你上面的人拿人家自己的“傾向性”整治你，你就說這是新聞管制，這是不自由，國內國外的到處喊撞天屈，而不是去另辦一家媒體，到那里去就業——想起來這是中國了；而一說到你拿你自己的“傾向性”整治別人，你就叫人家到別的媒體上去發言——好像是說在美國了呢？那么，在中國的國情之下，在什么級別上才“從來與言論自由新聞管制掛不上鉤”呢？回答是：我的博客的級別。道理何在？因為如果你抱怨在我的博客上的留言或者評論被我刪掉，我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你：你要說話，請花五分鐘自己注冊一個博客，我這里就是不許你說?；ㄎ宸昼娮砸粋€博客真真實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絕不像黃編你說“您是左派，請到左派媒體發表言論”那么虛偽。你認為“一個人的麥卡錫主義，一個人的法西斯主義”這樣的說法是荒唐的，你說得完全對！所以我的博客的級別不可能犯“一個人的麥卡錫主義，一個人的法西斯主義”?？赡悴皇且粋€人，李編不是一個人，“冰點”不是一個人，你們的手中握有公權力，你們是宣傳官員、宣傳機構。李編不一直在那里喊“媒體是公器”嗎？號召我們大家起來維護這個“公器”嗎？叫你黃編這么一說，我還真不明白李編們那個“公器”到底是“公”在哪里了，所以，我犯得上起來維護他們的“器”嗎？
　　其實，幸虧“自由派”——某些——偽——是在中國，如李大同先生等，應該感謝自己是生在中國而不是在美國，真的！要是在美國，公眾對于內部事務的不同觀點確實有著高度的容納性，然而，在民族主義問題上，公眾是容不得媒體這樣地反對民族主義的，公眾所能容納的，最多是民族主義內部的策略之爭。這一點，我認為在黃編你指引我去看的李方所寫的《我為什么從自由派后退了》一文中便有所體現，他對于那個真實的美國的分析，與我和黃紀蘇先生在私下里交換的看法一模一樣。然而，中國的“自由派”——某些——偽——則反對民族主義反到了逆向種族主義的地步，除了中國，在這個行星上找不到第二個國家——無論它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能夠容忍這種行為。所以，以李大同先生等人這樣的觀點，除非洗心革面，從新做人，否則在美國會找不到飯碗。如果是發了像袁偉時教授那樣的文章，則后果也許比砸了飯碗還嚴重；反正是決不會把他們“發配”到“新聞研究所”吃閑飯。也許在學院里，公眾可以容納更多的異端——這是十分正確的，在學院這樣的地方多一些異端，可以“兼聽則明”嘛?？墒?，李編們擠得進學院去么？“硬件條件”不夠啊。再則，即使在學院里，像袁偉時教授這樣的，美國公眾恐怕也容不得太多。
　　順便再告訴黃編一點我的個人經驗。我打過交道的西方國家的大眾傳媒，包括世界各大通訊社、電視臺、廣播電臺、報章、雜志，不計其數，特別是美國的，應該說排名靠前的都打過交道。當我向他們抱怨他們的媒體沒有反映我的觀點的時候，他們都是恭恭敬敬地說：這是我們的工作不到位，我們這不就來了嗎？不就聽取您的意見，反映您的意見來了嗎？，還真沒有像您這么橫的。實際做得如何呢？當然我認為傾向性很強，但他們自己不會承認，他們自己都會強調自己的媒體在發表各種不同意見方面是平衡的。所以，他們多多少少也會做一些。比如說，在美國的《新聞周刊》采訪我時，我抱怨說：西方的媒體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反對民主的，這是妖魔化，我就不反對民主嘛。他們還真就做了正面報道，“民主民族主義者”這個名號還就是他們的國際部主任幫我想出來的。比如說：美國的《時代周刊》兩次約我的稿。一次是約我寫寫我希望胡錦濤主席和布什總統談些什么，那次我寫了。我后來看到雜志，他們邀請的世界各地持各種不同觀點的人還就是全，僅在中國就邀請了我和閻學通這樣的“強硬派”，也邀請了馬英九和持不同政見者。另一次是他們要發表一個香港人批駁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的文章，邀請我出來為“亞洲價值”辯護，講了，文章可以長，觀點盡可以激烈，總之是暢所欲言。這次我沒寫，我告訴他們，我也反對李光耀的“亞洲價值”。他們說：這就麻煩了，《時代周刊》發這樣的長篇論辯文章，觀點必須平衡，不能只發反對“亞洲價值”的一面之詞。我說那我給你們推薦一個新儒家吧。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說，不管他們實際上是不是真做到位了，最起碼是不會像您黃編這么橫：“任何媒體都有自己的傾向性，您是左派，請到左派媒體發表言論，我們是自由主義的右派媒體”。要不說您是宣傳官員呢！您瞧，不一樣就是不一樣，您一開口官威就出來了不是！您都習慣了！現在落到“準”字了，似乎是學會謙虛一點了，可官威都已經滲透到您骨子里了，不用拿就往外冒?。?BR>　　為什么在中國會形成這樣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逆向種族主義及“自由派”——某些——偽——占有如此之大的話語霸權的格局呢？它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嗎？我和也是在《鳳凰周刊》的冼巖等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認為這個格局絕不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而冼巖認為這也絕不是當局的意愿的論辯，使我認識到其也未必是當局有意設計的結果。所以我最后得出一個更為合理的結論：這個格局是那場浩劫在1970年代末導致的大嬗變造成的，而中國的新聞出版壟斷體制使得這個格局不能隨公眾輿論的變化、市場的變化而變化，而是凝固了下來——未必是當局有意叫它凝固，而是壟斷體制將它凝固了。早期的從業人員確實就是那種心態，如李編；而其后的從業人員，如黃編，則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自由派”——某些——偽——媒體人是不會容忍不同意見的，而且已經發明了一套褲腰“自由主義”理論來論證自己的正義性。
　　
二. 將“自由派”“一鍋燴”的理由

　　黃編說：“王小東似乎更喜歡把不是自由主義的東西說成是，然后一鍋燴了說，看看吧，這就是自由主義者的德性。比如，李方宣布過《我為什么從自由派后退了》后，王小東還拿李方在本刊一篇人均３０００美圓以下不適合搞民主的文章說：‘持如此觀點的人在“民主派”或“自由派”當中不占少數。請問，如果民主選舉只允許選出他們喜歡的人，否則就寧可不要，這和專制有什么差別嗎？’講座上，楊帆老師在嚴厲地批過李大同的賣國行為后，又滿面紅光地拿李方做自由主義虛偽的補充證據。楊帆老師是否看過李方的文章，我不敢確定，但王小東顯然是認真看過的?！纯蠢罘轿恼陆Y尾那種對“民主派”自我智力優越感頗充分的諷刺語氣，就該知道，李方絕不可能是任何民主派，而他關于民主、關于中國社會的認識，顯然沒有絲毫自由主義價值的痕跡，所以，即使王小東不知道李方新近宣布“從自由派后退了”，他也沒理由因此說，中國“民主派”如何“自由派”如何，如果是從李方內部留言中傳出去的那個關于辭職的文字中，有‘希望工作在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氛圍的地方’之語，就給李方安個‘自由派’的帽子，——有誰會說喜歡一個等級氛圍森嚴的地方，王小東本人喜歡么？喜歡被自由主義對待是人之常情，與是否信奉自由主義、是否是自由派無關?！?BR>　　恕我孤陋寡聞，李方先生的文章我只讀過一篇，就是“人均3000美元以下不適合搞民主”這篇，是從寄給我的《鳳凰周刊》上讀到的——我原本以為讀過兩篇，還有一篇是關于衛慧的，但為了認真起見，我又在網上重新核查了一遍，發覺那篇不是李方寫的。李方先生還寫過一篇《我為什么從自由派后退了》這件事，我是看了黃編的這篇文章才知道。那么你要問了，就憑這一篇文章，我何以“給李方安個‘自由派’的帽子”，何以把這種觀點栽到廣大的“自由派”身上呢？其實我在黃編引的那篇文章里已經說了：我碰到的這樣的“自由派”——某些——偽——不在少數，我是有根據的。舉個例子？本來我不想舉，可你逼得我實在沒辦法，我不舉，你下回又說我是“似乎更喜歡把不是自由主義的東西說成是，然后一鍋燴了說，看看吧，這就是自由主義者的德性”。我就舉個例子吧。李慎之先生知道嗎？這是號稱中國“自由主義之父”的人啊。記得大概是1998年，我有幸與李慎之先生一起討論互聯網對于中國社會的影響。李慎之先生在會上說：他很討厭互聯網。大家驚問為什么？他回答說：沒有互聯網的時候中國并聽不到“義和團”的聲音，互聯網一出來，“義和團”就也冒了出來。我當時就反駁道：李慎之先生，這就是言論自由啊，言論自由出來的結果有可能是你不喜歡的，可難道言論自由出來的結果一定得您喜歡才行嗎？我認為，李慎之先生的這個觀點在“自由派”中是有代表性的：我是要自由的，但如果別人自由出我不喜歡的結果，我就不想讓他自由了。我認為，李方那篇文章的觀點跟這個差不多，一看就眼熟，所以就“給李方安個‘自由派’的帽子”了。
　　不過，在這里我必須關于李慎之先生多說幾句話，否則就是對這位已故老人的不公平。事情過去幾個月后，一次沈昌文老人請我和其他一些人吃飯。我記得我的一邊是沈昌文老人，另一邊是張潔女士，但張潔女士不一定聽到了我們的對話。沈昌文老人對我說：李慎之先生對他說過，那次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一次錯誤。就憑這句話，我認為李慎之先生此后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了，我對他十分尊敬。與“自由派”——某些——偽——沒完沒了地罵我不同，李慎之先生不止一次地稱贊過我，稱贊過我的翻譯做得好，也說喜歡我的文章風格明快。最近，我看到英國的一位著名漢學家寫的一本“學術專著”中，稱我和李慎之先生是“仇敵”，那可真是胡說八道。就算李先生已經駕鶴西游了，他至少也可以問問我呀。他認識我，還給我當過翻譯，他是有我的電話和電子郵件地址的，但他沒有這樣做，這讓我再次領教了所謂的“西方學術”的“嚴肅性”（對不起，我又“一鍋燴”了，可是黃編，你要是絕對避免“一鍋燴”，那你不要說寫不成一篇文章，恐怕連話都不能連著說上幾句，不信你自己試試，或者去讀讀西方人關于人類思維和邏輯的著作。再說了，“自由派”——某些——偽——把別人“一鍋燴”了的時候還少嗎？他們曾用“王小東們說”什么什么的格式，把完全不是我說的話栽到我頭上，還多次偽造我和一些著名左派的文章，這種“一鍋燴”不是更惡劣得多嗎）。李慎之先生故去時，我曾很想寫一篇“關于李慎之先生二三事”來悼念他，只是看到當時那么多人蜂擁而上，認識他的，不認識他的，八竿子打不著的，都去寫悼念文章，都去說自己與李先生的關系，名為悼念李先生，實為抬高自己，就生了不想湊這個熱鬧之心，才沒有寫。今天，我竟然以拿李先生說事開頭，來寫我對于他的悼念，內心真是有些不安。我還要說一句，“自由派”——某些——偽——也有說李先生的自由主義學問不高之類的話的，可我認為，一個人是不是自由主義者，不在于他念了多少自由主義著作，有多少自由主義“學問”，而在于他的為人處世，在于他提倡什么，做了什么。從這個標準說，李慎之先生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其見識、其品德，都遠遠高于絕大多數“自由派”。愿李先生的在天之靈安息。
　　黃編又說：“如果，他（指我王小東）因此說中國許多的自由主義者成色不足，我覺得這樣的說法比較妥帖”。黃編，對于“自由派”——某些——偽——來說，這哪里是成色足不足的問題，這根本就是兩種東西！我曾對“自由派”——某些——偽——認為公眾人太多，無法傾聽其意見，所以，只有專家，或者說是外國人認定的專家，才可以代表公眾的說法直截了當地說過：你們說的這是自由主義？我怎么越聽越像法西斯主義啊！另外一個例子是袁偉時教授。據說袁教授是“南派自由主義的領袖”，可我認為，袁教授的歷史觀說明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威權主義者，跟自由主義根本不沾邊。
　　
三. 我為什么想說自己是自由主義者而不能說
　　
　　黃編說：“如果看行為而不是看某一觀點，我覺得，如果王小東一定要說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也沒什么不可以的。”嘿，黃編，這話您可說到我心坎里去了，您高人呀！別說是“自由派”，就是其他所有派的人都算上，有您這個見識的不多呀！前天，老友劉力群給我打來電話，說讀我的《論中國知識界奴化影射史學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一文，一邊讀一邊擊節叫好，惹得單位的小年輕跑過來看，說是從沒聽見過劉老夸別人的文章好，今天這是怎么了。劉力群把我的這篇文章，以及他和我共同的一些思想，總結成言簡意賅的兩句話，說這才是人類自由主義的真諦。一番話說得我眼淚下來了，我說：力群啊，我自己認為這篇文章是我最近五、六年以來寫得最好的一篇，可是竟然沒有人看得懂，就你看懂了??！今天看來，您黃編恐怕也得算半個明白我的人，至少黃編您說我“一定要說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也沒什么不可以的”這一點，就是看我比其他絕大多數人看得準??！可我為什么沒有說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呢？沒辦法啊，黃編，“自由派”——某些——偽——壟斷著話語權，他們把這個好詞兒給占了啊！記得1994年在深圳開會，晚上與蕭功秦先生一起到朱學勤先生那里串門，人家朱先生就說了，他是中國自由主義唯一的守護者，是中國唯一夠格稱得上自由主義者的。朱先生的話語權就比我大多了啊，人家朱先生就占著《南方周末》、《南方……》、《南方###》多家輿論陣地，人家朱先生現在說了，這個名頭是他的了，你說我怎么辦？我說我也要用這個名頭？我的聲音別人聽不見啊。您黃編說了，你王小東可以到別處去說啊。您說得輕松，可我到那去說啊？我自己想辦一家，可人家不批呀。您說您這不是裝蒜嗎？坦率地說，中國那些自稱是“自由派”的人，多數前面應該加上一個“偽”字。您黃編也說：“的確在很多時候，有些所謂的自由主義者、自由派會像潘石屹先生一樣可笑而自相矛盾”?？墒俏蚁?，秦趙高指鹿為馬之所以不成，是因為他壟斷權力的時間太短了，如果他能壟斷個二三十年，沒準我們今天的漢語還就是管鹿叫馬了。我不知道中國的“自由派”——某些——偽——還能夠壟斷多長時間的話語權，至少他們今天還壟斷著，所以我沒辦法稱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好在今天有了網絡，我在網絡上吼幾嗓子我是自由主義者還是做得到的，我今天就算吼了一嗓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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