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開放反思之三：

嚴防腐敗資金與投機資本破壞國家金融安全

中國政法大學    楊帆

中國經濟增長與國際投機資本流入

中國經濟已進入長期高速增長的軌道， 社會已具備自動發展的動力，是否能夠實現發展潛力，作到可持續發展，取決于宏觀經濟與社會穩定。 考慮到政府調節的因素，許多問題雖然棘手，但只要政府與社會努力去做，總是可以解決或緩解的，只有兩項問題如果突然爆發，可能超出政府控制范圍，因而最危險。 第一項，外部問題的核心是遭受突然襲擊或者封鎖，這在中國經濟越來越依賴于國際市場的情況下，足以影響國內進步穩定。 第二，國內問題的核心是金融危機的突然發生。 其條件有三，一是潛在危機因素的長期積累。 即使中國經濟搞得再好，運轉多年所積累的矛盾，都表現在銀行呆賬，如果處理不好，就發生金融危機。 二是危機的現實因素，如投機資本流動的規模。三是危機的發生條件，如不適當的改革或者宏觀政策，會促使金融危機的發生。

經濟增長的轉折點，是中國未來10---15年人口結構老化。 建國60年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按年增長率7%計算，已增長64倍，再有10年就是128倍，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長期的持續高速增長。第一位原因不是體制改革，而是社會穩定出現的人口高速增長，造成人口結構年輕化。年輕人多，儲蓄率高，投資率高，經濟增長速度就高。人口老齡化，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率必然降低，銀行呆帳就暴露出來。如果國內技術不能升級，被外資控制了產業，國內利潤大量匯出，金融危機就難免發生。

危機還有可能提前。 有些外國勢力一不允許中國真正崛起，二不允許中國進行危害他們利益的政策調整，可能使用多種手段影響中國的政策。 最為可能的就是：散布“中國改革倒退論”， 策劃外資撤資。

中國有多少外資可撤？

第一部分，外債。 有數千億美圓的規模。

第二部分，  外商直接投資的利潤匯出。現在每年達到300億美圓，數年以后達到600億美圓，與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相等，中國即不可能實現“凈引進”，而且GDP與GNP的差額越來越大，其差額，就是外國投資者的利潤匯出。 問題在于，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資的利潤并沒有匯出， 而是以人民幣利潤再投資的形式，留在了國內。 一旦撤資，就不僅包括每年數百億美圓的流量，而包括數千億美圓的存量。

   第三部分， 國際投機資本回流。 投機資本，有進必有出，現在進得越多，把國內泡沫經濟炒得越高，將來集中匯出的時候，所造成的沖擊越大。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造成人民幣貶值預期，外商集中把人民幣利潤匯出，一年達200億美圓，本不是投機資本，也起到了投機資本的作用。 2000年以后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加入WTO開放國內市場等因素的刺激，國際投機資本大量進入中國，2000----2002年，國際收支平衡表“誤差與遺漏”項目，從每年負100多億美圓變為正100多億美圓，說明了投機資本流向的變化和規模。2002年以后，國家外匯儲備從3000億美圓增加到9000億美圓，扣除外貿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引進，其余可視為國際投機資本，總量至少有4000億美圓。

 國內腐敗資金與國際投機資本的置換與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進入中國的外資，有一部分是國內腐敗資金流出以后的再流入。 流出洗錢是為了安全，再流入則是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資的優惠政策。 這就造成了中國資本流動的一大特點：國內腐敗資本與國際投機資本之間連續性的“置換與融合”。

國內腐敗資金有多少？ 可能達到了天文數字。

我在1998年在中國改革報發表〈權力資本化〉一文，估計改革20年來“以權變錢”的數量， 包括農業資本，商業資本（內外貿提成），生產資料雙軌制， 匯率雙軌制，股票上市和司法腐敗等，大約30萬億人民幣。 1998年以后腐敗升級， 加入了國有企業改革和房地產兩大項， 7年以來應該不下于15萬億人民幣。

胡鞍鋼根據政府部門公布的查處情況，概括為10類系統性腐敗經濟損失，指不同政府機構或公共機構任意濫用本系統的公共權力，為本系統人群謀取私利，形成的經濟損失，僅1999-2001年期間，這一損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4.5%。

1998年包括：官員貪污、賄賂、挪用公款 20億；走私 800億；.壟斷行業，電力50億；醫藥100億；稅收流失100億；公共支出腐敗損失1000億，包括財政、金融、糧食和壟斷行業；.公共投資中腐敗損失60億人民幣；.國有企業私有化，逃廢銀行貸款本息600億人民幣；公共機構亂收費 100億；金融詐騙100億人民幣。 總計3000億人民幣。 這只是查處出來的部分，如果查處率是30%，那么實際腐敗金額就是10000億人民幣。1998----2005年8年，共80000億人民幣。

   如果把個人實際控制，在公家名義下報銷的奢侈性消費也計入， 如我曾經估計1998年黃色收入，地下交易大約5000億人民幣， 其中用公款報銷者約3000億人民幣，10年就是40000億人民幣。 加上越演越烈的評比風，學術教育醫療和媒體腐敗， 總體估計改革30年以來，腐敗資金規模不下于 60萬億人民幣。

    2005年中國GDP總量是17萬億人民幣，經濟增長部分是 1。6萬億人民幣。腐敗資金規模，按照GDP 的20% 計算，應該是34000億人民幣， 為當年經濟增長部分的兩倍。

積累起來的腐敗資金有多少？ 總量60萬億人民幣，扣除外逃的4000億美圓，34000億人民幣， 再扣除已經消費掉的部分，假設為 1/5， 剩下35萬億左右，以存款，股票，房地產，企業持股和黃金珠寶等形式存放于國內。 我國居民存款是14萬億，上市公司股票總市值才2萬多億，假設其中有一半是腐敗資金，8萬億為黃金珠寶，剩下20萬億在房地產和企業股份當中，也是驚人的數字。

這筆腐敗資金， 逃避外匯管制，大約每年向境外轉移 300億多美圓， 10年4000億美圓。這就是所謂資本外逃。 外逃指違法違規向境外轉移非法所得，包括走私，販毒 ，洗錢，逃騙稅，逃騙匯，2000年國家查處的數額為300億美圓。 可以說，由于外匯管制的存在，90%的腐敗資金還沒有逃出去。 而逃出去的腐敗資金，又有一部分以外資身份流回國內，這就是洗錢以后的再投資，這就是國內腐敗資金與國際投機資本的融合與總循環。

國內資本凈外流與投機資本轉向

資本外逃，與資本外流不是一個概念，資本外逃是非法的資本外流，總規模4000億美圓， 其背后還有10倍的腐敗資金等待外流，這種外流的沖動是體制性的， 是違反法律的非法資金尋求合法性的動機所致。 國內資本凈外流，是因為國內儲蓄大于投資的原因。而國際資本內流，包括外商直接投資， 國際投機資本和洗干凈以后加入國際投機資本行列的國內腐敗資金，其內流還是外流，則受中國宏觀經濟狀況和政治條件左右。

國內外流的主要是貨幣資本，包括： 國家外匯儲備9000億美圓， 居民和企業合法存款4000億美圓， 腐敗資金4000億美圓，共17000億美圓貨幣資本。 同時我國引進了6000億美圓的直接投資，這是實物資本，包括設備和知識產權。 以貨幣形式進入國內的國際投機資本，在2000年以后才成規模， 大約4000億美圓， 進入中國的資本總共是10000億美圓。 綜合算帳，中國資本是凈外流的！ 規模有 7000億美圓之巨。

這樣的結果似乎違背人們常識，卻不違背經濟學原理。 按照宏觀經濟平衡式，國內儲蓄應該等于投資。 如果儲蓄小于投資，就有資本的凈流入，而中國自1993年以后，儲蓄連續大于投資，因此只能是資本凈外流。 此時如果再以優惠政策引進外國實物資本，或者默認國際投機資本進入，那么國內的過剩資本就會以外匯形式被更多擠出。 1萬多億美圓在國際上周轉，風險極大， 即使投入最安全的美國國庫券，年利率也只有 4%，而國際資本在中國生產，年利潤不可能低于20%，如果投機成功，年收益超過100%也有可能。

所以說，中國與國際經濟長期以來處于“非均衡“的運轉之中， 對于中國來說，獲得了出口導向的生產和就業收益，卻付出了資本運轉收益低的成本，現在尚可以說是利大于弊。 如國際關系緊張，評價體系就會變化。是我們撤資威脅美國呢？還是美國扣留我們的財產呢？ 結果可想而知，我巨額國家外匯儲備，未必可以撤得出來，這是基本國力和互相依賴程度的不對稱所決定的， 后果不堪設想。

10年以來，國內外經濟的非均衡，中國與美國經濟之間的非均衡，中國出口的繁榮掩蓋了資本凈外流的現實； 國內腐敗資金外逃，則被國際投機資本內流所掩蓋。 真正危險的是，這些投機資本早晚是要出去的，如果在某些因素誘導下集中回流，一場金融危機就難以避免。

回流的契機是什么？

-------美國突然大幅度提高利率，向國際轉移危機；

-------中國外部環境緊張，與日本或臺獨發生沖突；

-------中國內部政策調整得罪了權勢利益集團，他們散布“改革停止了，左派上臺了， 社會主義復辟了”等論調，制造輿論和恐慌情緒，鼓動資本外流。 最近關于改革的爭論已涉及到國家合法性和改革方向等問題， 如果調整繼續下去，如取消對于外資的優惠政策，獨立發展自己的知識產權，技術創新體系，進一步加大反腐敗力度，國際投機資本與國內腐敗資金可能互相配合， 以撤資進行威脅也是可能的；他們進一步獲得國際霸權的支持，以周邊關系，貿易制裁，經濟封鎖等辦法干涉我國內政，也是可能的。 如不就范，他們聯合起來制造再一次亞洲金融危機，也是可能的，所有這些，國際投機資本的轉向，是一個晴雨表。

                   人民幣自由兌換應該慎行

人民幣沒有完全自由兌換，是中國沒有卷入亞洲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 WTO

也只是要求貿易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中國早已達到了這個要求。 幾年以來為了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我國已放開絕大部分外匯管制，包括大部分資本項目，只保留對于投機機資本進出的限制。但是，由于國際壓力和國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干擾輿論，盡快實行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的呼聲日甚一日， 旨在與國際接軌的金融改革緊鑼密鼓。 考慮到國內腐敗資金要求外逃的意愿，這樣的改革動機恐怕就不是那么單純了。

我們說某些改革可能造成危機，就是指人民幣自由兌換這一類。投機資本進出自由，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而是破壞市場均衡的力量。 不僅馬克思主義是這樣認識的，國際上嚴肅的主流經濟學也是這樣認識的，天才的大投資家，投機資本代表人物索羅斯也是這樣認識的。他有專著論述市場經濟特別是金融市場的“非均衡性質”。如果放棄國家管制，必定自動產生泡沫經濟和金融崩潰。 10 年以來無數事例證明了這一點，但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甚至包括某些政府監管部門，那些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洗了腦子的決策者和研究者，竟然執意要金融危機之覆轍。應該說，最大的危機潛在因素，就是他們這些人占據了要害部門，就是他們這類思想影響到決策層。

如果放棄對于投機資本的外匯管制， 國內腐敗資金必定集中外逃，不僅要兌換外匯，還要擠兌人民幣， 拋售股票和房地產。 屆時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中國國內政策繼續按照新自由主義方向演進，國際投機資本會繼續流入彌補缺口，保持宏觀經濟平衡與穩定。 這是繼續以漸進方式實現與國內腐敗資金的置換與融合。 另外一種，就是國內政策調整影響了他們的利益，或者是美國向我們轉嫁危機，那么就會形成國際投機資本從流入到流出的轉向。國內腐敗資金也會加入一起外逃。 國內會出現房地產和股市的崩盤，人民幣和外匯的擠兌，金融危機就此爆發。

此時的政府，如果繼續維持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就只搞通貨膨脹，接下來是物價上升與人民幣貶值，銀行與企業危機接連爆發。 最終迫使政府恢復更加嚴格的外匯管制政策。此時，大家最不希望的“計劃經濟”可能局部地恢復，經濟增長不能維持，中國將進入一個比較大的經濟調整期。 此時的外匯管制如果觸動了國際資本和國內腐敗資金的根本利益， 他們仍舊不會罷手，中國崛起被人破壞，大好經濟形勢就會毀于一旦。

貨幣自由兌換是需要條件的。若法制不完善，經濟秩序混亂，社會腐敗，權勢者和管理者盜竊社會財富，必然發生社會財富大規模逃出，匯率貶值，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和銀行擠兌風潮，由金融危機發展為全面經濟危機，以硬通貨流出形式大量喪失社會財富而引發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殺傷力足以使一國的經濟實力損失大半。 在中國改革沒有完成，制度未曾完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決不可以輕易實行。

我們的建議是，停止目前一系列旨在實行“與國際接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不能以改革的名義為投機資本創造通道，包括QDII，QFII ，股票期貨，上市公司對外資開放等。

新自由主義攻擊我們管制投機資本是自我封閉，實際上一般正常用匯已基本放開， 即使許多非正當的用匯，也可以通過香港， 和大城市地下金融進行，外匯的使用并沒因此而降低效率。 從宏觀穩定角度看，國家沒有必要從法律上宣布人民幣自由兌換，或者搞QFII和QDII 這類合法的資本通道。

我國改革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應屏棄新自由主義規定的“自由化”方向，把重點放在規范市場經濟，特別是防止權力資本化方面來。對于長期積累的矛盾包括腐敗資金，應該用中國智慧予以妥善解決，既不完全否定改革以來的利益關系，也不能對巨大的腐敗資金退讓，甚至讓他們的利益導向影響國家決策。 在解決這些問題以后，再考慮人民幣自由兌換不遲。

20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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