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中國經濟面臨體制轉型的背景下，中國的意識形態環境也呈現出復雜情況。在現實生活中，特別是在經濟改革實踐中，人們常常聽到多種不同的聲音。從大的方面看，主要是兩種聲音，這就是兩種不同的改革觀：馬克思主義的改革觀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觀。同時存在著兩種經濟改革的指導理論：一種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另一種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這些正是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的另一個背景前提。增強辨別能力，警惕錯誤思潮的影響，具有現實的緊迫性。

                                兩種改革觀
    在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中，出現了許多令人費解的迷惘和困惑，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爭論。如同當年真理標準討論一樣，現在事關國有資產命運，事關工人群眾切身利益，國有企業“改制”中有那么多尖銳的大是大非擺在人們面前，不爭論是不可能的。但說來說去，根子還在兩種不同的改革觀之爭。
    一種是由“主流經濟學派’”竭力主張的新自由主義全面西化、全面私有化的改革觀。他們認為，中國改革20多年進行到現階段，最緊迫的不是搞好國有企業，而是要尋找、培植體制外的“健康力量”，放膽、放手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國有企業不但不得與“民” 爭利，而且還必須將國有企業統統賣掉。所賣得的錢用于改善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吸引外資，扶持“民”資，使國有的一塊在所有制結構中逐步消失，比重漸漸趨于零。因此，他們認為當前國有企業“改制”的政策走向應是：
    第一，加快出賣國有企業的進度，通過出賣國有資產使財政收入迅速增加，從中拿出一塊來作為“改制’”成本，用于所有工人的自然退休。這樣，長期擾得政府心煩的國有企業虧損和冗員問題也就隨之消失了。
    第二，通過放大體制外的經濟力量，拓展出龐大的“民”營企業家陣營去收購國有企業。具體策略是：先收購中小國有企業，據此逐步營造出私人資本的生長環境，而當私人企業快速成長為大企業、大集團時，就有足夠的能量去收購大型國有企業，就會使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全部消失。
    有什么樣的理論，就會產生和引導什么樣的實踐。這幾年來，有些地方以“改制” 為名賤賣國有企業。之所以風行各地且勢頭之猛前所未有，追根溯源，都是這種錯誤的改革現在作祟。
    那么，什么才是正確的改革觀，這20多年來有沒有一種正確的改革觀呢？有！這就是我們黨的歷次三中全會所確定的改革觀。它從開始形成到逐步成熟，有一條非常清晰的歷史軌跡?；仡櫬母锫?，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過了28個年頭。這當中誕生了八個里程碑式的黨的文獻： 
    一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提出了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總任務。
    二是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增強企業活力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在這個中心環節上主要解決好兩個方面的關系，即：國家與企業的關系，擴大企業自主權；職工與企業的關系，保證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稕Q定》著重指出：改革是改掉“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三是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四是 1993年 11月 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 的現代企業制度；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
    五是1999年4月10日，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作出《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提出了“改革同改組、改造、加強管理相結合”的“三改一加強” 的根本方針，要求在涉及產權變動的企業并購中要規范資產評估，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防止逃廢銀行債務及國家稅款，妥善安置職工，保護職工合法權益”，“進一步完善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搞好這三條保障線”。強調“搞好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必須切實尊重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充分發揮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堅決維護職工的經濟利益，保障職工的民主權利”。
     六是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性作用。集體經濟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依法加強監督和管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七是2003年10月2I日，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和改革觀。指出“要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動，大力發展由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同時，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要做到“四個有利于”：有利于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有利于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強調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要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探索現代企業制度下職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徑，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八是2004年9月19日，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抵制各種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提高“五個能力”；保證“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讓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諧相處”。強調要“高度重視和維護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堅決糾正各種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
    顯而易見，這種正確的改革觀，自始至終都把人民群眾（在城市主要就是職工群眾）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作為黨在現階段的最大目標，且與黨的最終目標并行不悖。但不幸的是，一到各地的具體執行中，由于時下“潛規則”盛行和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它們里應外合，對這種正確改革現任意加以曲解，說的和想的、做的都不一樣。十六大明明提的是兩個“毫不動搖”，但在很多地方的具體執行中就出現了各自反向異化的怪現象：對第一個“毫不動搖” 中的“鞏固、發展、壯大” 國有經濟，異化成讓國有企業早死早好。早賣早好；對第二個“毫不動搖” 中的“鼓勵、引導、監督”非公有制經濟異化成“放膽、放手發展民營經濟”、“推進經濟民營化”、“民營企業家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云云。兩者一合流就生成出一串“國退民進” 的怪胎來。其實僅從字面上講，與“國營”一詞不科學一樣，“民營”也是一個不科學的概念。這里的“民”只是一個幌子，似乎只有它能代表民眾、民意，但其本質就是“私有”。因此，“民” 營企業準確的叫法應是“私”有企業——生產資料屬私人老板所有的企業。同理，“國退民進”也應當更正為“國退私進”。
                    值得反思的幾個問題
    首先，早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曾經為中國的改革開出了一個藥方。他說，中國需要市場經濟，但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市場經濟是無法生長的。因此，中國實現市場經濟目標的惟一途徑就是全面私有化，而不能再拘泥于以公有制為主體。那么，怎樣看待這樣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第一，對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說，黨的十六大提出的第一個“毫不動搖”，是實現經濟社會穩定持續和自主發展的重要條件。那種認為私有化可以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觀點和主張，是不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本質要求的。市場經濟越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社會提供更多的基礎設施和基礎條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這些是不可能按照市場原則建立在純粹的私有制基礎之上的，有些還必須由國家投資，從而建立在國家所有制基礎上。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擁有很多公共服務行業的原因。退一步講，即使實行全面私有化，其實質也是富人最大限度斂財的手段。例如，在英國，私有化公司的絕大多數股份掌握在金融機構和真正的少數大投資者手中。英國電信公司的職工購買的本公司的股份還不到1%，宇航業的職工購買的股份也只有本公司股份的1.3%，等等。因此，私有化的過程實際上只不過是將社會財富從社會底層轉移到社會上層的手段罷了。我們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怎么能運用剝奪本該屬于大多數人的社會財富的辦法，去讓少數人暴富起來？
    第二，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然需要鼓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讓其有一個長足的發展，這才有了黨的十六大的第二個“毫不動搖”。然而，應當清醒地看到：雖然從市場經濟、市場交換的角度來看，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是平等的競爭關系，并無高低貴賤之分。但是，從生產關系角度進行分析，不同所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卻有著明顯區別。公有制主體地位既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柱石，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堅持這一主體地位，有利于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有利于達到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長期效益與短期效益、社會不同收入階層的和諧統一；有利于推動基礎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及重點企業的迅速成長，實現新型工業化的跨越式發展目標，從而惠及全體勞動人民。
    第三，計劃經濟的后果該由誰承擔，工人應不應該擁有對剩余價值的索取權？解放以后，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搞兩個“大鍋飯”，國有企業成為政府的附屬物，體制僵化、機制不活，效率低下。但這不是職工的過錯，問題主要出在政府的管理和用人上。職工群眾作為企業的主人翁，長期在低工資、高積累下辛勤勞動，作出了巨大的奉獻和犧牲?，F在“改制”了，在形成新的雇傭關系之前，就該有一個公平公正的結算。還原給他一個本來的對剩余價值的索取權，便是一件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事情。而現在，普遍發生的讓職工承擔莫名的“改制”成本，花三文二文就把職工打發回家的做法，是地地道道的蠻橫無理、傷天害理！在我國，從根本上講，勞動者在政治上獲得翻身后，其經濟上要實現小康的權益和主張也必須得到承認和有效的保護。要知道，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勞動者只是作為資本增值的手段而存在，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勞動者只不過是人格化的勞動時間，勞動者的經濟權益只能是依據勞動力價值爭取到的工資。而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一旦建立，與勞動者成為生產和分配的主人這種經濟地位所相應的基本經濟權益，也就確立起來。勞動者應該獲得相應的經濟權益，是在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所得出的邏輯結論，更是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的現實要求。因此，那種只講富人的利益和資本的利益，而忽視和剝奪廣大勞動群眾利益的觀點和政策主張，是與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現實格格不入的。
    第四，在改革與發展中，如何代表好工人階級長遠的根本利益和工人群眾的具體利益，執政黨還要不要有自己的階級基礎？應當說，廣大工人群眾仍是我們這個執政黨的階級基礎，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永遠不會變，也不允許改變。工人階級的擁護、工人群眾的創造性勞動成果，永遠是我們黨獲得和增強執政能力的不竭源泉；同樣，我們黨執政的一個重大使命就是領導全體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是要讓工農大眾盡快過上小康的生活。這兩者從根本上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沒有任何矛盾的。然而在一些地方，一些干部們天天嘴上在講“三個代表”，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在實際行動中，特別是在一刀切地下達限時“改制” 的指標時，就全然不顧工人群眾的具體利益了。反而指責工人群眾不顧全改革大局、只顧眼前的具體利益。忘記了工人階級整體的根本利益云云。對喪失生產資料后的工人重新淪為雇傭勞動者熟視無睹。甚至對私人企業主接手國有企業后逼得工人走投無路，也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試問：抽掉了工人群眾的“具體利益”，還如何談得上工人階級整體的“根本利益”？在奪取政權前，政權是無產階級的命根子；取得政權后，國有資產是工人階級的命根子。失去生產資料的工人也勢必會喪失生活資料，繼而陷入貧困化。
    因此，各級政府的天職就是保衛國有資產，讓其保值增值，從根本上扭轉工人階級被邊緣化、弱勢化的傾向，才能在根基上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職工群眾既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主導力量，同時也應當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如果廣大職工群眾不能普遍受益，怎么談得上有“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前車之鑒在提示我們的政府起碼要守住兩條底線：一是絕不能再搞MBO或變相的MBO，也不能通盤賣給私企老板，而應當不折不扣地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國有企業改革總思路，實行由國有資本、職工集體資本和外來非公有資本共同參股的混合所有制；二是改不改，怎么改，要由職工代表大會說了算，不能再偷偷地搞“這里的‘改制’靜悄悄”。而所有這些，就先要讓職工群眾有話語權。因此，工人階級要有自己的發言人，有自己的理論專家團，有自己的大律師團。他們剛直不阿，敢于為工人階級大聲疾呼；他們情系勞工，敢于直陳基層職工群眾的疾苦；他們疾惡如仇，敢于戳穿損害工人利益的種種圖謀?？傊麄儓允刂鐣脚c正義，無私無畏，全心全意站在工人階級一邊。這樣，通過全社會的力量營造出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濃厚氛圍，借以形成有效的勞資協商的談判機制和制約機制，切實維護住職工群眾的切身利益。
    第五，先富與共富有無必然聯系，先富者是否必定會去帶動后富？現在看來，遠沒有想像的那么美好。實踐證明，只要口子一開，讓少數人富起來很容易，但這些少數人絕不會自動發善心讓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毫無疑問，先富與共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時空脫節。特別是在這短短的近二三年間，如此巨大的社會財富被聚斂到少數私人企業主特別是“泡沫資本家” 的手中，處理不好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和社會危機。這絕非是起碼杞人憂天。
                兩種市場經濟理論的根本區別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性理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可是，現在卻出現了錯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觀點企圖取而代之。流行的“民營化改革”、“國退民進”這樣兩個口號，便是典型例證。因此，十分有必要從理論上廓清我國經濟改革的指導理論。
    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相對于老自由主義即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主義講的，它是當代右翼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適應當代國家壟斷資本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的要求而形成的一種理論思潮、一種思想體系和一套政策主張。
    盡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一個龐雜的體系，但就其主流學派的觀點而言，可以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觀點歸納為三個論”。即：一是“市場化”；二是“自由化”，或“非調控化”；三是“私有化”。也可以說，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內涵具有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這樣三層含義。
    所謂“市場化”，是指市場是萬能的，市場經濟是一部能自動運轉的配置社會資源的萬能的機器。市場“化”，就是生產要素、產品、勞務、產權、名譽都商品化，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化”，指徹里徹外。
    所謂“自由化”，就是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讓市場放任自由發展，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在認為市場機制作用能形成一種“自然秩序”的同時，還認為個人自由是市場制度的保證和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只有保證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利，才能使經濟效率達到最高。新自由主義將市場規律的作用和個人自由主義奉為至高無上的信條。因此，新自由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推行無政府主義經濟模式。
    所謂“私有化”，就是極力主張全面的私有制，把資本主義私有制視為惟一合理的永恒的經濟制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全都是極力主張和推銷徹底的私有化的。他們認為，只要實行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對私人的經濟行為加以限制，從而可以使個人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極大地提高經濟效率。而且實行私有制能夠自動實現經濟的均衡發展。他們認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優越性，因而總是竭力反對公有制，視公有制為萬惡之源。他們的目標，總要使全世界的國家都實行私有制，使資本主義制度全球化、水恒化。
    由于一些人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本質另有看法，因而主張采用新自由主義的一套來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產權改革的觀點一時很時尚。他們無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觀點的科學內涵。我們的回答非常明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絕不能用來指導我國的改革。只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才是我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石和理論指導。
    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內涵？筆者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嶄新的命題或范疇，包括以下三層含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是現代市場經濟；二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或計劃市場經濟；三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這三層含義的綜合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規定性。
    從第一層含義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選擇現代市場經濟這一類型，而不能選擇古代市場經濟或近代市場經濟類型。這是時代的要求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現代市場經濟是一個中性范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屬于現代市場經濟這一類型。通常把我國的經濟改革稱為“市場化改革”，就是指要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從這一意義上說，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對我們的改革有一定程度的借鑒作用，例如，關于讓市場機制配置資源，使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由市場來決定價格等等。
    從第二層含義看，在處理政府干預與市場機制的作用，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我們的觀點是與新自由主義直接對立的。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是“自由化”和“非調控化”，不要任何政府的調控，不要任何計劃。改革以來，我們始終清醒地堅持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觀調控，等于走向無政府狀態的自由市場經濟。使改革走入歧途。
    從第三層含義看，十分清楚，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絕不能搞私有化。新自由主義的導向，是引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私有制，實行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先進的社會經濟制度，這是為歷史業已證明了的公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將不斷再生產出更多的物質財富和不斷再生產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保證社會主義的持續發展。
    任何市場經濟的運行，都是在歷史上經濟上特定的生產關系下進行的。這種特殊的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這就是市場經濟的特殊性。馬克思指出：“社會生產過程既是人類生活的物質生存條件的生產過程，又是一個在歷史上經濟上獨特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過程，是生產和再生產這些生產關系本身，因而生產和再生產這個過程的承擔者、他們的物質生存條件和他們的互相關系即他們的一定的社會經濟形式的過程?！北娝苤魏紊鐣a過程都必須在一定的生產關系即人們之間經濟方面的社會關系之下才能進行。市場經濟作為一般社會生產過程，同樣必須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運行。市場經濟同樣是社會再生產過程借以進行的一定社會經濟形式的承擔者。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就是指市場經濟借以運行的特定生產關系的性質；在不同社會性質的生產關系下，市場經濟就必然具有不同的社會性質，例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者的社會性質正好是對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也就不同。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其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國家在主體上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其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生產資料所有制規定著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
    由以上對應的分析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社會性質上是對立的，在改革導向上是背道而馳的。
    （《環球視野》摘自《中國企改新譚》第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