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德強
2004年3月21日下午
于烏有之鄉書吧的主題沙龍
爭議"不爭議"
今年是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各方面都在準備紀念這個一百周年。無論如何，鄧小平的確開創了一個時代。不過，鄧小平時代究竟應該劃分成幾個階段，還會有不同的觀察。我以為，鄧小平時代起自1978年，終于1992年。1992年以后，鄧小平已經失去實際的主導權。各方政治力量打著鄧的旗號，"一中各表"，各取所需，爭奪主導權，進入了后鄧小平時代。以三個代表寫進憲法為標準，一個完全不同于鄧小平時代的時代到來了。其標志是，鄧小平時代的關鍵性話語都已經消失，比如摸著石頭過河，白貓黑貓，四項基本原則，共同富裕等。取而代之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千秋萬代都適用的"三個代表"。
盡管如此，鄧小平時代仍然留下了巨大的政治遺產，無論是成就、還是問題都仍然在引起爭論，影響著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現在我們都承認，改革產生了巨大的社會階級和階層的分化，開放產生了中國經濟越來越高的依附性。但是，按照鄧小平的說法，中國改革開放如果產生兩極分化了，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了，改革開放就失敗了。現在，輿論似乎回避這個問題。失敗并不可怕，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失敗的事情多了，可怕的是不承認失敗，甚至粉飾失敗，把失敗包裝為成功。是不是改革開放注定失敗？還是由于錯誤地總結經驗教訓，形成錯誤的政治思想路線而失敗？
由于摸著石頭過河，對社會地理不熟悉，我們常常過高地評價一時的成就，而不懂得鮮花與陷阱的關系，忘記了誘餌和釣勾的聯系。鄧小平時代是以農民豐產豐收開始的，但是現在我們卻不得不面對凋敝的農村、貧困而失去尊嚴的農民、討不到工錢的農民工。
鄧小平是誠實的。他承認自己沒有理論，也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在試驗，他在探索。因此，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是有試驗、有反復、相對慎重的，八十年代的經濟是相對繁榮和健康的。其基本標志是，國有企業效率提高，贏利豐厚，銀行不但沒有呆壞賬，還積累了大量資本，引進外來技術，但沒有丟失本國市場，失業率低，社會治安較好，腐敗還處于初級階段，有制服的可能，人民群眾總體上對政府是滿意的。我認為，八十年代是鄧小平時代的主體。
但是，如何總結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卻是需要理論的。我認為，后來的一切問題，根源都在于對八十年代的成就進行了錯誤的總結。八十年代的成就是公有和私有相結合，計劃和市場相結合，保護和開放相結合，自主創新和技術引進相結合，政府規制和社會活力相結合，集體的凝聚力和個人的創造力相結合的成就。但是，一些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們卻把八十年代的成就單方面地歸結為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成功，開放和引進的成功，社會活力和個人創造力的成功，完全忽視進而否認、丑化公有、計劃、保護、自主創新、政府規制、集體凝聚力的根本性作用，把公眾輿論引導到市場萬能、私有化萬能、利己主義萬能論上，從而使弱肉強食的邏輯迅速擴展到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吏治腐敗、官商勾結、經濟依附、金融危機、失業增長、農民困苦、道德淪喪、兩極分化等一系列難以解決的問題，最終甚至可能將社會導向分裂、動蕩的危險境地。
新自由主義如何解釋八十年代
為了說明這種理論解釋的重要性，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關于包產到戶的解釋。八十年代初期，農村土地包產到戶，農業取得了豐收。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解釋。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新王朝之初，農民都能分得土地。唐朝初年，每個男性農民可分得承包田80畝，婦女可分得40畝，每戶還有20畝的永久地。分了地之后，農民的確有積極性，但是那個時候單產是多少呢？單產也就是150斤左右。為什么我們的農民分了地之后能有1000斤的單產呢？實際上，積極性只是生產勞動的因素之一。過去講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種子改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沒有種子的改良，沒有雜交水稻改良，沒有棉花改良，沒有小麥品種的改良，哪有八十年代糧食單產的大幅度提高？其次是水利。在毛澤東時代每年冬季大規模地興修水庫，使可灌溉的耕地面積從占全國農地面積百分之十幾上升到一半左右，這也使得糧食可以大幅度增產。當農民都知道水利是糧食的命脈。第三條就是化肥。在長期施用有機肥的土地上，化肥的增產效果是非常明顯的。1972年毛澤東跟尼克松握手的之后，1973年起，中國從西方引進了13條化肥生產線。這些裝置陸陸續續落成，然后大批的化肥投入生產資料市場，使得農村的糧食生產能夠有大幅度的增產。第四個因素是糧食價格大幅度提高，提高一倍左右，這使得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大大增強。試想，還是同一塊地，同樣是包產到戶，為什么八十年代初期有積極性，今天卻出現了大面積的土地拋荒、進城打工現象呢？因為糧食價格下去了。在糧食價格上漲一倍的情況下，其實集體生產機制一樣能增產。撇開價格，種子，化肥，水利，八十年代那場糧食大增產是不可思異的。認為單靠積極性的調動就能夠提高糧食產量，這不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邏輯嗎？
第二個例子。關于家電工業的發展。八十年代，中國引進了很多彩電、冰箱生產線，但是沒有直接進口大批電視機和冰箱。實際上，進口至少可以分出四個層次，最簡單的是直接進口彩電、冰箱，第二層是進口生產線，第三層是進口生產線里的關鍵設備，第四層是生產線和生產設備我們都不進，直接進口技術和圖紙。這四種進口形式，也是四種不同程度的開放形式。至少，中國當時選擇的不是直接進口商品。當時，中國冰箱、彩電的關稅很高，高達100%-200%，事實上，直至1996年，彩電的關稅還高達60%。由于關稅保護，國外冰箱、彩電進不了中國市場，這才能夠迫使日本、德國向中國出售生產線，才有中國家電業的發展。這意味著，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成功，是保護和開放相結合的成功，而不是完全開放的成功。看日本的發展就知道，日本比中國的保護程度高，而開放程度低，這才使日本能夠具備越來越向的自主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迫使其他國家向日本開放市場。但是，中國的理論家們錯誤地總結了經驗，只看到開放的作用，看不到保護的作用，造成九十年代的經濟政策一邊倒地強調市場開放，使中國的工業體系被跨國公司所打垮、所整合，使中國經濟成為依附型的經濟。
第三個例子。關于鄉鎮企業的崛起。崔之元很重視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的鄉鎮企業之所以能夠崛起，是因為我們在五十年代搞了土改，農民村集體、鄉集體擁有自己的土地，搞鄉鎮企業時不需要交地租。由于不需要交地租，所以生產成本能夠降低。同樣道理，鄉鎮企業用的是農民，農民實際上是邊務農邊工作，他的社會保障實際上在農村解決的，在村集體解決的，在農業里解決的。到鄉鎮企業工作，實際上是賺零花錢，由于賺零花錢，鄉企業的工資成本就非常低。由于地價很低、工價很低，鄉鎮企業才能大面積崛起。如果說地價高，工價高，鄉鎮企業怎么能夠在一個強調規模經濟的大企業時代生存呢？印度為什么沒有鄉鎮企業？因為印度的土地是私有的。要辦企業？對不起，你要按市場價格去買土地。這樣，印度的鄉鎮企業就無法與跨國公司和本國的大企業競爭。所以，鄉鎮企業是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和八十年代的市場開放相結合的產物。
（楊帆插話：中國現在房地產熱，帶動了鋼鐵、水泥等一大批建材產業的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這熱怎么來的？非常核心的問題，是土地國有、土地公有。這才有這么高的資本利潤率。你要是土地私有，拆遷根本門都沒有，你拆不動。他們這邊利用國家、收買國家權力賺了錢，還罵你土地國有，這幫人真壞。）
對。這可以算第四個例子。我再說一個例子，關于國有企業的承包制。國有企業的承包制，從效果上來說，也是基本成功的。盡管有一些承包者有短期行為，但是就多數企業而言，承包制既調動了部分員工的物質積極性，又利用了作為承包者的企業廠長、經理們的集體主義的傳統思想，即利用了兩種積極性。應該承認，八十年代的企業管理層遠沒有象他們的后繼者那樣貪婪，那樣不顧工人死活，那樣不顧國家利益。然而，在總結經驗教訓的時候，經濟理論界只看到利益驅動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國有企業廠長、經理非利益驅動的一面。結果就是強調承包制的制度缺陷，要求規范化、股份化、私有化。正是沿著這條路子，九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才會大面積地破產倒閉，國有企業職工才會大批下崗。按照這個思路下去的話，現在還殘存的大型國有企業，也只有死路一條。
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用新自由主義的思路來總結八十年代的成就，這當然是很幼稚的。但是為什么八十年代就沒有出來一個混合經濟思路呢？看來，八十年代缺乏一個成熟的非主流經濟學。當時經濟學的兩大流派其實都走極端。一派就完全否定市場化、私有化的合理性，另一派則完全否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合理性。這個問題甚至是世界性的。由于原子論的思維方式的流行，盡管各國實際上搞的都是混合經濟，但在理論上卻都否定混合經濟。人們似乎認為，混合經濟非驢非馬，理論上不徹底，實踐上會存在兩派政治和思想力量的斗爭，不應該是改革開放的目標模式。人們只看到計劃和市場相互沖突之處，看不到計劃和市場相互促進之處，結果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鄧小平是一個實干家，一個政治家，他并不懂經濟理論。因此，當新自由主義的解釋流行時，他很容易被這種解釋牽著鼻子走。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有問題，這是鄧小平清楚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也有問題，這卻是鄧小平不太清楚的。因此，當一派堅持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時，鄧小平知道警惕。但當另一派迷信市場和私有制時，他卻喪失了警惕。所以，我認為是新自由主義的思路使鄧小平最后偏離了自己的初衷，一定程度上成為大款們的護身符。
看來，如何總結經驗教訓事關生死存亡。同一個事件，完全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兩種解釋。比如說，"三農問題"怎么形成？有一種解釋是，官僚體系專制腐敗，苛捐雜稅，然后就逼得農民沒飯吃。這很有道理，農民有切身感受，他一聽就信了。但是如果你對他解釋說，對農民傷害最大的首先就是市場競爭。由于農民間的競爭，蘋果、栗子、橘子、香蕉的價格不斷下降，魚、蝦、雞、豬的價格不斷下降，棉花、小麥、水稻的價格不斷下降，這給農民帶來的損失比苛捐雜稅還大。比如糧食價格下降了一半，從八毛錢一斤，下降到四毛錢一斤，毛收入下降一半，凈收入下降80%。這不是比苛捐雜稅的危害更大嗎？事實上，即使今天把全部農業稅和特產稅都免掉，農民仍然沒法活。因為農民在全球性的市場競爭網絡中，處于經濟食物鏈的最底層，象青草一樣被別人吃、遭別人踐踏。這也有道理，農民也相信。兩種解釋都可以使農民信服，但是其提供的出路卻是完全不同的。在新自由主義解釋下，農民的出路在于廢除苛捐雜稅，甚至進一步廢除鄉鎮政權，取消收稅的動機。至于說農民間相互競爭會不會自相殘殺，會不會形成新的食物鏈，新自由主義者避而不答。在第二種解釋下，農民的出路在于組織起來，不但平抑市場的波動性，提高集體談判的能力，甚至形成更高程度的集體化生產和經營組織--盡管這又可能會產生腐敗。為了低成本地組織起來，農民就要求有帶頭人；為了防止腐敗，農民就希望有不受腐蝕的清官，就需要假設人性可善。這樣，就與新自由主義的人性假設發生根本沖突。
實際上，新自由主義提供的出路，是把農民從政府組織中解放出來，回到資本組織的壓迫之下。換句話說，這是讓農民才出狼窩，又進虎穴。當年，正是形形色色的資本組織和市場競爭，把農民推向"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虎穴。共產黨政權，從根本上說，是農民自我組織的政權。現在，這個政權出現了腐敗問題，怎么辦？答案其實應該是以反腐敗、民主化為主，而以私有化、市場化為輔。
沒有保守派，中國早就翻船
無論如何，八十年代的改革派還是帶著理想主義的色彩，并沒有象九十年代的改革派那樣認準了利益，認準了弱肉強食，認準了當美國的孫子。但是，同樣也得承認，八十年代的保守派也是理想主義。改革派的理想是美國，保守派的理想是則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當然已經被推向遙遙無期的將來了。但是，沒有保守派的存在和斗爭，正是《交鋒》一書所展示的，鄧小平時代就可能成為葉利欽時代。一個國家的前進就象是駕駛一船大船。如果這艘船要調頭、要轉向，比如說要從北往南開了，怎么開呀？能不能一下子右轉舵一百八十度呢？這就肯定要翻船。如果這時候有一種力量要求往左轉，但是力量小一點，結果其合力恰好是右轉舵十度。如果把主張右轉180度的力量叫右翼激進派，把主張左轉或正北方向繼續前進的力量叫左翼保守派，那么恰好是兩種力量的合力促成大船平穩右轉。即使向右轉是正確的，要求左轉的力量也不應該被妖魔化。
蘇聯改革時期，就缺乏象中國這樣的一個有一定力量的左翼保守派，結果葉利欽一類的右翼激進派右轉舵180度，掀翻了蘇聯和俄羅斯的大船，蘇聯境內國民生產總值倒退50%，通貨膨脹一萬多倍。
實際上，我現在的主張是混合經濟，計劃和市場相結合，國有和私有相結合，利他和利己相結合，獨立自主和引進技術相結合。換在發達國家，這種主張本來應該是中派。但是，由于九十年代整個社會急劇向右轉，這種主張才會成為左派。
為什么社會思潮會如此右傾？
新自由主義思潮之所以能夠主導社會輿論，除了新自由主義迎合買辦資產階級的需要以外，還和知識界對西方社會的誤解有關，與知識界左右兩翼都從不同角度美化資本主義有關。
人們常常認為，只要搞了資本主義，技術就發展了，社會就進步了，福利就提高了。事實上，福利國家之所在能夠在西方一度蔚為大觀，恰恰是因為有東方的社會主義陣營存在。蘇聯和中國給美國老板們一個警告，如果不給工人改善生活條件，不給工人一點蠅頭小利，工人會干脆團結起來沒收老板的財產。現在，東方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西方工人的福利就下降了，失業就上升了，生活就艱難了。但是，我們的輿論或者不懂，或者隱瞞這一邏輯，全盤否定自己的歷史，結果是西方的歷史也看不清楚。兩邊都看不清楚，才會產生全盤西化的謬論，才會導致民族虛無主義泛濫。這是對我們極其有害的思路。
民族虛無主義的極致，便是認為中國必須改造國民性，不改造國民性就無法現代化。那么什么是國民性呢？一些人，比如柏楊，其實大陸的知識分子也都跟著附和，或者借柏楊之口，說中國的國民性就是窩里斗，三個中國人是條蟲。其實，競爭才是窩里斗呢。自由競爭是最徹底的群眾斗群眾。正是在自由競爭下，蘋果價格才會落到五分錢一斤，才會使農民重新落入貧困、破產，任人宰割。放任自由的競爭，窩里斗（地球是人類的一個窩），最后才會形成一個社會生態系統。工人和農民是草，中小老板，中小地主，村長、廠長什么的，是兔子和羊，大老板以及中高級官員，是狐貍和狼，再往上就是統吃全球的跨國公司，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什么的，全球森林里的老虎、獅子，統吃全球。也就是說，西方提倡的人性自私論，才是承認、鼓勵、放縱窩里斗；而中國儒家倫理所提倡的，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恰恰是看到了窩里斗現象的普遍性，要求消滅窩里斗。
事情非常奇怪。要求團結的社會主義被貶斥為窩里半，鼓勵窩里斗的資本主義卻被稱頌為推動社會進步的自由競爭。為什么黑白竟然會如此顛倒呢？
這里涉及到對競爭、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等基本概念和歷史的廣泛誤解。輿論常常把中國的歷史說成是漫長的封建社會史，說中國沒有搞過資本主義。實際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定義，資本主義是一部分人擁有生產資料，另一部分人一無所有，只好出賣勞動力的社會，則中國從秦漢到明清整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而且資本的規模極其龐大。清朝時期一個寧波商人擁有的資本額是2000萬兩白銀。什么概念？當時清朝政府的財政收入是4000萬兩白銀。也就是說，一個老板的財富，可以占整個國家財政收入一半。財政收入是干什么的？是要養養宰相、兵部、吏部、禮部、各地巡撫、道臺的。也就是說，一個老板可以養一半的政府官員。今天中國有沒有這么大的資本家？美國有沒有這么大的資本家？沒有。必須得有擁資萬億美元的老板，才能和當時清朝這位寧波商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相比擬。寧波商還不算是最大的，廣東一位富商的擁有的資本達2600萬兩。如果從群體來講，擁有資本最多的是徽商和晉商。奇怪的是，中國的商人，寧波商、陜商、洞庭商，江右商、粵商，所有這些商人集團最后被概括叫幫，所謂"十大商幫"。為什么熱那亞、威尼斯叫資本集團，而寧波商、粵商卻被稱為幫呢？幫是黑社會！為什么不是熱那亞邦、威尼斯幫？為什么不是寧波資本集團、陜西資本集團？
李慎之先生剛剛去世，他是一位爭自由、爭民主的斗士，他認為秦始皇奠定了中國封建專制政治的根基，中國要進步就必須肅清封建專制的殘余影響。然而，李慎之先生實際上不過是在重復八十年代的主流話語，在重復西歐中心論和歷史直線進步論，在重申對于自由競爭和資本主義的迷信，是在以訛制訛，以極端反極端。
李先生不知道，正是人性之惡，自利者的相互競爭，在推動著歷史朝著中央集權化的方向迅猛前進。如果說中央集權化就是專制化，那么整個世界歷史的潮流就是專制化。美國立國之初是邦聯，不久就成為聯邦，接受是從弱聯邦走向強聯邦，聯邦中央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這就是中央集權化。企業也是這樣。洛克菲勒完成了石油業從自由競爭向壟斷和計劃的演變，建立了從原油開采、提煉加工、運輸分銷的中央集權的企業王國。通用汽車公司經斯隆改革后，就成為一家中央大權獨攬、事業部分權的企業。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美國管理革命的全部內容，就是從分散的競爭到高度集權的演進過程。
為什么同樣的集權化過程，在美國、在歐洲叫自由、叫進步、叫發展、叫革命，到了中國就成為集權專制？由于分不清中央集權和封建專制的復雜關系，李慎之奮斗的結果，就是在整個世界中央集權化的時候，在歐洲各國要制訂共同憲法的時候，在跨國公司的總部控制全球經濟的時候，中國的企業被拆得越來越小，不得不成為全球生產分工的集權體系的一個環節，使中國失去經濟主權，聽命于來外的經濟力量。換言之，按李慎之的邏輯，最后爭來的，將是美國支配中國的自由，美國人民決定中國命運的民主。而中國的資本主義，也將是殖民地資本主義。
李慎之思想中的邏輯矛盾，其實是當今中國知識界共享的。如果要概括起來，李慎之思想有三大迷信，一是市場迷信，二是民主迷信，三是制度迷信，合起來則是美國迷信。李慎之曾經隨鄧公出訪美國，據說得了鄧公的秘示，下決心認美國作爺爺，當美國的孫子。究竟是政治考慮在先，還是思想上的美國迷信在先，還是兩者相互促進，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反思美國迷信，總結鄧小平時代
要市場，不要市場迷信；要民主，不要民主迷信；要制度，不要制度迷信；要學習美國的成長的真正奧秘，貿易保護和管理革命，民主政治和愛國主義，但不要美國迷信。相反，需要看到美國利用中國人的市場迷信，而摧毀中國大企業的成長；利用中國人的民主迷信，來分裂和削弱中國；利用中國人的制度迷信，來使中國人放棄理想、道德和社會責任感；利用中國人的美國迷信，來讓中國的精英階層脫離人民，唯美國馬首是瞻，威脅中國人的長遠和整體利益。
如此，則我們就有可能正確地總結鄧小平時代的成功經驗，避免那個時代犯過的錯誤，使中國大船避開未來的急流險灘，駛向安全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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