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非正規軍事力量”的格外重視和黨內分歧――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八十周年

作者：老田

許多自以為是的高人，常常拿著書本教條和相當然的正規化理論，去蔑視新的制度創新。毛澤東始終是例外，因為即便是在革命隊伍中間，象毛澤東這樣的例外也是太少，所以，黨內分歧就往往圍繞著毛澤東的各種主張展開。

一般的軍事指揮員，很容易把那些訓練有素、裝備正規的戰斗部隊作為唯一與對手進行對抗的力量，為此，就相應地把內部控制權分配集中到軍事指揮人員手里，整個行軍作戰和部隊管理都圍繞著正規化的方向去努力。但是，毛澤東恰恰相反，他堅持軍事指揮人員的領導地位低于黨務工作人員的地位，把直接的戰斗目標擴張為全局性的生存條件建設并提出“三大任務”；他反對把戰斗員僅僅作為戰士看待，要求實現“政治化”。

最為奇特的是，毛澤東永遠不滿足于正規軍隊力量的積累和上升，而且反過來要求“非正規軍隊力量”的擴張優先，甚至，他還堅定不移地反對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擴軍路線，要求在著力建設地方部隊的基礎上，逐步逐級地實現正規化，從鄉村赤衛隊開始、經過區中隊、縣大隊等等逐步發展和逐步正規化的“漫長過程”，最后實現擴大正規軍的力量。作為這一規劃的通常表現，在共產黨掌握的武裝力量中間，地方部隊的數量總是遠遠多于正規軍數量。

從正規部隊的日常管理看，毛澤東也總是堅持部隊在成為“戰斗隊”之外，還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擔當“工作隊”“宣傳隊”的工作，何長工回憶說，在江西根據地時期繁忙的作戰任務之外，還常常得很累贅地帶著一個“石灰桶子”，時刻預備去刷宣傳標語。在抗戰期間，八路軍和新四軍還大量地參與“大生產”運動，正規軍戰士如果從時間分配上看，也顯得太不正規――畢竟更多的時間是用在作戰和訓練之外的“無關事務”上了。

在古田會議期間，一個重要的爭論是：有人從正規軍力量和給養方面考慮，認為不宜長期局限在一個地方活動，而是應該實現流動作戰，不停地走州過府，這樣可以通過“打土豪”還方便地解決給養并改善生活。毛澤東偏偏反過來，力排眾議，要求實現有根據地的斗爭，建立穩固的根據地政權，從農民中間穩定地獲得經濟支持和人力支持。因此，他堅定反對招兵買馬的簡單路線，要求在武裝農民的前提下，逐步實現紅軍力量的擴大。

在后來的“反圍剿”作戰期間，那些高度重視正規化的人群，一到蘇區之后就嫌根據地政權不夠正規，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政權建設和行軍作戰方面，要實現全盤正規化。只要是一個國家對一個國家的戰爭，毫無疑問，軍隊就當然應該在邊境上作戰，御敵于國門之外是再正常不過的想法。問題在于，紅軍的武器裝備不容許打這樣的正規戰爭，特別是與敵人力量的過分懸殊的對比，無法支持這樣的戰爭樣式，所以，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敗了。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那些迷信正規化的老爺們在反圍剿失敗之后，不得不依靠一雙腳長驅兩萬五千里，這個時候才不得不停下來想一想：很正當很常見的正規化有什么不對？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實際上就是從“非常規力量”方面的黨內共識開始的，再延伸到正規力量的“非常規運用”方式上。第一代共產黨人經過艱難困苦的探索，經過失敗的慘痛教訓，最終走出了書本教條和想當然的正規化迷信，中國革命從此走向勝利。

新中國成立之后，黨內分歧沿著“正規化”問題展開，從前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現在被一些人貶低為“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但是，毛澤東堅定不移地要把戰爭年代的經驗，在新中國實現工業化的歷史任務過程中，再次制度化。在經過兩次爭論和反復之后，終于在１９５８年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形成共識，提出“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戰略，這就是“大躍進”運動的起源。“大躍進”作為一個快速工業化戰略，說白了，就是要充分發揮正規化發展的潛力之外，繼續追求“非正規發展潛力”。這個非正規的發展潛力，與戰爭年代的支撐力量一樣，都是來源于人民大眾之中的創造性和主動性，或者按照今天的經濟學術語：充分利用剩余勞動力資源的活勞動投入，來最小化農業和公共工程等方面對于資源投入的需要，以利于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動員一切積極因素尋求非正規的福利生產最大化，從低水平開始建設全民福利網絡。說到底，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建設年代，共產黨人都面對著一個數量龐大的民眾群體，在這個群體所蘊含的巨大力量中間，正規化的動員方式僅僅只能利用這一力量的一個小部分，所以迫切需要在正規化的方式之外，開辟非正規化的路徑，毛澤東思想的針對性，絕大部分都在于此。

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間，集體化之后可以實現“向生產的深度和高度進軍”，在實現“深度”和“廣度”兩個方面，常常會超越一般勞動者的經驗水平，要求一種現代技術進入和配合。在福利事業的生產中間，在以活勞動密集投入去尋求農業增產中間，都需要一定的經驗積累和技術配合，而且，考慮到覆蓋全民的福利生產和集體化努力的巨大規模，僅僅依靠從前的經驗積累是不夠的，迫切需要“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和擴張，以實現勞動者廣泛地與現代技術進行結合，提高活勞動投入的效率，最低限度是避免不必要的浪費。為此，毛澤東提出“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目的就是在這樣的全民努力過程中間，在經驗積累的不足之處，實現勞動者經驗和技術的提升，同時，知識分子也只有在深入第一線的情況下，才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對于生產過程中間的技術問題和瓶頸做出最快的反應。我們今天知道，大躍進期間很多過分的浮夸和搞笑宣傳，說到底，這是未能從現代技術的可能性的準確發展方向上，提出目標和努力方向。大躍進期間的問題，從這個角度去看，是在有了“領導”和“勞動者”的高度結合之后，技術的缺位表現得十分嚴重。

應該說，毛澤東所重視的“非正規力量”的成長并長期主張“正規力量”的“非正規運用”，是共產黨人在戰爭年代的決敵制勝過程中所形成了的共識，在新中國工業化事業的起步階段，再次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寫入了決議。但是，這一戰略的實施，實際上要求教育系統從根本上要進行變革，轉而適應從現有水平出發，去幫助工人農民實現“人力資本”的積累，這一積累方向必須第一時間響應生產中間的迫切需要。正是從這一年開始，各個大學根據中央的要求，開始招收以工農之間的優秀分子作為“調干生”，但是，這個有限的招生數量，遠遠不能與現實中間的需要吻合。文革期間，毛澤東于1968年作出“721批示”，要求把整個的教育系統招生制度改為面向生產第一線，1974年周總理決定要遼寧召開現場會，推廣朝陽農學院經驗。這些在教育上的重大設想，都是配合工業化的“非正規發展潛力”的發揮的，由于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失敗和后來的逆轉，新中國工業化的速度和潛力都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

二○○七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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