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并運用大國崛起的力量

——兼談“流動性相對過剩”

楊  帆

從“大國崛起”引發的討論

　　《大國崛起》電視劇有西方中心論，比如說500年以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大國。 但關于大國崛起的討論在國內外已廣泛展開，美國重新估價中國崛起的政治經濟影響，要求中國不僅遵守WTO條款，還要承擔某些發達國家義務；國際資本對于中國的財富價值也在重估。 中國人似乎比國際輿論更沒有共識。大多數人民為民族崛起而歡欣鼓舞，但感情成分多，對自己真正的優勢和危機因素，缺乏系統的認識。知識界許多“理性”分析卻陷入悲觀與盲目，在錯誤世界觀方法論與書本模型的束縛下，他們不能正確總結中國歷史，不能反映中國現實，更不能預見中國未來。也有一些論調陰陽怪氣，一海外華人學者從美國回來，對中國的發展不屑一顧，冷嘲熱諷，說中國一個爛攤子，問題成堆，到處不規范，能養活自己就不錯了，談不上崛起，也不必擔心外國得你的好處，因為你實在也沒有什么東西。這種骨子里看不起中國的中國人，毛澤東曾經批評他們是“京劇法門寺里的賈桂，站慣了不敢坐”，根源是中國敗于西方，知識界出現崇洋媚外的文化自卑感，總不相信中國崛起的事實。與那些動輒發表《大趨勢，大外交，大失敗，大選擇，大棋局》的美國大戰略家來說，中國知識分子還真是缺少氣魄，連一個大國崛起的“大“字也不敢承受。

　　低估中國與迷信“均衡市場”有關。中國超常速度的非均衡發展不符合經濟學“均衡”模型，中國崛起真正的力量他們又不能或者不愿意認識，就以不正規，不規范，不持久，不合理為名，貶低或否定中國崛起。市場經濟是非均衡的：馬克思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規律，列寧發現了帝國主義政治與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非常有趣的是，當代國際投機資本的代表人物索羅斯，在《相信自己的虛妄》一書中，同樣認為市場經濟沒有均衡，特別是金融市場。他指出均衡市場雖到處存在，對投資者沒有意義，因為只能得到平均利潤率，發現和利用失衡才能獲取暴利。他進一步意識到在某些時期某些國家可能有“歷史性機遇”，實現非均衡崛起，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均衡論的經濟學教條是不能解釋和承認這樣偉大的崛起的。

莫讓經濟自由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打擊自信心

　　對于中國崛起力量的貶低和否定，首先表現在中國國力的低估。20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學者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的真實國力，被中國學者歸納為“中國威脅論”的一類論調；實際按照購買力平價，人民幣與美圓的折算長期保持在1：4到 1：5 之間，以出口成本決定的人民幣名義匯率，低估經濟規模和人均收入，高估外貿依存度和中國對出口的依賴性。某些經濟學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認為空調需求飽和；后來繼續斷定汽車電腦不能進入家庭，多數居民買不起住宅。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中國以國債投資進行基本建設，受到無數批評：馬路太寬，港口機場太多，效益太差，腐敗太甚，很少有人肯定它奠定進一步高速增長的基礎。中央政府曾因電力過剩決定五年不建電廠。美國經濟學家2000年以能源消耗太少為理由，認定中國經濟經濟增長率只有2%；海歸聚集的某經濟研究中心在1993年SARS時期曾預言當年經濟是“零增長”，實際SARS以后，中國經濟踏上了年增10% 的新臺階。無數輿論渲染“地方官員以數字出政績”，中國經濟必定高估。實際上中國第三產業嚴重低估，國家統計局2004年底把GDP一次性提高20%。加上每年10% 增長，中國GDP五年翻了一番，2006年底是20萬億人民幣。 按年增10%，2013年達到40萬億人民幣；再按 8%，2019年 64 萬億人民幣。 按1：6 匯率折算，為10。6萬億美圓，超過美國現在的規模，為當時美國經濟的60%左右。

　　低估自己國力的深層認識問題，是機械唯物主義的一元歷史觀，規律決定論，制度決定論，普世價值論和西方中心論，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國知識界和青年人中普遍存在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否定歷史上的革命和計劃經濟，只承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而且歸功于市場經濟。可惜的是，當代均衡市場理論不能給我們提供長期非均衡增長的視角，理論家就采取鴕鳥態度。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由1949---2019年，是70年而不是30年，兩種經濟體制都發揮了積極作用。根本的深層次原因是：中國革命勝利建立強大國家，結束戰敗和內亂；出現特大人口增長；人口結構年輕儲蓄率高，長期保持40% 的儲蓄率，投資數量巨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為國內外經濟提供4億廉價勞動力，現在為國內外投資者提供市場；在以家庭政府和社會共同努力下，中國進行了世界最充分，最艱苦的20年教育投資，為未來技術管理文化和第三產業發展提供了最有競爭力的人力資本。

人民幣升值有堅實的經濟技術基礎

　　中國經濟高速經濟增長已58年，還有12年可持續，這12年所增長的GDP，將為前58年3倍以上，這是一個財富大規模爆發的時期，估計不足就會手足無措，盲目樂觀也是錯誤的，因為2019年人口突然老化，中國如果不能在這12年內有效利用這巨大的財富，不能轉變增長方式，經濟增長就會大大減速。作為人口老化的預期，在2014年左右在金融方面有所表現，屆時股市可能突破萬點，房價成倍提高，也到了調整期，如果在突發事件下外資大批撤資，誘發國內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很大，同時誘發外部安全與內部社會危機，中斷經濟增長。但是，目前7年可能爆發的大規模危機，只在環境資源方面比較大。 我們不能過分害怕而壓制財富的煥發，同時注意宏觀經濟和社會的穩定，預先化解危機因素，中國經濟非均衡高速增長的潛力才能充分發揮出來，并且轉化為更長期的全面發展。

　　我涉外經濟方面的問題是：出口導向戰略造成匯率低估，廉價出口；長期國際收支雙順差，巨額外匯凈外流，收益低下；對外資的優惠又提高了外資收益，這等于中國在補貼美國和全世界；國際投機資本的進入無法控制，國內腐敗資金可能借外匯管制的放松而集中外流。 戰略調整的總方向應是縮小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經濟不平衡。人民幣升值15---20%，結束“出口貧困增長”；取消對外資的優惠政策，以財政政策鼓勵民族企業進技術升級； 采取收入分配政策，嚴厲打擊腐敗，提高人民購買力擴大內需，這都意味著中國不僅在高基數上持續GDP高增長，而且人民收入將有更大增長。人民幣升值將意味著過去外流的財富，流回來反哺中國。不要驚呼什么“流動性過剩非常危險”，中國人富裕的時代還剛剛開始。

　　我在1994年就預言人民幣進入升值期。大部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根本就不承認，他們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把“人民幣貶值”作為共識，2000年以后竭力反對升值。他們不厭其煩重復的就是：人民幣升值打擊出口，影響就業，使貿易逆差，經濟蕭條，企業破產，這一套似是而非的理由。

　　宏觀經濟學是研究短期經濟平衡的，它的假設前提是企業沒有技術進步，國家沒有制度創新。恰恰這兩條不符合中國國情。20年以來中國通過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與設備，技術進步速度極快，工資很少增長，生產率---工資彈性在制造業大大高于服務業，使可貿易品價格指數連續下降，非貿易品價格指數連續上升，兩者之比稱為“實際匯率”，20年來已升值20---40%，人民幣名義匯率應該隨之上升。許多模型顯示人民幣升值不減少出口額，不擴大貿易逆差， 反而可以降低進口價格，使中國比較廉價地利用國際資源和技術，進一步促進技術進步。 在涉外經濟方面，我們同樣低估了中國企業技術進步的能力，低估了外貿結構轉變對匯率升值的消化能力，不承認人民幣升值的內在理由，延誤了升值時機，產生嚴重的升值預期，才引起國際投機資本流入，出現所謂“流動性過剩”。

把相對過剩的流動性轉變為綜合國力

　　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持續奮斗160年，以戰爭崛起開始，實現了國家崛起，工業化崛起，經濟總量崛起，發展到技術崛起和文化崛起。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持續7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將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包括英美；而且百分之六七十的財富將集中在最后十幾年涌現。有這樣的財富和市場擴張前景，國際資本對中國財富的估值提高，巨額資本涌入中國，這是流動性過剩背后的真實基礎，說明中國崛起已得到國際社會的確認。

　　20年以來中國出現糧食過剩，商品過剩，儲蓄過剩，外匯過剩，中國終于擺脫了短缺經濟。關鍵是我們能夠把目前相對過剩的流動性，轉變為真實的國民財富和國家競爭實力，而不能讓它在泡沫經濟的興起和崩潰中消耗掉。

　　任何過剩都是相對過剩，中國有幾大領域非常需要錢，比如國防，環保，科教文衛，社會保障，農村與扶貧，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糾正各方面的不平衡都需要花錢。但市場經濟機制不能自動把錢引進這些領域，只能涌進股票房地產。因此可以斷言，流動性相對過剩的基本原因是迷信市場經濟利潤原則，因此國家必須發揮強大的，正確的主導作用。 把未來12年即將實現的30萬億人民幣巨大財富，有效引導到上述幾個方面。國家投資和轉移支付必要也有限，必須利用市場的力量來完成國家戰略，這才是對我們國家能力的最大考驗。

　　在國家引導流動性方面，美國股市最為成功。美國直接使用國防部力量建立互連網后轉民用；在20世紀90年代大牛市中策劃了網絡股神話，利用民間和世界資本創造了一個嶄新的虛擬空間，實現了新科技革命。目前，儲蓄不足的美國仍舊可利用全世界的流動性，平均每天至少25億美圓進入。 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卻因為不能運用過度的儲蓄而崩潰，如中東產油國以壟斷價格獲取巨額財富但無力運用，不得不存回發達國家，石油漲價反而促進了西方國家的新科技革命；日本是在西方大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壓力面前，放棄了田中的《日本列島改造論》，放棄了啟動內需和保障資源為目的海外投資，在貨幣過度升值的情況下采取積極財政政策，資本流向房地產和股市造成泡沫經濟以后崩盤。

　　目前中國也面臨類似“財富集中涌現，流動性相對過剩”的考驗，這是一種窮人和窮國突然暴富的考驗。在金融方面有一個大發展是肯定的，政府應該順勢而為。不能壓制股市的潛力，而且應該在大牛市中加速企業上市，為高科技企業融資的創業板可以馬上推出；可以設計各種有社會功能的基金上市融資，某些國有股權也可出售轉變為社會保障基金，同時成為股市平準基金。 各種金融創新工具不可盲目推出，金融深化和發展應該與監管能力配套，防止過度投機；人民幣尤其不能急于宣布自由兌換，防止國內腐敗資金集中外逃；國家在關鍵時刻控制局面保持穩定的能力不能削弱，而應加強和不斷改進。

　　有了許多國家因突然暴富而垮臺的教訓， 相信中華民族民族不會重蹈他們的覆轍，但需要我們在思想，戰略和政策上有一系列新的調整。中國崛起的新階段已經開始，160年奮斗的成果能否實現并且使全中國人受益，成敗在此一舉。

　　200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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