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中共中央，在確定寧夏戰役指揮關系的問題上，還犯有一個幾乎沒法不犯的錯誤。
10月10日20時，中共中央就三個方面軍會合后的統一作戰指揮致電各方面軍首長：
……
乙、因時局吃緊，有發生中日戰爭趨勢，統一戰線與白區工作十分緊張。對外交戰線，在陜西方面恩來負責，恩來并準備與南京談判，為不延誤此時間，工作又得與各同志商量。軍事問題，決先由德懷與朱、張兩總及各同志會面，育英亦日內動身，中央與軍委暫在原地，候紅軍北渡再定遷移。
丙、現三個方面軍已完全會合了，新的偉大戰斗即將開始。為著統一作戰指揮起見，擬請朱、張兩同志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三個方面軍對朱、張兩總之報告，及朱、張對三個方[面]軍之電令，均望同時發給中央軍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聯絡。朱、張兩總、各同志對軍事、政治、外交各方面，均請隨時提出意見。[1]
中央此令這當然有出于團結的目的，更重要的還是包含有提高指揮效率的意圖——擔任寧夏戰役南線作戰任務的主要力量是紅四方面軍所屬部隊。張國燾另立的“中央”是個“偽中央”，“軍委”是個“偽軍委”，但張國燾掌握下的“紅軍總部”卻是個合法的“真總部”，他的“紅軍總政委”也是個合法的“真政委”——同樣出于“團結”的大局，中共中央一直沒有公開公布以及清算張國燾的錯誤，更沒有對他作出任何組織處理決定，甚至紅軍總部被張國燾裹脅南下后，黨中央這邊也沒有另行成立新的紅軍總部。如此，張國燾在紅軍中的任職（包括他“中革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仍然擁有“法理意義”上的“合法性”——既或沒有中央的這次明文委托。
11日，張聞天、毛澤東在致彭德懷電中解釋了這項任命的緣由：“某種名義是暫時的問題，張還在任政治委員，這原是原則上不妥的，但暫時只好如此。朱以總司令名義對內對外均好”[2]。
10月14日，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還專電彭德懷。從更積極的角度更進一步解釋這項任命的意義和中央的良苦用心：“為求黨與紅軍的真正統一與順利執行當前任務，對國燾及四方面軍干部不可求善太急，他們在中央指定朱、張任前線指揮后表示很好，彼任前線指揮事實上與名義上均不能不聽中央軍委指揮，加上兄與弼時的贊助，前線行動當無大不好處”，“我們政策應表示對他們信任，不宜使他感覺不信任，準備經過長期過程，使國燾、徐、陳及其他干部逐漸進步，估計他們是可能進步的”[3]。
然而，而這個旨在提高指揮效率的“委托”，后來得到的卻是適得其反的效果。被中央明令委以“前線指揮”的張國燾也并沒有“事實上和名義上均不能不聽中央軍委指揮”，而是陽奉陰違，對中央和軍委的指示是能不聽就不聽，而且還小動作多多！這項任命也并不是什么對“前線行動當無大不好處”，而是有著“大大的不好處”！這位還擁有合法名義的“張總政委”充分利用了這個被授權“前線指揮”的“合法性”，充分利用了兩軍會師后被熱情團結氣氛陶醉了的人們對這個指揮權委任所產生的錯覺：紅軍總部被軍委授予了作戰指揮權，紅軍總部的命令就是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意圖……
比如陳昌浩就曾言：“我們當時是以為總部命令是在軍委指示之下的……[4]”
實際上，由于種種可以理解或當時未必就能理解的原因，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在作出這個委任后的一段時間里，并不直接指揮紅四方面軍部隊，他們的決策是通過紅軍總部的指揮來貫徹實施的，而紅軍總部（在從會寧向打拉池及其以東地域轉移途中）與中央和軍委（位于陜北保安）又因地理隔斷不在一起，這就給了張國燾按自己意圖行駛指揮權以很多的機會和很大的空間，也使三軍指揮協調的磨合期出現了足以造成嚴重后果的短暫交迭或空白……
不過客觀而言，雖然后來的事實證明了中央“所托非人”，但這個“委托”的確也還有其特定歷史原因制約下的必然性：畢竟，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仍然還是“一言九鼎”的地位！雖然“南下”碰壁、西進康北、另立和取消“偽中央”等等事由，已經使其威望降到了自他主掌這支紅軍主力以來的最低點，但畢竟還仍然處在說一不二的位置上。就是那些私下里已經對他有了諸多非議的紅四方面軍各級干部們，真要有來自別的方面軍的人當著他們的面發出哪怕是跟他們那些非議完全相同的議論，也仍然有可能招來的他們憤怒的白眼乃至“反動”、“改組派”的怒斥……
人們對“山頭”的歸屬感，有時候，它就是有這么奇怪！
數十年后有人曾言，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張國燾和中革軍委常委委員陳昌浩都在紅四方面軍中，所以朱德、張國燾的署名的命令都能代表中革軍委。這當然是十分荒謬可笑的：其一，中革軍委是中共中央下屬的一級組織而不是個人，張國燾的“軍委副主席”和“軍委總負責人[5]”只具有個人身份的合法性，在未得中共中央委托或授權的情況下，并不具有“組織名義”的當然合法性。軍委成員只有貫徹執行黨中央方針和決定的權利，并沒有對黨中央決策的“多數否決權”；其二，按遵義會議議決的黨內分工，“黨內委托在軍事上下最后決心者”是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雖然后來事實上成了毛澤東）；其三，中共中央在`1936年10月10日的這個“統一作戰指揮”的授權權限非常清楚明白——“朱、張兩同志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此后，朱德、張國燾還聯署簽發過多份將“中央及軍委”作為請示報告之主體對象的電文，張國燾本人甚至在數十年后流亡海外的回憶文字中也并不認為自己那個“中革軍委”是真正的中革軍委。
再者說了，中革軍委歸誰領導？黨中央！黨中央在哪兒呀？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把“朱張”署名的命令說成是代表中革軍委，客觀上為“陰謀論”鼓吹者們預留了一個栽贓中央的邏輯伏筆——既然“朱張”代表中革軍委，“朱張”的命令就是中央的命令。“朱張”電令造成的后果，理應由中央來擔待！
實際上，朱德、張國燾以“中革軍委主席”和“中革軍委副主席”聯署的最后一個文件，是“甘南風波”平息后的《通莊靜會戰役計劃》，這個計劃貫徹的是黨中央的意圖，而不是“中革軍委主席”和“中革軍委副主席”的個人意圖，所以才具有“組織名義”的合法性。
但就在同一天里，張國燾等已將“陜北同志”的稱謂改作了“黨中央”！
當然，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對張國燾可能會出問題也并非全無預料。
10月13日17時，毛澤東特別提醒擬赴紅軍總部與朱德、張國燾晤面會商“寧夏戰役計劃綱要”的彭德懷：要“充分注意個別同志之可能的動搖性。準備在無別部參加時，野戰軍單獨執行冰期計劃。[6]”
這里的“個別同志”，指的就是忽“左”忽右反復無常的張國燾。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陜北保安窯洞中召開，參加者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以及林育英等，會議就林育英去紅四方面軍的主題，討論了紅四方面軍的情況和中央的方針，在會上首先發言的是毛澤東。
毛澤東發言的主要內容是這樣的：
四方面軍擁護中央是有誠意的，對四方面軍應該有個整理，并且應該經過張國燾，才更順利些。我們應該幫助他，使他的進步更順利，并經過他將四方面軍整理好。工作怎樣去做？第一，任命他為前線指揮；第二，張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務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完成統一團結，將四方面軍的政治、軍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關于國燾過去錯誤的性質與程度問題，原則上是不說的。但如說到時應指出：這一錯誤是嚴重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另方面應指出是個別的、是機會主義性質的（對中央路線的估計不足），但不是整個路線的錯誤，因為就其整個歷史來說，還只是某個時期個別的錯誤。還有一點，如果他以后不再犯這樣嚴重的錯誤，將來不一定提這一錯誤，如果仍繼續發生這樣的錯誤，就是應與之作斗爭的。[7]
毛澤東的這個愿望是很理想主義的，也是很現實主義的——當然也是必須的。
然而我們還是不得不遺憾地指出，對于張國燾個人來說，也是無效的！
張國燾的舊病，復發了！
而且，根本就沒治！
不知數十年后有人撰文斷言“毛澤東過分施心計于對紅軍指揮權力之控奪”并指責“毛澤東本人對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多有猜疑[8]”時，是否留意過毛澤東及中央領導人這幾天里關于這個問題的文電和談話，并將這些文電與談話與張國燾本人留下的回憶文字作過對比參照？
誰是小人之心，誰是君子之腹，還需要多言么？
注釋
[1]《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三個方面軍會合后的統一作戰指揮決定致朱德、張國燾并各方面軍領導人電（1936年10月10日20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7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2]轉引自《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37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3]《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37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4]《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937年9月3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8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毛澤東年譜（上）》第502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6]《毛澤東關于按照十月作戰綱領做好各項準備工作致彭德懷電（1936年10月13日17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83～第7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毛澤東年譜（上）》第649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8]夏宇立《奪取寧夏計劃受挫原因探究》，《香港傳真》2009年30期第32、33頁。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