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量互變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之一，毛澤東將其創造性運用到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實踐中，形成了胸中有“數”的工作方法。1949 年3 月，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結論中總結了12 條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其中第7 條就是要做到“胸中有‘數’”。他指出：“這是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

　　通常情況下，胸中有數、心中有數，是指“對情況和問題有基本的了解，處理事情有一定的把握”。而這里，毛澤東特別給“數”這個字加上引號，表述為胸中有“數”，正是為了和通常的用法加以區別，突出強調“數”的含義。這里的“數”，所取的正是該字的直意，即“數字”“數量”。胸中有“數”的工作方法，是毛澤東從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總結得出的寶貴經驗，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規律的中國化的創造性發展，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

　　一、科學化精細化的工作要求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質，質是一事物區別于他事物的內在規定性。然而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還有量的規定性。抗戰時期，毛澤東在閱讀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時曾批注，“量與質是同時存在（非分割的），同時發展，二者是統一的”，“因為量的變化產生了質的變化，反過來質的變化又產生了量的變化”，“科學的研究，不但在質的區別上，也應從量的復雜性上去認識它”。因此，對事物的認識，區分其質是開始，是認識量的前提，由質進到量，才是認識的深化和精確化。在認識質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把握量，就能獲得對事物較為清晰的認識，從而正確指導實踐。胸中有“數”的工作方法要求把對矛盾特殊性的分析上升到精密準確的程度，這就給領導工作提出了科學化精細化的要求。

　　胸中有“數”要求對待任何重要的工作和決策，必須要進行基本的數量的分析，把政策、策略、方針的制訂建立在科學準確的基礎之上。因此，領導干部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按客觀規律辦事，增強對關鍵數字的敏感性，善于觀察、思考和計算，學會進行“數量的分析”，善于從雜亂無章的現象中發現內在關聯和規律特點，科學精準地開展工作。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提出胸中有“數”的工作方法后，舉了土地改革的例子來說明其內涵。他說：“例如，要進行土地改革，對于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這些數字就必須了解，才能據以定出正確的政策。”之所以舉土地改革的例子，是因為毛澤東深刻認識到做好這一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而要做好土地改革這一政策性、策略性要求都很高的工作，就必須從各方面細致準確掌握，搞好基礎調查統計和分析測算，據此制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正如毛澤東強調的，“必須認識，群眾工作、土改工作是極細致的工作，必須研究領導藝術”，“在任何群眾運動中，群眾積極擁護的有多少，反對的有多少，處于中間狀態的有多少，這些都必須有個基本的調查，基本的分析，不可無根據地、主觀地決定問題”。

　　努力掌握胸中有“數”的工作方法，對于增強科學精神、鍛煉頭腦的細致準確性，提高領導干部的能力水平大有益處。因為平時若總堅持細心細致地做事情，注意從數量角度思考和分析問題，多算賬、比較、分析，長此以往就容易養成嚴謹、謹慎的習慣。反之，若總是靠“差不多”“大概”“或許”去作決定、干事情，頭腦里對情況和問題的了解始終模模糊糊、胸中無“數”，處在盲目狀態，時間久了，不僅工作上容易出差錯，自身的能力水平也難有真正的提高。周恩來就說：“我們做工作，總要心中有數，要把賬算清楚。”陳云也說：“片面性總是來自忙于決定政策而不研究實際情況”，“我是算賬派，腦子里有數目字”。

　　二、有“數”來自調查研究

　　怎樣才能做到胸中有“數”呢？毛澤東指出，“一切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心中無數的”，“對于新出現的問題，誰人心中有數呢？”“無數并不要緊，我們可以把問題好好研究一下”，“沒有調查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具體政策的”。

　　毛澤東非常重視調查研究工作，同時強調要開展正確調查、保證調查質量。他提出，“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他主張做調查研究一定要“下馬看花”，不能“走馬觀花”，要“過細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個‘麻雀’”，把問題真正摸清吃透。而掌握大量鮮活真實的第一手數據并對其作細致的統計分析，是開展正確調查、保證調查質量的一個重要抓手。

　　大革命時期，在擔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期間，毛澤東就主持擬定了地租率、田賦、地主來源、抗租減租、農村組織狀況等 36個項目，引導來自各省區的農講所學生作調查，并要求學生把家鄉的情況，按調查項目認真填寫。大革命失敗后，在長期嚴酷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毛澤東仍然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

　　以 1930年5月他所作的尋烏調查為例，這個調查最后形成的 8萬多字的報告中不僅涉及當地方方面面的情況，而且包含大量的統計數字，涉及物產、商業、人口及土地占有等情況。這些數字非常細致具體，僅論列的商品貨物就有 14大類，每類都設專項分析，其中雜貨就列舉了 131種之多，并詳細注明價格及貿易量。即使一個很小的“開理發店”的盈虧問題，報告也記載得清清楚楚：“開理發店要四五十元本，師父普通請兩個，少的一個，至多三個。工價以半年計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發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塊錢生意，普通是一個老板兩個工人，平均每天能進三元，每年能進千元內外。開銷工錢百多元，其余都歸老板，再開銷伙食（以四個人計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內），可賺四百元內外（老板自己的工錢在內）。”再比如，當說明尋烏的“農村人口成分”問題時，報告的統計也十分精確：大地主（收租 500石以上的）占 0.045%；中地主（收租 500石以下 200石以上的）占 0.4%；小地主（收租 200石以下的）占 3%；破落戶占 1%；新發戶占 2%；富農（有余錢剩米放債的）占 4%；中農（夠食不欠債的）占 18.255%；貧農（不夠食欠債的）占 70%；手工工人（各種工匠，船夫，專門腳夫）占 3%；游民（無業的）占 1%；雇農（長工及專門做零工的）占0.3%。這些都還只是 8萬余字報告很小的一部分，其中對數量問題的關注程度可見一斑。

　　經過下氣力搞這樣細致、深入的調查統計和研究工作，毛澤東懂得了城市商業狀況，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種情況，為制定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政策，為確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抽肥補瘦”的原則，提供了實際依據。毛澤東后來回憶，“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

　　又比如，為了深入了解各地農村的情況，1931年 4月，毛澤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的名義，發出《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通知》指出：“我們現規定了人口和土地兩種調查表格。這兩種表格主要地是要統計各階級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體地以鐵的事實來解答我們現在許多問題。”“深望紅軍政治部每到一處注意填寫，地方政權機關逐鄉去填寫，尤望紅軍中和政府中每個負責人隨時隨地做此種調查和統計。”《通知》還對如何保證“調查所得的材料真實正確”作了具體規定，其中一條就是“調查的人要不怕麻煩”，“調查這一鄉，必須找到他們的分田的人口和土地調查本子，找到這一鄉的經手分田的土地委員和熟悉這一鄉情形的人，先把每一家人的階級成分和每一畝田為哪個階級占有（屬于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分別清楚，再用硬算的辦法統計清楚，按照實際數目填寫上去”。

　　為什么要這般細致地作調查統計呢？毛澤東在《通知》中解釋說：“過去許多地方往往忽視實際事實的調查，只憑自己空想去決定工作計劃，去指導下級工作，結果計劃是行不通的，指導是錯了的。”“現在這兩種表格，我們如能照深刻注意實際的正確的統計填寫起來，是能解決我們許多問題的，特別是現在分配土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人正是通過不斷調查研究，從解剖尋烏等一只只小“麻雀”和一個個細小的數字比例中，算清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大賬目，對走怎樣的革命道路，革命中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等一系列根本問題，做到胸中有“數”，才為后來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然反復強調要通過調查研究做到胸中有“數”。他提出，“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書面報告也可以看，但是這跟自己親身的調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處跑或者住下來做一個星期到十天的調查，主要是應該住下來做一番系統的調查研究”，經過深入群眾和實際的調查研究，“現在心中無數，慢慢就會有數”。

　　三、要觀大略、算大賬、謀大數

　　要做到胸中有“數”，既要懂得算細賬，明察秋毫，還要胸懷全局，抓住事物根本，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擇選、分析數字，觀大略、算大賬、謀大數，掌握見微知著、一葉知秋的本領。

　　為什么非要這樣做呢？

　　首先，事物的量是多方面的，人們不必要也不可能考察所有的量，而應該根據社會實踐的需要考察一定方面的量。而從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中發現有價值和有說服力的數字及比例關系并不容易。列寧明確反對不加分析地隨意羅列事例，他指出，“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

　　對事例來說如此，對數字來說依然如此。毛澤東提出：“辯證唯物論的特點，在于抓住事實的核心，事實的本質，事實的內部發展規律性，不在于尊重事實的表面。”也就是說，數字的典型性和深刻性來源于對戰略全局及問題根本的把握，來源于帶著目的和方向從大量鮮活的數字中去偽存真、提煉選擇。

　　再則，事物的量既有有關質的量，又有無關質的量，在工作中必須注意掌握決定事物的性質和方向的量。毛澤東在這方面作出了典范，他在工作中始終著眼全局抓主要矛盾，算大賬、謀大數。比如，他始終注意到多數和少數的問題，主張對敵斗爭要“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主張建立民主政府要以能夠“團結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奮斗”為出發點；主張搞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要健全民主集中制，這樣“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主張處理國際關系時“要擴大團結的范圍，把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團結在一起”。總之，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鞏固的統一戰線，為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挑戰凝聚人心、凝聚力量。這就是算大賬的遠見卓識。

　　再比如，他提出人民戰爭理論，強調“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正因為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團結帶領、組織動員人民，激發了蘊藏于廣大民眾中的戰爭偉力，才能領導人民軍隊不斷戰勝各路強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后，毛澤東總結說：“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這就是謀大數的胸懷氣魄。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論持久戰》這篇著作中就堅持觀大略、算大賬、謀大數，全面分析了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關于亡國論和速勝論觀點的持有者，毛澤東指出：“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一句話，非科學的。”換句話說，兩者都是在算小賬、算局部賬，亡國論者只看到敵強我弱這一個特點，速勝論者則根本忘記敵強我弱這一特點。而毛澤東則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為中日戰爭算了篇大賬目，得出結論——“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毛澤東分析說：“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戰爭的雙方存在互相矛盾的許多特點，基本的特點是“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于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于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

　　毛澤東還根據敵我雙方互相矛盾著的各種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在戰爭過程中的發展變化，預見了中國持久抗戰將經歷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他細致分析了當時敵我力量對比的情況，指出：“第一階段，現在還未完結。敵之企圖是攻占廣州、武漢、蘭州三點，并把三點聯系起來。敵欲達此目的，至少出五十個師團，約一百五十萬兵員，時間一年半至兩年，用費將在一百萬萬日元以上。敵人如此深入，其困難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將不堪設想。”“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占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同時指出：“第一階段中，敵人方面也有兩種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表現在：幾十萬人的傷亡，武器和彈藥的消耗，士氣的頹靡，國內人心的不滿，貿易的縮減，一百萬萬日元以上的支出，國際輿論的責備等等方面。這個方面，又給予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后勝利的根據。然而也要估計到敵人的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那就是他擴大了領土、人口和資源。在這點上面，又產生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而不能速勝的根據。”

　　在這些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毛澤東進而提出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一系列根本的戰略、戰術方針，極大堅定了中國人民持久抗戰的勝利信心，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這就是算大賬的遠見卓識。

　　四、注意把握“度”

　　注意把握“度”，是胸中有“數”工作方法更深一層的思想要求。所謂“度”，即“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胸中有“數”工作方法的理論源頭是唯物辯證法的質量互變規律。事實上，胸中有“數”不只強調數量問題的重要性，同時還涵蓋著把握質與量辯證統一關系的要求。只有科學認識事物的“度”，才能把握事物發展規律，提出指導實踐活動的正確方針。

　　毛澤東十分注意通過準確把握“度”，科學劃分革命發展階段，來推動革命向前發展。1947年中共中央轉戰陜北期間，西北野戰軍三戰三捷，而后又取得沙家店戰役的勝利。沙家店戰役結束后第二天，即 8月 23日，毛澤東就指出，沙家店這一仗確實打得好，對西北戰局有決定意義，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用我們湖南話來說，打了這一仗，就過坳了。事實也正是如此，這場戰役打破了國民黨軍隊對陜北的重點進攻，使西北野戰軍由內線防御轉入內線進攻。值得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過坳”不僅是指西北戰場，還反映出毛澤東當時對全國戰場的把握。數日后的 9月 1日，毛澤東即綜合全國戰場的形勢向全黨全軍提出，解放戰爭“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也就是由戰略防御階段轉入戰略進攻階段”。

　　在此基礎上，他領導制定了適應這一新階段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策略，大大加速了解放戰爭勝利的進程。毛澤東為什么能夠這樣準確地把握“度”？是基于對敵我兵力的精確、具體的計算。

　　1947年 8月 22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一份電報里，專門介紹了沙家店戰役敵第三十六師主力被殲滅后西北戰場的情況。在詳細分析完胡宗南主力師各部被我軍打擊及其部署情況后，毛澤東指出：此戰后，“不但整個陜南無正規部隊，大關中極其空虛，即陜北大部分地方亦已無敵，胡宗南猖獗時期已經過去”。1948年 3月 7日，毛澤東在《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的評論中，再次披露了中共中央對西北戰場精確掌握的情況。該評論發表于 1948年春解放軍宜川大捷之后，文中細數了“胡宗南直接指揮的所謂‘中央軍’二十八個旅中”三個主力師先后被解放軍殲滅打擊的情況，“整編第一師之第一旅，前年九月在晉南浮山被我殲滅一次，其一六七旅主力，去年五月在陜北蟠龍鎮被我殲滅一次，整編三十六師之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于去年八月在陜北米脂沙家店被我殲滅一次，這次整編九十師又被全殲，剩下的胡軍主力，就只有整編第一師的七十八旅和整編三十六師的二十八旅，還沒有受到過殲滅”。文中接著指出：“因此，整個胡宗南軍隊，可以說已經沒有什么精銳骨干了。”“經過此次宜川殲滅戰，胡宗南過去直接指揮的正規兵力二十八個旅，現在只剩下二十三個旅。”文中隨后列舉了這些旅的具體部署，指出有的“已成死棋”，有的是“后調旅”，“全系新兵”，有的“曾被我軍給以殲滅性打擊”，“這些部隊不但很弱，而且極大部分分任守備”。

　　而 1948年 3月 20日，毛澤東在另一份對黨內的通報中，則披露了中共中央對全國戰場精確掌握的情況。該文同樣是通過細致分析國民黨正規軍各部以往被打擊殲滅的情況，以及解放軍目前“平均每個月消滅國民黨正規軍”的速度，得出“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滅國民黨全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判斷。11月 14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的評論中，又根據遼沈戰役以后敵我力量變化的新形勢，同樣基于敵我兵力的分析，對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時間重新作了估計，提出“中國的軍事形勢現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指出從 1948年 11月起，再有1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后來戰場形勢的發展，完全印證了毛澤東的這個預見。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解放戰場的胸中有“數”，也能看得出，對“度”的把握沒有什么神秘可言，只能是來自實踐基礎上的艱苦的研究工作。

　　除了科學劃分階段，把握具體的政策界限也涉及“度”的問題。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基本戰略方針是“團結農村中戶數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數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體農村勞動人民，建立反對封建制度的統一戰線”。正因如此，科學分析農村中貧農和中農的比例至關重要，這關系到土改政策界限劃定及性質判斷等重大問題。1948年 2月，毛澤東在一封電報中強調了“在不同地區實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認為在老解放區，“過去的貧農大多數已升為中農，中農已占鄉村人口的大多數”，并以此為根據提出在這種地區必須堅定團結中農，“吸收中農中的積極分子參加農村的領導工作”。而在1945年 9月至 1947年 8月之間解放的地區，“中農占少數”，“貧農占大多數”，并據此提出在這種地區“必須組織貧農團，必須確定貧農團在農會中、在農村政權中的領導地位”。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注重把握“度”的辯證思維。

　　準確把握“度”，還有利于避免“過猶不及”或“火候未到”。1939年 2月，在探討“中庸”等哲學問題時，毛澤東用“過猶不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質與量的辯證統一關系。他指出：“‘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從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確定那一定的質，為之設立界限，使之區別于其他異質，作兩條戰線斗爭的目的在此”。他具體解釋說：“‘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并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也就是說，一定的質與一定的量總是聯系在一起的，量的過與不及都可能會改變事物的質，而“在一定限度內，量雖變化，該事物仍為該事物。只有在一定階段內，在一定條件下，量的發展才能求質的變化，事物此時就失去舊質而變到新質事物”。

　　五、從有“數”到有為

　　對情況和問題做到胸中有“數”，可以幫助我們站得高、望得遠，這樣，去下決心，決心就大，找方法，方法也就對。人們常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對戰爭情況了解得深入全面，算得多、算得透。正如胡喬木所說，毛澤東的“英明之處就是善于透過表面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對時局能作出清醒的估量，能預見到事物的變化和發展，因勢利導地組織和調動一切力量促成事物從量變轉為質變，一步一步地使中國革命走向新的高潮”。

　　毛澤東強調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提出“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戰爭的本質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打仗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首先就要做到知己知彼，對敵我情況摸清吃透、計算精確。打仗如此，做好其他工作依然如此。只有事先把情況搞清楚，做到胸中有“數”，才能找準主攻方向，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和力量，去實現既定的目標。

　　用數字來說明問題，通過算賬比較來闡明道理，還可以大大增強說服的效果。毛澤東很善于用簡練鮮明的數字來說明大道理。他曾說，新中國的成立使“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寥寥一語就把新中國成立的重大意義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他還曾說過，“一萬年以后，也要奮斗。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其中的“一萬年”“全”“半”“三分之二”，言簡意賅就把共產黨人必須永遠堅持的根本宗旨入木三分地刻畫了出來。

　　毛澤東很推崇用算賬來說明問題的方法，認為這比單純講道理、說觀點，效果要好得多。1955年，他在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時，在為其中一篇介紹生產合作社經驗的《一個整社的好經驗》的文章寫的按語中，充分肯定了基層干部“四對比、五算賬”（“四對比”是：一比社、組、戶哪個好；二比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哪個好；三比剝削制度和沒有剝削制度哪個好；四比個人發展和共同富裕哪個好。“五算賬”是：一算災害賬；二算搞副業增加收入賬；三算發揮勞動積極性增加工分賬；四算貧農中農合作互利增產賬；五算克服生產、生活困難賬。）的宣傳方法，認為這“是向農民說明兩種制度誰好誰壞、使人一聽就懂的一種很好的方法。這種方法有很強的說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傳的同志那樣，僅僅簡單地提到所謂‘或者走共產黨的道路，或者走蔣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圖拿大帽子壓服聽眾，手里并無動人的貨色，而是拿當地農民的經驗向農民作細致的分析，這就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毛澤東還直接用量變引起質變的道理來鼓舞斗志、克敵制勝。1951年抗美援朝戰場上處于敵我膠著緊張相持狀態，針對美軍在武器裝備、制空權、機動性等方面具有較大優勢，志愿軍很難合圍并徹底消滅對方一個團左右兵力的困難情況，為打破僵局、取得更大勝利，毛澤東提出“零敲牛皮糖”的作戰方針，要求志愿軍“每軍一次以徹底干脆殲敵一個營為目標”，并且叮囑志愿軍司令部，要“將朝鮮戰局的長期性、艱苦性講清，使全體干部和戰士有充分認識與思想準備”。這就提出了積少成多、積小勝為大勝、轉量變為質變的策略，為志愿軍的勝利作戰指明了方向。

　　總之，毛澤東是胸中有“數”工作方法的提出者，同時也是踐行這一工作方法的偉大典范。長期以來，胸中有“數”的工作方法對于教育指導廣大黨員干部提高領導能力和水平、改進領導方法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進程中，我們必然會遇到大量從未出現過的全新課題，也會遭遇各種艱難險阻，經受許多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這些都對黨員干部科學精準履職盡責提出了更高要求。“精準”既是工作要求，又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要體現，它要求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善于把握事物質與量的辯證統一，做到胸中有“數”，行之有方。毛澤東胸中有“數”的工作方法，為達到科學精準的工作要求提供了思想智慧和有益啟示。

　　作者：呂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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