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干部體制和其中的投機分子

　　項國蘭

　　正確的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決定什么呢?決定國家的存亡，事業的興衰，企業的進退。這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則。蘇聯干部體制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蘇聯共產黨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過程。

　　像任何體制一樣，這個體制在其產生初期是充滿活力的。這個體制的干部產生有三種機制：毛遂自薦、他人推薦和互相推薦。這些人既不乏激情，又充滿理性。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機制是由當時的客觀情況決定的：黨處于地下狀態，面對的是歐洲最反動的堡壘——沙皇政府和經濟上處于資本主義初期發展階段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革命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一種理性、信仰和獻身精神。當時這個體制中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從理論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熱血青年，堅信通過革命，世界必是赤色世界;一部分是對舊的社會制度有較深刻的認識，立志推翻這個制度，主要是這兩部分。另有一部分是在舊制度下不得志，想在革命隊伍里另謀高就的人。其中有的人經過革命斗爭的洗禮，最終選擇了這個事業，而有的人則經受不了艱苦生活，或者被淘汰，或者走向革命的反面。總之，當時在這個體制下多數干部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為了信念而舍生忘死，是精神力量的驅使，而不是為了物質，如果說為了物質，也是為了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為了子孫后代，而不是為自己的物質生活。這個機制在革命和戰爭時期，為社會主義的奠基事業推舉了大批優秀干部。

　　在蘇聯計劃經濟初期也是如此。整個國民經濟處于恢復階段，整個國家的生活水平低下，黨不敢有半點懈怠，仍保持著革命和戰爭時期的作風和精神風貌。干部中一定級別待遇的制度剛剛建立，還不是很完善。受革命戰爭時期提倡的理論思想的影響，當時制度中的一些規定與普通百姓差別不是很大，而且有些領導干部在實際行動中還主動縮小這些差別，加上那時黨組織生活健全，從嚴治黨，能隨時糾正黨內和干部隊伍內的不正之風。這對老百姓是一種無聲的教育。受經濟發展制約，這個時期的干部機制中除了推薦以外還有選拔任命。但這時的干部機制也還是健康向上的，仍顯示出極強的生命力。這是由蘇聯黨和國家面臨的任務和加入到干部隊伍中的人本身的目的和基本素質決定的。這時被推薦選拔任命上來的干部，除能力外仍必須具備一種犧牲奉獻精神，仍需要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即便有個別投機分子看中了這份榮譽，他也要思量思量能否吃得這種苦，受得了這份累。

　　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力日漸強盛，有關一定級別的干部待遇的規定越來越嚴細，與百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嚴格的等級制產生了。除蘇共中央的規定外，各地也有自己的規定，而且只比中央規定得高。有的地方甚至對不在某個級別之內的干部也有自己的待遇規定，就是說特權產生了。這對一些善于投機鉆營的人產生了吸引力：本以為共產黨的官只是奮斗、犧牲，原來也有好處。被等級和特權吸引而進入黨內和干部隊伍內的人在蘇聯不在少數。

　　從這時起這種以選拔、推薦為主的干部機制發生了質變，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在走下坡路，這是因為被推薦選拔任命的干部中一些人的目的性發生了變化，而且一些人的素質中具有了投機的成分。而這些只對等級和特權感興趣的人，一旦掌握了相關的權力，便以冠冕堂皇的所謂責任為由，蓄意拉大等級間待遇的差距，以滿足自己那種封建落魄的虛榮和覬覦已久的私利，絕不會撲下身子為老百姓干事。推薦者本身也在發生變化。以上是產生投機的第一種根源。

　　第二，在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一些領導干部主觀武斷、封建家長意識濃厚，民主意識淡薄、缺乏自我批評精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經這些人推薦選拔上來的干部多為忠順聽話、領導說一不二者，或者是一些善于察言觀色、指鹿為馬者。這些人的特點是，眼睛長在頭頂上，唯領導馬首是瞻，只對領導負責。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自己的所謂前途。這種封建家長式的官僚主義，成了這類投機者得以滋生的土壤。

　　第三，一些領導干部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但要辦事情，要解決問題，就迫切需要與群眾有實際聯系的紐帶。經這類領導提拔的干部多為心懷叵測，即正夢想升官發財又苦于沒有門路，而且又具有一定能力的投機分子。這些人的特點是很義氣，很體貼，善于同任何人打交道，表面上是從工作出發，從事業考慮，但往往是從小圈子的工作出發，從小團體的事業考慮，而實際上這些人辦事情想問題，往往有一個藏而不露的出發點，就是對自己的升遷是否有利。有利便千方百計地辦，沒有利，或者與自己的升遷不沾邊則拖著辦或者干脆不辦，如果他認為對自己有害則想方設法不辦。那些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者，為這種工于心計的投機分子進入領導干部隊伍開了綠燈。

　　第四，有些領導干部一旦到了一定的級別便開始擺譜，顯派。經這類領導提拔的干部多為一些迎合型的人才。這種“人才”的特點是，善于巧妙機智地貼近領導，揣摸他們的心思，摸清他們的嗜好，采取請客送禮、小恩小惠、陪吃、陪喝、陪玩等辦法，而且一些領導者則在不知不覺中把這類“人才”視為知己，對其言聽計從，而這些人也不斷向領導獻計獻策。這些人所出的主意、想的辦法自然不是從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只不過是權宜之計，目的在于他們的靠山不倒，自己的擢升就有望。這類腐敗型的領導正是迎合型的“人才”得以脫穎而出的溫床。

　　以上是蘇聯政治上的投機者及其賴以生長的土壤，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最為有害的當數這幾種。還有一種就是理論上的投機。其實理論上的投機也是一種政治投機，其目的相差無幾：有名利地位者設法保住，還不具備或者還沒有達到自己的既定目標者不擇手段地得到。如果說有差異，也不過是由于職業各異采取方式不同而各具特色而已。

　　投機在理論上表現之一為一種時髦性，即善于抓住新的理論、口號和思想。以示時髦，而不問其是否科學，是否切合實際，也不問其產生的背景、思想淵源、理論淵源、內涵和外延。其特點就是生搬硬套，牽強附會，把本來沒有內在聯系的事物硬拉到一起，機械地搬用別人的方法、概念和思想。以自己能否出名、得到上級的賞識為標準。

　　其次是一種變色的本領。這種投機者的變色之快，簡直令人目不暇接。今天需要，他們可以把白的說成黑的，明天根據不同的需要，也可以把黑的說成白的。這里的標準不是客觀的，而這里的需要也并不是社會、人民和黨的事業所需要的，是依“風向”和投機者自己的名譽、地位和前途為軸心的。

　　最后是一種善于協調的本領。這里的協調，就是把不同的思想揉和到一起，調和起來。這是這種理論的一個特點。另一個特點就是覺得誰說得都有道理，而不去分析這個理是全局的還是局部的，是具有普遍意義的還是個別的，也不去分析這個思想經歷了哪些發展階段，不同的階段都有哪些內涵，現在是在什么意義上運用這個思想，沒有分析，沒有具體的歷史環境，也就不管它是否符合實際。

　　理論上的投機有兩種情況需要區別對待，這就是認識問題和立場問題。我們這里要說的是立場問題。理論上的立場問題，實際上是政治投機在理論上的表現。其危害首先在于它的欺騙性。這類投機者多已身居高位，往往代表著當時社會的主流理論。而國家則控制全部輿論陣地。這對大多相信黨和政府，又不太懂理論的人無疑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并起著一種誤導作用。久而久之，在所謂的主流理論界，已經使人真假難辨，是非難分，使一部分人逐漸麻木，喪失了政治理論上分辨是非的能力，人云亦云;而使一部分有辨別是非能力、正直善良的人心灰意冷，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而一些居心叵測的人，則如魚得水，擁有了適宜的生存空間。

　　其次是搞亂了理論，損害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聲譽。因為這些人在搞理論投機過程中，是打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號而偷運自己私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他們那里被閹割，被肢解，被斷章取義，變成了標簽和招牌，或者把活生生的馬克思主義變成了萬古不變的教條。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本身所固有的功能在這些投機者那里已經蕩然無存。

　　再次是敗壞了學風。所寫的文章，要么是對所謂上面的文件或領導的指示詮釋附會，其中少不了什么新階段、里程碑，繼承了什么什么，發展了什么什么的;要么是穿衣戴帽，空話、大話、套話連篇;要么連篇累牘地頌揚，肉麻地吹捧;要么是對稍有不同意見者進行“圍剿”。

　　由于一些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腐化墮落和政治上的缺乏警覺，這些人爬到了蘇聯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崗位。他們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隱患。他們在政治上從來就沒有什么信仰，但認為對自己的升遷、地位和榮譽有利時往往表現得信誓旦旦，需要左時他們言辭激烈，唾沫四濺，仿佛世界上只有他們是最革命的;需要右時他們連連擺手，腦袋搖得像撥浪鼓，好像只有他們才能認清時局。

　　投機，其原意是指迎合時機，這在市場上可能是一本萬利。而后來的轉意指利用機會謀取名利。這在政治上則有百害而無一利。它是一種腐蝕劑，使一些領導者頭腦發脹，以為只有自己才行，老子天下第一，喜歡聽恭維奉承話，亂施淫威，濫用手中的權力;也使一些領導者思想上喪失了免疫力，不再會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一事當前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興衰榮辱，而不是人民的利益和黨的事業，使另一些領導者變得庸庸碌碌，眼界低下，心胸狹窄。從發展的邏輯看投機，拉大了干部體制上的弊端，助長了干部隊伍內部的官僚主義腐化墮落;而干部體制上的缺陷和干部隊伍中的官僚主義腐化墮落又為各種形式的投機創造了適宜的條件。

　　政治上的投機的危害還在于大至禍國殃民、亡黨亡國，小到腐蝕毒化黨風、政風、學風、民風乃至整個社會風氣。說亡黨亡國絕不是危言聳聽。……他們給黨、國家和社會造成的危害說是禍國殃民一點也不為過。……而戈爾巴喬夫及同道政治上的投機行為則是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的直接原因。如果不是他在其執政的幾年里，在一些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重大原則問題上，從不明確地表示不贊成和反對，而在兩種對立的意見中妥協、動搖、無原則，時而討這部分人的歡心，時而討那部分人的喜歡，①不時提出一些空洞響亮的口號收買人心，在關鍵時刻把自己的權力、地位利益放在首位，而拿黨的生命和人民利益做籌碼，一個建立近百年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堅實的馬列主義基礎、嚴格的組織紀律的黨，一個在70多年里領導蘇聯人民將一個由于外國武裝干涉而經濟幾近崩潰、民不聊生的國家建設成一個僅次于發達國家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超級軍事大國的黨不會落個解散的下場。

　　由此，政治投機分子的作用可見一斑。

　　可以說從國家產生以來，在任何一種制度下政治投機分子都沒有絕過跡。問題在與是否有適合這種投機行為產生的土壤。

　　歷史地看，蘇聯的干部體制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功不可沒。在革命和建設的艱苦年代里，一些投機分子即使你推薦他，他也未必干，因為這時當干部不符合他們的價值觀。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普通人各方面素質的提高(意味著改革干部體制有了物質基礎)，干部待遇的提高，特權的產生，官僚主義的滋長(這對投機分子產生了極大的誘惑力，意味著干部體制改革有了客觀的迫切需要)，原本應當隨著上述情況發生變化而逐步有所變化的干部體制不但沒有變化，而且在原來的基礎上逐步強化：干部特權已經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程度;干部間的等級極其森嚴;除極個別的以外，從上至下，干部多為終身制;一些干部以權謀私腐化墮落;一些單位和某些人官僚化現象日益嚴重——理論上的社會公仆變成了實踐中的社會主人……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種干部體制下產生投機分子有一種不可避免性，一是有適宜的土壤;二是存在于人們意識中的從舊社會脫胎出來的痕跡比人們想像的要頑固得多。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這種體制上的弊端，是可以得到遏制并克服的。蘇聯解體后，人們不禁常常想到這樣的問題：蘇聯共產黨是否腐敗到了非被推翻不可的地步?客觀地說，盡管黨的指導思想上有偏差，實踐中有錯誤，方針政策上有失誤，甚至黨內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是否定的。蘇聯共產黨是否有能力改革自己的干部體制，清除干部隊伍內部的腐敗分子和投機分子?不論從理論的角度，還是從其自身的實踐經驗的角度看，以及從全體黨員的素質看，都具備這個能力。

　　解決這兩個問題的關鍵都在干部體制。如果有一個原則、高效、靈活、務實的干部體制，那就能有效地防范投機分子，及時清除腐敗分子和蛻化分子，隨時撤換無所作為分子，而有思想有能力、忠誠于共產主義事業和理想的人會源源不斷地被選入到干部隊伍中來。

　　當然歷史沒有假設，但當人們看到那些本不該發生的事發生了，或采取措施可以避免的事沒有避免，就不禁扼腕，不禁沉思：蘇聯的干部體制在蘇聯解體和共產黨被解散中起到關鍵作用，不僅是導火線，也是始作俑者。

　　(本文原載項國蘭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親歷俄羅斯 一個訪問學者的觀察和思考》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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