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毛著稱的李銳（原中組部常務副部長）

目錄

　　一、張杰致李銳的一封信：請和歷史對質

　　二、黨史專家甄別“周惠談李銳”一文及李銳夜闖美廬真假

　　三、政治小丑李銳倒在了周惠的槍口下

　　四、周惠：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一、張杰致李銳的一封信：請和歷史對質

　　李老：

　　您好！

　　前段時間，因為我在網上公布《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的材料，您老多次表示要和我對質，這讓我哭笑不得，深感您老完全找錯了對象。

　　為什么呢？因為我并非廬山會議的當事人，只是一個普通的黨史工作者，由于有機會參與檔案整理工作，而接觸到了這份談話的原始記錄稿，出于對歷史的責任將其公布了出來。至于如何評價這份記錄，周惠老當時的談話對還是不對，如何看待您老在廬山會議上的作用等等問題，自有史學界自己去作出結論，您老和我有什么可對質的呢？

　　此外，廬山會議的主要當事人、見證人均已過世，您這時侈談對質，是不是一種打“假老虎”式的勇敢呢？從邏輯上說，您應該要求公布檔案才是合理的。

　　坦率地說，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您老都是非常尊敬的，您的《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和《廬山會議實錄》等專著，我都認真地閱讀過，我不僅欽佩您老的學識，也很敬仰您老的人格。但正因為如此，當我意外地看到“周惠談李銳”這份檔案材料時，我感到極為震驚，您在我心目當中的形象也從此坍塌了。

　　要不要公布這份材料？我猶豫了很長時間。我知道，公布這份材料一定會給您老的精神和身體造成創傷（春節期間，一位曾被您老“授權”的朋友在一次飯局中透露說，您老在看到這份材料后即開始便血，幾乎暈厥，我聽到此消息后深感歉意），而且，即便我不公布，按照程序這份材料早晚也會公布的。但是，當我看到這些年來您以《炎黃春秋》為陣地，愈戰愈勇，不僅把當年的“主公”毛澤東推下“神壇”，還死命地往泥里踩，自己卻反身躍上神壇，享受眾人的頂禮膜拜，就覺得公布了也好——古人說君子愛人以德，至少，這份材料可以讓您老冷靜一點，說到底也是對您老的愛護。

　　這份材料是我在工作時看到的原始檔案，按照規定是不許抄錄、復制的。但由于我前面所說的原因，就擅自抄錄了一份，我承認這是違反制度的。在網上公布時，為了避免給那些僅僅是履行了自己技術性職責的黨史工作人員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我隱去了他們的姓名。您老為了推翻這份材料，做了很多辯白，但這份材料為我親眼所見，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讓我們一起等待檔案公布的那一天吧。

　　在此我也想向您求證一個問題，曾經擔任周惠同志秘書的田聰明同志寫過一篇《憶周惠同志》(《百年潮》2005年第10期)，文章中說：周惠老在病床上曾經和田聰明同志談起，在廬山會議上，有“一位與他一直要好的同志”，會議“‘風向’轉了以后，這位同志一開始還想由他一人‘扛’著，可后來大概是扛不住了，‘把咱供出去了’”。——這位“要好的同志”是誰呢？是您嗎？如果不是您，那是誰呢？另外，他指的是不是您跪在“主公”床前揭發彭總組織“軍事俱樂部”那件事呢？

　　我覺得，您老與其急于否認這份材料所披露的事實，倒還不如靜下心來認真總結一下自己的一生，考慮一下自己的晚節和在歷史上的地位等問題。您早年投身革命，可以說是熱血青年，被黨和領袖賦予了政治生命。您的《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一書，是黨內最早對毛做偶像化描述的人，您也是毛最早的“超級粉絲”之一。廬山會議后您的政治命運雖有波折，但這也是革命者的尋常人生——革命豈能如在長安街上散步那樣愜意？

　　前半生既如此狂熱，何以在1980年代革命陷入低潮之后，您就把當初的理想與信仰棄之如敝履，以詆毀自己曾經頂禮膜拜的“主公”做為獻給新“主公”的投名狀？如此朝秦暮楚，用周惠老的話說，無論是按新道德還是舊道德，都是沒有立足之地的，只能被和周佛海、顧順章等歷史垃圾歸入同一序列。李老，現在還不算太晚，您懺悔吧！您老如果真心懺悔，還來得及，還可以被寬恕——您該不會真的相信，革命永遠不會再來了，歷史就此終結了吧？

　　李老，我要懇切地對您說：像您這樣的人，應該考慮的是如何和歷史對質！是作為一個矢志不移的革命者走入歷史？還是作為一個投機革命的叛徒走入歷史？請您三思！

　　至于我，由于種種原因，多年前就已經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崗位。我不愿意被無休止地卷入到這種旋渦之中，也不愿意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我想，在不太久遠的將來，等到這件事情的“熱勁”過去之后，在一個您方便的時間，我愿意去拜訪您，并當面向您表達我的歉意——畢竟，在您的名聲和尊重歷史之間，我不得不不選擇了后者，請您原諒！

　　最后順便說一句，《炎黃春秋》是您的御用刊物，如果您能讓《炎黃春秋》刊登我這封信以及《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一文，我將會給您以極大的尊重。當然，如果不刊登，也沒有關系，因為《炎黃春秋》作為反毛陰謀史學的大本營，是出了名的，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也并不是一種榮譽。

　　衷心祝愿您健康長壽！

張杰頓首

二、黨史專家甄別“周惠談李銳”一文及李銳夜闖美廬真假

春銘

　　做為一名黨史研究工作者，新的黨史資料的發現，總是會讓我產生極大的興趣，記得有一次在會議休息時和金沖及同志閑談，他說：“新史料的發現，常常會像一陣清風，吹散籠罩在重大歷史事件上的迷霧，使歷史轉折的真正原因一目了然。”此論深得我心，可謂經驗之談。

　　從這個意義上說，“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這份材料的出現，就像這樣的一陣清風，它至少部分吹散了籠罩在1959年夏天廬山上的迷霧，使我們更加接近了廬山會議的真相。這份材料目前還沒有在正式出版物上刊登，只在網絡上出現，我不諳網絡，也很少上網，但我從前的博士生小張是一個密切關注網絡動態的人，他把相關的材料，包括各方的評論都整理打印出來送給我，才使我能夠一睹“廬山真面目”。

　　就廬山會議當時的情況而言，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毛澤東同志作為當時黨內毋庸置疑的最高權威，始終是黨內各種政治力量博弈和爭奪的焦點。當毛澤東同志試圖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時，黨內各“山頭”、對“大躍進”立場不同的各派之間的矛盾便爆發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計地通過各種渠道影響毛澤東，努力爭取他站在自己一邊，彭德懷同志的信是這樣，李銳同志的信也是這樣。基于同樣的理由，毛澤東同志往往也是各類信息的交匯點，他采取的一些行動之所以會讓后人感到難以理解，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掌握了一些我們至今尚不知道的信息。

　　不過，對這份材料的真實性，我認為還是應該采取“懷疑-甄別-采信”的態度。我同我的一位資深同事(曾一度參與過黨史資料征集工作)談起過這個看法，他驚訝地反問：“你居然懷疑這份材料的真實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記憶和經驗，但我仍然認為甄別是必要的。

　　當然，要確定無誤地鑒別這份材料的真偽，唯一可靠的方法是有關方面公布原始檔案，但這一點卻恰恰是不可行的，因為按照“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約定，這份資料不應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而目前的情況是，周惠同志雖然去世，但李銳同志仍然健在，所以原始檔案是不能公開的。退一步說，即便要公開，也應該在有關部門出版的資料匯編上正式公開，而不應該為了追求轟動效應，隨意散播到網上。張杰同志擅自把不能公開的材料公開，是違反紀律的，至少是不嚴肅的，即便是個人已經離職，不再受紀律約束，那也應該遵守基本的職業倫理。張杰同志的做法損害了“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信譽，增加了繼續進行這一工作的難度。

　　雖然我們暫時沒有辦法以公布檔案的方式確定這份資料的真實性，但我們可以從各方的反映來做一點觀察與思考。

　　首先是李銳同志的反應。這份材料的公開，對李銳同志的影響是巨大的，從小張整理給我的資料中，我看到有人感嘆“李銳老一世英名毀于一旦，一生事業盡付東流”，這當然是過甚之詞。對李銳同志，我了解一點，他的性格可以用“精細”、“剛健”來形容。“精細”指的是他善于抓住每一個細節，對利弊得失有深思熟慮的權衡，“剛健”指的是他不是一個輕易妥協的人，有朋友形容他是“得理不饒人，不得理更不饒人”，這在他處理和鄧力群同志的關系問題上，表現得尤其明顯。現在，這份對他的個人歷史和賴以確立其整個廬山會議敘述的正當性產生顛覆性影響的資料，已經出現一個多月了，但他迄今為止仍然保持沉默，沒有作出正面回應。這種沉默的含義究竟是什么?

　　其次是戴晴女士的文章和一位署名“京客”的網絡文章所透露出來的信息，這是目前僅見的兩份對“談話”真實性表示質疑的文章。

　　“京客”在文章中披露：“周惠的家人多次打電話向李銳解釋說明該《采訪周惠談話記錄》為偽造品。”戴晴女士也在文中披露了一個細節：“筆者抓起電話打到李家，直接向93歲老叟本人打問——該文亮出的周惠所言到底怎么回事?聽覺有些許障礙，但頭腦敏捷、聲音洪亮的李銳立即朗聲說：你知道惠浴宇(周惠之兄)吧?他的孫女、還有周惠的兒子，都已經鄭重轉告我：周惠生前絕對沒有過這樣的答問談話。”——這個回答是很值得玩味的，李銳否定了周惠生前曾經做過這樣的談話，但對周惠談話的關鍵性內容，包括是否“夜闖美廬”?是否表露過“志在總理”等，卻不置可否。

　　坦率地說，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周惠同志是不是曾在“1990年代中”的某一天進行過一番諸如此類的談話，周惠同志家人的證詞只有參考意義，沒有決定意義，并不足以證實或證偽這篇談話;

　　第三，是李銳同志自己的專著《廬山會議實錄》的相關記載。李銳在書中承認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轉彎”，當時就令周小舟“極其不滿”，認為他“言不由衷，推卸責任”，由此可以推斷：周惠在談話中說周小舟“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后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并非空穴來風。此外，李銳同志在書中對自己每天的活動都有詳細記載，但偏偏對8月9日、10日的活動一筆帶過，似有難言之處;

　　第四，關于李銳是否表露過想當總理的志向。我覺得這一點并不重要，即便他有過類似的表達，也應該只是在和周惠、周小舟、田家英等幾位年齡、地位、觀點都相當或相同，私交也不錯的朋友之間用玩笑的口吻說的。一個值得參考的事實是：在廬山會議之前，李銳確實曾經“紅得發紫”，比如毛澤東同志在上海會議上，曾當著眾多中央委員的面表揚他，點名讓原本坐在后排的他到前面來。一時間，黨內許多重量級的人物都紛紛向他示好，柯慶施是見過列寧的老資格，連毛都以“柯老”相稱，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華東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同樣深受毛的器重與信賴，而他上廬山時，居然特意帶了兩瓶茅臺送給李銳，據李銳自己記述，在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之后，李銳仍然敢拒絕柯慶施碰杯的要求，當面讓他難堪，可見李銳當時確實是有一點膨脹的，這是人性的弱點，任何人都可能這樣，不必隱諱。

　　有人質疑，“當總理”是鄧小平、張春橋等都不敢有的想法，說李銳有這樣的想法未免太離譜。但其實毛澤東同志最反感論資排輩，他用人從來都是不拘一格的，凡是了解毛的人都深知這一點，比如劉少奇原來在黨內的地位遠低于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但卻一躍成為第二號人物;鄧小平原來的地位也不高，全靠毛澤東慧眼識珠，大膽使用才脫穎而出，淮海戰役時，他被毛澤東指定為總前委書記，不僅位居資深軍事家劉伯承之上，也位居曾經是井岡山“三巨頭”之一的陳毅之上，鄧小平自己都覺得不是很有信心;農民陳永貴、紡織女工吳桂賢當副總理，王洪文當副主席，華國鋒接任總理，又有幾個人曾經想到?廬山會議如果按照原來的議程開下去，李銳勢必會得到進一步的重用，這幾乎是毫無疑問的。

　　第五，關于李銳是否可能“跪”?我想提出的參考是：當年確實有一些人，包括身經百戰的高級將領，都曾在毛澤東面前跪下過，不過黨內并沒有下跪的規矩，毛澤東也從不要求任何人跪下。下跪是封建意識的殘余，是人格不平等的表現，這說明繼續反封建是非常必要的。

　　說了這么多，我仍然不愿意對這份材料作出我的甄別結論，結論還是讓每一個研究者或黨史愛好者自己去做吧。

　　筆者工作單位門前的一塊巨石上，鐫刻著毛澤東同志手書的“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時時提醒著我們，在研究黨史的重大問題時，一定要重視對史料的搜集整理，一定要在認真甄別史料的基礎上，準確地還原歷史原貌，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重大歷史問題及其所產生的原因和后果，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研究成果，能夠對歷史負責，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來自早報網論壇)

三、政治小丑李銳倒在了周惠的槍口下

思恩

　　最近30年來，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內，一些自命不凡自詡一貫正確的政治小丑們掀起的反對已故參加創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濁浪一浪高過一浪，且不斷地“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例如：

　　1、最先說“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經過“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之后，變成了凝結承載毛澤東思想的文章，大部分是他的秘書們寫的，詩詞有的是套用古人的詞句拼湊出來的，有的（如沁園春·雪）是胡喬木寫出來的。

　　2、最先說毛澤東只會打仗不會搞建設，經過“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之后，變成了中國革命戰爭主要是朱德而不是毛澤東指揮的，是“朱老總教毛澤東打仗”的。

　　3、最先說毛澤東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經過“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之后，變成了毛澤東犯了“左”的錯誤，“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瘋狂反對已故建黨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政治小丑群體中，跳得最高的表演最賣力的當屬打著“毛澤東的私人秘書”招牌的李銳老夫子！

　　李銳到處招搖撞騙，靠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撈取政治資本。近年來撈取的最高最大的政治資本，是連滾帶爬地擠進了十七大列席代表的行列！

　　李銳關于自己曾經擔任過“毛澤東的私人秘書”之說，完全是他為了反對毛澤東主席的需要而隨心所欲地杜撰出來的一個欺世盜名的大謊言！

　　事實是：李銳只是當了大約一年時間的可以直接給毛澤東主席寫信反映情況的“通訊秘書”，從未在毛澤東主席身邊當過一天的正規秘書，他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采用偷梁換柱的卑劣手段，把“通訊秘書”前面的“通訊”二字偷換成“私人”二字，變成子虛烏有的“毛澤東的私人秘書”，以便欺世盜名，迷惑廣大的工農兵群眾，進行政治詐騙！

　　利令智昏的李銳在使用“毛澤東的私人秘書”這個字眼時，忘記了一個眾所周知的最基本的簡單事實：中國共產黨的任何領導人都沒有“私人秘書”，只有組織配備委派的工作秘書！

　　但是，就在李銳得意忘形，躊躇滿志，謀劃如何繼續充當“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發展”反毛澤東事業的節骨眼上，周惠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接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訪談錄中，暴露李銳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丑惡表演的一聲槍響，反毛澤東的旗手應聲倒了下去，再也爬不起來了！

　　致李銳于死地的這一槍其所以在十幾年以后才由張杰同志通過人民網擊發扳機而打響，是由于當時訪談的前提條件是保守秘密，即以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作為保證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歷。周惠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說出了廬山會議上的部分事實真相的。

　　周惠的訪談錄，從他不實事求是地把毛澤東主席和彭德懷之間的嚴肅的政治斗爭說成“主要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腦子里左的一套東西越來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點，另外，彭老總和主席在歷史上也有過結，還有一些偶然因素”，極力把自己吹噓打扮成廬山會議上的反左英雄這些不正確的觀點來看，他有可能會隱瞞一些主要事實真相如他們背后反毛澤東主席的核心內容等。不過，盡管如此，周惠所談有關李銳的內容，已經足以把李銳卑鄙無恥的政治流氓人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僅就廬山會議上李銳的表現而言，至少有以下幾個很不光彩的齷齪行為：

　　1、李銳野心勃勃，預謀要在50歲之前即在1966年之前竊踞國務院總理的職位！“李銳當年剛42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

　　個人野心使“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自認有總理之才”的李銳在廬山會議上的一切活動，不是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著想的，而是圍繞著夢想當總理的野心旋轉的！

　　——他其所以參與彭德懷反左，是由于一旦彭德懷得勢，提倡大躍進的周恩來總理、在大躍進中刮共產風和浮夸風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就有可能下臺，支持大躍進的毛澤東即使不下臺必將被徹底架空，到那時，李銳的總理夢就有望實現！

　　李銳能夠和周惠推心置腹，把自己內心深處覬覦總理職位的狼子野心告訴周惠，足以說明二人的關系非同一般，達到了無話不談的程度！

　　（順便說一句，周惠當年剛41歲，在黨內的職位和李銳相當，“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什么呢？！周惠明知李銳有野心，在廬山會議上遭李銳“出賣”時沒有揭露李銳，只能說明他內心深處很可能和李銳一樣的不干凈！如果他揭發李銳有當總理的野心，李銳就會揭發周惠的野心！當然，揭露李銳的野心還有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一旦李銳的野心暴露，人們就會認為彭德懷等人有野心。）

　　2、李銳為了保住總理夢企圖蒙混過關，寫信欺騙毛澤東主席。“幾天以后，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那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后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后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于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么要撒謊？是不是心里有鬼？還隱瞞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陰謀？由于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于再也說不清楚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么陰謀，但我們并沒有陰謀。”

　　人們懷疑李銳周惠們“是在搞什么陰謀”的證據，是李銳周惠們自己的實際行為留給別人的！這怨不得別人，只能怨自己。即使李銳周惠們真的沒有“搞什么陰謀”，但幾個人在一起私下議論問題出了格是鐵定的錯誤！——赫魯曉夫以“斯大林晚年”犯錯誤為借口大反斯大林，李銳周惠們在一起議論“毛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赫魯曉夫唱一個曲調；再加上彭德懷剛剛率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和東歐歸來，所上萬言書中的有些用語與赫魯曉夫指責中國的用語驚人地相似甚至完全一樣！這個錯誤是李銳周惠們永遠掩蓋不了洗刷不掉的！

　　3、李銳為了挽救總理夢的徹底破滅，反戈一擊，揭發彭德懷等，跪求毛主席對他網開一面。“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系，承認自己是‘軍事俱樂部的一員’。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后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后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還聲淚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個有修養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他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里)）；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么，也許只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

　　李銳積極參加“反左”大合唱、企圖實現“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的迷夢破滅之后，又企圖通過“出賣”彭德懷等反戈一擊，實現立功受獎，跑到毛澤東主席這里來繼續做“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的黃粱夢。

　　（李銳走上瘋狂反對毛澤東主席的罪惡道路以后，在為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無恥行為作辯解時，把沒有起碼的人格的他用謊言喬裝打扮成了一個品德高尚的為朋友可以肝膽相照兩肋插刀的英雄豪杰，——他那樣做是為了保護田家英！）

　　把李銳在廬山會議上的丑惡表演和改開后瘋狂反對毛澤東主席的露骨表演這二者聯系起來看，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真真切切、確確實實、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名副其實的小人投機政客！

　　——他既可以玩弄權術向毛澤東主席寫信隱瞞事實真相企圖蒙混過關，又可以韜光養晦向毛澤東主席下跪懇求放他一馬企圖溜之大吉；他既可以一失勢就向毛澤東主席認罪、又可以一得勢就誣陷打斷了他的總理夢的毛澤東主席為千古罪人；他既可以為了實現總理春夢參加“反左”大合唱，又可以為了挽救總理秋夢揭露同謀者反戈一擊；他既可以為了實現自己的私欲扮演無情小人不講信義撕破臉皮毫不猶豫地出賣盟友，又可以為了給自己的老臉上貼金充當正人君子厚著臉皮恬不知恥地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同伙；

　　……總之，當今中國一切卑鄙無恥小人投機政客所具有的特色，都可以在李銳的身上找到！換句話說，李銳是當今中國小人投機政客所具有的特色的集大成者！再換句話說，李銳是當今中國小人投機政客所具有的特色的楷模、典型！

　　李銳“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即要在1966年“之前當上總理”。在廬山會議上，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根據李銳的惡劣表現，處罰了他（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中斷了他野心勃勃的總理夢，私欲膨脹的他毫無自責檢點自己的過失之心，把一切仇恨都記在了毛澤東主席的身上，以瘋狂反對、誣陷、妖魔化毛澤東主席為己任，聊以自慰，可悲地打發余生。

　　周惠的訪談錄在揭露李銳在廬山會議上“捅了不少婁子”的同時，——周惠說：“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里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于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周惠的這些話告訴我們：問題是他們自己制造出來的，并非毛澤東主席無事生非！——周惠還說：“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大會后，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面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志來說，相當于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那里去發牢騷，后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么，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由此可見，李銳周惠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主席做了長篇講話，……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他們就神經過敏地認為毛主席“實際上要反右傾”，立即跳了出來串通一氣妄論“(毛)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事實上，從大躍進一開始，毛主席就是一貫努力反左的！毛主席在鄭州、武昌等等會議上努力反左的時候，李銳周惠們跑到哪里去了？“這些主張糾‘左’的”英雄好漢們為什么不在鄭州、武昌等等會議上勇敢地站出來支持毛主席反左，偏偏要在彭德懷訪問蘇聯、東歐回來以后、在糾左的廬山會議上把矛頭對準一貫努力反左的毛澤東主席，——幾個人一唱一和地論說“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同赫魯曉夫唱一個調子呢？！

　　縱觀歷史，在毛澤東整個革命生涯中，一些自命不凡自詡一貫正確的人物對他的誹謗、指責不斷：

　　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陳獨秀不接受他和陳延年（陳獨秀之子）等建議反擊蔣介石為奪軍權制造的“中山艦事件”，結局是迫使共產黨人退出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許多共產黨人的重要職務被撤銷，蔣介石的陰謀得逞，輕而易舉地達到了篡奪第一軍軍權的罪惡目的。

　　1927年“八七會議”之后，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上井岡山發展壯大紅軍、建立革命根據地，站住了腳跟；王明、博古等海歸們指責毛澤東“右傾”，奪了他的權，結局是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一敗涂地，葬送了毛澤東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極大地削弱了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力挽狂瀾，會后通過四渡赤水取得主動權，指揮中央紅軍勝利地完成長征到達陜北；張國燾分裂之心不死，率領四方面軍組成西路軍遠征寧夏，甘肅，不聽中央指揮導致西路軍失敗；今天的權貴精英們把張國燾的錯誤強加給毛澤東，說是由于毛澤東的指揮錯誤，造成西路軍失敗。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在被國民黨蔣介石丟失和放棄的廣闊土地上建立抗日根據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抗日，在抗日戰爭的后期，毛澤東領導的抗日軍隊抵抗著100%的偽軍和60%的日軍，蔣介石則躲在大后方消極抗戰；今天的權貴精英們吹捧蔣介石領導的軍隊是抗日主力，指責毛澤東領導的抗日軍隊保存實力、搶占地盤、發展勢力（在這些權貴精英們看來，毛澤東領導抗日武裝不應該奉行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原則，因為這是“保存實力”；不應該在日本占領區開辟抗日根據地，因為這是“搶占地盤”；不應該發展抗日武裝力量擴大抗日，因為這是“發展勢力”。在這里，權貴精英們既充當了獨夫民賊、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爪牙鷹犬，又充當了日本漢奸走狗！）。

　　項英受王明的影響，對國民黨蔣介石頑固派缺乏正確認識，在新四軍軍部北移的問題上拖延時間、不執行中央制定的北移線路，跑到國民黨戰區司令顧祝同那里去制定北移線路，導致“皖南事變”發生；今天的權貴精英們造謠說新四軍軍部北移線路是毛澤東制定的，妄圖為項英翻案，把“皖南事變”的責任強加給毛澤東。

　　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反對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赫魯曉夫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支援了各國共產黨革命，被國內的、海歸的權貴精英們說是犯了“左”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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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毛澤東秀于眾，必遭小人投機政客們誹謗之！

四、周惠：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張杰

　　人物介紹：周惠，1918年生于江蘇省灌南縣，1937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延安參加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1年初，調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常委、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務副書記等。1959年，在著名的“廬山會議”上被卷入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旋渦。1977年復出任交通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78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1987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復出以后，周惠有兩件事比較知名：一是他在擔任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時，一就職就立即要求包產到戶，當時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則大手一揮，果斷地說：“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話被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標題，成為當年推動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句名言。現在談及當年的農村改革，人們只知道有萬里，不知道有周惠，對他其實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周惠曾對采訪他的作家權延赤說，其實廬山會議上被揪出的“反黨集團”，不應該叫“彭、黃、張、周”，而應該叫“彭、黃、張、周、周”，因為他在廬山會議上受到的打擊是很重的，后來治黨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廬山會議反對左傾錯誤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曾經啟動過一項黨史資料搶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員采訪那些經歷過黨史上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當事人，以只征集、存檔，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為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歷。“周惠與廬山會議”也是“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對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談話，涉及到廬山會議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銳。

　　問：廬山會議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揪出里通外國的“反黨集團”終，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周惠：主要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腦子里左的一套東西越來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點，另外，彭老總和主席在歷史上也有過結，還有一些偶然因素。

　　問：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問：為什么？李銳不也是廬山會議的受害者嗎？再說他職務也不高，當時連中央委員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當時職務也不高，但影響卻很大，很多中央委員也不見得有他那么大的影響力。因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時間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選他當“通訊秘書”，也就是說，他可以直接給主席寫信反映情況，這在封建時代，相當于“密折專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廬山上，李銳很活躍，也捅了不少婁子。

　　問：都捅了哪些婁子呢？

　　周惠：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大會后，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面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志來說，相當于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那里去發牢騷，后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么，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們發完牢騷，從黃老那里出來，剛好碰見羅瑞卿同志。羅當時擔任公安部長，一向自稱毛主席的“大警衛員”，負責黨內安全工作，深夜見到我們幾個剛剛挨批的人從彭總、黃老那里出來，自然產生警覺。后來這件事就被捅到會議上，大家都在追問我們那天晚上說了些什么？

　　問：如實說出來，也沒有什么，還不許人發牢騷？

　　周惠：李銳就在這個問題上，自作聰明，捅了第一個大婁子。幾天以后，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后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后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于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么要撒謊？是不是心里有鬼？還隱瞞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陰謀？由于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于再也說不清楚了。我當時就意識到：糟了，反黨集團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么陰謀，但我們并沒有陰謀。

　　彭總、黃老、小舟的命運，也可以說是受了李銳的連累。

　　問：李銳也應該算是好意吧，這樣的后果他可能也沒有料到。他還捅了什么婁子？

　　周惠：再一個就是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系，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后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后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還聲淚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個有修養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

　　問：李銳的這段敘述，我在他的書里也看到過，他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護。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發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說自己年輕不懂事，上了別人的當，主席當時就原諒他了。

　　問：那李銳為什么會發生一個急劇的轉變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里）；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彭總說受了主席的批評心情很沉重，看來這封信確實干擾了主席，大家今后說話要謹慎，有些話就不要在再跟別人說了。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么，也許只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

　　問：周老，恕我直言，您當時也處于受審查的地位，李銳“夜闖美廬”這樣的絕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當時哪里知道啊！只是對李銳的急轉彎感到不理解。這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后，有一段時間氣氛比較寬容，小舟告訴我的。

　　問：周小舟和您的處境相似，受到的處分甚至更嚴厲，他也不應該知道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點，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書出身，在主席身邊工作過，不是李銳那樣的“通訊秘書”，他和主席身邊的人關系很好，和田家英的關系尤其好，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廣州（周小舟已調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順便看望小舟的時候告訴他的。田家英是一個好人，也非常有才華，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把主席身邊的事跟外人講，這是做秘書的大忌。主席后來跟他分手，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李銳的這種作為，小舟至死也沒有原諒李銳，他說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李銳居然是一個趙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脫黨投靠蔣介石，深受蔣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隨汪精衛做了漢奸，待到日本敗相已現，他又和軍統暗中聯系，是現代史上著名的反復無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憶起他談及此事時痛心疾首的樣子。

　　問：那您看應該如何概括李銳在廬山回憶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里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于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當然，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銳，當時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總、黃老、張聞天同志都認了錯，都做了檢討，他們都頂不住壓力，何況李銳？

　　問：李銳既然檢舉有功，那為什么有遭到那么嚴厲的處罰呢？

　　周惠：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復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幾年后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整個廬山會議，政治上受打擊最大的，應該算是彭總、張聞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應該要算李銳了。

　　問：為什么呢？

　　周惠：李銳當年剛42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沒想到卻栽了這樣一個大跟頭，整個人一生都發生了變化，心理落差還能不大？

（來源：“思想火炬”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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