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真相比鉆石還寶貴

　　開國上將陳伯鈞，在漫長的革命歲月中，從秋收起義開始，就跟隨毛主席，用組織外的語言來形容，就是嫡系中的嫡系。

　　陳伯鈞上將，是毛主席統軍后為一點一滴踐行落實支部建在連上的根本建軍原則，親自發展的第一批6名黨員之一！

　　而且還原諒過他擦槍走火釀成的重大事故！

　　其代表作《陳伯鈞日記》，是研究解放軍軍史的重要文獻。

　　但這樣一位軍中少有的人才，因為一些主觀和更多客觀原因，并未全部發揮他應有作用。

　　1936年10月18日紅一、二、四方面軍終于大會師了。三個方面軍的官兵都沉浸在無比的喜悅之中。時任紅六軍團軍團長的陳伯鈞又接到了毛澤東的親筆信：“聞你在六軍，為紅軍慶得干才！1937年5月9日，陳伯鈞來到毛澤東的住地，同參加過秋收起義的幸存下來的同志合影。這張照片非常著名，在無數回顧解放軍歷史的書籍、影片、展覽、報刊中出現過。毛澤東沒有站到中央，而是和陳伯鈞一同站在左側。陳伯鈞軍容整飭，顯得非常自信。

　　原來這陳伯鈞，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省達縣（今達州）河市鎮一個農民家庭。1916年入本村小學讀書。1923年考入萬縣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算是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了。

　　1927年1月陳伯鈞考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第六期）第1大隊。5月參加平定夏斗寅叛亂的戰斗，因作戰勇敢在咸寧前線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教導團。8月隨隊準備經九江前往南昌參加起義軍，但在九江被張發奎繳械扣押。后脫逃繼續趕赴南昌，途中得悉起義軍已轉移，便在高安加入第20軍獨立團，任團部副官、新兵訓練處主任。9月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3團3營6連1排排長。曾被毛澤東選派到袁文才率領的農民自衛軍，做該部的改造和訓練工作。袁文才曾主張“寧崗不要搞土地革命”，毛澤東沒有強求，陳伯鈞卻并沒有領會到搞好同袁文才王佐關系的重要性，在獨立活動時，口稱“練練槍”，自做主張將與袁有關系的十個土豪殺了，與袁的手下謝角銘（也是袁的妻兄）沖突，差點將事情鬧大。毛只好將他調出袁文才的隊伍。到井岡山后，任工農革命軍教導隊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1928年初，陳伯鈞手槍走火，打死了自己的戰友呂赤。按照軍規本該殺人償命被處死。但毛澤東惜才，說人死不能復生，不能因為犧牲了一個呂赤，又搭進去一個陳伯鈞。因而刀下留人，救了他的命。陳士榘回憶，陳伯鈞后被判打手心一百下，打到二十下時，大家共同求情保下了他。

　　朱毛會師以后，在井岡山成立紅四軍，原井崗山人馬被改編為31團，陳伯鈞任31團1營1連連長，在著名的永新困敵中，他腿部負重傷，住小井紅軍醫院治療。醫院條件有限，年輕的陳連長久傷不愈，非常暴躁，有時對護士醫生態度不好，曾被毛澤東批評。1929年1月，紅四軍下山出擊贛南，傷仍未好的陳伯鈞與張子清、陳毅安一起，奉命留守，協助紅五軍守山。分別前夜，毛澤東來醫院看望他們，談到深夜。這一別，對張子清和陳毅安來說，是永別。井岡山失守后，張子清和陳毅安逃過了敵人的搜捕，但很快先后犧牲。陳伯鈞不幸在搜山時被捕，5月被營救出獄，任紅4軍駐吉安辦事處代表、紅6軍第1縱隊參謀長。1930年秋打開吉安后，陳伯鈞第三次負傷，但幸運地與毛澤東重逢。此時他已在紅二十軍擔任參謀長，仍向毛澤東要求回紅四軍工作。毛澤東讓他暫時養傷，并在朱德任校長、自己任政委的紅軍學校第三分校中擔任學生總隊政委。他去三分校不久，就遇上了富田事變。因為李韶九在紅二團時與李文林有隙，在第六軍一縱隊時又同柯武東不和，毛澤東接連派總前委秘書長古柏和陳伯鈞等分別去省行委、贛西南特委和紅軍學校解決“AB團”問題，準備讓陳伯鈞接任贛西南特委書記。但陳伯鈞被事變中的紅20 軍扣押，由于他曾任20軍參謀長，這些人又大多是陳伯鈞任學生總隊的學生，他最終被釋放。二十軍排以上干部在后來處理富田事變中全部被害。這位放他的部下，也未能幸免。后來任一軍團（朱德兼任）紅3軍（黃公略）第7師師長。當時好友徐彥剛為3軍9師師長。參加中央蘇區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在1932年7月升任紅十五軍軍長。而當年10月，調到紅軍學校學習。1933年1月起任紅五軍團參謀長、10月任5軍團第13師師長，參加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率領紅十三師六千官兵連續打了十余場勝仗，被中革軍委命名為紅軍主力“堅師”。1934年年8月獲二等紅星獎章。重視總結經驗教訓，曾寫作《論運動防御》等文章，強調運動戰的重要性。1934年10月率部從興國出發參加長征，負責掩護中央縱隊行動。他指揮的十三師為紅一方面軍全軍后衛（五軍團34師才是最后的部隊），掩護兄弟部隊先后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十三師抵達湘江前，五軍團參謀長劉伯承派人給他送來中央駐五軍團代表陳云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說：“這是緊急關頭，關系中國革命的命運，希望你們下最大決心，趕快拉過湘江”。陳伯鈞臨危不懼，身先士卒，把坐騎讓給了傷病員，親率十三師在敵人夾擊中打了一整天阻擊戰。十三師指戰員前赴后繼，終于掩護整個方面軍渡過湘江。血戰湘江后，由于部隊嚴重減員，軍委電令撤銷八軍團建制，并入五軍團，把五軍團、八軍團和十三師三個指揮機關合編為一，陳伯鈞復調五軍團接替劉伯承任軍團參謀長，協助軍團長董振堂指揮所部執行后衛任務。1935年遵義會議期間，陳伯鈞因腿傷復發在遵義開刀作手術。會后，正值紅軍三渡赤水到茅臺，因前線戰事緊急，陳伯鈞傷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軍團，與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領五軍團掩護全軍在太平渡之間四渡赤水，又掩護大軍南渡烏江。烏江戰役中，陳伯鈞親自指揮五軍團殿后部隊同敵人整整打了七個小時阻擊戰，才將追敵擊潰。由于五軍團擔負全軍殿后任務，常常要阻擊數倍于己的追敵，待掩護兄弟部隊全部通過后，再急行百里追趕大部隊。在長征中，五軍團作出了巨大犧牲，圓滿完成了總部交給的任務，堪稱“紅軍鐵流后衛”，陳伯鈞亦在紅軍將領中贏得“鐵屁股”之美譽。

　　1935年7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調任紅四方面軍第9軍參謀長。草地分裂之時，在一片對紅一方面軍的指責聲中，在充耳的對“毛周張博”的聲討中，陳伯鈞“是夜靜思，痛澈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來，傷心事，莫過于斯”。9月因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而被免職，改任紅軍大學主任教員。1936年2月張國燾的錯誤被糾正后，任紅4軍參謀長。期間，曾編寫《步哨動作》、《偵察勤務》等教材。二四方面軍將要會師時，陳伯鈞就寫信給劉伯承，要求調到二方面軍。7月繼蕭克后任紅二方面軍第6軍團軍團長。

　　“少將旅長”做統戰

　　紅軍改編八路軍后，陳伯鈞擔任三五九旅旅長。 這時，陳伯鈞的二哥，任職川軍的陳篤齋，長途跋涉，趕到延安，看望離家十多年的陳伯鈞。當陳伯鈞在9月份去延安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曾陪毛澤東專門宴請劉湘的代表王干青和陳篤齋。席間，毛澤東談古論今，無比風趣。當年陳伯鈞在馬日事變后，堅決不離開革命隊伍，他家中幾個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的哥哥非常著急，為了把他叫回來甚至發過“母病危”的電報。如今，陳伯鈞的哥哥見到了共產黨的領袖人物，看到了成長為高級將領的弟弟，感受了延安朝氣蓬勃的風貌，多少理解了弟弟當初的選擇。席畢，回到住處，陳篤齋興奮地向陳伯鈞訴說他對毛澤東和張聞天的印象，甚至打算長留延安。陳伯鈞安頓好哥哥，又回到毛澤東住處談工作直到深夜。1937年10月，陳伯鈞的二哥準備返回四川。毛澤東為此給陳伯鈞寫來長信，贈款300元。這在當時經濟困難的延安，可以說是竭盡所能了----其實當時只拿得出100元，另200元要到西安找林伯渠才能拿到。毛澤東還問和他一樣嗜書如命的陳伯鈞“看書沒有？”陳伯鈞的二哥在來延安前，曾給光宗耀祖的弟弟寫信訴苦要錢，看來，老人在毛澤東面前也訴了苦。毛澤東的細心關懷使陳伯鈞感動而不安，而他的二哥，也一直記得毛澤東囑托：利用社會關系，做些可能做的工作。直到1945年，他的二哥仍“硬著頭皮在與我黨和青年之間拉關系”。

　　陳伯鈞的井岡山戰友江華在回憶錄這樣寫到：“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不久后，也有個別同志自認為是“正規國軍”了，而忘了根本。從我目睹的一件小事上，也反映出這一錯誤情緒。一天，八路軍某師的一位旅長到軍委參謀部來，他穿著國民革命軍的將校服，趾高氣揚、神氣十足地要見“澤東同志”。那個樣子，令人好氣又好笑，一位同志“一本正經”地接待他，故意拉長聲調地問他是誰？報了名字。接待的同志裝作驚愕地說，紅軍里有位xxx旅長，沒聽說有國民黨xxx旅長，并問他有無名片？他很瀟灑地拿出名片。接待的同志拿著名片向毛主席報告，遞上了“少將旅長”的名片。毛澤東先有三分不快。隨后，毛澤東問了幾個有關部隊的問題，該旅長的回答令毛澤東不是很滿意，于是毛澤東斥之：“什么少將芝麻醬！”這件事發生在1937年秋，后來傳遍了邊區，連漫畫家華君武晚年回憶錄都提到，陳伯鈞本人卻直到1944年，賀老總來信質問，才得知。真是飽讀詩書，不諳世事。

　　陳伯鈞自己則在日記中，有另一個說法： “一九三七年秋，我任三五九旅旅長，帶領七一八團駐防洛川。當地是統戰環境，該地國民黨駐軍最高軍階為上校，為了雙方聯絡時我方辦事人員處于有利地位，故團供給處主任劉華春主動給旅、團首長各印名片一盒，我的名片為“少將旅長”，文年生的名片為“上校團長”。這樣做是出于對工作的考慮，當時毛主席并未批評過我們。

　　不過，從另一件事可以看出陳伯均的處事為人。陳宏謨是四川人，黃埔五期，是蔣介石派到120師的聯絡參謀。在蔣派到八路軍三個師的聯絡參謀中，他是對我方最友好的一位。曾對八路軍有過幫助（送過二十挺機槍給賀龍），與郭化若一起，商議發起了延安的黃埔同學會，并成為此會中唯一的非共產黨將領。解放戰爭末期，在四川率部起義。他出身川軍，認識陳伯鈞的哥哥，因而對陳伯鈞非常熱情，主動幫助陳同家人聯系。但陳伯鈞對與國民黨官員進行統戰工作非常不耐煩。他從晉察冀回延安后，就不想讓陳宏謨知道，卻在延安黃埔同學會的成立大會上被陳宏謨撞見。之后陳伯鈞曾想從他嘴里套蔣軍內情，自然碰了釘子。再以后，陳伯鈞就對這位同姓老鄉更失去了興趣，連看文藝節目時都特意躲避。這種為人處事，對于一個高級干部來說，實在不夠大方成熟。毛澤東曾說過他“統一戰線中太清高”，可謂到位。

　　延安抗大受磨練

　　就在陳伯鈞送走自己二哥的當天，生猛火爆的陳伯鈞打了一個不聽勸告的司機一個耳光。兩天后，軍委來電召陳伯鈞去延安。陳伯鈞一到延安，就受到了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主要是關于打人的事，自我批評不夠，留守開支較多；對同志團結不夠；統一戰線中太清高，不虛心等。”毛澤東說他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主觀性太強，客觀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問題尚未完全提到原則性來看，再具體一點說，就是對片面與全面，局部與整體的關系未確實了解并統一起來。”陳伯鈞完全承認錯誤，毛澤東不客氣地讓他回去再深刻反省幾天。當時，原二方面軍部隊剛剛發生了反軍閥主義事件，盧冬生負氣離職。而此時，來自一方面軍的陳伯鈞的一個巴掌，可能再加一張少將旅長的名片，帶來了誰都料想不到的后果。毛澤東談話后三天，張聞天召見陳伯鈞，就直接點明他有軍閥主義傾向。隨后，毛澤東決定陳伯鈞離職去黨校學習。本來，陳伯鈞就在這幾天要帶隊走上抗日前線。此時，他只能辦理交接手續，含淚送別出征的戰士。

　　起初，毛澤東告訴陳伯鈞是在黨校學習四個月，然后上前線。實際情況呢，陳伯鈞在1940年9月16日的日記中有一首打油詩：三個月學習？四個月閑住，六個月抗大，年半晉察冀。。。。。。 可以說，毛澤東狠狠地磨礪了一下陳伯鈞，但他終歸深知陳伯鈞的才華。陳伯鈞在黨校期間，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撰寫了《論抗日游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發表在《解放》雜志上。1938年6月，陳伯鈞被任命為抗大訓練部部長，這是個適合陳伯鈞的崗位。在抗大的初期（紅大），毛澤東曾親自講授他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此時，毛澤東工作繁忙，無法再來。接替他上這門課的就是陳伯鈞。毛澤東曾要求抗大的教職員工安心工作，下決心“死在延安，埋在清涼山”。對毛深深折服的陳伯鈞也一定將此銘刻在心。他在延安抗大“做工”的六個月確實是嘔心瀝血，學生管理，教員的調遣，教材編寫，訓練的組織，戰略學的教學，各種種樣的講演，受到各方的歡迎。他的戰略學算得上抗大的招牌課，參謀作業這種業務課也不在話下。他會寫作，能演說。在抗大一次演講兩三個鐘頭是常事，最長的一次，他一天內講了八小時，“差不多已近聲嘶力竭，仍愈講愈有勁”。而他的演講和教學，口碑很好。無論是在軍校還是作戰部隊，都受到所在單位的學員和指戰員的歡迎，其他單位也常請他去講課。不過這期間他曾受到一次打擊。1938年9月29日，校長林彪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開幕當天，通知陳伯鈞取消他原有的參會資格。自尊心極強的陳伯鈞如遭雷擊，借酒銷愁。第二天一早，他找到副校長、黃埔同學、好友羅瑞卿申訴，潸然淚下。在羅的鼓勵下，陳求見毛澤東。毛澤東對他解釋一番，但沒有改變已宣布的決定。見面前字斟句酌想了一肚子話的陳伯鈞，此時不知說什么好。當天晚上，他去信毛澤東，表示要求要么專門學習，要么上前線，不愿再呆在抗大。這件事的原委他在日記中沒有完全寫清，不過，與他同時被通知不能如愿參加會議的許光達，對此事表現得比他穩重、克制。

　　也就在這段時間，毛澤東與江青的事在延安傳得滿城風雨，毛澤東的老部下議論紛紛。別人議論一下就完了，陳伯鈞卻拿起筆來，寫信勸阻；也曾有人聽說二人將要結婚而寫信勸阻，陳伯鈞卻是在二人結婚幾天后去信反對，還曾把信的草稿拿給戰友征求意見。由此造成了他不被重用的關鍵因素。

　　1938年12月，陳伯鈞被任命為抗大二分校校長，率隊前往晉察冀邊區辦學。臨行之前，毛澤東諄諄告誡，要求他改掉暴露于外、喜形于色、不夠深刻和穩重的缺點，培養全局觀念、勇于犧牲自我。

　　1940年5月，陳伯鈞被選為七大代表，與舒同率晉察冀出席七大的代表團，返回延安。途經白水村，遭到伏擊，冀中區委副書記魯賁犧牲，地委書記吳建民被俘遭殺害，袁升平等一個多月后才回來。陳到達延安后不久的一個晚上，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聽他匯報了白水遇險經過后，安慰他說“疏忽而已”但總政治部經過調查，最后給了陳伯鈞一個處分。客觀來說，150人的代表團中有很多是缺少作戰經驗的地方干部，掩護部隊只有兩個連，千里跋涉，風險在所難免。三年后聶榮臻從晉察冀來延安時，為安全起見毛澤東曾要求他帶兵力至少四千。但陳伯鈞作為代表團中級別最高的軍事首長，在追究責任時，首當其沖也是必然的。按孟慶山的回憶，陳伯鈞在指揮上是有責任的。在白水事件后不久，代表團重新選舉領導人時，他落選了。陳伯鈞承認自己工作中有失誤，但認為總政的處理意見過重，并不公平。他給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寫信，找任弼時申訴。加上七大延期，陳被派往他不愿去的軍政大學工作。心情極度壓抑。他被派往軍政大學任副教育長，教育長是理論家張如心。41年底，軍政大學分為軍事學院和政治學院，張和陳各代表政治學院和軍事學院負責分家事宜。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最為艱苦，陜甘寧邊區經濟極為困難的時期，學員廖漢生就發現軍政大學吃得比前線還不如。家貧萬事哀，陳與張鬧得很不愉快，41年11月18日，校務處長曾傳六來找他，“談關于軍院經費問題，雖已結帳，但錢領不到，相當困難。軍事隊開辦費只批了三千多元，還未領到錢。”十天后陳為此曾借著酒勁與張激烈爭吵，在同事的勸說后，兩人在“深夜談判”了結此事。陳在1941年11月29日的日記中寫到：“總之，這次搬家使我相當不高興：個別人的狹隘、小氣、兩面三刀、反復無常、口是心非，無一不暴露盡凈。”可以看出，在心思多多的知識分子面前，陳是個不折不扣的大老粗，對于辦公室政治毫無所長。

　　本來，陳伯鈞同朱老總關系是很親密的。從日記中可以看出，他經常邀老總一起游玩，散步，對老總的軍事報告等也非常欽佩。楊得志曾表示他心中是將朱老總當作父親看待的，陳伯鈞在日記中流露的是同樣的感情。但1942年初，陳伯鈞正在朱德任院長的軍事學院當副教育長，高干隊編隊時糾紛不斷，陳受盡了夾板氣，一氣之下，他給毛澤東和王稼祥寫信，要求去黨校學習，得到批準。朱老總得知后非常生氣。此舉顯然不妥，他應該先同朱老總好好地溝通。陳伯鈞也很后悔難過，只好將寫給毛和王的信交給副院長葉劍英，請參座從中斡旋。可以想像他這一沖撞只會使自己的處境更加困難。痛苦中的陳伯鈞甚至有輕生之念。他自責“缺乏修養”、“書未讀通”。

　　1942年2月4日，毛澤東批準他到黨校學習。當年5月，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際，毛澤東點名派陳伯鈞到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負責作戰事宜。1942年10月，陳伯鈞被任命為385旅副旅長，協助王維舟旅長，駐防慶陽。1944年1月2日，在紛飛的瑞雪中憧憬著新的一年的好收成的陳伯鈞，突然收到賀龍一封嚴辭批評的信件。原因有二，其一就是少將旅長名片事件，但相比這下，此事還不算嚴重，真正讓陳伯鈞惱火、委屈以至惶恐的是：有人向賀老總報告，陳伯鈞以“老毛”、“毛先生”稱呼毛主席，不尊重黨的領袖。 在1月3日的日記中，陳伯鈞以少有的篇幅進行解釋（事實是：我在隴東給干部作時事報告時，曾引用過別人稱毛主席為'毛先生'的話。在與旅領導間閑談軍史時偶爾順口稱毛主席為'老毛'；因為在井岡山時大家都稱毛主席為'老毛'，此以為習慣，但在此時，樹毛之領袖形象時，這種稱呼顯然是不合適的。”這此事，陳伯鈞專門寫了檢查。 與當年在延安的許多將領一樣，陳伯鈞參加了整風學習和之后的七大。大會之后，他離開延安返回慶陽前，特地將自己對工作的意見和一些問題的認識，告訴彭真，請他轉告毛澤東。而以前，對這類問題，他或是直接面見毛澤東，或寫信報告。如今，陳伯鈞不再將毛澤東看成曾朝夕相處的老毛，恭敬地拉開了距離。即使是與毛澤東密切交往十多年，在軍內算得上高級知識分子的陳伯鈞，也開始將毛看成了不可攀登的高峰、不敢觸動的神明。這是當年全黨對毛澤東狂熱崇拜之始的一個腳注，也是被指責對領袖不敬之后的謹慎使然。在之后的日記中，陳伯鈞對毛澤東的崇敬依然，親密難再。對一個相識十多年的領導，他不敢再親密，也不能再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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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調之后再揚威

　　抗戰勝利后，陳伯鈞與朱良才帶領八百名干部進軍東北，離開延安之前兩人受到毛澤東的接見。 解放戰爭期間，陳伯鈞先后從事軍調小組，1946年春，國民黨軍隊侵占朝陽地區的各縣城，一邊在美國支持下與中國共產黨組織“軍調小組”進行“軍事調停”，一邊組建各縣的國民黨黨部、縣政府和警察部隊，不斷對熱東、遼西各縣、區民主政權進攻。同時，調集主力部隊準備進攻赤峰、承德等解放區。 3月20日，承德“第十一軍調小組”簽訂了(葉柏壽協定)。協定公然決定，讓被群眾趕走的國民黨建平縣長徐文亮及保安隊回鎮建平并負責全縣縣政，八路軍及地方部隊不得妨害。22日，又簽訂了《凌南協定》。這個協定承認巨匪于大川部為國民黨軍隊，駐守建昌。這兩個《協定》對熱東軍分區和熱遼軍分區部隊堅持自衛斗爭、反擊國民黨軍隊侵犯都不利。不久，“第十一軍調小組”到建平鎮（即新邱）視察。國民黨軍代表岳昌瀛上校對共產黨建平縣黨政機關進行刁難。 4月初，以美國海軍上校漢夫，東北民主聯軍上校李逸民，國民黨軍隊馬上校為代表組成“第二十六軍調小組”赴朝陽進行談判。4月3日，冀熱遼軍區司令員肖克召見了承德“第十一軍調小組”全體成員，正式向美國和國民黨兩方代表嚴正聲明，不承認“第十一軍調小組”所簽訂的《葉柏壽協定》和《凌南協定》，并派段蘇權接替陳伯鈞的工作。同時，冀熱遼軍區亦積極整編所屬部隊，做好臨戰準備。” 這是陳伯鈞的一次走麥城。對此事件，有“儒將”之稱的蕭克在回憶錄中有很不客氣的指責。李聚奎在回憶錄中也寫道：“我們歷來的原則是：從戰場上得來的東西，絕不能在談判桌上失掉它。為了改變原來的協議，我方把陳同志調走，并成立朝陽執行小組，由李逸民同志任我方代表，負責處理赤峰問題。同時又令李逸民同志與國民黨和美國脫離接觸。為此，美國代表大發雷霆，拍桌子辱罵我承德中心執行小組代表段蘇權同志。” 為了補救陳伯鈞錯簽下的協定，我方人馬可以說將上得了臺面上不了臺面的招數悉數使出。李聚奎在同美方代表交涉時，抓住對方罵段蘇權一事不放，大談禮貌問題，對對方指責我方違反協定之事避而不談。李逸民到任后從軍調部接受了三項任務，有兩項就是為了推翻陳簽下的協定。《陳伯鈞日記 文選》一書中，收有他在簽訂葉柏壽協定前后的工作報告，寫得詳細，用心。但給我的感覺，陳太單純了點，真不該來干這項工作。他在一份報告中寫到：“我總以為既已成立了協定，還有什么可講價錢的？”從這以后，他又被調到軍事教育和地方軍區等工作，直到1948年5月，才重上戰場。

　　不過他參與指揮的長春之戰，以六十軍起義和新七軍投降結束；由于對60軍和新7軍的起義與投誠處理得當，中央軍委曾予以嘉獎，陳伯鈞在日記中對此非常興奮。不過，為60軍起義立下大功的劉浩，在《爭取國民黨六十軍起義》一文中，是這樣描寫陳伯鈞的：（劉浩攜曾澤生等人的親筆信，到兵團司令部匯報） “這時，一位兵團副司令員（注：陳伯鈞）看了這封信就說：“連章都不蓋，簡直是騙人 ！他們是想突圍嘛！拉拉屯、石碑嶺、興隆山，是我前沿堅固陣地，他們想把部隊開到這些地方集結待命，實際上是企圖占領我主陣地，造成突圍條件。而且對新7軍的態度一句都不講，我們不能相信。”說著，就把聯名信丟到地上，主張不予理睬。”這就反映了他的短視了。平津戰役中，他所在的兵團執行的是包圍北京的任務，敵人再次不戰而降。直到后期著名的衡寶戰役和帶傳奇色彩的湖南剿匪，他才算真正地獨當一面，一展才華，不負“紅軍干才”之名。

　　1949年7月22 日，陳伯鈞在南下途中，經過銅鼓，這個二十二年前秋收起義三團駐地。他給戰友們指點哪里是自己訓練新兵的場地，哪里是團部，哪里是毛主席在八月中秋給排以上干部講話的地方。往事不斷地涌向眼前，記憶仍舊生動鮮明，一切就像剛剛發生。兩個月前，劉白羽曾繪聲繪色地向他描述毛主席進入北京城的盛況，而此時此地，他好像重又成了血氣方剛的少年軍人，當年那個衣衫襤縷、腳步艱難卻意志堅定，眼光恢弘的毛委員，和無數正當青春就已犧牲了的戰友，好像重又出現站在他的身邊。建國后，陳伯鈞在完成湖南剿匪任務后，來到南京，輔佐劉伯承建設南京軍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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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教條大糾紛

　　1952年春天，毛澤東來到南京，副教育長陳伯鈞和政治部主任鐘期光代表在上海住院的劉伯承向他匯報工作。毛聽完匯報，一聲感嘆：“延安有個清涼山，南京有個紫金山。”啊，延安，清涼山，抗大，陳伯鈞怎么能忘記那艱苦而激情盡燃的歲月，和毛澤東當年讓他們立下的誓言：“死在延安，埋在清涼山”。 劉伯承聽了陳、鐘兩人對接見情況的匯報后，立即向全院傳達，并號召大家樹立“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的決心。

　　1956年1月11日，陳伯鈞與劉伯承一起陪同毛澤東再次視察南京軍事學院，并匯報了工作。毛澤東對軍事學院的工作給予肯定和鼓勵。1957年春，國防部向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報告，認為軍事學院“取得了許多工作成績”，但“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而陳伯鈞和鐘期光受劉伯承委托，召開院黨委擴大會議，作出的關于深入開展反教條主義的決定明確寫明“學院成立以來的工作成績是基本的、主要的”，學院存在“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可以說，軟中有硬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張宗遜上將，與陳同樣出自31團，兩人還是親戚，很多人將他和陳一同視為毛的嫡系。草地分裂時，張和陳同樣作為一方面軍派到四方面軍的軍參謀長，受到張國燾打擊。反教條主義時，兩人的觀點完全對立。不少人反感張在反教條主義的表現，他和蕭克的爭斗也為人熟。不過直到張宗遜晚年，中央已對反教條主義一事平反，他仍在回憶錄里寫明：軍事學院的許多教員和學員也認為，實際工作中照搬照套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傾向是存在的。當時，劉伯承院長在外地養病，大家對劉帥是體諒和尊重的，主要意見是針對當時在學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顯然指陳伯鈞和鐘期光）提的。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初期，陳伯鈞作為小組長，參加了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集的會議。后期，他被點名作為教條主義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小組長也由李志民接任。擴大會議后，李志民主持高等軍事學院和軍事科學院召開兩院黨委聯席擴大會議，繼續批判教條主義，主要針對陳伯鈞和宋時輪。主席團的結論是：“南京軍事學院犯了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這條錯誤路線在較長時間內和中央軍委正確的軍事路線相對抗，是我軍歷史上兩條軍事路線斗爭在新條件下的反映。這條錯誤路線統治學院數年之久，在軍事訓練和科學研究中表現最為嚴重，其影響遍及全軍。”對此，陳伯鈞明確表示保留意見，被視為“心懷不滿，抵觸嚴重。”陳伯鈞在被批后，繼續擔任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院長，他并沒有像劉伯承那樣被閑置，或像蕭克、李達那樣被調離部隊，原因可能也在于他們的嫡系身份。鐘期光上將晚年在回憶錄中對他在文革中遠更悲慘的遭遇不做敘述，對反教條主義運動卻做了長篇論述和反駁。我想，他更多的是替已無法發言的劉伯承元帥和陳伯鈞上將一抒胸中的憤懣。 1967年，5月1日，陳伯鈞上天安門城樓觀禮，毛澤東關心地問他：“伯鈞呀，聽說你病了？”陳伯鈞回答是的，并感謝主席的關心。此時，大帥的“革命”壯志不減，當年的紅軍干才，已身心殘破，不堪追隨！ 1974年2月6日陳伯鈞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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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干才不受用

　　據《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講，陳伯鈞雖然也在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但受到冷遇，始終沒有擔任重要職務，或許與其延安時期叫“老毛”有關。陳伯鈞是革命軍人，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名字不是個小問題。

　　“后來也有人反映，陳伯鈞在回憶井岡山歲月的時候依然沿用當時對毛澤東的稱呼――老毛，而且被反映上去。他也過于書生氣了，井岡山的時候叫老毛，那時是武裝斗爭初期，而十多年過去毛澤東已經是一個大黨的領袖了，那樣稱呼顯然是不適宜的。”

　　誠然，毛澤東小時候名叫石三伢子，長大以后取名毛澤東，字潤之。率領起義隊伍上井岡山后，人稱“毛委員”、“老毛”。中央蘇區時期，人稱“毛主席”、“老毛”。然而，在1938年9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最終確立以后，稱呼“老毛”就有些不合適了。彭德懷等雖然有些不習慣，但最終改口稱毛澤東為“毛主席”。陳伯鈞是毛澤東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深受毛澤東的喜愛，屬于嫡系中的嫡系，怎能不自覺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呢？

　　這就反映出，即使革命隊伍中，革命同志之間也應當遵守必要的禮儀。這方面，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就有過教訓。

　　《百年潮》2011年第2期文章說，“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顛倒黑白，點名誣陷陳伯鈞為“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壞人”，被造反派從外地養病處揪回北京批斗，還被抄家封門，搶走保密柜。對一位從井岡山時期就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的開國上將進行“誣陷”，林彪及造反派主要依據的是所謂陳伯鈞的三件“歷史罪行”。

　　一是子虛烏有的“少將旅長名片事件”。這一訛傳流傳甚廣，多年來不少報刊引用過一個“故事”：紅軍剛剛改編為八路軍不久，一位旅長到延安見毛澤東，遞上了“少將旅長”的名片。毛澤東先有三分不快。隨后，毛澤東問了幾個有關部隊的問題，該旅長的回答令毛澤東不是很滿意，于是毛澤東斥之：“什么少將芝麻醬！”這件事情的真實情況是：

　　1937年秋，陳伯鈞任三五九旅旅長，帶領七一八團駐防洛川。當地是統戰環境，該地國民黨駐軍最高軍階為上校，為了雙方聯絡及與當地政府聯絡時我方人員處于有利地位，七一八團供給處主任劉華春主動給旅團首長各印了一盒名片，陳伯鈞的名片為“少將旅長”，文年生的名片為“上校團長”。印名片純粹是從工作考慮，當時陳伯鈞并未聽到過毛澤東對此有什么批評。況且陳伯鈞從井岡山時期就是毛澤東非常熟悉的老部屬，見毛澤東何需遞什么“名片”？！毛澤東也從未因名片之事當面批評過他。很久以后，陳伯鈞才得知，他的警衛員與毛澤東的警衛員一起玩耍時，曾把其保管的“少將旅長”名片給過毛澤東的警衛員一張。至于毛澤東有什么反應，越到后來這一訛傳越發演繹得面目全非了。

　　二是所謂“剽竊毛澤東著作的罪行”。那是陳伯鈞1937年12月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期間，依據毛澤東軍事思想，撰寫了《論抗日游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一文，后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發表于《解放》雜志。當時毛澤東還親自加了“編者志”，稱：“這篇文章，是陳伯鈞同志節錄1934年毛澤東同志所著〈游擊戰爭〉小冊子上面論游擊戰術之一部分，為了適合抗日戰爭情況，陳同志在文字上與條文上有所增減，復經毛同志校正，今在本刊發表，以供全國各地抗日游擊戰爭領導干部參考。”由此可知，陳伯鈞明明是在學習宣傳毛澤東游擊戰爭的思想，連毛澤東本人也對陳伯鈞節錄自己的小冊子并有所增減持肯定支持態度，還親自校正后推薦給全國各地領導干部參考，談何“剽竊”罪行？！事實上，陳伯鈞是我黨我軍正確評價毛澤東軍事著作的先驅者之一。早在1959年5月他擔任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主持高院教學工作期間，就給毛澤東寫信，匯報學院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的情況，同時附上自己作的小結，請毛澤東審查，“并望多多提出批評指正，以便今后修改”。陳伯鈞還不顧身體多病，結合自己30多年參與革命戰爭的實踐，多次給入學的高級干部作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的輔導及革命戰爭歷史情況的報告，并組織教員和學員開展研討。196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陳伯鈞的《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一書。

　　三是被扣“不尊重黨的領袖毛澤東”的“大帽子”。1944年1月陳伯鈞在隴東三八五旅任副旅長時，突然接到一位老總的來信，嚴肅地批評他不尊重毛主席。原來是有人在那位老總面前告了陳伯鈞的狀，反映他稱毛主席為“毛先生”、“老毛”。事實是：陳伯鈞在隴東給干部作時事報告時，曾引用過別人稱毛主席為“毛先生”的話；在與旅領導閑談軍史時偶爾順口稱毛主席為“老毛”，因為井岡山時期大家都習慣于這樣稱呼。盡管陳伯鈞在日記中對“個別人以余談笑語來作為一個同志的基本觀點和立場，同時又斷章取義，抓住個別詞語，不管前后內容，片面發揮，以致惹起老總的嚴正批評”的做法，甚為不滿。但他也十分誠懇地檢討說，在“樹毛之領袖形象時，這種稱呼顯然是不合適的”。他曾多次想向那位老總當面解釋清楚，但終因工作繁忙，加之戰爭年代見面不易而未能及時挽回影響。

　　一代開國上將陳伯鈞建國前后都不受重用，與他同被授予上將的同鄉張愛萍、也非井岡山嫡系的許世友等人差別很大。

　　在他去世40多年以后，才在他的出生地四川達縣河市鎮，依托達州耀華育才學校兩間教室為基礎，建立了開國上將陳伯鈞紀念室，用圖片、書信、字畫以及實物等形式，從8個方面展示了陳伯鈞將軍為國為民英勇奮斗、無私奉獻、波瀾壯闊的一生。

　　陳伯鈞紀念室以由市人大常委會主辦，市人大常委會研究室、市文化發展研究會、 《達州網》編輯部承辦。陳伯鈞之女、北京大學教授陳進元，陳伯鈞之子、正師職大校陳延滴等親屬出席揭幕儀式。副市長楊佳鵬為紀念室揭幕并致辭，權作永久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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