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主席第一個在實踐上建立了工農武裝根據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最早提出“大城市去不了”、主張把革命力量放在農村的，就是毛主席，而不是國內外其他任何一個人。

　　早在1927年3月，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主席就提出在農村要建立政權——打倒土豪劣紳，以農會為權力機關、在農村建立政權的觀點。毛主席講：“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權力機關，就是政權！

　　1927年7月4日，毛主席在討論湖南問題時，他在發言中，就提出要“上山”，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8月9日，毛主席強調：“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占據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再次攻打長沙的決定，但是，毛主席在文家市做出了把革命力量轉移到農村的正確決定。年譜記載：“在總指揮盧德銘等支持下通過了毛主席關于放棄進攻長沙的主張，決定轉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求落腳點，以保存實力，再圖發展。這是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的新起點。”后來余灑度匯報說：“十九日抵文家市，距瀏陽城九十里。度仍主張取瀏陽直攻長沙（當時取瀏有把握）。后以前敵委員會決議，以保存實力，應退萍鄉。次日部隊即向萍鄉退卻。”可見余灑度當時鼓吹攻打大城市的荒唐思想。

　　9月20日，毛主席在給將士們講話的時候強調：“大城市現在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我們要到敵人比較薄弱的農村去，發動農民群眾，實行土地革命。”這句主力不能去大城市的句話，如果共產國際聽了，一定不會同意的。這是毛主席第一次強調我們的工作重點是農村，而大城市根本不是我們革命的主力軍隊當時該去的地方。恰恰是那個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1927年大力領導和支持了軍事盲動主義的廣州暴動，攻打大城市，損失慘重！

　　9月29日，毛主席正是提出了要建立根據地的正確思想。秋收起義時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參謀部的勤務員、在三灣時以士兵代表身份參加前委擴大會議、全國解放后任中央民族學院院長熊壽祺的回憶說:“在三灣時……雖然那時毛主席還沒有提到‘根據地’三個字，但是講話的內容卻是‘根據地’的內容，概念是逐步發展起來的，是經過斗爭實踐發展起來的，這中間有個過程。毛主席在三灣講話的意思可以肯定是‘根據地’的意思，三灣改編的意義是偉大的，但其中還有一個偉大的意義，即在于毛主席提出了‘根據地’的思想。”年譜記載，三灣改編之后，“毛主席從建立落腳點出發，給袁文才及中央寧岡縣委負責人龍超清寫信聯系，派三灣村一農民送到井岡山北麓寧岡茅坪。”這時，毛主席已經形成了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思想。

　　10月3日，毛主席主持召開古城會議，“著重討論了‘安家’和開展游擊活動的問題”。余灑度當然極其反感在農村安家、建立根據地，于是以向中央匯報的名義脫離了革命隊伍。在報告中，余灑度講：“軍至湖南（酃）縣與桂東縣交界之處，度即被派赴湘、鄂來作報告，并請求機宜……緊急時必退桂東汝城（桂陽）等縣。”可見當時毛主席的一切部署都是在敵人的薄弱環節——農村行動。

　　這時，已經探索出了在農村建立根據地的毛主席和這七百多將士們無法直接聯系中央，更無法和共產國際聯系。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這是毛主席的獨創性貢獻，而不是其他任何別人的貢獻。

　　二、毛主席首次論述了工農武裝革命根據地存在的原因

　　在毛主席1928年10月5日所寫的光輝著作——《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毛主席首次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歷史上論述了“工農武裝割據政權”可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建立的原因，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沒有任何一個人像毛主席那樣專門、具體的把工農武裝根據地存在的理論說的這樣清晰。

　　毛主席開篇就提到：“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可見，毛主席創建的工農武裝割據政權的出現是世界歷史上別的國家都不曾存在的，可謂“獨樹一幟”。

　　為什么可以創建工農革命根據地？

　　毛主席講：“第一，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相互間進行著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征之。不但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一國有這種現象，就是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也沒有一處有這種現象，僅僅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中國這樣的國家才有這種現象。”可見，毛主席這里實事求是、一針見血的指出了社會根源之一：半殖民地社會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社會，出現了帝國主義國家扶植的各個買辦軍閥之間的戰爭。

　　毛主席還強調：“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湘邊界的割據，就是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有些同志在困難和危急的時候，往往懷疑這樣的紅色政權的存在，而發生悲觀的情緒。這是沒有找出這種紅色政權所以發生和存在的正確的解釋的緣故。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并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我們可知——地主買辦“分工負責”、城鄉分裂剝削的經濟基礎，帶來的城鄉強弱分化，也是工農武裝革命根據地能誕生的社會原因。

　　在此之前，斯大林、布哈林、向忠發、李振瀛聯合署名發布的共產國際在第九次執行委員會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里面給毛主席扣帽子，認為：“必須反對對于游擊戰爭的溺愛，反對沉溺于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游擊戰爭(這些危險在兩湖等處曾經有過)。”兩湖，包括湖南，這就是在詆毀主席把重點放在農村的正確戰略！當時我們的實力條件下只能打游擊戰，打不起別的！游擊戰也要有一個逐漸發展壯大的過程。

　　而且對于“相互關聯”的問題，主席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說的清清楚楚：“小地方民眾政權之能否長期地存在，則決定于全國革命形勢是否向前發展這一個條件。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不但沒有疑義，而且必然地要作為取得全國政權的許多力量中間的一個力量。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繼續地向前發展，而有一個比較長期的停頓，則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現在中國革命形勢是跟著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主席早就知道要以全國革命戰爭的相互配合保障農村革命政權的發展壯大。

　　綜上所述，毛主席首次科學論述了工農武裝割據政權存在的原因。

　　三、共產國際雖然認可了工農武裝根據地存在的偉大意義，但是并不同意把工作重心放在農村

　　當共產國際看到毛主席創建了國際共運歷史上第一個農村的工農武裝根據地的時候，態度和羅明納茲、瞿秋白中央截然相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給了高度評價，稱之為“史詩般的英雄行動”。但是，共產國際認可農村可以存在革命根據地同時，卻不同意把中國革命的中心放在農村，依舊堅持城市中心論。

　　在1928年2月25日，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發、李振瀛聯合署名發出來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大會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中確定：“現時黨的工作之中心，是在征取幾千百萬的工農群眾，對于他們的政治教育，組織他們，使他們圍繞著黨及黨的口號(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八小時工作制，統一中國，解放中國于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推翻現存的政權，工農獨裁制，組織蘇維埃。)”。這里對工農泛泛而談，還沒有把中心放在農村。中心任務不是簡簡單單的爭取和吸收群眾，而是應該以農村為重心發展革命根據地勢力！顯然共產國際根本還沒意識到農村發展根據地的斗爭才是中心這一點！

　　這個決議案還強調：“黨指導著各省區之農民自發的游擊暴動，就應當注意到:這些農民暴動可以變成全國暴動勝利的出發點，只有在他們與無產階級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聯結的條件之下。黨在這里也應當見著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在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準備幾個鄰近省區之間的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而且準備有組織的有預備的廣泛范圍之內的發動。”這里講的“無產階級中心”就是工人階級的人口相對多一些的城市。可見這里還把農村斗爭的主要任務放在配合中心城市、聯結中心城市而已。這是明顯的城市中心論！

　　但是——當時條件下根本沒有“聯結”城市的機會——城市敵人太強大！當時主要任務就應該是先以農村為中心發展革命根據地政權力量。可見，共產國際說的這一“主要任務”是脫離實際的。你想建立城鄉聯系，階級敵人不讓你建立，你就應該先發展自己在農村的力量、先以在農村為中心的土地革命作為主要任務，而不是還以“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作為“主要任務”。這部分說完之后，共產國際就說：“因此，必須反對對于游擊戰爭的溺愛，反對沉溺于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游擊戰爭(這些危險在兩湖等處曾經有過)。”這里的“相關聯”，無疑和之前的“相聯結”一樣，意思是打通和城市的聯系。

　　共產國際在給主席重點做農村工作、重點開展游擊戰爭扣帽子！不是我們“溺愛”游擊戰爭，而是我們根本沒有實力“聯系大城市”，所以我們當時的工作重點必須是農村游擊戰爭。他們再怎么強調農業區主要任務是發動農民，也僅僅是強調農業區內部，也無法掩蓋他們在全國性的任務還是城市中心論的性質。共產國際所強調的發動農民的目標為的就是配合中心城市，而不是繼續在實力根本不允許打大城市的情況下先打敵人力量弱的廣大農村。

　　這就是共產國際的決議案，但是斯大林竟然說：“(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全會決議案事·并非科學的，無事實可加的，但在當時確是正確的。”并非科學又正確？這真的自相矛盾。共產國際的這個決議案不僅并非科學，而且很不正確。按著他的這些不考慮自身實力狀況還盲目的要“打通和大城市聯系”的錯誤思想走，就給革命帶來了災難性的代價。

　　六大的《政治決議案》，按著斯大林的錯誤觀點做了，把城市還放在了“領導”地位，把城市而不是農村作為決定勝負的力量，僅僅把農村放在配合的地位。《決議案》強調：“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數省重要省區之內勝利。目前沒有革命高潮的條件之下，這種勝利沒有可能實現，然而這種前途是可能的。這里，城市領導作用的重要，和無產階級群眾的高潮，都將要表顯它的決定勝負的力量，將要決定‘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的口號，會如何由宣傳口號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黨的領導機關不應該放在城市，而應該放到農村。城市不應該是領導地位，而應該是被領導地位。決定勝負的力量也不是城市的領導，而是黨在農村的力量。

　　城市人口占少數，農村人口占多數；決定勝負的力量不是少數人口，而是多數人口——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沒有和當時中國社會主要人口——農民走在一處，實力極端薄弱的工人階級（遠遠比俄國工人比例少得多）就無法戰勝強大的極少數階級敵人。作為多數人口的農民群眾在這次革命之中起了主力作用，而來到農村的無產階級把主力發動了起來，農村也就逐漸會成為壓倒城市的決定力量。雖然工人在城市，但是城市敵我力量過于懸殊，想革命的工人階級只能跑到農村，以農村為革命的中心。

　　斯大林照搬俄國例子說：“俄國1905年后農民暴動還在發展，但不能(動)搖到整個政權。”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最主要人口是農民，大多數人口在農村，農村面積也遠遠比城市廣闊的多，占領了農村才可以發展主要人口作為革命的力量、擴大革命的根據地，才可以對城市形成壓倒性優勢、才可以決定勝負！這里認為占領城市才能決定勝負，顯然是完全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城市發展不起來自己的革命力量，只能在農村發展自己的力量，以農村決定勝負，以多數的農村人口壓倒少數的城市統治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農村革命力量大發展，對城市形成壓倒性優勢，就可以搖動整個政權——解放戰爭就是農村實力逐漸壓倒了城市的典型！

　　對于農村革命武裝力量，按著共產國際的意思起草的《政治決議案》強調：“建立工農革命軍，在現時游擊爭發動的區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因為特殊的政治環境，現在這一任務，應當是黨在農民運動中所應特別注意的中心問題。這一任務的成效，可以成為新的革命高潮生長白一個動力——決定新的高潮之一種主要動力之一。”六大《軍事決議案》也說：“農民是受無產階級的領導的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可見他們僅僅是把農民運動、農民看成主要動力之一，而實際上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是主要動力，不能有“之一”！這里也是他們并不把農村放在中心位置的重要鐵證。農民是無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沒有之一！顯然，僅僅認為農民力量是“之一”，還是停留在城市中心論。

　　在六大的《軍事決議案》，也體現了共產國際的城市中心錯誤觀點。《政治決議案》強調：“因此破壞軍閥的軍隊和在政治上奪取軍閥的軍隊，使很多百萬的士兵群眾都參加工人階級與農民群眾的階級戰線，為中國共產黨目前最嚴重的任務。”最嚴重任務是發展農村的革命力量，在農民之中發展革命力量，而不是在軍閥里面發展。軍閥在城市，把最嚴重任務放到在軍閥里面奪取軍隊，顯然就是把中心放在了城市。

　　而且，共產國際對廣州暴動認識極其不深刻，就是不承認廣州暴動打大城市這樣洗不白的軍事盲動主義錯誤，他們說：“廣州暴動是中國無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之英勇的嘗試，對于工農革命的發展有極大的作用，可是這里也暴露指導機關的一些錯誤:工農之中預備的工作不充分，敵人軍隊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對于黃色工會會員的態度不正確，黨部及青年團本身的準備不充分。中央完全沒有接到廣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調動群眾也薄弱(沒有廣泛的政治罷工，沒有選舉的廣州蘇維埃以為暴動之機關);對于這些，直接指導者應負責的，就是政治上對共產國際執委負責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雖然有這些指導方面的錯誤，但是廣州暴動應當認為中國工人極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們是的確有取得中國大革命之領導權的歷史使命之資格的。”說來說去，就說沒有說到根本——根本在于廣州暴動壓根就不應該搞！大城市壓根就不應該打！但是共產國際特別是斯大林就是煮熟的鴨子——嘴硬！就是不認這個錯！不否定打大城市就是盲動主義，再多的檢討也是沒有根本意義的。

　　六大決議案出來之后，斯大林本人也對廣州暴動更是百般辯護。

　　斯大林說：“廣州暴動是否是盲動主義?不是!盲動主義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軍事陰謀，廣州暴動則不是。廣州暴動的結論是，中國黨和工人階級想鞏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圖。他們向國內外作一次公開的反抗。一方面是想鞏固自己的革命勢力，另外開展了一個新的革命斗爭的局面。”僅憑不承認打大城市、搞廣州暴動是根本的軍事路線錯誤這一點，給斯大林送一個 “城市中心論堅持者”的名稱，就絲毫不為過！沒有一個否定城市中心論的人會認為廣州暴動不是盲動主義。你斯大林怎么說什么也不承認廣州暴動的方法完全錯誤呢？！這個辯護給了王明路線盲目攻打大城市精神依據。

　　同時，斯大林還認為：“農民游擊戰爭并非暴動，有些地方取得政權，組織紅軍，但不能持久”，“如我們有些地方可作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戰爭。但農民有一缺點:有小部軍隊，有了土地，便不想進取了此便是工農間的矛盾。”可見斯大林反對持久的在農村擴大根據地，認為在農村呆久了就“不進取”了。對農村過分強調困難，對打大城市的、盲動主義的廣州暴動百般辯護，污蔑農村革命根據地力量“不能持久”、“不利于進取”，這不就是想吸引我們打大城市嗎？！

　　給廣州暴動的軍事盲動主義根本錯誤辯解了之后，斯大林還說：“其（農民運動——引者注。）最重要在于農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結果在(是)建立紅軍，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給國內外仇敵以經濟上的打擊。”，“游擊戰爭能從為土地革命(作)斗爭(的)分子中集中軍隊的力量，其意義在為工人用。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工人階級及黨在能利用農民運動在黨指導內為工人用，非是為相反的目的。在這一時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爭的分子成立廣大的紅軍。這是這一時期革命綱領中最重要的問題。”可見，你斯大林這時候認為吸收農民作為軍隊最重要，甚至認為吸收農民參加軍隊比變革土地生產關系還重要——因為吸收完了幾萬軍隊之后的任務就是攻打大城市。可見他吸收農民、拉隊伍，目的不是繼續擴大農村根據地、以農村為中心開展土地革命——因為他認為拉完幾萬隊伍打大城市“更有意義”。

　　可見，斯大林的公式是：

　　“在農村吸收幾萬紅軍、拉完隊伍，比土地革命還重要——吸收完幾萬軍隊直接去打大城市，這個更重要、更有意義——比在農村繼續搞土地改革和擴大農村根據地還有意義”。

　　而不是“吸收農村軍隊很重要、搞土地革命更重要——大規模擴大農村根據地，開展以農村為中心的土地革命更有意義——敵我差距懸殊，大城市打不起，更有意義的是打農村扎根主要人口聚集地，擴大農村革命力量，形成對城市的壓倒優勢，比打大城市有意義——吸收幾萬軍隊之后打大城市不是‘更有意義’，而是更有危害！”。

　　這就是斯大林的錯誤公式和毛主席的正確公式的區別！

　　斯大林顯然是空想主義。吸收了幾萬軍隊之后去打大城市不是更有意義，而是更有危險、更有災難、更會被階級敵人消滅！只有吸收了幾百萬軍隊之后，才真的會有打大城市的把握。第三次反“圍剿”之后，我們已經吸收了幾萬軍隊，但是去打大城市、打贛州了之后，結果是損失慘重！吸收了幾萬還遠遠不足以打下大城市，想打下大城市，至少要吸收幾百萬軍隊。解放戰爭的時候，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格局——我們吸收了至少五百萬的軍隊，才最終得以打下大城市。幾萬軍隊還遠遠不足以打下大城市。

　　所以，精蘇分子們、俄粉們，別給斯大林洗白了，城市中心論離不開他的錯誤指導，贛州戰役的巨大損失也離不開他的錯誤指導！

　　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首次提出中國革命的最高形式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

　　毛主席和企圖把農村軍隊吸引完幾萬就想先打大城市的斯大林不同，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首次把農村放在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地位、決定地位。

　　毛主席在批評林彪等等右傾悲觀主義者的時候講：“他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卻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這也正是斯大林的問題。斯大林就說：“假使我們(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時才可說高漲。現在(我)不能同意你們的主張:革命高潮快要來了。”顯然斯大林和林彪一樣對形勢判斷錯了！

　　毛主席強調：“他們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后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范圍的大革命。他們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流動游擊，爭取全國群眾，然后加上紅軍力量，再進行全國性的對大城市的總暴動——這不就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強調的嗎？！

　　決議案講：“這一切形勢，可以確定主要的黨的策略路線，黨應當準備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這一高潮，必須要黨起來組織并實行群眾的武裝暴動之直接的策略任務，因為只有推翻現存政權的方法，能夠解決革命之種種任務。正因為如此，現時黨的工作之中心，是在征取幾千百萬的工農群眾，對于他們的政治教育，組織他們，使他們圍繞著黨及黨的口號(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八小時工作制，統一中國，解放中國于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推翻現存的政權，工農獨裁制，組織蘇維埃。)”，還講：“并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蘇維埃化的農民區域中，黨的主要任務，是實行土地革命和組織紅軍部隊--以備這些部隊漸漸聯合而成全國的中國紅軍。”把主要任務不說成在農村建立政權、逐漸擴大農村割據政權，而說成擴大影響、聯合成紅軍，這和林彪等人流動游擊、擴大影響、拉隊伍的觀點是幾乎一致的。

　　斯大林認為農民運動“最重要在于農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結果在(是)建立紅軍，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給國內外仇敵以經濟上的打擊”，“游擊戰爭能從為土地革命(作)斗爭(的)分子中集中軍隊的力量，其意義在為工人用。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他不把在農村逐漸建立和擴大政權作為中心任務、最高任務，而把拉隊伍作為主要任務，這和林彪在農村流動游擊拉隊伍、再進行大規模對一個和幾個城市的武裝起義的觀點是一致的。

　　斯大林還否認長期先在農村逐漸持久的建立大規模革命政權的正確性，認為“農民游擊戰爭并非暴動，有些地方取得政權，組織紅軍，但不能持久。”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給林彪的“紅旗還能打多久”、對農村建立長期革命政權沒有信心提供了“理論佐證”。如毛主席所說，斯大林和林彪一樣，“他們的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斯大林嘴上說知道是半殖民地，但是實際上對半殖民地怎么進行革命還是沒有搞懂。如果真的搞懂了，如主席所說，“就會明白相應于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于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農村紅色政權也會長期存在和發展，這就和斯大林所講的“但不能持久”這一謬論劃清了界限。

　　之后，毛主席明確指出：“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會明白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這里，毛主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第一次提出，農村的紅色區域建立和發展，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比大城市重要得多！這和斯大林所吹噓的“游擊戰爭能從為土地革命(作)斗爭(的)分子中集中軍隊的力量，其意義在為工人用。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根本上劃清了界限。不把在農村逐漸建立政權、擴大政權看作最主要任務，而希望吸收了幾萬農民軍隊就攻打大城市，只能是去送死。

　　農村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具有決定的意義。所以，高潮到來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擴大農村政權力量。所以，革命高潮到來，不等于掌握了主要城市，而在于在農村逐漸發展的政權力量規模超越了城市。所以，毛主席說：“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所以，斯大林說的“假使我們(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時才可說高漲。”是完全錯誤的。農村是主要人口的聚集地、是面積大于城市的地方，這才革命的中心——集中到農村發展政權力量才是意義更重大的。什么時候可以說高漲？農村根據地發展的規模大了、力量大了才可以說是高漲。城市抓不住，把農村規模發展大、把農村力量發展大、發展的比城市力量還強，這就可以說高漲了！

　　毛主席不信斯大林關于沒掌握城市就不是高潮到來那一套。高潮到來，革命力量上升，舊勢力統治受到威脅，不等于大城市占領與否。所以主席講：“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并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后，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這樣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篇劃時代的光輝著作，永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冊。

　　五、共產國際長期遠遠落后于毛主席的步伐，共產國際的錯誤路線也給革命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而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力挽狂瀾、轉危為安、絕地重生，最終結束了共產國際的錯誤路線

　　雖然后來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相對糾正了之前城市中心論的錯誤思想，但是還保持著一系列錯誤思想——這些都是王明路線的理論基礎。來信認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它以往有關中國問題的一切決議和指示都仍然有效”。這些決議的相關思想，當然包括三個階段論、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論、吸收軍隊主要先打大城市論。贛州戰敗、福建事變沒有很好的利用、第五次反“圍剿”損失慘重……都是王明路線帶來的惡果。

　　斯大林認為：“第一階段是全民族聯合戰線的革命,即廣州時期,當時革命的鋒芒主要是指向外國帝國主義，而民族資產階級是支持革命運動的;第二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國民革命軍進抵長江以后，當時民族資產階級離開了革命，而土地運動則發展成為數千萬農民的強大革命……;第三階段是蘇維埃革命……”這就把民族資產階級排除在外，和王明路線在福建事變之后的錯誤密切相關。

　　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做出了一個決議案（經過共產國際直接領導通過的），這個決議案還是堅持了斯大林的這個錯誤觀點。《決議案》強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走到帝國主義地主豪紳的反革命營壘，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國主義并動搖軍閥制度的一種動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現在卻變成鞏固并團結帝國主義與軍閥制度的一種動力，因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之中的動力，現在只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 中國之反對帝國主義的、徹的變更土地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有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方才能夠進行到的，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阻礙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

　　斯大林的三個階段論，長期是王明路線的尚方寶劍。包括斯大林關于“游擊戰爭能從為土地革命(作)斗爭(的)分子中集中軍隊的力量，其意義在為工人用。假使我們能從農運中吸收幾萬軍隊，集中到一個或幾個城市，其意義將更重大。”也是當時中央決定打贛州、反對毛主席正確意見的“尚方寶劍”。

　　毛主席和他們進行了不懈的斗爭，最終領導中國人民戰勝了共產國際的錯誤路線。

　　所以，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主席特別強調：“中國革命戰爭——不論是國內戰爭或民族戰爭，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內進行的，比較一般的戰爭，一般的革命戰爭，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質。因此，在一般戰爭和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這些，就不能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所以，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主席特別強調：“從時間的條件說，戰爭和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從地域的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特別是大國家大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地移用。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

　　“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無疑就是毛主席的原創性貢獻！今天竟然連想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翻案的人都有，甚至不惜通過詆毀毛主席而給共產國際翻案！不能容忍他們放毒！真相、事實一定要澄清！我們要奮起千鈞棒，打擊極端精蘇分子，玉宇澄清萬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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