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的“補充和修改”

　　1956年和1958年，在赫魯曉夫作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后，毛澤東同蘇聯哲學家、后任駐中國大使的尤金說了這樣兩段話：

　　我[1949年]在莫斯科期間，更為強烈感到這種對中共的不信任情緒，因此，我請求蘇共中央向中國派遣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代表，去了解中國實際情況，了解中國理論家的著作。

　　——1956年3月31日《與毛澤東同志談話記錄(尤金的工作日記)》，摘自《俄羅斯解密檔案-中蘇關系》第6卷

　　為什么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沒有事情干嗎?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

　　——1958年7月22日《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摘自《毛澤東文集》第7卷

一、毛澤東請斯大林派學者看自己文章的過程

　　這兒講的“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指的是看當時正在籌備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的文稿。早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一些根據地和解放區就出版了多種毛澤東著作集，有的直接用了《毛澤東選集》的名稱，但限于條件，它們都未經毛澤東本人審閱，也沒有經過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準。

　　1949年6月1日，中共中央得悉蘇聯將出版根據解放區的版本翻譯的《毛澤東選集》俄文版，便由毛澤東起草，給斯大林發了這樣一份電報：

致菲利波夫①：

　　據從莫斯科來的中國同志說，1948年由中共中央機關所屬東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已在蘇聯譯成俄文，并將于近期發行。我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

　　不過，已出版的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在文章的挑選和排版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不足，另外在個別詞語上還存在一些錯誤，甚至是曲解。

　　中共中央將出版一套新的經作者本人校對的毛澤東著作選集，其中對前一版《毛澤東選集》作了一系列修改和變化。我們計劃于今年6月底以前出版該著作。

　　有鑒于此，我們請求(你們)，暫時不要將譯自中共中央東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俄文版付諸印刷。

　　另外，還要請求你們，應根據我們新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集來對已譯俄文著作進行相應的修正和變化。我們將于該新著出版后立即將其發往莫斯科并交給你們，在此之后，你們就可以出版俄文版的《毛澤東選集》了。

　　中共中央

　　1949年6月1日

　　——————————

　　① 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化名。

　　接到這封電報后，斯大林很快給中共中央發了回電：

致捷列賓

　　第525號復電：

　　請轉告中共中央如下內容：

　　“已收到你們提出的關于延期出版《毛澤東選集》俄文版的請求。

　　我們在收到你們經作者校對的新版本之后，再著手出版《毛澤東選集》俄文版。

　　菲利波夫”

　　后來，由于各種原因，中共中央關于1949年6月底以前正式出版經毛澤東本人審校的《毛澤東選集》的承諾并沒有按期實現。直到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期間，斯大林于12月16日在同毛澤東會談時，又當面提起了這件事：

　　斯大林同志：我們想從您那里得到您的著作目錄，這些著作可以譯成俄文。

　　毛澤東同志：我正在審校自己的著作，它們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錯誤和曲解的地方。我打算在1950年春季以前看完材料。但我想得到蘇聯同志的幫助：第一，同俄文譯者一起對文字做些潤色：第二，在中文原著的校訂上得到幫助。

　　斯大林同志：這可以做到。但您在您的著作編輯方面需要幫助嗎?

　　毛澤東同志：需要，并請您為此指派一位適當的同志，比如說，一位聯共(布)中央委員。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這也可以做到。

　　不久，蘇聯方面就派出了科學院院士、哲學家П.Ф.尤金來到北京，參加《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到1950年10月，毛澤東對第一、第二卷的審校基本完成，他和尤金分別致電斯大林，介紹了籌備出版《毛澤東選集》的情況：

　　現將毛澤東致菲利波夫電呈上：

“菲利波夫同志：

　　尤金同志來華兩個月期間給予了我們很大幫助。但他所參加的《毛澤東選集》出版籌備工作目前尚未結束，尚需1個多月時間才能完成。

　　此外，我們還擬請尤金同志訪問山東省及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漢口、長沙、廣州、兩安、延安、沈陽、哈爾濱等城市，使他在了解這些城市的同時，給我們的領導干部作報告。這約需用3個月左右的時間。因此，他在華還需再待約4個月左右。請允許尤金同志留華工作到1951年1月底或2月底。

　　可否，請復。

　　毛澤東”

　　下面是尤金同志致菲利波夫的電報：

“菲利波夫同志：

　　我已就整個3卷的《毛澤東選集》提出了300多條意見和修訂及各種文字上的修改。對于頭兩卷，毛澤東已詳細地研究了我的建議，并完全采納了我的建議。對于第三卷的修改意見，目前正由毛澤東審訂。已轉告我：他將于近日內約見我，以研究我的意見和建議。

　　正如我以前報告過的，毛澤東又選出了一批過去未譯成俄文的新的文章。這些文章約有30-40個印刷頁碼。

　　對于由翻譯譯出的300多頁新的譯文，我已收到了(約有一半為新的文章)，也研究過了，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但目前我還沒有把這些意見和建議交給文章的作者。翻譯要將余下的文章譯出，約需用1個半月的時間。

　　毛澤東多次請我到一些大城市(上海、南京、廣州等)走一走，并請我給黨的積極分子作報告。

　　我認為目前有可能到一些城市走走，因為翻譯正在譯那些新的文章。這次到這些城市旅行，約需用2至3周的時間。待我返回北京以后，再用2至3周的時間即可完成對余下文章的審訂工作。

　　由此看來，到12月底，我根本無法結束在中國的工作和返回莫斯科。

　　等待您的指示。

　　尤金”

　　H.羅申①

　　1950年10月4日

　　——————————

　　① 羅申，時任蘇聯駐中國大使。

　　1951年6月，毛澤東在審校、修改《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時，又請求聯共(布)中央派出尤金前來協助，為此，斯大林又簽署了聯共(布)政治局決議：

　　摘自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

　　5月18日至7月30日會議第82號記錄

　　1951年6月30日

　　第368項  關于派遣П.Ф.尤金同志去中國。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請求，派П.Ф.尤金同志前往中國出差，期限為3個月。

　　中央委員會書記

　　И.斯大林

　　附件：

　　北京

　　蘇聯大使：

　　請把如下電文轉交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同志!

　　根據您的請求，尤金同志將于今年7月中旬前往北京，為期3個月。

　　菲利波夫”

　　收到請回復，執行情況請來電告知。

　　(以上蘇聯檔案文件，均引自新編《斯大林全集》檔案附卷八“蘇中關系篇”。

　　https://pan.baidu.com/s/1MdI6-MA4kcRPx9SCq7K5-w)

二、尤金的翻譯費德林回憶當年的經歷

　　時任蘇聯駐華首席專家、漢學家費德林后來回憶當年的經歷說：

　　尤金同志一到北京就開始審閱我們與中國同行一起譯出的毛澤東著作的俄文稿。

　　毛澤東很快就決定面見尤金聽取這位院士的意見和建議。會見是在中南海毛澤東的辦公室內進行的。由我擔任翻譯。

　　毛澤東在會見開始時為給學者們造成的困難和不便表示了歉意。毛澤東還說他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良心上受譴責。后來就言歸正傳了。

　　毛澤東請尤金談談他的意見，認為他的意見“對于作者肯定非常寶貴，會有助于今后對一些具體事物作正確的理解和分析”。

　　尤金說：……“毛澤東同志，您太謙虛了，您低估了您的著作。我沒發現任何嚴重錯誤。我不過是有幾點零零碎碎的意見，有個別方法論方面的考慮。”

　　尤金說完這番話后便翻開自己的記錄談意見。他具體地說出了著作的篇名、段落和頁碼。翻譯師哲立即翻譯給當時任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主任[?]的陳伯達教授，陳伯達則對照中文稿研究起來。

　　毛澤東待尤金依次作過說明后對陳伯達說：“陳伯達，您對院士的意見有什么要說的?”

　　陳伯達平靜地回答說：“我仔細聽了院士的意見，我以為，他的意見是對的，但是我們對您以前發表的著作中的提法已經作了更確切的處理并更正了印刷上的錯誤。”

　　“尤金同志，請您接著說。”毛澤東說道。

　　尤金一邊列舉有關著作的篇名、段落和頁碼一邊說：“其余的意見也都與此相類似。”毛澤東再一次過分認真地叫陳伯達作答復。

　　陳伯達說：“毛澤東同志，這個意見是對的，但是我們已經作了必要的修正。稿子上已經改了。這個不確切之處看來是由于粗心大意造成的。這部著作是在行軍條件下刊印的。”

　　對毛澤東理論著作的研究就這樣結束了。它極其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出版委員會及其負責人的行動是經過精心安排的，他們的工作做得非常精到，實際上就像事前考慮到蘇聯哲學家的意見似的，從而使這次聽取意見的談話純粹成了走形式。

　　籌備出版俄文版毛澤東選集的過程使我確信，陳伯達領導的出版委員會對毛選初稿所作的修改比我們與毛澤東面談時提出的修改要多得多。另外，對尤金的許多意見，要么是不予采納，要么是變換表達方式。

　　在這方面應當引起讀者注意的是毛澤東選集的前言。例如，前言中寫道：“選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著者校閱過，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個別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內容上的補充和修改。”

　　事實也的確如此。關于尤金未置一詞，一般說來這也是對的。

　　……我們離開了毛澤東的客廳，此時的尤金無法抑制自己的興奮。

　　我問這位院士 ：“您為什么這樣興奮?”

　　“難道您不為我們這次出色完成學術任務而感到驕傲嗎?”尤金的話在多大程度上發自內心，我在這里不作評論。

　　我脫口說道：“我們白費力氣了，不過也不是一點作用沒起。”

　　……

　　(譯自俄羅斯《近現代史》雜志1992年第5、6期)

三、《毛選》的“說明”指出有些文章作了補充和修改

　　1951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在中國正式出版，后又陸續出版了第二、第三及第四卷。蘇聯在斯大林時期也先后出版了前三卷的俄文版。

　　于是，毛澤東以這三卷《毛選》，向當時的中國、蘇聯以及全世界的讀者，展示了他“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形象和地位。

　　但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版《毛選》第一卷“本書出版的說明”中，有這樣一個說明：“選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著者校閱過，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個別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內容上的補充和修改。”

　　這個出版說明，在以后的版本中被刪除了。因此，一般讀者并不知道《毛選》中的許多文章是被“補充和修改”過的。

　　那么，正式出版的《毛選》究竟對原始文稿作了哪些“補充和修改”?它們對毛澤東成為“真的馬克思主義”到底起了怎樣的作用呢?

　　下面，就舉兩個例子來看一看。一個是對整篇文章的補充和修改;一個是對一篇文章的關鍵段落的補充和修改。

　　整篇文章是《毛選》的開卷第一篇、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關鍵段落是與被稱為“毛澤東思想精髓”的“實事求是”有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中的一段話。

四、《毛選》文章“補充和修改”的第一個例子

　　據統計，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至少有“《革命》版”、“《中國農民》版”、“《中國青年》版”、“1944年晉察冀日報《毛選》版”和“《六大以前》1951年版”、“《毛選》1951年版”等多個版本，每個版本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動。

　　《革命》版、《中國農民》版和《中國青年》版，都附有調查數據圖表，而1949年以后的版本刪掉了圖表。

　　從《革命》版到《中國青年》版，內容上的不同之處有127處。到1951年版《毛選》時，又有修改230處。其中體現文本不同意思的內容有35處，從篇幅上看刪去將近一半。

　　(以上據澎湃新聞《1949年以前毛澤東著作版本研討會側記》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1514)

　　對照《中國農民》1926年2月1日一卷二期所刊此文原始文稿，和《毛選》1951年版經毛澤東最后定稿并正式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在內容上作了重要補充的主要有以下幾處：

　　1，在篇首“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之后，增加了“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一句。

　　2，在論述“大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時，增加了“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一句。

　　3，在論述“中產階級”時，增加了“這個階級代表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兩句。

　　4，在談到農村中的“半自耕農和貧農”時，增加了他們“所經營的，都是更細小的小生產的經濟”和“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兩句。

　　5，在談到“工業無產階級”時，增加了他們“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的“領導力量”的內容。

　　6，在談到“游民無產階級”(按即流氓無產階級)“很能勇敢奮斗”時，增加了“但有破壞性”一語。

　　7，在全文結束語中，再次增加了“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的內容。

　　其次，在內容上作了重要修改的主要有以下幾處：

　　1，刪除了篇首“中國革命亙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錯，完全是策略錯。所謂策略錯，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一句。

　　2，刪除了“拿農村說：大地主是大資產階級，小地主是中產階級，自耕農是小資產階級，半自耕佃農是半無產階級，雇農是無產階級”一句。

　　3，在全篇中，把關于革命性質的“民族革命”一詞，全部改為“中國革命”。

　　4，刪除了“那些中間階級，在西洋如所謂第二國際等類，在中國如國家主義派等類”一句。

　　5，刪除了關于中間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大段論述。

　　6，把原文中“知識階級”的概念改為了“知識階層”;部分貧農的“流動資本”的概念改為了“流動資金”;農民的“自有工具”的概念改為了“簡單的生產手段”。

　　7，刪除了關于“游民無產階級中最多者為匪，其次為兵，次為乞丐，次為盜賊與娼妓”這些主要組成部分的內容。

　　8，刪除了原文中把游民無產階級即流氓無產階級歸入“無產階級”范疇，并主張把流氓無產階級“引為革命的力量”的列表。

　　9，在結束語中，刪除了“無產階級乃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乃是我們真正的朋友”的提法，而代之以“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

　　(以上列舉的“內容上的補充和修改”，可參閱我們編撰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始文稿補充和修改之考略》一文。https://pan.baidu.com/s/1upeTATJX3PhKdZr7w5eR9A [在04文件夾內])

　　由此可見，毛澤東在1950—1951年對他于1925—1926年撰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作的“內容上的補充和修改，一是添加了許多原來沒有的馬克思主義的詞句、概念和原理，比如“生產力”、“生產關系”、“小生產”、“出賣勞動力”、“新的生產力的代表”、“革命的領導力量”、流氓無產階級“有破壞性”等等;

　　二是刪去了原始文稿中許多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字句、提法，比如，把革命中“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當作一個策略問題，而不是戰略問題;將處于封建剝削制度下的農村各階級，直接比附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城市各階級;用源自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族革命”的提法，來概括中國革命的性質;把第二國際和中國的國家主義派，歸為“中間階級”;把游民無產階級即流氓無產階級歸入“無產階級”范疇等等;

　　三是為此對原始文稿作了357處之多的補充和修改，以及文字上的修正，還刪除了全文近一半的篇幅。

　　這樣一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成了一篇“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毛澤東也為他成為“真的馬克思主義”奠定了基礎。

　　但是問題在于：這篇文章究竟是1925（1926）年撰寫的，還是二十五年后的1950—1951年重寫的？為什么《毛澤東選集》將該文的撰寫時間標注為1926（1925）年，而根本不提《毛選》正式出版前作者最后審校和修改的日期？在篇末為什么沒有按照出版馬列主義經典作家著作的慣例，標明文章最初寫于何時何地、發表在哪份報刊上?

　　于是，長期以來，一般讀者和研究者，甚至尤金這樣的《毛選》編輯的參與者，都認為至少從1925(1926)年起，毛澤東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就是“真的馬克思主義”了!

五、《毛選》文章“補充和修改”的第二個例子

　　接下來再看看《改造我們的學習》中的一個關鍵段落的“補充和修改”。

　　此文是毛澤東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公開發表于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后被收入1944年晉察冀日報版《毛澤東選集》。文中首次提出了后來被稱為毛澤東思想“精髓”的“實事求是”。原文如下：

　　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熱情，不憑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占有材料」，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摘自日本蒼蒼社《毛澤東集》1983年版第7卷第 318頁)

　　1951—1952年，《改造我們的學習》經毛澤東“補充和修改”，正式收錄于《毛選》第3卷。其中相應的段落是這樣的：

　　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摘自人民出版社《毛澤東選集》1951年版一卷本第759頁)

　　粗看起來，兩者沒有什么區別，甚至完全一樣，但只要細加對比，就可以發現，后者在“詳細地占有材料”之后，增加了一句“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

　　這就是這個關鍵段落的最關鍵的一句，也可以說是“畫龍點睛”的一句。為什么這樣說呢?

　　眾所周知，“實事求是”一語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其本意，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按照事物的實際情況來認識事物。

　　在《改造我們的學習》這個段落的前面部分，毛澤東所說的“‘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些話，只是對“實事”、“求”、“是”這三個詞語的一種名詞解釋，或者叫名詞新解，盡管具有一般唯物主義的色彩，卻并沒有體現出馬克思主義的特征和本質。

　　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總是在一定思想支配下進行的，不是這種思想，就是那種思想。而如果沒有科學世界觀的指導，人們便無法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從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所以，在實事求是的“求”這個重要的“研究”環節，只有明確地申明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才能使實事求是具備自身的“靈魂”，從而成為一個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命題，否則，它就只能是一個一般的成語而已，并沒有后來所賦予它的那種意義。

　　這就是說，《改造我們的學習》在1941—1942年報告和發表的時候，其中的“實事求是”還不能算是馬克思主義的命題，而只有當1951—1952年毛澤東對有關段落作了上面說的“補充和修改”，并在1953年2月《毛選》第3卷正式出版時，“實事求是”才以“真的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在了中外讀者的面前。

　　于是，問題也就在于：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論述，究竟是以1941—1942年的原始文稿為準，還是以十年后的1951—1952年經過“補充和修改”而發表的文章為準？為什么《毛澤東選集》將該文的撰寫時間標注為1941年，而根本不提《毛選》正式出版前作者最后審校和修改的日期？在篇末為什么沒有按照出版馬列主義經典作家著作的慣例，標明文章最初寫于何時何地、發表在哪份報刊上?

　　這同關于《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情況一樣，是了解“毛澤東是怎樣成為‘真的馬克思主義’的”不能不搞清楚的關鍵問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