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司徒雷登被馬歇爾推薦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由“教育家”華麗轉身為美國政客。
在網上流傳甚廣的《他是一生“假裝”愛中國,惡名遠揚的美國壞人!卻為何我們欠他一聲“謝謝”!》一文,這樣概括他在中國的大使生涯:
“他一直以促成中國的和平為己任,希望能組建中國的聯合政府”,無奈國民黨不聽他的,共產黨也不聽他的,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只能以失敗告終。
在這段描述中,司徒雷登似乎成了仁慈善良的父親,而國共兩黨成了頑劣的小男孩,完全不能體會“父親”的一片苦心——洗地洗得如此無微不至,跪舔舔得這般情真意切,令人嘆為觀止。
司徒雷登其人,正如畢業于燕京大學,對司徒雷登了解甚深,南京剛解放時和司徒雷登打過交道的我國資深外交家黃華所言,他是一個“美國利益至上主義者”,在中美利益發生沖突時,他會自覺的、毫不猶豫地站在美國一方。
司徒雷登在大使任上追求的主要目標,就是落實羅斯福和斯大林在雅爾塔達成的在中國分割勢力范圍的協議——美蘇大致以長城為界劃分勢力范圍。
長城以北,包括東北和新疆為蘇聯勢力范圍(外蒙古已經獨立并得到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承認),長城以南,則為美國勢力范圍。
1945年12月,曾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協助羅斯福總統一起策劃了雅爾塔協議的馬歇爾將軍,領杜魯門總統之命赴華調處國共沖突,表面上的理由是避免中國發生內戰,根本的動機卻是要落實美蘇根據雅爾塔協議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避免中國的統一損害美國利益。
馬歇爾仆仆風塵,八上廬山,南北奔波,所求無非如此。
司徒雷登、蔣介石、馬歇爾合影。
1947年6月,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戰略反攻。同年7月20日,司徒雷登正式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
在這樣的時刻,馬歇爾舉薦司徒雷登為美駐華大使,其用意不言自明:他是要司徒雷登在中華民族處于命運攸關的歷史時候,置中國于美蘇雅爾塔協定預設的南北分裂的框架之中。
司徒雷登忠實地執行了美國分裂中國的政策。一開始,他還利用大使的身份,頻頻致電美國國務院,推動援助蔣介石,避免國民黨全面失敗,待到遼沈戰役之后,看到蔣介石已經大勢已去,司徒雷登已經顧不上繼續假裝“愛中國”了。
他利用自身的關系和美國的影響力,推動國民政府“換馬”,即利用李宗仁取代蔣介石,拋出“和談”煙幕,試圖在中國劃江而治,搞“南北朝”。
蔣介石、李宗仁、司徒雷登。
作為雅爾塔協議策劃者和最大受益者的斯大林,也心照不宣的配合美國政府行動,致電中共中央,建議與國民黨和談。
美國和蘇聯,斯大林和杜魯門,都可謂揣著明白裝糊涂——他們口稱希望中國恢復和平,但心底都明白,一旦“南北朝”的格局形成,南北雙方的任何一方都無力掙脫美國或蘇聯的控制,美蘇在中國的利益就都有了保障。
作為當事人之一的李宗仁,后來心有余悸的寫道:
如果當時中國搞成了“南北朝”,則“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6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3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所幸當時真正有力量決定中國命運的是人民,而不是美國或蘇聯;是毛澤東而不是杜魯門、斯大林,更不是司徒雷登或李宗仁。
1948年12月30日,毛主席為新華社撰寫了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向全世界鄭重宣告“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橫渡長江,南京國民黨政府做鳥獸散,美國,還有司徒雷登試圖在中國搞“南北朝”的陰謀完全化為泡影。
司徒雷登畢竟在中國生活多年,深諳中國歷史,他的手段是老練的,也是毒辣的。他在積極活動讓蔣介石下臺,李宗仁上臺,搞“南北朝”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在考慮萬一“南北朝”失敗的“plan B”計劃。
1948年10月16日,司徒雷登主動向美國政府提出比馬歇爾“兩分中國”設想更陰險的使中國再陷四分五裂、軍閥割據的建議。
他致電美國國務院——
“鑒于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構想某種典型的中國式處理方式,讓委員長引退,并組成聯合政府,由張治中與馬家(五馬將軍:馬鴻逵、馬步芳、馬步青、馬鴻實、馬占祥)節制西北,四川、云南、貴州也分別由各省主席控制,這樣就可免受共產黨干擾,這在聯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樣,共產黨在聯合政府的名義下會加緊鞏固其北部地區,而宋子文則會在華南獲得喘息之機。這期間,美國必須保持政策的靈活性。無論誰統治中國,都需要外援,而美國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賴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在美國利益所在的地區的局勢更為明朗的時候,利用我們的這種地位左右形勢。”
不僅如此,司徒雷登也沒有忘記分裂中國西藏。1949年7月8日,他在即將離任回國前寫信給國務卿艾奇遜說——
“我們希望建議新德里使館今夏向拉薩派出小型代表團。廣州政府(即解放軍占領南京后逃到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贊成在同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關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認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動。”
著名學者張文木分析說——
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國在華利益即將失去的時候,美國及其幫閑反動勢力即將退出中國的時候,司徒雷登先生一點也不善良,他已顧不上“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這白紙黑字的斑斑鐵證。我們通過這些“建議”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對中國國家統一的大趨勢時的陰暗心理:他不僅要使中國倒退到20世紀初的那種軍閥割據的亂局,而且還要在這種割據中實現美國的主導地位。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司徒雷登滯留在南京,沒有隨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這一行為又被精英們解讀為美國和司徒雷登本人對中共的善意,似乎完全是由于毛澤東和中共共產黨“不識抬舉”、“極左”,才錯過了中美建交的最好時機。
真實的歷史當然不是這樣。
1949年,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美國決策者認識到,哪怕美國心里有一千個不愿意,他們也無法阻擋中共建立新政權。但面對新的形勢,美國仍然不愿意無條件接受失敗,幻想“對新政權的承認是可以使中國新政府接受國際義務的有效杠桿”,即用“承認新政權”,換取新政權承認美國從蔣介石那里獲取的特權。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新中國的三項條件:
一,在事實上控制著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
二,政府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擔其國際義務;
三,得到中國人民普遍認可。
這三項條件中,第一、三項是隨著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和事態發展自然能夠解決的。關鍵是第二項,戰后美國與國民黨政府訂立了《中美商約》(被當時輿論稱為堪比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那樣的賣國條約,蔣介石在條約中向美國全面出賣中國領土、領海、領空和領水)等條約,由此取得了許多在華特權,維護這些特權正是美國政府首先關注的問題。
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刻,毛澤東主席是非常愿意改善中美關系的,但這種改善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完全平等,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利益。
南京解放后,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繼續留在南京。毛主席對此十分重視,特派原燕京大學學生黃華擔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除負責接管國民黨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外,可以與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而司徒雷登也急于與中共最高層進行某種方式的聯絡。于是雙方開始了一段新中國與美國關系史上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觸與對話。
在接觸中,雙方很快就發現彼此之間缺乏基本的共同語言。
中共方面認為,“如果美方愿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系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并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余力量的聯系。”;
司徒雷登則一再堅持要中共承擔其所謂的“國際義務”,實際上是要新政權承認國民黨政權與外國訂立的條約和協定,也就是要承擔維護美國在華特權的義務。
這顯然與中共的一貫立場是針鋒相對的。
20世紀30年代,作為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走出禮堂。
早在1947年2月,中共就鄭重聲明不承認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國民黨政府單獨訂立的一切對外借款和喪權辱國的條約、協定和諒解。
同年10月,又再次宣布“否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債”。
此后又多次重申這一立場,并在一系列政策聲明和報刊文章中,對中美商約和其它美蔣之間在這一時期締結的條約進行了猛烈抨擊。
可見在這個問題上雙方的立場沒有妥協的余地。
正是因為美國不肯平等對待中國,不愿意放棄在中國獲得的特權,所以才使司徒雷登和黃華的接觸沒有任何結果。
毛澤東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諷刺的語氣寫道: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失敗之后“‘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指的正是司徒雷登為了維護美國利益損害中國利益所做的最后努力。
在中國人民革命即將勝利,新中國即將成立的關鍵時刻,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犯下了嚴重罪行。
這些罪行,并不像他在燕京大學校長任內更多是出于階級和傳教士的“本能”犯下的,而是清醒的、自覺的犯下的,是“故意的罪行”!
這些罪行圖謀如果得逞,甚至有可能陷中華民族于萬劫不復(看一下今日南北朝鮮的格局就明白了)。
但司徒雷登從來沒有對他的罪行表示過哪怕一絲一毫的懺悔,這種頑固的態度使得司徒雷登希望死后歸葬中國的遺愿就變成一種不折不扣的虛偽,甚至是對中國的一種嘲弄!
一些熱心宣揚司徒雷登“善良和愛”的國人,用他們的行為詮釋了什么叫“被人賣了還幫著數錢”,而那些在司徒墓前含淚膜拜的國人,則定將被以“精神賤民”的形象被定格在歷史中。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