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軍抗戰的評價，其實是新中國已經解決的問題。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這個已經解決的問題，又被以各種方式和名義反復提出，這種現象值得研究。
從本質上說，這場重新評價國軍抗戰貢獻的運動是政治性的，目的就是為了否定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
這里的微妙之處在于，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作為文革失敗的政治后果之一，執政黨將自己的歷史敘述從“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悄然置換成了“民族解放→民族復興”。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抵抗異族入侵”的抗日戰爭的地位陡然升高;以“階級大搏斗”為主要內容的解放戰爭，則受到有意無意的冷落與貶斥，似乎成了某種政治不正確;至于“阻礙中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抗美援朝戰爭(剛剛去世的“張聞天秘書”何方就持這種觀點)，就更成某種罪惡了。
由于抗日戰爭地位升高，所以對“誰才是抗戰中流砥柱”的爭論，就具有了極大的現實政治意義。
盡管這場爭論到目前仍在進行過程中，但國軍、國民黨、蔣介石甚至宋美齡的形象都在這一過程中被高度美化了，大陸的黨媒和電視臺，在這場重新評價國軍抗戰貢獻的運動中所起的作用，遠遠超過了國民黨自己開辦的《中央日報》、中央社。
存在決定意識。國軍抗戰歷史之所以能夠重新獲得全面肯定性評價，和晚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日漸民國化有關。一方面，貧富分化、階層固化等已是既成事實，另一方面，精英史觀、唯武器論盛行。
年輕一代的許多人沒有見識過人民戰爭的力量，也不相信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能夠戰勝職業軍隊，人民戰爭在公知的歷史敘述中被妖魔化了，然后又被各類“抗日神劇”漫畫化了。
既然現實當中，所有的輿論都在宣傳精英決定一切，職業軍隊決定一切，武器裝備決定一切，那就不能理解為什么抗日戰爭期間不是這樣？
和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土八路”土得掉渣的外部形象相比，國軍盔甲鮮明，食豐履厚，顯然更精英，更職業化、專業化，武器裝備也更精良，所以也不能理解為什么他們不是抗戰的主力?
持這種歷史敘述的人顯然忽視了一點，如果從專業化和武器裝備的角度來衡量，日軍明顯優于國軍，所以這不是論證中國抗戰必勝的因素，而是論證日本必然戰勝中國的因素。
顯然，用精英史觀和唯武器論，只能把自己帶進一個鉆不出來的死胡同。
抗日戰爭中，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最后勝利，根本的原因是存在超越“精英”和“武器”狹隘視野的人民戰爭【點擊閱讀】。
毛主席曾經在一次對記者談話時說過大意這樣的話，日本只能動員到武士階層，而中國則能夠動員全民抗戰，其中最主要的是動員農民投入抗日戰爭。
中共之所以能夠通過動員農民而造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根本原因在于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政權實行了一系列包括“二五減租”在內的進步社會政策。
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抗戰之所以能夠收復10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從日寇鐵蹄下解放1億多人口，蔣介石、國民黨主導的片面抗戰之所以一敗再敗，日本投降前夕還在喪師失地，兩者之間主要區別就在這里。
從哲學的角度看，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所秉持的也是精英史觀、唯武器論，完全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并且由于國民黨政權的反人民性，蔣介石不愿、不敢、也不能動員人民，他只愿意抓壯丁，卻本能害怕任何可能激活人民主體性的政治動員。
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這種思維方式，使他們完全看不到中國對日本有任何優勢，對抗戰的前途悲觀失望，根本不相信中國能夠取得抗戰的勝利。認真區分一下，就會發現國軍的抗戰存在三種境界——
第一，張自忠境界：我死給你看！
這是國軍抗戰的最高境界。毫無疑問，國軍當中的確存在一些有民族氣節的高級將領，張自忠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但他們同樣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同樣是精英史觀和唯武器論，同樣對抗戰的勝利缺乏最后的信心。
對他們來說，既然抗戰必敗，那么抗戰的最高境界就是犧牲，我死給你看!用死來證明中國人不會屈服。
1934年，魯迅先生在他的歷史小說《故事新編·非攻》中，有墨子學生曹公子，在宋國都城發表抵抗楚國入侵演講“我們給他們看看宋國的民氣！我們都去死！”，實際上是對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對抗戰悲觀失望情緒的諷喻。
在宜棗會戰前夕，張自忠對部屬表示：“我今日回軍，和大家一起共同殺敵，就是要帶著大家去找死路，看將來為國家死在什么地方！”“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
張自忠將軍是值得尊敬的，但他的局限性也是明顯的。今天的主流敘述中，張自忠有走上神壇的趨勢，我們尤其應該注意這一點。
第二，蔣介石境界：要想活，靠美國！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和他的親信將領大唱“抗日三天亡國論”。
蔣介石說：“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
何應欽則說：“日本有多少煙囪，日本人有多少工廠？我們如何能比？不抵抗還可支持幾天。”
在對抗戰前景悲觀失望方面，蔣介石和汪精衛是完全一樣的。蔣介石的“高明”之處在于，他總是對英美的最后介入抱有希望。蔣介石從來不相信中國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日寇，一直幻想英美可以救他。
珍珠港事變之后，蔣介石的幻想終于變成了現實，他追隨美國對日宣戰（此時距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已經四年），只是美國的便車既然已經搭定了，蔣氏抗戰也就更加消極。
蔣介石的邏輯是：既然美國參戰，則日本必?。患热蝗毡颈財。瑒t不妨把軍火留下來對付共產黨。
蔣介石的這種浙江鹽商式的精明，對中國在戰后利益分配方面產生了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中國作為戰勝國，遭受的領土和權益損失甚至超過戰敗國——外蒙古獨立、中東鐵路和旅順軍港的租借，美國根據《中美商約》在中國獲得了遠超此前不平等條約的特權。
如果不是抗戰結束后解放戰爭迅速勝利，這些被蔣介石出賣的權益除“外蒙古獨立”外被毛主席全部收回，中國有可能像菲律賓那樣淪為美國獨占的殖民地，更有可能成為美蘇爭奪的戰場而四分五裂，則中國人民的災難不知道會伊于胡底。
第三，汪精衛境界：既然抗戰必敗，那還不如做漢奸保存一點元氣！
關于這一點，歷史事實俱在，不多談了。只強調一點：蔣介石和汪精衛并無本質區別。汪精衛是日本人的汪精衛，蔣介石是美國人的汪精衛，他們都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代理人。
對國軍抗戰的重新講述與評價，意味著精英史觀和唯武器論再度成為主流思潮，而這種思潮有可能再次把中國引向失敗。
今天，我們從事任何事業，仍然離不開人民群眾的傾情支持和參與，毛主席的人民戰爭思想，仍然是中華民族戰勝一切困難，奪取最后勝利的法寶。讓我們一起重溫毛主席的教導——
“兵民是勝利之本！”
“戰爭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和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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