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寶林先生的文章是為陳修良老太太叫撞天屈的，當然得鋪排一通陳老太太的功勞苦勞，這個雙某沒得意見，老革命嘛!何況還是經歷坎坷的老革命耶?但說功勞苦勞也就罷了，你揣著一顆別有的心來黑別人兒，乃至黑陳老太太到死也不愿棄之而去而又萬惡的黨，是不是差了點兒意思耶?比如唐先生的這段評述——

　　包括三大戰役中的其他戰役中，多有這種事。所以，最高領導“用兵如神”的秘密就在于此，解放后毛澤東在接見韓練成時說過一句真心話：“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韓兢《隱形將軍韓練成》，群眾出版社2008年）坦陳了情報策反工作在戰爭中的作用。一個人下一盤棋，要另一方怎么落子，就怎么落子，哪有不贏的道理！

　　【雙某點評：先不說地下黨大部分不是從事情報工作的，就算是，戰爭是只靠情報打贏的？情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情報只是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沒有任何一位戰爭指導者是只被情報牽著鼻子去打仗的——這還是排除情報有誤的前提下！要不請唐先生解釋一哈共產黨情報工作那么精準，還是要打敗仗耶？比如第五次反圍剿，情報工作很出色吧？怎么還是敗了？

　　看來戰爭的參與者們各自認準自己的位置，還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學者，是不是還是要多少按捺一哈輕薄輕狂議事的毛病？何況是一輩子搖筆桿兒沒見過槍林彈雨的唐先生你耶？你說是不是呀，唐先生？】

　　然后唐先生又用大段的文字鋪陳了陳老太太領導下的南京地下黨策反國民黨軍的功勞苦勞，然后又是一句撞天屈式的文字——

　　這完全是和平解放的景象，但是解放后，為了突出軍隊武裝是解放南京的主因，大力貶低上海局和南京市委、國民黨起義官兵、廣大學生、工人、農民、市民、民主人士的作用，使人民長期不知真相。

　　【雙某點評：那么軍隊究竟是不是解放的“主因”耶？唐先生為什么就沒想一想，這種“和平解放”為什么沒有發生在戰爭初期？那個時期萬能的地下黨咋就沒試試“和平解放”耶？如果沒有解放大軍風卷殘云兵臨城下，這種和平解放該如何實現？能否實現？究竟哪個才是真相啊？唐先生能不能給個明確的結論？】

　　文中，唐先生還列舉了不少軍隊進城后出現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七屆二中全會上被某個最高領導反復提醒過的問題，并冠以“長期在貧窮落后的農村生活的主流派(解放軍和根據地南下干部)被嚴重的‘農民意識化’”，而對地下黨方面的存在和可能存在的問題沒有半點檢點，那么地下黨方面真的就干凈得半點問題都沒有么?比如，【唐先生想沒想過地下黨方面的問題？地下黨有沒有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想作風與形勢需要和任務變更格格不入的問題？長期處于地下斗爭狀況，在提高思想認識和斗爭水平適應新環境方面，會不會有問題？比如群眾工作，比如土地改革，比如恢復生產，有沒有適應上的問題？】唐寶林先生自己在文中也說了，軍隊方面的問題是引起了軍管會劉伯承等首長重視的，批評也是很重的，可見人家“主流派”還是能自省且有自我批評的，那么反問一哈：陳老太太有么?

　　唐先生在文中還說：“在市委會議上，陳修良表示贊成(劉伯承)這個意見，并且組織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觀看“闖王進京”戲劇。結果引起許多解放軍和南下干部的極大不滿，進而引起他們對原城市秘密黨同志嚴重的打擊和迫害。”

　　【雙某點評：請問唐研究員，你的這個結論有什么證據支撐？組織看一出戲，就引了來“嚴重打擊和迫害”，這個邏輯擺渡是如何完成的？唐研究員不會連起碼的學術規范都不知道也不遵守吧？莫非風聞言事也能登學術之堂？那么請問唐研究員怎么從邏輯上解釋《甲申三百年祭》成為中共整風文件的？疾呼“我們不當李自成”的中共領袖乃至各級領導人們，又該咋掛上“嚴重打擊和迫害”這條邏輯鏈耶？嗯？唐先生，要不你來說道一哈？】

　　接下來唐寶林先生筆鋒一轉，又捧出了一個南京軍管會的名單說事兒，以佐證“主流派打擊地下黨”的既定議題——

　　28日公布華東局的決定，成立南京市軍管會，主任由劉、宋兩位書記兼任，陳修良雖參加了軍管會，但如下這個名單正好反映了南京地方干部的實際地位。

　　軍管會主要領導成員和下設機構：

　　委員兼主任：劉伯承

　　委員兼副主任：宋任窮

　　委員：張際春、江渭清、段君毅、陳同生、李達、柯慶施、徐平羽、羅士高、陳士榘、張霖之、孔從周、陳修良、周興、黃華、劉寵光

　　秘書長：陳同生

　　副秘書長：李靜宜

　　供給部部長：張友亮

　　外僑事務處處長：黃華

　　房地產管理處：第一處長：朱啟鑾

　　第二處長：湯成功

　　財經接管委員會：主任段君毅

　　副主任 劉峰 萬里

　　交通接管委員會：主任 劉寵光

　　軍事接管委員會：主任 孔從周

　　副主任譚善和鄧有倫

　　政務接管委員會：主任羅士高

　　副主任 齊仲恒

　　文教接管委員會：主任徐平羽

　　副主任王明遠任崇高

　　公安部：部長周興

　　在總共37個職位中，原南京市委只有5人（下劃線者），而且多為副職。

　　（南京市軍管會名單和南京市軍管會各部負責人名單，1949年5月公布，存南京市檔案館）

　　【雙某點評：嘿嘿嘿嘿，唐寶林先生知道什么叫畫蛇添足弄拙成拙么？！南京解放時地下黨有黨員2000人，這2000人在軍管會有5名代表，其中一人還是市委常委，與其他32名代表所代表的人員比例相比較，這比例是高了，還是低了？實際地位究竟咋樣？】

　　唐寶林先生最過份的敘事是這個——

　　進城后的干部配備，中央在1949年2月3日已早有準備：“如南京國民黨不準備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我們可能于三月或四月占領南京。華東、華中調動集中及訓練一萬五千名干部的工作，應立即動手去做，并于二月底前去徐州集中待命。華北局所派一萬七千干部在石家莊訓練，交華東局率領隨華野、中野向江南前進。哈爾濱、沈陽、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準備抽調相當數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蘇州、杭州諸城。”（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調度準備隨軍渡江南進干部的指示》，1949年2月3日，中央檔案館藏）也就是準備派出大量北方干部接收江南城市。這說明全國勝利前夕，中央早就決定了排斥原地方干部的方針。

　　【雙某點評：為接管城市準備干部的工作，竟然也能被歪曲為“中央早就決定了排斥原地方干部的方針”？那么請問唐研究員一句，中央是該為新區解放作這些準備耶？還是不該作這種準備？地下黨能提供這種規模的干部隊伍么？地下黨的干部有建黨建政群眾工作的體驗與經驗么？有過清匪反霸組織恢復生產完成土地改革體驗與經驗么？在面臨工作方針重大轉變的歷史時期，此前連組織生活集中學習的機會都沒有的地下黨，有沒有重新學習整頓提高以適應新形勢的必要？再者，如果中央真是“早就決定了排斥地方干部的方針”，那么怎么解釋在接管后大量培養地方干部，特別是在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培養地方干部的政策？比如以知識青年為主的南下工作團？

　　以陳修良主持的南京地下黨為例：地下黨掌握的黨員有2000人——還包括突擊發展的，而接管南京需要的干部至少是1.5萬人，請問南京地下黨能拿出這樣的隊伍來么？

　　唐研究員，雙某批評你一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沒得問題吧？】

　　接下來，唐先生還舉了一些似是而非甚至無法查證的事例，又飛速完成了一個邏輯擺渡：

　　對所謂地下黨的集中整肅，在南京解放后很快到來。華東局第一書記于9月17日在南京國民大會堂召集了一次南京市支書及排以上干部黨員大會（也稱4000人大會）。會上的報告題目是《論忠誠與老實》，吹響了對南京地下黨進行全面整頓（實為打擊與迫害）的號角。

　　報告還用根據地及解放軍的黨是“大兒子”、地下黨是“小兒子”這種封建繼承制的定位法，說明從南京開始所有長江以南解放城市的領導班子，必須以前者為主，后者必須擁護和服從，否則就是“不老實”。

　　【雙某點評：嘿嘿嘿嘿，雙某嚴重懷疑唐先生這個陳述是為如今熱衷于謾罵鄧小平的左爺們準備的，可雙某玩兒史證這票活兒是只認理兒不認人，站對不站隊！所以還得跟唐先生計較一番：這個報告很多人聽過，感覺為什么跟作者不一樣？這個報告怎么就成了對地下黨吹響的號角了？唐先生應該引出這個報告的內容來讓我等后人瞅一瞅看一看呀？難道這個報告沒有批評南下干部中的問題？說報告者沒有“作起碼調查”，那么唐先生耶？你給人家定罪，那是需要就事論事提供證據的，你有么！

　　最起碼，唐先生應該引出鄧公原文來說事兒呀？唐先生，你引了么？除了沒有前后文的“大兒子”了、“小兒子”（這個比方是否恰當姑且不論，可怎么就能被上綱上線成了“封建繼承制的定位法”耶？），你拿出了什么證據？至于“前者為主”，請問有什么問題？在建國初期穩定政權的大背景下，軍事斗爭是不是第一位的？以前者為主有什么問題？還是老問題：當時的地下黨，究竟有沒有全面接管政權的能力，有沒有支撐這種能力的干部資源和隊伍？在對敵斗爭還在進行還很嚴峻的環境，以軍隊干部為主的一元化領導，是有必要還是沒必要？】

　　除此之外，唐先生引用或查詢證據的本錢也不夠使喚啊!比如輕率地就聲稱：

　　公開出版的毛澤東軍事文選中，對解放戰爭中其他戰役，指示很多，很詳細，唯獨對渡江戰役最少，只有一份。

　　【雙某點評：渡江戰役的文獻很多，軍委的指示也很多，早已匯輯出版，唐先生是不是該先去看一看再去數一數？哪怕是唐先生拿出來說事兒的《毛澤東軍事文集》，自己好歹也該數一數瞅一瞅呀？否則你拿什么本錢來撰文說事兒？要不雙某來替你列幾份——《同意三月底或作戰的計劃（1949年2月21日）》、《東北野戰軍先出兩個軍迫近漢口鉗制白崇禧部（1949年2月11日）》、《第四野戰軍主力應于四月一日前完成出發準備（1949年3月17日）》、《第四野戰爭軍先頭兩個軍的任務（1949年3月20日）》、《向師以上干部著重說明推遲渡江的理由（1949年4月14日）》、《立腳點應放在談判破裂用戰斗方針渡河上面》（1949年4月16日）、《必須爭取渡江一舉成功（1949年4月17日）》、《百萬大軍渡江南進關系全局勝利極大（1949年4月18日）》、《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1949年4月22日）》、《要做好接收上海的準備工作（1949年4月27日）》、《抓緊完成占領上海的準備工作（1949年4月30日）》《推遲占領杭州上海的時間（1949年5月3日）》、《占領吳淞嘉興的等地應注意的問題（1949年5月6日）》……

　　這都多少份了，唐研究員數數看？

　　還有，唐先生大加抨擊的“以解放軍為主，以南下干部為主”的方針，究竟有什么問題？執行軍管會的一切決定，究竟有什么問題？“地下黨的主要任務是在配合與協助解放軍，當上海解放后，地下黨的任務即告結束”又有什么問題？莫非解放后地下黨還要獨立存在？如果唐先生為之叫撞天屈的陳老太太對這個都不能理解，那么南京地下黨在思想情緒上存在的問題，還是不是空穴來風？】

　　唐先生這種不引證據、亂引證據和斷章取義選擇性引用證據的毛病，還有很多。

　　比如這個——

　　5月23日，南京市委就會師問題向中央、華東局寫了報告。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作為“正確處理”解放軍和南下干部與地方黨組織關系的經驗，立即轉批給中共華中局和西北局：“茲將南京市委關于外來黨和本地黨會師問題的經驗轉發你們，請你們充分注意此項問題，務必抓緊指導，不要再蹈我黨歷史上對此問題處理不善的覆轍。”（參見《宋任窮回憶錄》，264、265頁）

　　【雙某點評：這個報告是咋說的？唐先生讀過沒得？為什么不亮出來瞅瞅么？都是些什么經驗？】

　　直接抬沒有出處找不到來源的“證據”，這也唐先生一類學者的拿手戲：

　　從此，與“南下干部”相對的“地方黨”、“地下黨”這些名稱隨之迅速推廣，并開始見諸于黨的文件。這一大批出生入死冒險斗爭并做出杰出貢獻的戰士，解放后重新被打入“地下”了。他們的命運就是近幾年前才被披露出來的“新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份文件只發到當時的少數大軍區的領導人。以致在完全實行了這個方針，打擊了絕大部分地下黨員（實為黨內有獨立思想和民主觀念的知識分子，并擴大到黨內其他領域及黨外知識分子）后，又經過了改革開放約30年后，看過這個文件的個別幸存者才披露出來。

　　在這一大背景下，為共產黨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陳修良很快變成階下囚，受盡屈辱、打擊和害怕。

　　【雙某點評：陳修良很快變成階下囚？多快？共產黨的南京市委常委、組織部長，1955年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代部長，是階下囚？是貫徹“十六字方針”？那么南下工作團耶？當過總書記的上海交大地下黨員江澤民耶？唐研究員，這是在發現歷史還是在發明歷史？先不說存不存在這個“十六字方針”，就算存在，能不能先把時間和范圍鬧清爽？什么時候下達的？針對的什么群體？是整個地下黨么？如果這份文件只發到少數大軍區領導人，請問組織部門怎么掌握怎么貫徹怎么執行？是不是甭管下頭哪一級的干部都得這少數大軍區領導人去篩選？他們忙活得過來么？】

　　唐寶林先生接著展示了陳老太太的坎坷經歷，但甭管什么原因，都一定要歸類到萬惡的共產黨對地下黨的歧視和迫害，全然不顧邏輯擺渡的封閉性完備性。比如，唐先生這么著歸類，就一定要考慮其他沒有地下黨經歷而又命運坎坷者該咋歸類而不致于使唐先生的結論與之不洽。

　　當然，唐先生可以把這一切歸類于“萬惡的共產黨萬惡的毛澤東”。可這樣一來又麻煩了，這些叫撞天屈的老人兒，乃至叫撞天屈的吹鼓手唐先生，是在對誰叫撞天屈耶?這么萬惡的一個黨，你們還死活泡在里頭不走，是啥政治節奏與節操?

　　【雙某點評：很難相信這是寫出了《中國托派史》還給仲甫先生編過年譜的唐先生的大作，不說政治觀點，引證引述的嚴肅嚴謹應該有吧？證據的完整完備應該有吧？這都是起碼的學術道理學術規范吧？噢，《炎黃春稱》說了，他們不是學術刊物，可歷史問題的考證考辯，本身就要學術呀？唐先生你也是學界中人，也迎合他們的口味兒整這個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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