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斗爭

　　（豐碑★之八）

　　新中國的歷史基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和文化極度落后的、小農經濟的農業國。如何在這樣一個既百孔千瘡又一窮二白的農業大國中建設社會主義，國際共運沒有先例。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義無反顧的承擔起艱辛探索的歷史創舉。依據中國國情，在建設的實踐中探索建設規律，毛主席帶領我黨不斷深化和發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客觀規律的認識。

　　在人民公社的創建和運轉初期，毛主席格外殫精竭慮。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人民公仆的責任感，密切關注人民公社的運行和發展動向，頻繁深入各省區進行調查研究。在中央領導群體中，他總是最及時發現、最科學歸納、最堅決糾正該時期人民公社在體制和管理上存在的問題。

　　在人民公社的創建初期，“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損害著人民公社的健康發展。在當時的“五風”危害中，尤以“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對新生的社會主義農業生產力損害最大，農民對此的意見也最大。

　　“共產風”的本質特征是混淆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原則界限。“共產風”既來源于干部隊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某些模糊認識、也來源于人民公社試行體制中所含有的缺陷。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共產風”的問題，毛主席一邊帶頭并帶領全黨深入學習馬列的相關理論，從理論上努力探索構建我國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客觀規律性。一邊從實踐上反復摸索我國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科學表現形式。如何在堅持發揮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一大二公優越性的基礎上，既，使之成為發展農民群眾根本利益、日益共同富裕的體制保障，成為妥善關照烈軍屬、五保戶、困難戶有效防范兩極分化的體制保障;又，成為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恰當體現不同勞動態度和勞動能力差別、有效的克服平均主義的體制保障。

　　完成這一科學探索，全黨和毛主席本人都需要有一個實踐摸索和認識發展的客觀過程。當然，在這一探索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摻雜和滲透于其中。就是說，其間不僅包含著認識上正確與錯誤的分歧，也包含著兩條道路的斗爭。

　　一、歷史上的風波

　　早在高級社建立時期，作為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的“包產到戶”的表現，就與正常探索高級社生產責任制的實踐混淆在一起，與公有制的集體經濟發生矛盾和斗爭。這種斗爭在黨內外、基層、高層一直延續到人民公社時期。

　　最早對“包工包產到戶”倡導的是：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生產組和社員都應該包工包產》一文。文章介紹了安徽蕪湖地區、四川江津地區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生產隊向管委會包工包產，生產組向生產隊包工包產的辦法。文章認為“把一定產量的任務包給生產組和每個社員，是完全對的”，理由是“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如果只有生產隊包工包產，生產組和社員不包工包產，這就產生了問題，也就是社員只顧賺工分，不關心社里的生產”。

　　(《生產組和社員都應該包工包產》，《人民日報》1956年4月29日)

　　鄧子恢的工作搭檔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認為：這篇文章能發表在極具權威的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上，“反映了當時許多社隊干部和社員群眾的內心要求和實踐經驗，并非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是有普遍意義的”。

　　【杜潤生：《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P.476-477】

　　數月之后，《人民日報》又先后發表了署名【羽心】和【崔峰】的兩篇文章。

　　羽心的文章指出：“實行小組和社員個人‘包工包產’的時候，如果把分給地段上的一切工作都交給小組和個人去做，那是不妥當的;不該讓小組和社員個人‘包產’，不可令小組和社員個人對產量負絕大部分責任。不然，就會使社員或小組的生產活動和生產隊統一支配勞動力發生矛盾，妨礙集體生產的優越性”

　　(羽心：《關于社員個人和生產小組的“包工包產”》《人民日報》1956年9月1日)

　　崔峰文章的標題是《包產不可包到生產小組》，認為“生產隊是合作社勞動組織的基本形式;生產隊固定了土地，固定了勞動力、耕畜及農具，可以向社承包固定土地上的一切工作，可以發揮生產隊的經營積極性”。同時指出“如果包工包產到生產小組，會有幾種不好的地方，例如，小組單位多，分散了社的領導力量;各社耕牛、農具一般不多，包到組不好搭配，不夠用;小組范圍小，勞力不好搭配，包了以后各小組的本位思想會更嚴重;小組抗拒自然災害的力量小，妨礙水利統一使用;遇到天旱或久雨，就會發生水利糾紛”等。在文章結尾，作者提出，“生產小組和社員個人可以包工，但不可包產。這是集體勞動下的分工協作，可以使生產小組和社員在生產隊的統一領導下更好更快地完成生產任務”。

　　(崔峰：《包產不可包到生產小組》，《人民日報》1956年10月19日。)

　　1957年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采寫的稿件《溫州專區糾正‘包產到戶’的錯誤做法》。文章指出：“包產到戶是離開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性的路線錯誤”。文章認為“包產到戶受到富裕中農的歡迎和擁護，其危害性很大，是帶著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單干”。

　　(《溫州專區糾正“包產到戶”的錯誤做法》，《人民日報》1957年10月9日)

　　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南成的文章《調動農民什么樣的積極性》。文章指出：“問題是很明白的：一方面是大多數貧、下中農要求堅持集體生產，一方面是少數富裕中農要求包產到戶、分散經營”，而“這正是農村中兩條道路斗爭的表現”;文章尖銳批評“溫州專區個別縣委領導干部在集體生產中迷失了方向”，“包產到戶所調動起來的只是少數富裕中農個體經濟的積極性，而廣大貧、下中農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卻遭受了挫折”。

　　(《調動農民什么樣樣的積極性》，《人民日報》1957年10月13日)

　　1959年8月以后，江蘇、湖南、河南三省省委對包產到戶問題向中央作了匯報，中共中央都一 一批復，要求對包產到戶進行徹底的揭露和批判。

　　與此同時，中共農業部黨組也向中央和毛主席遞交了《關于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報告說：“在五、六、七幾個月內，農村中有局部地方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歪風，其中之一是‘包產到戶’，實際上是恢復單干”，而且“各省都有這類現象”。中央很快批轉了這個報告，指出“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么‘包產到戶’”，“實際上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要“認真注意，徹底加以揭發和批判”。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P.248-250)

　　1959年11月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紅旗》雜志評論員批判包產到戶的文章《右傾機會主義是企圖為資本主義復辟開辟道路》，并發表了本報評論員的文章《揭穿“包產到戶”的真面目》。文章指出：“當我國的歷史已經進展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時，卻出現了包產到戶這一資本主義的幽靈，要把人們拖回一小二私的互助組或者單干戶的老路上去”;“這種現象說明了，當前在農村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仍在進行”，“包產到戶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主張和活動，是極端落后、倒退、反動的做法”。文章特別強調：“人民公社的勞動管理、包工包產，并不簡單是方法問題、技術問題，而是涉及生產關系的重大政治問題，是兩條道路斗爭的一個重要戰場。右傾機會主義總是想在這些地方鉆空子，必須謹防，界限必須劃清，陣地必須固守。”

　　(《揭穿“包產到戶”的真面目》，《人民日報》1959年11月2日)

　　1959年12月14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包產到戶”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的文章。文章指出：“實行包工包產到戶的實質是把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化為‘一小二私’，使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從生產到分配，都換蓋上小農經營的印章，使我國農村重新恢復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就生產力而言，實行包產到戶將徹底破壞我國農村最廣大社員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生產積極性;實際上瓦解了公社統一經營能夠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并使其在生產過程中與勞動對象取得正確結合的優越性。從生產關系看，首先，包產到戶將使人民公社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倒退成小農私有制;其次，它將從根本上瓦解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已經建立起來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系，進而使人們重新陷于兩極分化中;最后，包產到戶將從分配上根本否定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和共同富裕的道路。

　　(鄭慶平：《“包產到戶”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光明日報》1959年12月14日)

　　1959年底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明確表示：“廬山會議以前，有些地方搞包產到戶，就是一部分富裕中農的私有觀念對人民公社化的抵抗。”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P.262】

　　1961年8月24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編印了《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并匯報給中央。文件肯定了恢復“三包一獎”的責任制，同時指出貫徹執行六十條時存在的若干問題：“在一部分生產力破壞嚴重的地區，相當一部分干部和農民對于集體生產喪失信心，以致發展到‘按勞分田’，‘包產到戶’，‘分口糧田’等變相單干的現象”，“包產到戶雖然在表現形式和具體做法上各有不同，但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個省、市、區都有發現。個別地方則是有領導地自上而下執行這種做法”。文件明確地說明：“‘包產到戶’，或者是部分產量包到戶，損害了集體生產”。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P.492】

　　1961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關于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中明確指出：“目前在個別地方出現的包產到戶和一些變相單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原則的，因而也是不正確的。在這類地方，應當通過改進工作，辦好集體經濟，并且進行細致的說服教育，逐步地引導農民把這些做法改變過來。”

　　1961年底至1962年上半年，全國各省、區都發出了制止包產到戶的指示。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P.529】

　　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會”上，黨中央再一次對“包產到戶”發出了嚴厲警告。由于安徽的“共產風”等錯誤比較嚴重，省委書記曾希圣在會上受到了嚴厲批評并受到了撤職處分。同時會議對曾希圣一意孤行固執的推行“責任田”也進行了批評。與會的不少人認為他“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帶有修正主義色彩”。3月20日，新的安徽省委通過了《中共安徽省委關于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提出要將“責任田”在1962年內大部改過來，其余部分在1963年改過來。

　　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從思想路線上、從組織紀律上，對“包產到戶、分田到戶”進行了一再的嚴肅否決。至此，本應該平息的“包產到戶、分田到戶”風浪在黨的高層中卻又卷土重來。

　　二、現實中的沖突

　　1959年至1961年我國發生連續三年的農業特大自然災害。由于黨中央傾力施行政策調整，由于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保障，廣大農民群眾逐漸克服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困難，1962年全國農業生產已經開始好轉。

　　面對農業經濟形勢的困難，是用社會主義道路的辦法還是用資本主義道路的辦法去解決呢?1962年前后，在我黨的高層領導中，發生了一場圍繞“包產到戶、分田到戶”問題的嚴肅政治交鋒。

　　從意義上說：“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都是恢復單干。從概念上說，“包產到戶”與“分田到戶”有不同點。“分田到戶”是指變土地的集體所有為私人占有，是公開的資本主義道路。而“包產到戶”是若明若暗的走資本主義道路。

　　“包產到戶”將一大二公的集體化大生產分化為一小二私的家庭小生產;屏蔽了集體經濟對人力、物力、財力與勞動對象統一經營、合理匹配、充分利用的優越性;割裂了集體經濟內部統一管理、互助協作的生產秩序;損害了集體經濟對合理利用生產環境、生產資源的優越性，人為的造成了個體生產對公共生產環境、生產資源利用上的秩序混亂;瓦解了人民公社充分運用現代農業技術、發展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優勢。

　　“包產到戶”雖然名義上土地屬集體所有，但其勞動生產已不是集體勞動下的分工協作，已成為私人活動;在分配上，既肢解了集體對按勞分配的主導權又架空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在發展方向上否定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進入了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道路。當代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結果，清清楚楚的說明了一切。

　　1、陳云在中央主張分田到戶。

　　陳云是嚴格區分“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當時他的意見最鮮明。在《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記載著姚依林對陳云意見的回憶:“1962年5月，陳云在上海找姚依林、陳國棟等談恢復農業生產問題，認為包產到戶還不徹底，與其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可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便恢復農業的產量。”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P.111】

　　1962年7月初，陳云給毛主席寫信說：“對于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談，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7月6日，毛主席剛回京，當夜就約陳云談話。

　　陳云講述了農村應該實行“分田到戶”的理由。在《毛傳》中沒有記載這些理由，但記載著陳云的承諾:若實行此策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征購，恢復農村經濟只要四年，否則需要八年。當時毛主席未表態。第二天傳出，陳云走后，毛主席很生氣，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干”是瓦解集體經濟，是修正主義。

　　【《毛澤東傳(1949—1976)》(下) P.1230】

　　2、劉少奇支持包產到戶、分田到戶。

　　劉少奇內心是贊成在農村搞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他認為“搞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搞人民公社是一種試驗，搞包產到戶也可以是一種實驗，……發展集體經濟也好，包產到戶也好，無非看哪種形式更切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那種形勢更能充分發揮社員的積極性，那種形勢更能多收糧食，使經濟發展再快一點”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P.120)

　　陳云與毛主席談話前，劉少奇于62年6月24日，就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問題已同陳云交換過意見，他是同陳云意見一致的人。

　　62年6月底，劉少奇曾在個別工作場合表態支持和主張“包產到戶、分田到戶”。《毛傳》的記錄如下:“六月底，田家英結束了湖南調查，回到北京。他在調查中間，逐漸萌生了用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渡過暫時困難的想法。”“田家英回到北京時，毛澤東還在外地，他立即向劉少奇匯報。匯報剛開了個頭，劉少奇就接過去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接著他提出了分田到戶的意見。劉少奇對當時國內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他說: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臺，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田家英問劉少奇,他關于分田到戶的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劉少奇說，可以。”

　　【《毛澤東傳(1949—1976)》(下) P.1229】

　　7月，得知毛主席對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的反對態度后，劉少奇改提“鞏固集體經濟”。他在18日對中直機關和國家機關下放干部的講話中，講了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問題。他說:“現在相當多的集體經濟發生動搖,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險。對于這個問題,中央正在討論,即將規定若干政策措施。你們到農村去,要抓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

　　【《毛澤東傳(1949—1976)》(下) P.1233】

　　3、鄧小平支持包產到戶、分田到戶。

　　據《鄧小平年譜(1904-1974)》敘述：1962年6月下旬，中央書記處聽取華東局農村辦公室匯報，華東局認為安徽搞“責任田”就是單干，是方向性錯誤。會上贊成和反對的各占一半。鄧小平說：“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

　　同時期鄧小平曾明確說，“農業本身現在看來主要還是從生產關系解決”，“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

　　(《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322—327)

　　62年7月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了一次會議。在討論包產到戶、分田到戶問題時，鄧小平說:“恢復農業，相當多的群眾提出分田。陳云同志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究竟存在什么問題。你說不好，總要有答復。對于分田到戶要認真調查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現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總之，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這幾年就是千篇一律。”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2年7月2日。)

　　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與會者講話時說：“……劉伯承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現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前進”。

　　【《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231】

　　7月8日，鄧小平同劉少奇、周恩來一起到毛澤東處談話。毛主席明確表示了對包產到戶的堅決反對態度。

　　4、鄧子恢固執主張包產到戶

　　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長的鄧子恢，是黨內最早提出并且一再堅持搞包產到戶的人。

　　在1962年2月的“七千人大會”后，鄧子恢在廣西桂林視察時，得知當地地委根據自治區黨委的指示，正在糾正少數地方的包產到戶。他卻不以為然的說：“解決包產到戶問題，要從有利于生產，有利于團結出發。可以包工到組，也可以包產到組，單村獨戶的也可以包產到戶，不要怕說右傾，不要怕說單干。什么事都要實事求是。”

　　(《鄧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584)

　　在62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由最初主張“隊包工包產”轉到明確地贊成和支持“包產到戶”。他提出:“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那就讓他們搞。”

　　【《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229】

　　“七千人大會”后，安徽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糾正“責任田”。62年4月，安徽宿縣符離集區委書記武念慈給鄧子恢寫信，向他保薦“責任田”。這封信引起了鄧子恢的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他派副部長王觀瀾帶領調查組前往安徽當涂調查。6月中旬，王觀瀾報送了《當涂縣責任田的情況調查》，肯定了其積極作用。隨后，鄧子恢到中央黨校等單位作報告，大講包產到戶的好處。

　　1962年7月鄧子恢在中央黨校、解放軍總后勤部和政治學院等單位作《關于農業問題的報告》，系統地發表了包產到戶的意見。他是在中央嚴肅責令必須糾正包產到戶單干風的背景下公開宣傳推行包產到戶的人。

　　鄧子恢對包產到戶說得最具體，這在《毛傳》中有詳細的記錄。從形式上他未宣傳搞分田到戶。他的具體觀點與主張分田到戶的陳云、與主張包產到戶、分田到戶同時并舉的劉少奇、鄧小平、田家英都有一定的區別。

　　鄧子恢在毛主席嚴肅批評了包產到戶之后的7月17日，仍然當面向毛主席陳述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他說，從安徽的當涂和宿縣的情況來看，“責任田”(即包產到戶)能做到五統一，即：主要生產資料、生產計劃、勞動力、分配、上繳任務統一于集體，不是單干。“責任田”實際上是一種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制。

　　【《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233】

　　【《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564】

　　關于這次談話的情況，據后來毛主席在會議發言的插話中說：他(指鄧子恢)向我談了，他也向別的同志談了。他要保薦(指包產到戶)，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管理方法。那個時候，我給他提出幾個問題。我一提出一個問題，他就不答復，他講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復我的問題。所以，我跟他談了一個半鐘頭的話，我就受了一個半鐘頭的訓。不是什么談話，是受他的訓。因為我給他提出的問題，他不答復嘛。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董必武發言時的插話記錄。1962年9月25日)

　　5、田家英對待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認識

　　1961年3月7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來到廣州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并請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毛主席秘書的田家英，將關于安徽“責任田”的一份材料轉送毛主席。

　　田家英見到材料里講：由于包產到戶致使一些缺乏勞動力的社員家庭，特別是孤兒寡母，在生產和生活上遇到了困難。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致信毛主席說：“工作是我們做壞的，在困難的時候，又要實行什么包產到戶，把一些生活沒有依靠的群眾丟下不管，作為共產黨人來說，我認為，良心上是說不過去的。”

　　田家英的信得到了毛主席的贊許，他立即將這份材料和田家英的信批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的書記看，大多數人贊成田家英的意見。但陳云卻不以為然，他說：“安徽搞包產到戶，應該允許人家試驗嘛!”

　　1962年2月底，田家英奉毛主席之命再率調查組到湖南調查《農業六十條》下達后的農村狀況，為《六十條》的進一步修改做好工作準備。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查發現，由于“共產風”造成的不良影響，在一些農民群眾中具有追求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傾向。

　　至此，田家英對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態度發生了轉變，贊成農村可以搞包產到戶(田家英認為分田到戶，也就是包產到戶)。

　　5月底，田家英到上海去向毛主席、陳云匯報，陳云稱贊他“觀點鮮明”。他向毛主席匯報群眾歡迎包產到戶時，毛主席講：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此時，農村的共產風得到了基本上的糾正，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和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人民公社體制業已醞釀成熟）。

　　深諳中央分歧的田家英又回到湖南做了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7月初他回北京向劉少奇匯報并主張有領導地搞包產到戶。劉少奇說：要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可以把調查得出的結論在“秀才”中間醞釀。田家英向鄧小平匯報時，鄧小平很明確地表示：贊成。

　　7月上旬，田家英在北京向毛主席匯報時表示：全國各地出現包產到戶，與其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全國農村60%可以搞包產到戶，40%仍集體統一經營、統一分配。

　　田匯報完后，主席突然問他：你是主張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又問他，這些是你的意見，還是其他人的意見?田回答是他個人的意見。

　　據相關黨史資料（顧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田家英》  中共黨史出版社）中記述：“他(田家英)始終沒有說出劉少奇委托他向毛澤東提建議一事，也沒有把責任推給下面調查的同志，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坦蕩無私的寬闊胸懷。”

　　聽完匯報，毛主席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后不按工作任務去修訂《農業六十條》，而是去搞包產到戶、分田單干!并決定另派他人負責起草“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中央文件。

　　6、砥柱中流

　　我們讀《毛傳》的記載可以發現，為了探索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生產關系的科學表現形式，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毛主席對不同形式的“包產到戶”的態度分為三個階段:

　　（1）1961年初，毛主席對“責任田”是同意小面積謹慎試驗的態度。

　　據薄一波回憶，(61年3月15至23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曾希圣于1961年3月15日、16日向毛主席匯報想要在實踐上探索“責任田”時，毛主席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廣州會議尚未結束，毛主席又通過柯慶施叮囑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圍內試驗。”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版，P.1114】

　　他允許安徽試驗“責任田”，但從未表示過對這種方式的任何肯定，是為了通過實踐總結經驗教訓，探索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生產關系的具體表現形式。而實踐證明當時所謂不同形式的“責任田”，實質就是“包產到戶”。

　　1961年12月中旬，毛主席將曾希圣找到江蘇無錫，以規勸的口吻說：有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否還要搞“責任田”?又說：生產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變回來?曾希圣固執的說：“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 ”

　　(《安徽文史資料》第34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P.16)

　　（2）1961年底，毛主席嚴厲否定和批判包括責任田在內的包產到戶的單干風

　　毛主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與實事求是思想原則的統一。

　　1960年底以來，在毛主席的倡導和推動下，中共中央堅決糾正人民公社平均主義、“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等五風的錯誤思想和體制缺陷，盡力肅清“左”傾危害，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取消公社公共食堂和供給制、改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體制等。

　　61年9月，毛主席在河北邯鄲找河北、山東省委和邯鄲、石家莊等5個地委的負責人談話，了解農業“六十條”的貫徹情況。得知河北一些地方實行的“分配大包干”。即：大隊從各生產隊的總收入中，提取農業稅、公積金、公益金、生活費和管理費之后，剩下的都歸生產隊。生產隊按照有關規定提留生產費用和管理費用外，剩下的按本隊社員實際出工數量、質量(工分)進行按勞分配。這樣，經營好的隊可多分而不多攤，經營差的隊少分而不少攤，防止了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毛主席很是欣賞。

　　在62年7月至8月的北戴河工作會議上，于8月2日晚，毛主席同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談到生產隊的規模和管理問題時說：“生產隊以二十戶左右為宜，太大了不好。田間管理責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組、到戶、到人，這是進步的管理辦法，不能說不好。”

　　(毛澤東同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要點，1962年8月2日)

　　【《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P.1237】

　　毛主席認同集體生產中實行按勞分配的必要“包工”，但反對可能推進兩極分化的“包產”。他不但堅持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的原則，他還主張要在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上堅持由集體領導和調度生產勞動的原則;堅持由集體主導按勞分配的原則;堅持在效果上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的原則。與此對照，不但分田到戶是公開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包產到戶也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向。

　　然而，黨內走資派的勢力與社會上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相互推動，加之部分領導干部路線是非意識薄弱甚至混淆，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的生產形式正偃旗息鼓的在全國擴展。據《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6年第1期記載：1961年至1962年，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約占20%，安徽農村包產到戶的社隊達80%，甘肅臨夏地區達74%，浙江新昌和四川江北縣70%，廣西勝縣42.3%，福建連城42%，貴州全省40%。

　　鑒于包產到戶在全國普遍出現，走資派們公開對抗中央的既定路線和方針，他們恣意妄為、借題發揮、瞞天過海、南轅北轍的在部分地區既成了倒退生產關系的事實。毛主席認為階級斗爭、道路斗爭、路線斗爭正劇烈發生，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還不鞏固，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必須在全黨、全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使全黨和全國人民提高警惕，以保證我們黨堅持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隨著經過反復調查研究、幾經全國上下討論的、適應我國農業生產力的、準確反映我國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農業六十條”即將出臺，毛主席決意對“包產到戶”劃上了句號。

　　61年12月，中央確定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這種公有制生產關系的內部體制調整，適應了農業生產力的現實水平，又與62年夏收情況比預料的好得多的生產實踐成果相映照，與鞏固集體經濟相對應。

　　而包產到戶與農業現代化相沖突;與國家工業化的戰略部署相互矛盾;包產到戶瓦解集體經濟的傾向日益明顯。加之，面臨黨內高層走資派“退要退個夠”的要求(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不算夠、包產到戶還不算夠、分田到戶才算夠)，致使毛主席憤怒了!

　　毛主席根據：全國農業集體經濟已經開始全面好轉的客觀形勢、“農業六十條”將要有力地推動農業生產力發展的趨勢、特別是黨內政治斗爭的劇烈態勢，他不但要公開否定“包產到戶”試驗的必要性，并且要對其進行公開的批判，帶領全黨反擊這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逆流。

　　1961年12月中旬，毛主席鄭重規勸曾希圣停止“試驗”。

　　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大多數與會干部認為包產到戶導致人民公社生產關系從初級社的水平又后退了一步，從社會主義退到了資本主義。新的安徽省委做出改正“責任田”的決定，認為“‘責任田’在方向上是錯誤的，與中央提出的《六十條》和“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是背道而馳的”，要求全省在1962年內大部分改過來，其余部分在1963年內改正。山東、貴州、甘肅、陜西、湖南等省就糾正“單干風”也做出了決定。

　　62年6月，毛主席在離開武漢的途經，向幾個省的負責人著重了解夏收情況。河南、河北、山東、湖南，都說夏收增產。他在天津對河北的負責人說:“今年河南麥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出乎干部群眾預料。”

　　【《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228】

　　他的言外之意是提示大家集體經濟的發展方向沒有錯。

　　62年上半年，毛主席常于全國諸多省區重點調研農村和農業問題，他得到了一個令人欣慰的直觀印象，即廣大社員依靠人民公社正在戰勝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困難，集體經濟的生產形勢持續好轉。

　　62年7月6日，剛剛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在與陳云談話后，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央高層中一些人所形成的執意要搞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氣氛，與他親身在基層聽到的、見到的氣氛竟是那樣的不同。

　　7月8日，毛主席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談話，他明確表示對包產到戶的堅決反對態度。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毛主席決意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工作會議(北戴河會議)從7月25日至8月24日整整開了一個月。

　　62年7月9、10、11日，毛主席將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和江西省委書記劉俊秀等分別約來北京商討農村工作問題。

　　7月20日，毛主席同前來參加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他說：“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贊成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搞包產到戶。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范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 對農民，要讓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產到戶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態度。問題是要分析農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們如何領導。有人似乎認為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像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眾?有人說恢復農業要八年時間，如果實行包產到戶，有四年就夠了，你們看怎么樣?難道說恢復就那么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下邊的同志說還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經濟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

　　(毛澤東同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要點，1962年7月20日。)

　　【《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234】

　　7月22日，毛主席看了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廣西桂林專區龍勝縣主持召開的關于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座談會的記錄文件。這個文件提出，要劃清集體經濟和單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鞏固集體經濟的方針和必須做好的工作。毛主席為此寫了一段批語：“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否還有可議之處，請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發給省、地兩級去討論。”并當即批示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印發。

　　(毛澤東對《關于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座談會記錄》的批語，手稿，1962年7月22日。)

　　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是在毛主席主持下，批判黨內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傾向，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路線教育的重要會議。它為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進行了充分的思想準備。這次會議分為兩個階段。會議的前半段，從7月25日到8月5日為止主要是為八屆十中全會起草文件，其文件共有20個之多，這些文件中，毛主席最看重的，是《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會議的后半段是進行黨內思想交鋒。

　　8月2日晚，毛主席同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參加。

　　毛主席說，從全國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錯誤在糾正嘛。有少數人把形勢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數人說一片光明。從整個形勢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問題。問題主要是反映在國內的階級斗爭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個斗爭的時間相當長，一百年后還有這個問題，這種形勢要看到。

　　在談到生產隊的規模和管理問題時，毛主席說：生產隊以二十戶左右為宜，太大了不好。田間管理責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組、到戶、到人，這是進步的管理辦法，不能說不好。

　　(毛澤東同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要點，1962年8月2日)

　　8月5日，毛主席找來華東的柯慶施、李葆華和中南的陶鑄、王任重談話，有鄧子恢、陳伯達、陳正人、廖魯言、王觀瀾參加。

　　毛主席說：我“周游”了全國一遍，找各大區的同志都談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區云南、貴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談到這樣的問題：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他們說，貧困戶、中間戶、富裕戶各占三分之一。你們有沒有這種調查?

　　最后毛主席提出幾個問題，要大家議一議：是搞無產階級專政，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小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到底走什么道路?

　　(毛澤東同華東和中南地區負責人談話記錄，1962年8月5日)

　　在8月6日的大會上，毛主席作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重要講話。他深刻的揭示了黨內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公開揭示并批判了我黨黨內的修正主義思潮，堅決的反擊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逆流。

　　關于階級：毛主席說，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在外國有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黨是全民的黨，不是階級斗爭的工具、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全民專政沒有對象了。只有對外矛盾了。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是否也適用?……有沒有階級，這是個基本問題。

　　(編者注：關于形勢：毛主席批駁了黨內右傾思潮“黑暗風”的消極悲觀論調。)

　　關于矛盾：毛主席說，有些什么矛盾?一類是敵我矛盾，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又有兩類，有一種矛盾，對資產階級的矛盾，實質上是敵對的，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我們當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如果承認國內階級還存在，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階級的殘余是長期的，矛盾也是長期存在的。……進了社會主義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沒有階級，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就成了無矛盾論、無沖突論了。……究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要不要?‘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現在就有鬧單干風，越到上層越大。有階級就有階層，地、富殘余還存在著，鬧單干的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地富殘余，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搞單干。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

　　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資料》《北戴河會議(1962年)》】

　　在8月6日的講話中，毛主席嚴厲地批判了黨內企圖動搖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修正主義思想路線，對包產到戶、分田到戶問題作了政治結論。

　　他說：“什么產量責任制”、什么“包產到戶”統統是單干。搞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都不要，一年就分化。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軍、烈、工、干屬和五保戶這邊就會貧窮。……搞包產到戶還是搞集體生產，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問題。我們有些同志，遇到困難不是向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資本主義那里找答案。”…… “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而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斜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

　　（谷成、伯強：《毛澤東的光輝晚年》;馬社香：當代中國出版社《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P.23--24）

　　他在這次發言中說:“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 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 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已經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現在暫時不要動,不要去強迫糾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們的中心，這一次文件上表現了。為什么要搞這么一個文件，講鞏固集體經濟呢?就是因為現在這股鬧單干的風，越到上層風越大。”;“資產階級跟地主富農爭奪小資產階級，他們就是要搞單干。無產階級如果不做工作，集體化就不能鞏固。”

　　【《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241】

　　自8月6日后，北戴河工作會議的重點轉為學習、討論毛主席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與會人員在小組會上紛紛熱烈發言，嚴肅、深入的批判表現資本主義逆流的“單干風”及黨內修正主義散步的消極悲觀的“黑暗風”。這讓某些人很感失落。

　　8月9日，毛主席在中心小組第一次會議上說，“……蘇聯到現在幾十年，還有修正主義，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實際是反革命。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要講一片黑暗，1960年以來，不講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者大部單干。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40%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單干。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是貧困。赫魯曉夫還不敢解散集體農場。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知識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主義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作分析。對干部要進行教育，要辦黨校。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怎么行?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斗爭，不然，我們豈不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分子了。

　　摘引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資料》《北戴河會議(1962年)》】

　　8月9日，在中心小組會議上，當李井泉講到，單干以后，兩極分化很厲害只要兩年就很明顯。毛主席插話說：“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烈、軍、工、干屬)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

　　他還說：集體化的鞏固，必須經過幾個回合。我們的集體化已經經過了考驗，將來還會繼續經受考驗。”(引自《毛澤東年譜》第五卷(P130頁)。

　　8月9日，在中心小組會上毛主席插話說：“單干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關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一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干，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志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

　　(轉引自薄一波《回顧》P.1087——1088)

　　這次北戴河會議，與會人員對鄧子恢部長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毛主席在會上批評鄧子恢是“資本主義農業專家”;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搞資本主義，“十年來沒有做一件好事”。鄧子恢也在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

　　8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農村工作部編印的《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的材料上寫了批語。批語批評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的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批語表示歡迎鄧子恢在8月11日中心小組會上所作的自我批評，但認為他還是認識不夠的。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六十九歲的毛澤東在1962(二)》】

　　鑒于包產到戶問題發生的默契性、頑固性、嚴重性，毛主席警覺到“中國出了修正主義該怎么辦”的問題。1962年8月13日，他在北戴河會議中心小組的一次插話中警示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

　　毛主席為什么對包產到戶、分田到戶那樣嫉惡如仇? 1965年他再次由表及里的進行了重復強調。

　　1965年5月25日，毛主席在井岡山與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馬社香：(《前奏——毛主席 1965年重上井岡山》P.151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1965年5月25日，毛主席于井岡山在與王卓超等同志的談話中說：“……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域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

　　(摘自2006年第3期《黨的文獻》)

　　（3）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對黨內修正主義進行了縱深反擊

　　鑒于國際上帝國主義侵略和顛覆的危脅、蘇共現代修正主義集團的形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毛主席從我國農業合作化過程的兩條路線斗爭中并直接在包產到戶的斗爭中，引申出“中國出了修正主義該怎么辦”的問題。毛主席并不僅僅限于對“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簡單否定，他要追本溯源的深入批判黨內高層中的修正主義，并且要為我黨確立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政治路線，以便于今后全黨能夠及時識別修正主義。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明確的提出了我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他明確的提出了今后我黨反修、防修的戰略任務。

　　三、縱深反擊

　　1962年8月26日至9月27日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9月24日，毛主席再次作了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講話中他較為完整地提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內，關于階級、階級斗爭、資本主義復辟和黨內修正主義的問題，“反修防修”成為我黨的重要戰略任務。全會完全接受了毛主席的這些基本觀點，并將其寫進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

　　在24日的全會上，毛主席對他在8月6日北戴河會議上提出的階級、形勢、矛盾等三個問題作了系統闡述。他說：“關于階級。國際帝國主義、民族主義，那些都是資產階級國家，階級斗爭沒有解決，那就不待說了。所以我們有反帝的任務，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的任務。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沒有階級?有沒有階級斗爭?應該肯定還是有的，還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后的一個長時期內，因為國際資產階級的存在，因為本國資產階級殘余的存在，因為本國小資產階級主要是農民階級中間還不斷生長資本主義分子，所以剝削階級雖然被推翻了，它還是要長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復辟的。在歐洲，封建階級被資產階級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國、法國，經過幾次復辟。讀過英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的就知道。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辟的情況。”

　　毛主席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將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于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這種斗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

　　他要求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

　　毛主席說：“矛盾。我們跟帝國主義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國的矛盾;我們跟反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各國人民跟本國反動派的矛盾;各國人民跟修正主義的矛盾。在我們中國，也有跟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右傾機會主義，現在恐怕改一個名字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北戴河和北京這兩個月的會議，討論了兩項性質的問題：一項是工作問題;一項是階級斗爭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跟修正主義斗爭的問題。”（一九六五年，他更強調的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的問題。）

　　…………

　　毛主席接著說：“我現在再講一點，關于我們怎么對待國內和黨內的修正主義的問題。我說，還是照我們歷來的方針不要改變，即：不管犯了什么錯誤的同志，只要認真改變，我們就歡迎。還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風運動的那個路線，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錯誤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馬克思主義立場，我們就跟你團結。在座的有幾位同志就是這樣。我歡迎你們采取這樣的態度。我們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一看二幫嘛。”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

　　在陳伯達發言談到農業的時候，毛主席插話說：“我剛才講的兩年到三年的時間，是講恢復生產，糧食增長。至于要過關，蘇聯四十三年了還沒有過關，我們是不是四十三年還不能過關?就是要有化學肥料、拖拉機、各種農業機械、農藥、種子，要搞農村運輸，還有水利等各個方面。要按照科學辦事。過去不重視農業科學家。……什么種子站、牲畜配種站、農業技術推廣站、拖拉機站、農業試驗場，這次精簡農業部門把這些東西都減掉了。這些東西不應該精簡呀，這些東西要保留的呀，現在要恢復。商業部門也搞弱了，把供銷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調出去了，這些也要恢復。”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陳伯達發言時的插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

　　9月25日，在董必武發言講到“單干風”問題時，毛主席插話說：“鄧子恢同志曾當著我的面和我談過保薦責任田，他跟我談了一個半鐘頭的話，我就受了一個半鐘頭的訓，不是什么談話，是受他的訓。”(是指62年7月17日，鄧子恢在向毛澤東陳述推行包產到戶的意見時，毛澤東向鄧提出幾個問題，鄧都不理睬，只是繼續講述“責任田”的好處。)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曾多次發言批評包產到戶問題，他一針見血的指出：“‘單干風’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244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版】

　　會上，毛主席針對“單干風”、“黑暗風”和“翻案風”問題縱深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八屆十中全會完全同意毛主席關于包產到戶問題的觀點，認為包產到戶不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圍繞包產到戶的這場斗爭實質上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要不要農業合作化?”的問題。會議正式通過《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等文件，并決定撤銷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

　　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與會人員發言中，一致贊成毛主席所講的關于形勢、階級和矛盾這三個問題的立場和觀點，擁護毛主席為全黨提出的“基本路線”。據《毛傳》的記載，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按先后次序，董必武、薄一波、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柯慶施、劉瀾濤、彭真、李富春……進行了大會發言，他們“一致贊成毛主席所講的關于形勢、階級和矛盾這三個問題的立場和觀點，一致贊成毛主席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

　　【《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259)】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根據毛主席的講話，黨中央確立了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在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同時，將“反修防修”作為一個基本戰略，作為全黨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

　　1965年黨中央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的文件中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P.462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歷史證明：毛主席當時對“包產到戶、分田到戶”以至于對黨內修正主義的分析、批判和預料是完全正確的!

　　注.本文的史料依據:

　　1、以相關的毛主席著作、講話、批示、信件、談話、注釋和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決議、決定、指示、通知等歷史文件為根本依據。

　　2、由于本人沒有查閱相關權威歷史檔案資料的能力，所以只能查閱網上的資料。

　　(1)以一些黨的工作機構的相關黨史紀實、一些黨的領導干部的回憶錄為重要依據。

　　(2)深入參閱學者：【龔 云】、【馬社香】的相關文章及【老友】的《黨史紀實：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道路(上、下)》一文。對上述作者引用的史料，表示總體上的尊重和信服。

　　(3)認真閱讀網上關于農業合作化的觀點不同的文章五十多篇。對其中我所轉引的相關史料前后用了三百多個小時進行搜集、比較、甄對、篩選。

　　3、對我得以轉引史料的文章原作者，一并表示誠摯的謝意。

　　附本文各篇題目：

　　1、重溫毛主席“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的理論與實踐(豐碑 ★ 之一)

　　2、我國實行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的概要過程(豐碑 ★ 之二)

　　3、我黨為何要帶領勞動農民實行農業合作化、集體化(豐碑 ★ 之三)

　　4、在實行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黨內矛盾和斗爭(上)(豐碑★之四)

　　5、在實行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黨內矛盾和斗爭(下)(豐碑★之五)

　　6、兩條路線的本質區別(豐碑★之六)

　　7、人民公社創建時期，毛主席與黨內左右傾思潮的斗爭(豐碑★之七)

　　8、圍繞“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斗爭(豐碑★之八)

　　9、毛澤東時代豐厚的耕地遺產(豐碑★之九)

　　10、觸目驚心的社會“兩極分化”(豐碑 ★ 之十)

　　11、人民公社好!(豐碑★之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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