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正義性和偉大歷史意義不容否定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張宏毅

　　2015年7月27日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勝利六十二周年。60多年前的今天，中國人民為了抵御美國的侵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奪取了新中國建立后第一場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這對于鞏固中國人民長期奮斗獲得的革命成果，爭取到和平建設的有利國際環境,對于打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侵略氣焰，對于提高中國國際地位,都具有重大意義。在戰場上涌現出無數個黃繼光、邱少云那樣的英雄人物，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把他們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轉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精神力量。

　　可是，不能不看到，這些年來，國外敵對分子和國內少數人在抗美援朝問題上做足了文章。他們把朝鮮戰爭歪曲成北朝鮮對南朝鮮的侵略戰爭，把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兵朝鮮誣為支持侵略者，利用某些片面的資料來印證他們的所謂觀點，對于美國這樣的分裂朝鮮和利用朝鮮問題發動侵略戰爭的始作俑者卻不去追究,甚至加以美化。他們的做法,也搞亂了一些涉世不深、對那段歷史了解不多的人們、特別是青年人的思想。因此，在這樣的大是大非面前，我們不應保持沉默，而應理直氣壯地澄清事實，還歷史的一個公道。

　　一、是誰分裂了朝鮮?

　　朝鮮是中國唇齒相依的鄰邦。1910年被日本呑并后，朝鮮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從未停止過戰斗。1945年日本戰敗，朝鮮本應作為一個統一獨立的國家開始新的歷程。然而，當時的美國為了防止南下中國東北打擊日寇的蘇聯軍隊進而解放整個朝鮮，便匆忙向蘇聯提出在朝鮮劃定38度線作為美蘇雙方分別占領南北朝鮮的分界線。這一提議居然得到當時奉行“安全帶”政策[①],害怕與美國發生正面沖突的蘇聯的同意。美蘇兩國無視朝鮮人民要求獨立統一的強烈愿望,為了一己私利,強行分割朝鮮,不能不激起全朝鮮人民的強烈憤慨。正如美國學者所指出，“選定三八線作為一條分界線，立即引起了朝鮮人的憤怒。它將這個國家不自然地分割開來，這使三八線兩邊的朝鮮人群情激憤，他們都強烈希望將其清除掉，把國家統一起來。”[②]

　　在如何建立一個統一的朝鮮臨時政府的問題上，美蘇兩國意見尖銳對立。1948年8月15日，朝鮮南方受美國政府扶持的李承晚集團上臺，成立大韓民國政府。針對這種情況，朝鮮北方于9月9日成立以金日成為首相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南北朝鮮分裂。同年12月，蘇軍根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要求，從朝鮮北部撤出。次年6月，美軍也從朝鮮南部撤出。這樣，如何實現民族統一便成為朝鮮內部的事務[③]。

　　根據以上史實，所有持嚴肅態度的人都看得清楚,導致朝鮮戰爭爆發的罪魁禍首不是別人,正是那些制造朝鮮分裂的人。

　　如一位中國資深學者所指出，“40年來，世界上一直在議論朝鮮戰爭是誰發動的。對此，作者擬談三點看法：

　　“1、當時朝鮮南北雙方解決民族內部分歧，自然以和平方式最好。但是如果有一方訴諸武力，那是朝鮮民族的內部事務，他人無權說三道四。

　　“2、蘇、美是分裂朝鮮的禍首，‘三八線’是它們炮制的勢力范圍分界線。沒有朝鮮的分裂便不會有朝鮮戰爭。在任何情況下，蘇、美都對引起這場戰爭負有責任。

　　“3、中國不是雅爾塔協定的簽字國，也不是‘三八線’的劃定者。對于蘇、美承擔的義務，中國是不受約束的。”

　　作者進一步強調指出，“40年來的爭論放過了蘇、美乃是造成朝鮮爆發內戰的共同責任者這個核心問題，根本就沒有論到點子上。”[④]

　　還有一點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許多美國著作都承認,朝鮮戰爭爆發前,南北雙方都在準備作戰,38度線上,南北雙方零星交火不斷.這些都預示著戰爭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僅強調一方的準備而忽略掉另一方,是不科學,也是不嚴肅的。

　　二、是誰迫使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兵朝鮮?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政府立即決定對朝鮮實行武裝干涉，并將干涉的范圍擴大到朝鮮以外的亞洲地區。6月26日，美軍侵入朝鮮，支援南朝鮮軍隊作戰，同時，派遣其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杜魯門聲稱，“已下令第七艦隊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并正式提出臺灣地位未定的荒謬主張。6月27日，美國乘蘇聯代表缺席，中國席位仍被臺灣國民黨集團占據之機，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向韓國政府提供援助的決議，接著，組織“聯合國軍”開入朝鮮半島作戰。從而使朝鮮問題成為國際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侵略氣焰日益囂張，不顧中國一再警告，于9月底侵朝美軍越過三八線，繼而直逼中朝邊境達到鴨綠江南岸，從而直接威脅到新中國的安全和生存。正是在美國侵略軍步步緊逼的情況下，中國人民志愿軍于1950年10月19日赴朝作戰，開始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后來回顧說：“美帝國主義如果干涉，不過三八線，我們不管，如果過三八線，我們一定過去打。”[⑤]

　　可見，正是美國的侵略行經逼迫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

　　中國抗美援朝的正當性和必然性就連美國有識之士也是理解的。例如，基辛格博士指出，“中國絕不可能默許美軍揮師朝鮮邊境，因為朝鮮是歷史上入侵中國的必經之地，特別是日本就是以朝鮮為基地占領滿洲，侵略中國北方的。況且美國出兵朝鮮在戰略上還意味著中國在臺灣海峽和朝鮮兩線受敵，所以中國就更不會袖手旁觀。”他還指出，“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對朝鮮沒有戰略野心，無意侵犯它的主權：戰爭打響前他們注意的是和蘇聯爭奪對朝鮮的影響。他們也沒想過要在軍事上挑戰美國，是幾經思考，猶豫再三，才決定以攻為守，赴朝參戰的。”[⑥]

　　正因為中國抗美援朝是一場正義之戰，中國志愿軍才奮不顧身英勇殺敵，全中國人民才團結一致，同仇敵愾。正是這種大無畏革命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才使得中國這樣一個剛剛解放、國內工農業總產值只及世界首富美國1/28(1950年美國是2800億美元，而中國僅有100億美元)，在軍事裝備方面基本上還處于“小米加步槍”水平的國家，敢于跟擁有原子彈在內的大量先進武器和現代化后勤保障的美軍相對抗。

　　總之,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頂住了美國侵略擴張的勢頭，維護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使新中國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蘇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感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分量。中國的東北邊疆得到鞏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革獲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美帝國主義從此不敢輕易地進行欺侮和侵犯中國的嘗試。[⑦]

　　三、研究抗美援朝歷史必須以全部事實總和為依據，堅持長時段和整體觀點

　　依據馬克思主義觀點，科學研究應“從最頑強的事實出發”。而這里所指的事實不是一兩件事實或部分事實的片斷，而是與事件相關的全部事實的總和。同時必須堅持以長時段整體觀點來考察歷史，特別是像朝鮮戰爭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年鑒學派”第二代宗師費爾南·布羅代爾就曾猛烈抨擊那種只注重歷史“事件”的短期研究的做法，認為“短時間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騙性的時間。”[⑧]英國著名史學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如果要使當代史具有永久的價值，那么對當代各種事件的分析就必須具有‘深度’，而這種深度分析絲毫不亞于(甚至于要超過)任何非當代史的研究。我們認識在當今世界起實際作用的各種力量的唯一希望是嚴格從歷史出發來加以探求。遺憾的是，這樣做的簡直是鳳毛麟角。”他特別以朝鮮戰爭為例指出，“當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時，時事分析家把這場戰爭僅僅看作是第二次大戰后共產主義國家和自由世界之間一系列沖突對抗中的一個事件，但是這場戰爭的爆發是有其歷史原因的，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之前，實際上就是為了占據在西太平洋的統治地位的具有悠久歷史的沖突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此，未見有分析家片言只字的論述。”[⑨]

　　既然是涉及“為了占據在西太平洋的統治地位的具有悠久歷史的沖突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研究朝鮮戰爭就不能輕描淡寫或根本不涉及美國自近代以來特別是二戰后在東亞地區的整個戰略和策略，不能不揭露他的全球霸權主義在該地區的表現。事實上,美國早在19世紀后半期就參與帝國主義列強對勢力范圍的角逐。19世紀末,美國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目的在于以其雄厚的資本同列強競爭，以擴大美國在華經濟擴張的地盤。二戰結束后,美國更以其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為后盾,推行全球霸權主義。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1947年以后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扶持,1949 年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徹底失敗,以及美國國內關于“誰丟掉了中國“的相互指責,等等,等等,都是必須考慮在內的因素。只有這樣，才能在評價朝鮮戰爭問題時避免僅僅抓住誰放第一槍這個問題不放，而忽略了或有意無意掩蓋矛盾各方的其他一系列事實真相。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并理直氣壯地說,僅僅依據當今已經面世的種種史料，已足以證明,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兵朝鮮，與朝鮮人民軍共同打敗美國侵略軍的義舉，是任何人都歪曲和抹煞不了的。

　　(完)

　　[①]蘇聯安全帶政策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積極的，即保證新建立的人民民主國家不致被帝國主義顛覆;另一方面則是保守的，同時包含著大國沙文主義因素，這就是盡力保證本國安全和既得利益，對各國革命采取并不積極支持的態度。

　　[②] (美)見貝文·亞歷山大著,郭維敬等譯：《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美國人的反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頁。

　　[③]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6頁。

　　[④] 華慶昭著：《從雅爾塔到板門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5頁。

　　[⑤] 毛澤東接見蘇共中央代表團的談話，1956年9月23日，轉自《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上冊。第73頁。

　　[⑥] 見基辛格:《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126頁。

　　[⑦] 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上冊， 第89 頁。

　　[⑧] 見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頁。

　　[⑨] 見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導論》，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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