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中國人民把注意力轉向恢復國民經濟方面。毛澤東在1950年6月6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用三年左右的時間，“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任務。可是，天有不測風云，1950年6月25日，朝鮮爆發內戰，美國乘機出兵進行武裝干涉，并把戰火一直燒到鴨綠江邊，同時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直接侵犯中國主權，對中國構成了現實的巨大威脅。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決策層反復討論，作出了派遣志愿軍赴朝參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與美軍在朝鮮戰場兵戎相見，展開了一場生死較量。這一壯舉不僅反映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敵的氣概，而且也是中國領導人統攬全局后作出的正確抉擇。

　　一、美軍擺在鴨綠江邊和臺灣海峽后患無窮，抗美援朝勢在必行

　　新中國建立之初，美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沒有做出“接受國際義務”的諾言為借口，拒不承認新中國，剝奪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并限制對中國的戰略物資出口。這些敵對行為理所當然地引起了中國方面的極大憤怒。中國的政策是針鋒相對：“只要一天他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1]這樣，中美關系無可挽回地惡化了。

　　1950年在東北亞爆發的朝鮮戰爭對于已陷入僵局的中美關系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它所產生的影響既深且巨。朝鮮戰爭不僅造成了中美兩國的巨大傷亡，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臺灣問題復雜化，由此發展成中美關系中的巨大障礙。這就引發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人問，冷戰后蘇聯解密檔案資料顯示，朝鮮戰爭是金日成開的第一槍，美國干預，中國應不應當抗美援朝?還有人質疑，中國抗美援朝不僅造成巨大傷亡，而且影響了臺灣問題解決，形成中美關系中的巨大障礙，是否得不償失?

　　歷史的事實是，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時，美蘇兩國商定在朝鮮國土上以北緯38度線為臨時分界線，分別接受日軍的投降。美軍和蘇軍分別進駐南、北半部。這本應是暫時的現象，因為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有關規定，朝鮮在戰后應獲得“自由獨立”。可是，不幸的是，美國在南半部實行軍事統治期間，于1948年5月進行所謂“在聯合國監督下的選舉”，組成“國民議會”，通過“憲法”，并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韓民國”。美軍于1949年6月撤出。朝鮮半島北半部于1946年2月成立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1948年9月召開第一屆最高人民會議，通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憲法》，9月9日，成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同年12月，蘇軍撤出朝鮮。這時，朝鮮已被人為地分成兩部分，出現了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政權，形成了相互對峙的局面。當時朝鮮南北雙方都在磨刀霍霍，試圖武力統一。由此，軍事磨擦不斷，沖突愈演愈烈，終于在1950年6月25日醞成一場全面內戰，這是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

　　朝鮮戰爭爆發，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無論是南北雙方誰先動手，都純粹是朝鮮人如何實現民族統一的內部爭端，不應由別國插手。美國卻認為，這是由蘇聯人策劃的共產黨人在全世界進攻的信號，“共產主義已不限于使用顛覆手段來征服獨立國家，現在要使用武裝的侵犯與戰爭”，如果南朝鮮政權被推翻，蘇聯“將把亞洲一塊塊地吃掉”，并繼續吃掉中東和歐洲，從而可能引發世界大戰;如果南朝鮮軍隊頂不住，美國就必須進行干預。美國還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部隊的占領臺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與必要職務的美國部隊。”[2]

　　在這種思維作用下，美國借題發揮，杜魯門總統于1950年6月25日當晚即在內部下達命令，27日又發表聲明，命令太平洋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出動海軍、空軍對朝鮮進行直接的軍事干涉，而且命令第七艦隊到臺灣海峽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同日，美國還趁蘇聯代表缺席、中國席位仍被蔣介石集團占據之機，操縱聯合國通過武裝干涉朝鮮內政的決議，要求聯合國各成員國“向大韓民國供應為擊退武裝進攻并恢復該地區國際和平安全所必須的援助”。[3]

　　隨后，杜魯門下令美軍地面部隊進入朝鮮。7月1日，美軍先頭部隊進入朝鮮作戰。7月7日，美國繼續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成立由美國指揮的“統一司令部”，使用聯合國旗號，組織“聯合國軍”進入朝鮮半島作戰。美國還宣布支持法國在印度支那恢復殖民統治的戰爭和增加駐菲律賓的美軍。

　　這美國就從朝鮮、臺灣海峽、印度支那三個戰略方向，形成對中國的向心迂回進逼之勢，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脅。

　　美國出兵干涉朝鮮內戰本來已是輸理，又越過三八線把戰火燒到中國邊境，同時派第七艦隊到臺灣海峽侵犯中國領土主權，更是欺人太甚。如果當時中國服軟，讓美軍駐在鴨綠江邊，讓第七艦隊擺在臺灣海峽，后患無窮。這才是中共中央下決心出兵抗美援朝的真正原因。

　　1950年10月1日，朝鮮特使樸憲永攜金日成的求援信到了北京，斯大林請中國出兵的電報也經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轉交毛澤東。毛澤東對朝鮮的局勢十分擔憂，經過整夜的思考，他下決心出兵援救朝鮮。10月2日，毛澤東擬就了致斯大林的長電報，以通報中國決定出兵入朝鮮作戰的情況，并詳盡分析了中國出兵后可能出現的局勢，以及敵我雙方的裝備情況和中國志愿軍將采取的作戰方針。

　　電文指出：“我們決定用志愿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占去了，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于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

　　但是，毛澤東擬就的這份重要的電報并沒有發出去。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共高層對出兵有不同意見。毛澤東只好把這份電報擱置下來。

　　10月2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朝鮮半島局勢和出兵援助朝鮮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高崗、聶榮臻等。毛澤東向與會者說明了朝鮮形勢的嚴重情況，提出出兵的意見。由于出兵的風險很大，會上出現多數同志不同意出兵的意見。會議決定4日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這一問題。會后，毛澤東讓周恩來派專機去西安接彭德懷來北京開會。

　　由于書記處擴大會議對出兵尚有相當顧慮，為了答復斯大林，毛澤東會見蘇聯大使羅申，并由羅申轉述了中方的初步意見：“我們原計劃當敵人前進到三八線的時候派幾個師的志愿軍到北朝鮮為朝鮮同志提供幫助。然而，經過全面考慮，我們現在認為采取這樣的行動可能會承擔極其嚴重的后果。第一，派幾個師的兵力解決朝鮮問題非常困難(我們的部隊裝備很差，與美國軍隊作戰沒有取得軍事勝利的把握)，敵人可能會迫使我們后退。第二，這樣做很可能會導致美國與中國的公開沖突，其結果蘇聯也會被拖進戰爭。這樣，問題就變得十分嚴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當然，不派車隊援助對于正處在如此困難之中的朝鮮同志也是很不利的，我們自己也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但是如果我們派去幾個師，敵人又迫使后退，同時還導致美國與中國公開沖突，那么我們整個和平恢復計劃就會遭到徹底毀滅，這會引起國內很多人的不滿(人民受到的戰爭創傷還沒有恢復，我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還是耐心一些，不派出軍隊，同時積極準備我們的力量，這樣做在把握與敵作戰的時機上會更為有利。”毛澤東特別表示：“我們將舉行一次中央會議，中央各部門的主要同志都要出席。關于這個問題還沒有作出最后決定。”[4]

　　這時，毛澤東并沒有放棄出兵的打算，他需要時間，進一步征求各方意見，并爭取黨內在這一批關全局的問題上達到共識。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方面為援救朝鮮進行緊急磋商，另一方面仍在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作最后的努力，以盡量避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被迫參戰。為了能夠在最后關頭向美國發出明確無誤的信息，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出面從外交途徑向美國再次提出警告。

　　1950年10月3日凌晨一時，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請印度通過英國轉告美國：“第一，美軍企圖越過三八線，以擴大戰爭，我們要管，這是美國政府造成的嚴重情況。第二，我們主張朝鮮事件應和平解決，不但朝鮮戰事必須即刻停止，侵朝軍隊必須撤退，而且有關國家必須在聯合國內會商和平解決辦法。”[5]

　　當天下午，印度外長巴杰帕伊就將周恩來的談話轉達英國方面，并強調說他相信這是中國的“最后決定”，美軍過三八線，就意味著朝鮮沖突的擴大。[6]

　　當天晚上，美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從英國方面收到了潘尼迦傳遞的信息，但對此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視。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認為，這僅僅是個“警告”而已，并非表示“國家政策的官方聲明”。[7]美國總統杜魯門也認為中國出兵入朝的這種“可能性很小”，“不足為患”，這場戰爭已經“贏定了”。

　　10月4日，美國通過駐印度大使轉達美國政府的回應，一方面表示美國無意與中國沖突，不會危及中國的安全，另一方面又露出殺機，要中國不要低估美國全力支持太平洋地區國際和平的決心。美國人以為，有了上述表示，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向三八線以北挺進了。但是他們顯然低估了中國方面的決心和力量，打錯了算盤，由此導致中美兩軍在鴨綠江迎頭相撞，使美國遭遇到 “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

　　1950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澤東主持下，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擴大會議，繼續討論出兵朝鮮問題。與會同志的態度十分慎重，反復斟酌，真正做到了暢所欲言，充分發表各種意見，其中包括相當一些同志主張不出兵或暫不出兵的意見。

　　當時新中國剛剛建立不久，長期戰爭造成的創傷遠未恢復，許多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沒有解決。財政經濟狀況十分困難。而且國內尚有一些邊遠地區和沿海島嶼未獲解放。國民黨殘余部隊和土匪還未肅清;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新建政權還不鞏固;另外在軍事方面，中國軍隊裝備相當落后，訓練也不充分，而面對的對手卻是世界上工業最發達、武器最精良的美國。因此，平心而論，出兵援助朝鮮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在這種情況下。參加會議的多數同志列舉了國內的種種困難狀況，認為出兵之事還是應謹慎考慮。

　　會議開到一半的時候，軍方重要人物彭德懷應召，從西安趕來參加會議，但由于他沒有思想準備，未在當天的會上發表意見。與會多數同志談了出兵的困難。毛澤東聽了大家的發言之后沉重地說：“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于國家危急的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樣說，心里也難過。”[8]這番話對彭德懷震動很大，會后，當毛澤東第一次征求他的意見時，他承認：“蘇聯完全洗手，我們裝備差得很遠，只好讓朝鮮亡國，是很痛心的。”[9]當天夜里.他幾乎徹夜未眠，把毛澤東講的話，反復思考了幾十遍，體會到這是一個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結合的問題。“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鮮處于危急時刻聯系起來考慮，那就是民族主義而不是國際主義。彭德懷想到這里，認為出兵援朝是正確的，是必要的，是英明決策.而且是迫不急待的。彭德懷想通了，決定擁護毛澤東出兵的決策。[10]

　　10月5日上午，毛澤東委托鄧小平將彭德懷接到中南海自己的辦公室，與彭進行了一次深談。彭表示擁護毛澤東出兵決策。關于由誰掛帥的問題，原來毛澤東曾考慮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確實有病在青島休養。后來朝鮮戰局日趨嚴重，已不是派幾個軍就能奏效的問題，這樣中央常委又考慮派林彪掛帥，但林彪表示，他身體虛弱多病不能去。鑒于這種情況，經過反復思考，毛澤東提出由彭德懷掛帥出征。當毛澤東把出兵掛帥重任交給彭時。彭德懷說：“我服從中央的決定。”毛澤東說：“這我就放心了。現在美軍已分路向三八線冒進，我們要盡快出兵，爭取主動。今天下午政治局繼續開會，請你擺擺你的看法。”[11]

　　同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繼續討論是否出兵的問題，仍然有意見分歧。這時，彭德懷發言，講出了幾句很有份量的話，大意是：“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等于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如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臺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12]彭德懷在會上的堅定態度給與會者留下深刻印象。

　　毛澤東接著作了總結性的發言。他指出：我們國內當前存在著一些困難，這是事實。但我認為今天老彭的發言是一針見血，很有說服力。現在是美國人逼著我們打這一仗的，猶豫退縮、擔心害怕都沒有用，這些心理和情緒正是敵人所希望的。現在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在敵人進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風險，有多大困難，必須立刻出兵朝鮮。關于由誰掛帥的問題，既然林彪說他有病要前往蘇聯養病。我提議彭德懷同志率志愿軍入朝，協助朝鮮人民軍抗擊敵人。至于志愿軍入朝具體部署和細節，會后我們再和彭德懷同志研究。[13]

　　毛澤東的提議，得到與會者的贊同。會后，毛澤東留下彭德懷、高崗和周恩來一起研究入朝作戰方案。出兵朝鮮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正如聶榮臻所說，毛澤東對這件事確實是思之再三，煞費心血的。不是毛澤東好戰，問題是美國已經打到我們的國境線上了，不打怎么辦?[14]

　　由于朝鮮的形勢已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10月8日，中同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以特急電報的形式發布如下六項命令：

　　(一)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借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著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并爭取光榮的勝利。

　　(二)中國人民志愿軍轄十三兵團及所屬之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四十軍、四十二軍，及邊防炮兵司令部與所屬之炮兵一師、二師、八師。上述各部須立即準備完畢，待令出動。

　　(三)任命彭德懷同志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四)中國人民志愿軍以東北行政區為總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應事宜，以及有關援助朝鮮同志的事務，統由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同志調度指揮并負責保證之。

　　(五)我中國人民志愿軍進入朝鮮境內，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即共產黨)、其他民主黨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基礎。

　　(六)必須深刻地估計到各種可能遇到和必然會遇到的困難情況，并準備用高度的熱情，勇氣，細心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去克服這些困難。目前總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于我們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們堅決勇敢，善于團結當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戰，最后勝利就是我們的。[15]

　　為了向社會各界說明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的必要性，周恩來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十八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上強調指出：面對美國的軍事進逼，我們采取消極防御的方針是不行的，因為“消極防御也要花許多錢，例如改裝一個飛機場就要1億斤小米，東北修8個、關內修3個，就要10億多斤小米，飛機場外還有許多設施，所費甚大。再有工廠搬家，許多工業無法按計劃生產下去。軍事上，除裝備之外，還有兵力問題，鴨綠江1000多里的防線，需要多少部隊!而且年復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進來。這樣下去怎么能安心生產建設?”[16]可以說，在當時，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是唯一正確的抉擇。

　　對于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戰略決策，彭德懷曾作這樣的評價：“這個決心不容易定下，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對復雜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斷力。歷史進程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17]

　　二、跨過鴨綠江，把美軍趕過“三八線”，這是中國的底線

　　這時，朝鮮戰局繼續惡化。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于1950年10月初越過三八線后，繼續北犯。10月12日，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情報說：“沒有令人信服的跡象表明中共確有意圖尋求在朝鮮的全面干涉。”[18]在這種情況下，13日，美英軍隊占領金川，18日美軍占領平壤。

　　美國因此誤判形勢，認為大局已定，這場戰爭已近尾聲。10月1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同美軍統帥麥克阿瑟會談后，充滿自信地發表廣播講話稱：朝鮮共產黨進行有效抵抗的力量不久就要結束了。這時美國方面顯然沒有料到中國會出兵朝鮮，他們錯誤地認為，新中國剛剛建立，自顧不暇，而且國力、軍力很弱，根本不能與實力強大的美國相匹敵，所以不敢出兵應戰。因此，麥克阿瑟很有把握地聲稱，要在“感恩節”(即11月23日)前結束戰爭。

　　不過，美國人高興得太早了一點，他們作夢也沒想到，正當美國和李承晚的軍隊越過平壤、元山一線，自以為已進入軍事上的空白地，而肆無忌憚地分兵冒進之際，在安東隨時準備出擊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將士，已收到了毛澤東關于入朝作戰的正式命令。

　　為達到出敵不意的目的，毛澤東在10月18日致鄧華等人的電報中特意強調：為嚴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隊每日黃昏開始至翌日晨四時即停止，五時以前隱蔽完畢并須切實儉查。[19]10月19日，毛澤東又致電各中央局負責人，指示志愿軍出動“在目前幾個月內，只做不說,不將此事在報紙上做任何公開宣傳，僅使黨內高級領導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準備，此點請各中央局加以注意。”[20]

　　這樣，中國人民志愿軍4個軍和3個炮兵師1個高射炮乓團，約25萬人，采取夜行晝伏，嚴密偽裝，封鎖消息，控制電報通訊等一系列保密措施，從10月19日晚開始，身著沒有帽徽、胸章和任何中文標志的軍裝，分東、中、西三路從輯安、長甸口、安東三個方向秘密渡過鴨綠江，向預定作戰地區開進。

　　這時，毛澤東決定利用志愿軍朝作戰的突然性和隱蔽性，在運動中殲滅敵人。他看出美軍在戰略上犯了大錯，即“美偽均未料到我志愿軍會參戰，故敢于分散為東西兩路，放膽前進”。他認為：“此次是殲滅偽軍幾個師爭取出國第一個勝仗，開始轉變朝鮮戰局的極好機會。”[21]過了一個小時，毛澤東又電告鄧華等：“現在是爭取戰機問題，是在幾天之內完成戰役部署以便幾天之后開始作戰的問題，而不是先有一個時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談攻擊的問題。”[22]

　　為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毛澤東于10月23日，電令鄧華等第十三兵團領導人迅速與彭德懷會合，在彭領導下決定戰役計劃。并囑“敵進甚急，捕捉戰機最關緊要。兩三天內敵即可能發覺是我軍而有所處置，此時如我尚無統一全軍動作的處置，即將喪失戰機。”[23]

　　1950年10月25日上午，秘密入朝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第四十軍一個團利用美國和李承晚軍隊麻痹大意，分兵冒進之機，出其不意地在楚山向李承晚軍第6師第2團之先頭第3營及一個炮兵中隊發起猛烈攻擊，將其全部殲滅，由此打響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后來這一天就成了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紀念日。

　　緊接著，中國人民志愿軍又利用朝鮮山地有利地形，繼續對分兵冒進之敵，實行迂回突襲，分割包圍。經過13晝夜的激戰，共殲敵1.5萬余人，接連收復楚山、熙川、云山等地，將已進至鴨綠江、圖門江一線的敵人逼退至清川江以南，初步穩住了朝鮮戰局。特別是云山一役，志愿軍以劣勢裝備將美國“王牌軍”第一騎兵師一個團大部圍殲，同時阻擊部隊又在云山以南擊潰該師的另一個團，極大地鼓舞了中朝軍隊的士氣。至此，第一戰役取得圓滿戰果。

　　美國不甘心失敗，于11月24日發動“結束戰爭的總攻勢”，力圖“在圣誕節前占領全朝鮮”。這時在朝鮮的志愿軍總數已達45萬人，其中作戰部隊達38萬人。為打退美軍的反撲，并利用美軍恃強驕傲的心理，毛澤東和彭德懷決定采取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的方針，部署中國人民志愿軍協同朝鮮人民軍于11月25日至12月24日打響第二次戰役，成功運用“誘敵深入、包抄圍殲”的戰術，一個月內共殲敵3.6萬余人，其中美軍2.4萬余人，打得敵人潰不成軍，一路狂奔退至三八線以南。朝鮮戰局發生有利于中朝的重大改變，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取得由防御轉入進攻的主動權。但在此次戰役開始之際的11月25日上午，三架美軍轟炸機飛至位于大榆洞的志愿軍司令部上空，投下幾十枚凝固汽油彈，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正在作戰室，當場壯烈犧牲。

　　志愿軍入朝作戰伊始，即取得連續的勝利，對國際局勢產生了重要影響，世界人民看到了新中國的力量。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在他的日記中寫到：“自我志愿軍入朝，取得了兩個戰役的勝利以來，我國的地位提高了，說話響亮了，民主陣營的聲勢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國主義陣營則日呈分崩離析之勢。無論在美國內部，美英之間，英國內部，英法之間，其他國家與美英之間，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擴大了。”[24]這時，美國想要一舉毀滅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夢想已化作泡影。

　　從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緊密配合，連續同美國為首的所謂聯臺國軍進行了五次戰役的較量，共殲敵23萬余人，其中包括美軍8.8萬余人，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但志愿軍也受到較大消耗，戰爭逐漸進入膠著狀態，轉入相持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停戰談判的可能性出現了。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制定了邊打邊談的方針，與美國進行艱難的停戰談判，經過二年多“打談交織”的復雜斗爭，最后終于使朝鮮半島歡迎來和平的曙光。

　　三、朝鮮停戰協定簽字，抗美援朝的戰略意義與深遠影響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時，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字，并于下午10時起生效。雙方首席代表南日和哈里遜在一份朝、中、英三種文字的停戰協定文本上簽字。接著，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分別在平壤和開城簽字。

　　后來，美國上將克拉克在回憶錄中，無可奈何地寫道：“在執行我政府的訓令中，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與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具有同感。”[25]彭德懷則認為：“先例既開，來日方長”。[26]

　　從1953年7月27日晚十時起，朝鮮全線的一切戰斗行動完全停止。至此，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結束。

　　經過三年零一個月朝鮮戰爭的生死較量，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犧牲，支援了朝鮮人民，粉碎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中朝軍隊共斃、傷、俘敵109萬余人，其中美軍39萬余人。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兩年零九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共斃、傷、俘敵71萬余人，自身作戰減員36.6萬余人。美國開支戰爭費用400億美元，消耗作戰物資7300余萬噸。中國開支戰費62.5億元人民幣，消耗作戰物資560萬噸。[27]

　　資料來源：韓懷智、譚旌樵主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577頁。

　　毛澤東對朝鮮停戰的意義作了充分的估計。1953年9月2日，他在一封電報中指出：“最近，朝鮮停戰協定的簽字，顯然是整個和平民主陣營在爭取和平、制止新戰爭的努力中所獲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業已有助于整個世界形勢的開始和緩。[28]

　　9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的講話中，對抗美援朝作了全面的總結：抗美援朝，經過三年，取得了偉大勝利，現在已經告一個段落。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意義的。

　　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線，前線仍在鴨綠江和圖門江，沈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產。

　　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我們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陸軍、空軍、海軍，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鐵道兵、防空兵、通信兵，還有衛生部隊、后勤部隊等等，取得了對美國侵略軍隊實際作戰的經驗。這一次，我們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對美國軍隊，如果不接觸它，就會怕它。我們跟它打了三十三個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國主義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們取得了這一條經驗，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

　　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

　　由于以上三條，就產生了第四條：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29]

　　實踐證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所制定的關于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體現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原則，又是將在戰略上要藐視一切敵人和在戰術上要重視一切敵人的思想辯證地有機統一起來的成功典范。經過這場打、談交織的重大較量，中朝人民粉碎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

　　幾年以后，毛澤東在談到這場戰爭時，仍然充滿豪情地說道：“朝鮮戰爭，在開始的時候，美國一個師有八百門炮，中國志愿軍三個師才有五十多門炮。但是一打就像趕鴨子一樣，幾個星期就把美國人趕了幾百公里，從鴨綠江趕到三八線以南。后來，美國人集中了力量反攻，我們和金日成同志退到三八線相持，構筑陣地。一打，整個朝鮮戰爭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國的飛機像黃蜂一樣，我們在第一線一架飛機也沒有。雙方同意講和。在什么地點?他們說在一條丹麥的船上。我們說在開城，在我們的地方。他們說：好。因為在我們的地方，他們每天開會得打著白旗子來，開完會打著白旗子回去。后來，他們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改一個地方吧，改到雙方戰線的中間，地名叫板門店。我們說也可以。但是又談了年把，美國總是不甘心簽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們在三八線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線，美國人嚇倒了，馬上簽字。那么厲害、有那么多鋼的美國人，也只得如此。”[30]

　　毛澤東決策的抗美援朝，不僅援助了朝鮮人民，而且遏制住了美國在遠東侵略擴張的勢頭，打出了國威、軍威，捍衛了自己國家的獨立、主權與尊嚴，同時也維護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從此，毛澤東領導的人民中國確立了自己的國際地位，無論朋友還是敵人，也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都不能不對這個新興的東方大國刮目相看。

　　[1]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頁。

　　[2]《杜魯門回憶錄》第2卷，(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395頁。

　　[3]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頁。

　　[4]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l,d334，lll05—106，轉引自沈志華：《中蘇同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5期。

　　[5]《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頁。

　　[6] 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頁。

　　[7] (美)馬丁：《抉擇與分歧》(中譯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頁。

　　[8]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頁。

　　[9]王亞志：《毛澤東決心出兵朝鮮前后的一些情況》，載《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

　　[10]《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頁。

　　[11] 訪問楊尚昆談話記錄，1995年10月16日;轉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頁。

　　[12]《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頁。

　　[13]李健編：《新中國六次反侵略戰爭實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頁。

　　[15]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 143頁。

　　[16] 《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頁。

　　[17]彭德懷在審查《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初稿時的談話，1957年5月15日;轉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頁。

　　[18] FRUS，1950，Vol.7,pp.664,933-934.

　　[1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568頁。

　　[20]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頁。

　　[21] 毛澤東致彭德懷等電，1950年10月21日，轉引自李捷：《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外交》，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頁。

　　[22]毛澤東致鄧華等電，1950年10月21日;轉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頁。

　　[23]毛澤東致鄧華等電，1950年10月23日;轉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頁。

　　[24]楊尚昆日記，1951年1月1日，轉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頁。

　　[25] 轉引自《當代中國叢書.抗美援朝戰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頁。

　　[26]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頁。

　　[27]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61頁。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46-547頁。

　　[29]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355頁。

　　[30]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294頁。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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