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原載《史學理論研究》2012年第3期，經作者授權刊發，注釋從略，原題：專業史家與“四史”運動。

1963年5月10日,毛澤東就中共東北局與河南省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作出批示: “用村史、家史、社史、廠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眾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最高指示”的倡導之下， “四史”運動熱潮迅即席卷全國，被視為“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大業之一” 、“歷史科學中的一項革命”。經各級黨委的組織發動，億萬人或主動或被動參與其中。1964年7月5日，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時說：“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等于放屁。”如此激烈的言詞，對史學界之沖擊力可想而知。邵循正、吳晗、張豈之、胡華、彭明、戴逸等學人紛紛撰文闡發這一史學研究的新路向，各地歷史學會開會討論編寫“四史”之方法；各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各高校歷史系亦積極響應。不少青年學子以寫“四史”為“時尚”而奔趨。與1958年旋起旋滅的“新民歌運動”相較，“四史”運動內蘊更為豐富、復雜，且持續時間相當長，在文革中也并未完全中輟，至1980年代初仍可見其流風余響。
 

時過境遷之后，曾經極一時之盛的“四史”運動已被遺忘，國內各類史學史著述對此甚少關注。適成對照的是，國外學者予“四史”運動以相當高的評價。如利薩.皮蒂認為：“毛澤東領導下的偉大的‘四史’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成千上萬的普通群眾訴說他們的生活史”。高家龍指出：“‘四史運動’中，中國歷史學家精心編纂出版了數量眾多的中文檔案匯編，其中不乏可謂迄今最具有啟示性的內部材料。”阿里夫.德里克和勞倫斯.施奈德在總結中國自建國至文革的史學時，將“四史”運動視作為數不多的亮色而著力闡發：“在60年代的‘四史運動’收集了大量人民經歷的資料。如果歷史學沒有‘革命’，歷史學家將可能永遠喪失這些資料，他們總有一天會明智地利用這些數據資料的”。
 

經過數十年的歷史沉淀，“四史”運動已然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筆者無意對“四史”運動作出整體定性或評價，而試圖將關注焦點回歸到當時的語境，去考察置身其中的專業史家如何看待、如何因應，并曾做出哪些努力，以期從專業學人的角度對這一史學發展的獨特形態做出初步探討。
 

一

“四史”運動雖然得名于1963年毛澤東的批示，實則淵源于1958年大躍進語境中由文學界首倡的編寫工廠史、公社史，史學界亦迅速應和，廠史、社史編纂一時蔚成熱潮。在“史學革命”中充當主角的高校歷史系年青學生，紛紛投筆而起，走向工廠、礦山、農村進行歷史調查，成為寫史運動的生力軍。1958年9月，近代史所在聽取北大、北師大關于寫廠史、社史的報告后，受到很大觸動，決定“下廠下鄉寫勞動人民史”。
 

“大躍進”的狂熱在嚴酷現實面前不得不趨于降溫，廠礦史、公社史編寫運動亦隨之情緒低落。1965年山東大學歷史系討論時對此深為不滿：“前幾年，大家曾聯系實際做了一些工作，編寫了一些公社史、廠礦史、鐵路史，眼界開闊了，道路也寬廣了。后來由于沒有認真地堅持這個方向，他們重又回到書本、古人的老路上去，雖也辛辛苦苦，卻冷冷清清，天地也越來越小了”。
 

1963年5月毛澤東的批示，在廠史、社史基礎上加上村史、家史，作為推動“四清”運動、進行階級教育與革命傳統教育的工具，全民寫史運動在領袖的強力推動下東山再起。在全民寫史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時，“史學工作者更是責無旁貸，必須以滿腔的熱情投入這個運動，作人民的‘史官’”；更有甚者，將對待“四史運動”的態度上升到是為社會主義服務還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高度。“四史”運動由最高領袖倡導、各級黨委自上而下層層組織發動，被當時強勢單一的意識形態內容所左右。然而，落實到專業史家的理解與實踐層面，情況則較為復雜。總體說來，雖有著名史家撰文闡發“四史”運動之意義，也有相當數量受過史學專業訓練者-尤其是年青學人在時風影響之下編寫“四史”，但與1958年文藝界對“新民歌運動”的狂熱擁抱、虔誠參與的情況相比，史學界對“四史”運動的反應則多了幾分理性與冷靜。當時有人甚至認為：不少史家對“四史”“所持的態度是曖昧的，甚至是抵觸的”。總體說來，專業史家公開表態應和者不少，卻大多從促進史學研究角度著眼，取向未必與“四史”運動之初衷合轍；身體力行者亦力圖探索新的體例形式，以體現“史”的特點，與非專業者編寫的文藝性“四史”有別。
 

翦伯贊最早做出表態。1958北大學生完成《北京清河制呢廠五十年》書稿，時在青島養病的翦伯贊熱心審閱，并為之作序，盛贊學生此舉“標志著歷史學的新方向、新道路。它們替歷史學開辟了無限廣闊的新天地，粉碎了資產階級史學家散布的‘歷史無用論’”。翦氏此前不久在北大“雙反”運動中受批判并做思想檢查；“史學革命”中又被當作“白旗”受攻擊。作此序亦有對學生的“革命”積極性善加引導之意。郭沫若的態度則更為謹慎。“工礦史、公社史，由什么人來寫比較合適呢？我看可由各個單位自己來搞。工農群眾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他們完全有力量來搞。但也無妨由從事歷史研究的專業干部選擇幾個重點單位，下去幫助他們搞。歷史專業干部下去，用較多的時間，比方三年左右，幫助工農群眾寫各該單位的發展史，這是值得提倡的。”
 

由于“四史”運動本身具有模糊、豐富的內涵，專業史家在為之提供理論支持時，有意無意間將毛澤東 “四史”運動之進行“階級教育”、“革命傳統教育”的直接政治功利目的置于一邊，而著力挖掘、闡發編寫“四史”對于史學研究的正面因素。其一，從史料搜集整理方面著眼。邵循正著重指出：“由于編寫村史的需要，就必須要把解放以來黨領導的歷次運動的資料，如土地革命、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合作化、公社化各個時期的文字資料加以搜集和整理。這些資料對農村工作本身有著重要意義，對近代現代中國歷史的研究也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歷史資料” 。吳晗亦著眼于史料搜集，指出：“勞動人民自己直接留下的文字史料是很少，甚至沒有。但是他們破過產、賣過田地房屋、借過債、租佃過地主富農的田地、賣過妻室兒女以至自身、送過兒子當雇傭或學徒，這些賣、借、租佃、被雇傭，都可能立下契約或字據，交給地主、富農、債主、雇主、業主。……這類文書，應當成為勞動人民的村史和家史中的好史料”。也有史家強調 “四史”編寫與社會歷史調查、口述訪談之關聯，因“四史”本身缺少文字資料，大量資料深藏在群眾的記憶和口碑中，因而“更主要的材料來源是通過訪問來的。”
 

其二，強調“四史”與編纂地方志、地方史的聯系。吳晗明確指出，“四史”從形式上看，“是屬于地方志范疇的” 。彭明著重強調， “四史”是編纂全面、系統的新縣志、省志之基礎。黎澍十分贊成毛澤東同志關于撰寫四史的指示，在他看來，“四史”主要著眼于基層農村，因而實質等同于地方史志。黎澍于1965年在甘肅參加“四清”時，主持編寫張掖史。“張掖史的編撰，古代部分因當地圖書資料有限，寫得比較簡單。當代部分從土改到人民公社大躍進，有許多原始的檔案材料，在三年困難時期的檔案中，保存了許許多多關于饑餓、搶劫、社會動亂等令人非常悲痛的記錄。”其關注點自然與“四史”倡導者“憶苦思甜”之初衷大相徑庭。白壽彝在1965年面對變幻不定的形勢，曾一度打算帶領其學生到山西運城調查和編寫池鹽史，希望找到一條既搞了歷史科學，又不違背當時形勢要求的途徑，可謂用心良苦。而來新夏亦由“四史”運動而走上編寫地方志之路，1960年代初，他在“四史”熱潮中參與河北省《豐潤縣志》（霸縣）、《東臺山志》（鹽山）和《南阡志》等志書的編寫工作。期間還應倡導修志工作的梁寒冰囑托，擬定編志草案，準備在全國范圍內發起編寫社會主義新志書的工作。但由于志書包羅社會各個方面，“當然被視為應加批判的對象，”人為干擾使尚處萌芽狀態的修志工作遂告擱淺。
 

其三，將編纂“四史”作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史料基礎工作和必要前提。在他們的認知中，一方面，“四史”著眼于中國社會的基層，與中國近現代史、國史在時間界限上接近甚至重合，因而理應作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微觀單位，按照結構學原理，沒有局部就沒有整體，“四史”、地方史、中國近現代史遂構成微觀-中觀-宏觀層層遞進的邏輯關系。如此一來，編寫“四史”就可以“為中國現代史、革命史、黨史以及經濟史、文化史等，提供極為豐富而確鑿的史料紀錄”； “為今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另一方面，“四史”的研究對象，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一部村史即可以說是中國農村社會的一個縮影。胡繩撰文指出：研究一個工廠，“詳細地占有資料，認真地進行科學分析”，即可“由解剖一個‘麻雀’而說明許多‘麻雀’”。陳匡時亦論證道：“一戶貧農、一個村落和一個大隊，大至一個公社和工廠的社會歷史調查，了解其發展過程和階級斗爭面貌，雖然只能是舊中國一個點的苦難和斗爭史，或是反映了解放后一個方面的建設情況，但我們從這些部分里都可以窺見新、舊社會斗爭的縮影。歷史科學工作者通過這樣解剖麻雀式的社會歷史調查，對于歷史上和當前階級斗爭的基本問題和特征都能有一個比較切實的了解”。總而言之，“四史”能夠“提供大量的近百年史特別是現代革命斗爭史方面的各種專題的最有價值、最為翔實的包括活人活事的第一手資料，這就為我們近百年史研究工作進行分析綜合打下基礎。”
 

其四，倡導專業史家編寫通俗歷史讀物，向農民普及歷史知識。此一提議始于戴逸，1965年戴逸撰寫的《寫群眾的歷史，為群眾寫歷史》一文，幾乎同時以“夏薌”為筆名分別發表于《人民日報》（1965年11月12日）、《歷史研究》（1965年第5期）、《史學月刊》（1965年第9期）。此文針對專業史學工作者，雖也論述“四史”，但意在強調：農民歷史知識貧乏，且充滿謬誤與不健康的東西，專業史家必須深入農村基層，編寫通俗歷史讀物，通過歷史教育，清除農民思想中不健康的因素，以占領農村思想陣地。張豈之亦強調，應以生動活潑的形式，編寫一套有關中國歷史的基本通俗讀物，以滿足農民對于歷史知識的需求。戴、張之提議與此前“四史”運動之意涵有微妙出入：此前呼吁專業學者去農村編寫“四史”，強調的是得到思想上的改造，接受革命教育，“向廣大群眾創作的大量豐富的史稿求教”，“向廣大人民群眾在歷史科學中的實踐成果討教”；戴、張二人側重的卻是史家通過通俗歷史教育以啟農民之蒙昧。
 

二
 

“四史”作為一項“革命性的創造”，究竟歸屬于“文”還是“史”，換言之，“文學”與“歷史”二者如何擺放，以何者為本位，提倡者對此莫衷一是，并形成“四史”編纂中“文藝筆法”與“史學筆法”兩種不同的路向。應該承認，“史”與“文”的區分并非壁壘分明，在不損害歷史真實、不損害“歷史”的主導性質前提下，讓“史”與“文”適度聯姻，是古代史學的傳統。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將《史記》納入廣義的文學范圍，以“史傳”作為一種文體辟專章論述。魯迅“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之語，指明了《史記》文史結合的特質。參與工廠史編寫的作家韋君宜即援《史記》之例，為偏重文學性的“四史”作品辯護。現代意義上的“歷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才誕生的。19世紀后半頁科學主義占據主導，文學與歷史的學科界限就在這種文化歷史語境中逐步形成。由“文史不分”到“文史分轍”，自有其歷史合理性，正如范文瀾所指出：“近代文史分家是應該的，因為文史各有廣泛的領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 。

在文藝工作者看來，“四史”“并非歷史科學范疇的著作，而是文藝性的作品”，因而使用文學筆法無可非議。受“文史分轍”觀念的影響，史家強調“四史”須以“史”為本位，“顧名思義，‘四史’是‘史’，基本上是屬于科學范疇，應該嚴格要求它的真實性。”也有人取折衷的方法，文藝形式與史學體裁應“共存共榮，不必去強求一致”，而“對史學工作者說來，自然以寫史學體裁為宜。” “四史”運動中，農村中粗識文墨者、作家、記者、編輯等非史學專業者領一時風騷，受過史學專業訓練者反而在某種程度充當了配角。究其原因有二：一則非史學專業者多以文學筆法寫“四史”，夸張失真之處在所難免，但卻更能契合當時“左”的社會政治氛圍，更易滿足政治宣傳之需要，自然也就更受出版社的青睞；史學工作者心中卻終歸保有“史”的戒律，欲反映歷史真實則不免與意識形態的要求相捍格。二則偏于文學性的“四史”，讀來生動形象，有相當強烈的感染力，為知識水平普遍不高的工農大眾所喜聞樂見；史學筆法的“四史”，則被目為太過平實難以符合工農的欣賞口味。韋君宜參與編寫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廠史《北方的紅星》，初稿資料豐富翔實，“有些象寫得詳細的歷史書”，結果一些老工人“說它‘抓不住 人’”，“黨委的同志讀了也說：‘恐怕群眾不愛讀’”。只得重寫，以增強文學性。陳華中在1964年中國近代史討論會上的發言揭示了史家在“四史”編寫中的困境：北京市委從高校歷史系調人搞工廠史，一些人不情愿參與，“歷史學家認為廠史不是歷史，是文學虛構。這是應由史學家負責的，因為史學家不愿去干，文學家去寫當然角度不同，出版界的要求又是一個方面：故事性如何，讀者能有多少。”
 

史學自有史學的標準，外行的涂鴉之作自然難入專業學人的法眼。在專業史家看來，當時公開出版的大量“四史”著述中的相當部分，因其文學筆法而難登大雅之堂。他們批評蘇聯工廠史“搞得成了廣告性的東西，讓幾個人編一編，寫一寫，沒什么大價值”，中國的廠史、社史也“有些是文藝性的，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有些‘玄’”。1965年7月《歷史研究》編輯部派人對中國科學院歷史所及各高校調查專業史學工作者對“四史”等問題的看法。史家大多皆抽象肯定“四史”之重要，但對其具體實踐中的作法表示懷疑、不滿。如賀昌群表示，搞四史誠然重要，“但報紙上所發表的報告文學式的寫法我認為不能作為一種有價值的著作流傳下去。因為這樣沒有通過什么研究，如果說用歷史材料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些，并沒有經過澄清和錘煉”，“要想從歷史角度來研究和編寫出好的四史，就要把它搞得不但對廣大群眾有階級教育的作用，而且對研究工作者來說也要使他們感到有用處”；汪篯尖銳指出：目前的“四史”仍停留在“小人書”和“群眾文藝”階段，史學界參與“四史”運動，“還需懸個高標準作為努力方向”。其他如白壽彝、夏康農、張傳璽等人對既有“四史”的作法均持保留態度。
 

專業史家試圖通過對“四史”的編纂體例提出規范性意見，并將其引入真正意義的“歷史”編纂之軌道。時為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對“四史”傾注了相當多心力，連續在《前線》發表3篇相關文章，并召集北京歷史學會舉行村史座談會。他一再強調：“必須以嚴格的科學態度、實事求是地處理處敘述的人和事，絕對不許浮夸，也不許可掩飾。”“用寫文藝作品的方法來寫歷史，是不可以的”。“要實事求是地寫真人真事，而不要有所虛構、夸張，搞得人也不真，事也不真，取消了歷史”。此后文革風暴驟起，吳晗成為祭品，他在這幾篇文章中對“四史”運動發表的意見成為一大罪狀，被攻擊為“‘三家村’黑幫”對編寫“四史”散布“迷塵毒霧”、“射向編寫‘四史’的兩支毒箭”。
 

胡華對體例的設計更為具體：“除家史外，凡是寫一個單位（廠、社、村、街）歷史的，應該包括以下幾部分：第一部分是該單位的概況，包括沿革、發展的大事記、生產和人文的現狀等。在村、社、街史中，還應該有自然環境、經濟條件、民情風俗的特點等等的記載。第二部分是主體部分，著重寫階級斗爭的歷史，也要寫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的歷史。”“第三部分，可以列上本單位一些有代表性的勞動人民的家史和人物傳記，也可以附上少數有代表性的反動剝削者的罪惡史或傳記，使正面反面形成鮮明對照。還需要盡可能地附上一些本單位有價值的歷史檔案材料和文物材料（或附一個目錄），以便印證。” “所寫的必須是信史，要做到事必有據、言皆有征，不可虛構、捏合，不能憑作家的想象。因為這是寫真人真事的歷史，必須真實、準確，在這一點上和文藝創作是有所不同的”。曾積極參與“四史”的調查與編寫的北大青年教師楊立文亦強調，“四史”既然是“史”，“對于所有調查訪問的材料，都必須加以嚴格的審核，認真下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功夫。
 

編寫“四史”成為全民運動一發而不可遏，由于缺乏規范而亂象滋生，專業史家的理性呼吁亦引起一些人的反思。因主持編寫《北京四史叢書》而出名的北京市委宣傳部干部李世凱，1965年10月6日在《光明日報》發表長文對既有“四史”進行糾偏。他批評不少已有的“四史”著述，“滿篇是血淚的控訴，是討飯、扛活、逃荒的細節描寫”，顯得公式化。“‘四史’和‘報告文學’的不同之處，不僅在于二者對美學的要求各異，更重要的是一個屬于歷史的范疇，一個屬于文學的范疇”。“‘四史’既然是‘史’，那么，除了必須強調史實的真實，不容任意夸張虛構以外，還必須十分注意使它具有盡可能充實的史料性，以便更好地發揮它的教育作用，提高它在近代史、現代史研究中的史料價值。這后一點，目前似乎還沒有得到‘四史’編寫者應有的重視”，因而“目前是到了強調‘四史’的史料性的時候了”，“否則便會失去其存在的特點”。
 

三

對于以近乎報告文學的方式編寫“四史”的流行作法，專業史家大多難以認同；但真正從歷史科學角度來研究、編寫“四史”，無既有范例可循，更無典范性的著作可資參考，提倡“四史”甚力者如戴逸亦承認：如何寫“四史”，“目前還沒摸索出門徑”。因而探索新路至為不易。《歷史研究》作為權威史學刊物，有意在引領“四史”編寫方向上有所作為。1965年第3期刊載由刊物編輯張允侯撰寫的家史《苦難的歲月-一個婦女對舊社會的血淚控訴》，此文就是《歷史研究》編輯部所樹立的一個“四史”范本。它與此前大量文學性“四史”作品迥然不同，運用“史”的筆法，體現歷史的風格，還希望有可讀性。此文注釋規范，與嚴謹的學術論文并無二致；雖然是寫家史，卻較多述及大的歷史背景，試圖從個人回憶中反映時代面貌。雖然整體上仍體現了憶苦思甜的宗旨和邏輯，但在撰寫體例與風格上確實作了新的探索。此后，何重仁讓編輯曾業英以張允侯之文為樣板，再寫一篇“四史”論文。據曾業英先生回憶：“我寫的那個主人翁叫郝振國。是門頭溝礦務局一個老礦工。接受任務后我就到礦區搜集素材，……初稿已經寫成，如果文革不發生，應該半年后就會在歷史研究發表。……我還找了當時關于煤礦的歷史記載，力圖反映當時的歷史面目，增加學術性，避免寫成回憶錄。”

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作為國家級史學研究機構，1958年編寫《嵖岈山人民公社史》頗有熱情，并曾于是年10月向全國各地基層單位去函，要求提供“有關人民公社和建國以來的歷史資料”；在1965年之后的“四史”熱潮中卻有心而無力，并無多少實際作為。深具典型意義。大約1966年春，近代史所成立“四史”研究組，任命研究工人運動、黨齡長資格老的曲躋武為組長，將原來現代史組的成員，加上1964年進所的大部分青年都編入“四史組”。在“四史”運動中，近代史所自然眾皆屬目，近代史所成立“四史組”有為全國示范之意味。但據曲躋武先生回憶，“四史”研究組有名無實，并未組織進行過任何活動，他之任四史組組長亦徒具空名，是1965年他去河南信陽搞“四清”期間范老背后給予他的一個名義，“是一種挽留人的辦法”。而據張振鹍、曾業英先生回憶，范文瀾對毛澤東的指示相當重視，并在近代史所全所會議上傳達。但因范1957年后專心通史撰著，行政事務完全交由劉大年負責，因而無法更多顧及。而劉大年心目中壓倒一切的任務是編寫多卷本《中國近代史》，一切工作安排為此讓路。因此雖成立“四史組”，且組員眾多，卻未做若何硬性規定與具體布置，“原來搞業務的，都未觸動”。此外，在高層看來，讓這些專業史學工作者參加“四清”這一實際的階級斗爭，比讓他們編寫“四史”來參與階級斗爭可能更為重要，因而“滾泥巴”等體力勞動占據了大部分時間與精力，亦難以具體部署真正潛心進行“四史”調查與研究。且1964年組織力量以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成為極迫切的政治任務，亦淡化了“四史”運動在學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不可否認的是，“四史”運動已然在整個社會形成熱潮，加之權威史家撰文闡發其對于學術研究之意義，不少青年學人受此“時尚”的影響，亦欲投入其中一展身手。如張磊當時欲與同事選擇協同和機器廠為對象寫工廠史，卻被老成持重的史家孫孺含蓄點撥：“這是一間老廠，你們可從經濟史角度研究一下。……要關注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的研究”。當編寫廠史遇到困境時，對孫之點撥逐漸領會。1965年近代史所張振鹍、沈元在山東黃縣下丁家大隊勞動。兩人完全出于自發，決定以口子村為目標寫一部村史。口子村共48戶，267人。他們自1965年4月15日開始進行調查，并查閱大隊檔案，制成“口子村牲畜情況調查”、 “國星生產合作社各戶占有土地及評定產量表”等各類詳細表格126份； 并查閱抄錄民國方志及地方文獻。自8月11日始對所有村民逐個進行村史調查，留下8本調查訪談記錄。并擬定了編寫提綱。從其所收集資料來看，更側重于經濟狀況的調查，如各戶歷年經濟收入與支出、歷年農產品產量、歷年牲畜情況的一些具體數據，并未能突出“階級斗爭”的內容。村民訪談記錄也以風土人情、“生產斗爭”為主。沈、張二人花費功夫頗大，但后來發覺編寫成書則頗有窒礙：一則“憶苦”缺少典型史料；二則對于建國后的情況若照調查資料如實寫出，難免與意識形態要求有不諧之處。最后只得放棄。
 

四
 

毛澤東作為一個對歷史有特殊偏愛的政治領袖，其發起“四史”運動，雖然最終歸之于政治意識形態建設的策略；但“四史”運動能夠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讓不少專業學人衷心服膺，很難說完全是政治強制的結果，而更多應歸因于“四史”運動本身所具有的豐富內涵。
 

其一，眼光向下倡修“民史”。如眾所知，梁啟超早在20世紀初就痛斥君史湮沒民史之弊，斥“君史”、倡“民史”成為新史學最為關鍵的觀念變革。但真正在實踐層面扭轉精英本位局面者還是唯物史觀史學。唯物史觀強調歷史首先是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歷史，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工農大眾被視為“歷史的創造者”、“歷史的主人”，這一觀念在建國后得到普及和強化。“四史”著眼于社會底層的工農草根，讓千百年來在歷史中失語的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一理念得到大多史家的認同，“寫勞動人民的歷史”成為“四史”運動中最為鼓動人心的口號。如時人所云：“我所讀過的一切舊史書，莫不是帝王將相的記功簿和才子佳人的生活史。作為創造世界，創造歷史的勞動人民，反而無影無蹤。即使偶而有之，也只是被歪曲為‘犯上作亂’的‘賊盜小人’的形象出現。……今天人民的史學刊物，刊登勞動人民的斗爭史和翻身史，也讓工人農民自己寫自己的歷史，乃是自古未有的奇跡，是史學還家的創舉。”
 

其二，注重社會調查的務實特點。毛澤東歷來重視調查，其名言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941年8月1日頒布《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明確提出“調查一鄉一區一縣一城一鎮一軍一師一工廠一商店一學校一問題的典型”，“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建國后開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社會調查，且成績卓著。所謂“四史”，面向基層、注重調查是其中應有之義，“四史”運動實質“是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性的社會調查” 。這一點得到史學界的積極呼應。山東大學歷史系把對義和團的調查與“四史”運動結合起來，發動歷史系師生深入到魯冀蘇皖四省區，分別在1960、1965至1966年初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取得了近一百萬字的口述資料。時為北大青年教師的張寄謙曾參積極參與“四史”運動，通過調查訪談編寫村史與工廠史。北大教師楊立文1959年同一些年輕的學生到農村采訪，編寫公社史。數十年后張、楊二人仍肯定當年所作調查與口述的積極意義，為新中國口述史之早期實踐。
 

1963年10月間，胡喬木找時任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的楊東莼及劉大年商量如何加強近代社會歷史調查。1964年2月7日，以楊東莼、劉大年名義致信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分黨組、全國政協黨組并轉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提議由學術界和政協合作開展近代中國社會歷史調查工作，成立“近代中國社會歷史調查工作委員會”。此委員會很快得到批準，是年4月3日成立，楊東莼為主任，劉大年、黎澍為副主任，以中華書局為辦公地點。并制訂了一個包羅甚廣、且相當詳細的調查計劃。1964年6月1日召開的全國中國近代史規劃會議上，楊東莼就社會歷史調查專門做報告，并給天津歷史所、上海經濟所等地方研究機構布置了具體調查任務。近代史所王來棣、周天度、王公度以及由華中師大調來的章開沅、劉望齡負責具體工作，躊躇滿志開展活動，并進行類似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工作。楊東莼帶領王來棣等人去天津調查黑社會、會道門等。惜乎文革驟起，楊東莼受批判，社會歷史調查委員會無奈宣告解散。
 

其三，由分析到綜合、由微觀到宏觀的治史方法。毛澤東重視地方史志，“每到一處，首先要了解當地的歷史情況、地理沿革、文物掌故及風土人情等，這已成為習慣”。這無疑有傳統上重視方志、譜牒等修撰的文化影響。中國編撰地方史志，濫觴于先秦，發端于漢魏，大盛于明清。章學誠極重視方志，其著作研究正史與研究方志者各得其半。謂“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記一朝，天下之史也”。“惟分者極其詳，然后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對于地方史與中國史之關系，梁啟超說有更為明白，“治中國史，分地研究極為重要。因為版圖太大，各地的發展，前后相差懸殊。” “如欲徹底了解全國，非一地一地分開來研究不可”，“破下功夫，仔細研究。各人把鄉土的歷史、風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用力甚小而成效極大”。“四史”運動，以“一家之史”、“一村之史”，“一廠之史”、“一社之史”等微觀單位為研究對象，作為進而研究整個宏觀社會歷史的基礎。這種取向自有其合理性。
 

“四史”運動包含著與西方新的史學思潮暗合軌轍的一些因素，這是西方學者對之予以關注和肯定的根本原因。首先，就西方史學思潮而論，社會學人類學的民間取向逐漸獲得史家的普遍認同，關注基層社會、普通民眾乃至個體的生存狀態，以“從底層向上看”的視角和價值立場來重新審視歷史，成為二戰以來歐美史學新的研究取向。“四史”運動將史學研究的目光引向社會底層的工農民眾，并且站在這些草根弱勢者的立場來寫歷史，所謂“對待‘四史’的態度，是一個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的問題，沒有鮮明的立場、觀點，沒有眼睛向下、深入群眾的作風，是不能寫出‘四史’的” 。這一取向得到西方學人的肯定自在情理之中。
 

其次，在專業史家之外，出現了群眾性史學運動。以70年代中期興起于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為顯例。日常生活史大大超出學術界的范圍，并被認為是一項主要由非專業人員參與的專業活動。大量以普通讀者為對象的各類作品，如回憶錄、口頭史、目擊記、地方史等紛紛出版。體現了史學大眾化發展趨勢。而“四史”運動發動數量眾多的非專業者參與，著眼于微觀，通過實際調查獲得史料，為宏觀史的編纂打基礎。單從學理而論，二者亦不無相通之處。

第三，海外學者對我國地方史的研究相當重視，對農村的研究尤為關注，認為“革命在那里扎根和發展的”，“只有通過了解基本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才能對早期共產黨人引導農民群眾投入民族革命的企圖開始有所理解”。應該說這是有見地的，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是一個鄉村制導的社會，中共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以“農村包圍城市”而成功，建國后毛澤東的烏托邦實驗也是以農村為基地。“四史”主要著眼于廣大農村，采集了數量巨大、隨時可能湮滅的資料，在海外學人看來，無疑頗為可貴。
 

同時也應看到，就具體史學實踐觀之，“四史”運動與西方新史學有相當的差異，不可等量齊觀。 二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從屬于政治，后者則以擺脫政治控制為鵠的。“四史”運動出現于新中國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現實政治的需要是這一全民寫史運動的直接動因，可謂自始即偏離了歷史科學發展的規律與軌道，而一定程度成為政治運動的衍生之物，并進而為文革的發動做了意識形態的準備。當時的“四史”編著，大多難以擺脫“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窠臼，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制導下，基本上未能脫離“今昔對比”的敘述框架和“憶苦思甜”的敘事邏輯，成為所謂“對舊社會的控訴書，對新社會的贊美詩”。雖然一度提出“四史”撰寫應“緊緊抓住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這一基本線索”，但在具體操作中，“生產斗爭”這一線索往往讓位于“階級斗爭”。在這種認知背景下形成的“四史”，其本身蘊涵的正面因素難以得到充分發揮，對于歷史科學的價值自然也就打了折扣。尤其在歌頌“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偉大成就時，豪言壯語、主觀浮夸掩蓋了歷史的真實。將之作為歷史資料必須有謹慎的甄別與辨析。
 

因而，海外學人對“四史”運動的肯定，也不無因語境隔膜而產生的偏蔽，有時難免想當然的意味。例如，高家龍肯定“四史”運動，主要是看到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著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等工廠史或企業史。這些著作均由專業學者耗費大量心血編纂而成，使用了大量原始檔案、往來函件、會議記錄、歷年賬冊、老職工訪問和座談記錄，以及資本家回憶錄，具有較高史料價值。以這些著作而得的印象來評價“四史”運動，不免以偏概全。
 

西方學者著眼于他們自身史學思潮的流變，對“四史”運動中與之相契合的因素易生共鳴，而相對忽視東西方時代背景和語境的差異。如利薩.皮蒂、阿里夫.德里克和勞倫斯.施奈德對“四史”運動的贊譽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他們強調，在“四史”運動中“成千上萬的普通群眾訴說他們的生活史”，但對這種“訴說”受到政治規約的程度未免估計不足。從當時公開出版的“四史”作品看，真正講述社會生活內容的并不太多，同西方的“日常生活史”雖形式相似，實質上卻有相當的距離。這種全民咸與的盛況很大程度并非出于自發，而大多是在各級黨委層層發動引導之下被動參與；而西方的“史學大眾化”，乃出于全民素質提高后民眾自覺。

作為一場由政治領袖推動的全民寫史運動，曾經轟轟烈烈，喧鬧一時，落幕之后檢視其實際成果，不免遺憾于投入與產出之不經濟。但如果簡單地將“四史”運動視為“一場荒誕劇”，則未免失之偏頗。實際上，整個文革前“十七年”史學，又何嘗不是在“階級斗爭”的主導之下。時過境遷后，“中國封建社會停滯性”之類曾經在史學界熱烈討論的宏大問題已被目為“假問題”，反觀“四史”運動，其眼光向下的基本理念與取向則并未過時。
 

專業史家在“四史”運動中并未能扮演主角，他們從學術角度著眼的理性發聲在當時也未能得到廣泛應和。總體而論，專業史家雖大多衷心服膺“寫人民群眾的歷史”這一取向，也曾付出真誠的努力，卻無力影響“四史”運動的方向，也難有更大作為。本文主要從專業史家的角度考察“四史”運動，難免存在視角的局限。若從“四史”運動中數以萬計的非專業參與者著眼，當能展現此史學發展的獨特形態的另一面相，限于篇幅，只能俟諸另文探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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