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見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5/04/341166.html

　　二、從后發國家工業化的視角看中國近代史

　　當以英國為代表的“先進”國家以工業化的強大物質力量為基礎不斷向外擴張時，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和“游戲規則”被塑造出來。這種世界秩序的變革使得所有的因循守舊不再可能。對于所有的后來者而言，都不得不遵守一種嚴酷的邏輯：要么自身實現工業化，主動爭取在這個世界秩序中相對較好的位置;要么放棄工業化的目標，將本國命運的寄托于先進國家的“善意”。對于這種嚴酷的邏輯，所有的抱怨和憤恨都是蒼白無力的。同時，對于后來者而言，由于先進國家的工業化優勢已經徹底改變原有的世界秩序，這使得原生性的“自發工業化”歷程就不再具有重復的可能性，自此以后，所有的工業化都必須是“自覺的工業化”。而對于中國近代史的理解，也要從這種工業化不可抵擋的現實性的客觀角度加以理解。所謂“古今中西之辯”等觀念意義上的爭論，最終都必須依附于這個主線索。

　　(一)近代的中心任務是重建能夠引領國家完成工業化的政權

　　近代的起點是清王朝的衰敗。即使沒有西方的入侵，它也已經進入了王朝衰敗期。中國的王朝沒有超過300年的。一般來說前100到120年是上升時期，后100年是下降時期。清朝的盛極而衰大概可以說以白蓮教起義為開端。沒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清王朝也走上了盛極而衰的過程。西方的入侵是延緩還是加速了它的衰敗，不知道。總得來說，清王朝是因為衰老失血老邁而亡。尤其是甲午中日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后，整個財政已經全部控制在西方手中，以后上臺的執政者都沒有錢，都靠出賣主權來換錢。袁世凱、北洋政府就是這樣的，一直到蔣介石。

　　工業革命我們可以講是洋務運動啟動的，但當時國家不可能承擔起實現工業化的任務。王朝衰敗以后，最大的任務是重建國家的統一。這不是一般的國家統一，這個統一國家的任務是要實現工業化。不是像明朝那樣完成驅除韃虜、建立大明，通過軍事革命建設政權那么簡單的——這樣的革命不需要重建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現在這場革命，不僅要重建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還要滿足工業化建設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這一百年的中心任務是重建引領這個國家完成工業化的國家政權。

　　在半殖民地條件下，在這樣一種積貧積弱的條件下，無法完成工業化。印度也有過爭論。最后基本認定通過殖民政府完成工業化是不可能的，民族必須獨立。國家政權的獨立、版圖的統一，是大規模工業化的先決條件。

　　新中國成立之前，沒有這個條件。直到1944年，中國基本上還是個以農業手工業為主的國家，現代因素占整個經濟的不超過10%，而且這10%還大量掌握在外資手里。從經濟角度來講，作為傳統農業國，中國是小農經濟，手工業為主體，沒有辦法完成工業化的任務。因而，從1911年到1949年的三十多年間，中心任務是重建統一的國家。袁世凱沒有能力，失敗了。國民黨因為無力抗擊日本人的入侵，而且國內政治也沒有統一，也失敗了。

　　在中國思想界，現代化和西方化開始是混雜在一起的。因為工業化是發展于西方的，所以最早是“西方化”這個詞，后來才引入了“現代化”。比如 1929年，胡適在一篇論文里面提到這兩個詞還是在同等意義上使用。1934年，上海《申報》發起了關于現代化和西方化的討論，在當時大部分人還以為西方化就是現代化的時候，提出廢棄西方化，采用現代化。對于這件事情，馮友蘭在他的《貞元六書》里面有記載。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有一章專門區分現代化和西方化。現代化是指標，與工業化、城市化有關，包括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醫療水平提高、人均壽命提高等表現;而西方化是其他地方沒有、而為西方獨有的，例如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藝復興、個人主義、社會大于國家等等觀念。但社會組織的多元化、個人主義等，是不是西方獨有的?還是隨著工業化與市場化而必然到來的?它是工業化與市場化的副產品，還是西方獨有的?我傾向于認為它是工業化的副產品。從這三十年的發展可以看的很清楚。比如很多社會組織，也沒有共產黨的批準，它就起來了。

　　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這要到1935年，蔣介石提出了農業國向工業國過渡，才確定下來;抗戰中才逐漸明確在工業化中應該以重工業為主。也就是說，在1935年后國民黨才逐漸明確，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而且與技術和教育有關，可以通過西方化逐步地實現現代化。共產黨第一次提出把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是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里。建國后這一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把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即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現代化。

　　從這條線索來看，近代思想中有一個根本問題：沒有牢牢把握工業化的主線索。國民黨內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太晚，也總搖擺;或者說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太早，國民黨沒有做好準備。1930年代初，蔣介石在解決了各派軍閥后開始“圍剿”，1935-1936，全國范圍內還比較安定，又是豐收年。恰恰在這個時候，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全國人民的抗日激情高漲。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這時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由之前的批評國民黨轉變為向國民黨靠攏。當時，成立了資源委員會，蔣廷黻、翁文灝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員。這個委員會其實就相當于國防委員會，全國的資源都被吸納在里面，當時準備做各種資源、礦產的勘探，也吸納了大量留學、懂技術的知識分子進來，為抗戰效勞。但一直有自由派的知識分子認為中國不能和日本打。國民黨推動工業化的意志并不堅定。

　　因而，近代以來，我們雖然提出過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工業救國，但中國的知識分子長期糾纏在政體里，更長期地糾纏在東西文化的比較中，一代最聰明的頭腦糾纏在軟塌塌的概念中。理論是混亂的，但情緒是清晰的。一個驕傲的民族把自己的歷史文化看得一錢不值。這個民族的自尊心在哪里?沒有自尊心的話，自信心在哪?一個一無是處的民族如何向西方學習?反過來講，若背負了傳統太多的包袱，又該如何向西方學習?這兩種情緒都沒錯，但辯論的方式是糾纏于“文化”概念——據說當時有一百多個類似概念。這些概念是能討論清楚的么?

　　(二)如何理解百年激進思潮

　　1949年后，我們首先要實現的目標仍然是百年中國夢的追趕——有一個典型的詞叫做“迎頭趕上”。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就是要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批判“大躍進”很容易，但必須認識到，這種激進思潮不是毛澤東獨有的，可以說這種激進思潮是貫穿中國整個近代的。

　　毛澤東提出要“超英趕美”需要十五年，后來縮短到十年，參加了莫斯科的會議后說只需要兩三年。這種急切的心理不是他一個人的。康有為在《日本政變考》的序里說：只要按照日本的方法，實行君主立憲制，三年小成，五年可觀，八年十年可與列強并駕齊驅。這也是“十年論”。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說：十年之內建成10萬英里(約合16萬公里)的鐵路。現在中國的鐵路才9萬多公里，解放戰爭后留給我們的鐵路也只有2.8萬公里，其中有一多半還是俄國、日本在東北建造的。孫中山對中國工業化考慮之簡單讓人唏噓。1913年議會民主制框架下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大勝，宋教仁當時也說要在三五年內可以與列強并駕齊驅。

　　我們現在可以說，近代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現代化任務的繁重性與復雜性，歷代的政治思想家與領導人對此都缺乏充分認知，都把迎頭趕上的時間縮得太短。但不要以為這是歷史中的力量，是先賢的錯誤認識，如今還不是這樣么?我們這個民族很焦慮地等待新的產業部門出現，生物啊、新能源啊，等等。這個動力就在于我們錯過了第一次、第二次產業革命，現在新能源等出現了，我們要一步趕上。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急迫。這個現象是需要解釋的。我的解釋是：第一，中國人確實曾經非常闊氣，我們一講就是三千年文明。這是高度的驕傲、自負。對華夏絕對有信心。這種心理早在周秦以來就建立起來。第二，這個驕傲還被牢牢地記住。所以近代落后、積貧積弱所積攢的氣，比所有民族國家都強，激起了迎頭趕上的氛圍。我認為，“迎頭趕上”的思想是中國后來所有激進思潮的總根源。而每次激進主義的預期失敗，并沒有平息這股思潮，反而是認為前面的人還不夠激進，后面的還要更激進、更徹底。

　　當然，在百年激進中，不是沒有保守的思潮。在近代思想中也有堅持以農立國，排斥大工業的。在中國這一派很少，但是在印度，這一派有很大的市場，比如甘地。甘地的整個建國思路和尼赫魯不一樣(如果甘地在世時間更長一些，印度的工業化就會更曲折)。《甘地自傳》里講到了他和印度一位紡織廠主的辯論。甘地的意思很清楚，一個英國的工業化就把全世界攪擾得不太平，為什么還要那么多的工業化呢?

　　在所有非西方國家都有這種保守思潮。我們現在不要認為它是徹底保守主義就批判它，它在當時是有根據的——因為它考慮的是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狀態。如果走向現代工業，這種生產方式就要被肢解。肢解過程中釋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怎么安排?甘地看到這個問題，因而鼓吹家庭紡織業。這就是他的經典形象。當然他這么做也考慮了印度的物質條件：因為印度比較熱，對于紡織品的需求比較簡單。甘地鼓吹家家有紡織機，自己解決穿衣問題。從印度當時的生活來說，從暫時的情況來說，是有道理的;但是長遠來看，如果真的按照甘地的設想發展，在西方已經工業化、已經軍事現代化的條件下，即使印度獨立了，能夠改變當時挨打的命運么?如果所有非西方國家如果不走軍事工業化的道路，它能維持自己民族的獨立嗎?能改變被侵略挨打的局面嗎?印度是這樣，中國這個被半殖民地化近百年的國家也是這樣。

　　在中國，選擇這樣一條保守的工業化道路的可能性也不是一點沒有，當時研究工業化的人物吳景超在《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中就這么設想過。這本書出版于1937年，他認為從農業國到工業國也沒有問題，解救農村之路在于“都市工業化”，剩余勞動力進城打工，緩解農村勞動力和土地壓力。但盧溝橋事變以后，他就改變了思路，明確意識到中國的工業化一定是重工業優先、軍事工業優先。此后，他到德國、蘇聯考察，更加確定。保守的工業化道路在現實面前，也讓位于激進思潮。

　　毛澤東說“大躍進”不是他的發明而是孫中山的發明，這是有道理的。“迎頭趕上”這個詞是孫中山創造的。最早出現在1905年同盟會創立后孫中山辦的《民報》上。1905年后，在《民報》與保皇派創辦的《新民叢報》兩份報紙上，開展了關于革命還是改良、共和還是立憲的辯論，形成了各自的理論。保皇派的理論是進化論，先從君主專制，再到君主立憲，最后到民主共和，這是不能逾越的。孫中山為了批這個進化論，提出“迎頭趕上”。他當然也認為民主共和是好的，不過他不同意進化論：你跟在人家后面是不能趕上的，要迎頭才能趕上。

　　甲午中日戰爭戰敗，孫中山認識到搞軍事工業、搞器具不是西方強大的根本原因，政體才是核心;但當時中國已經沒有時間思考西方政體的歷史發展脈絡，也來不及去思考有著自身豐富經驗的中國政治應該如何與之對接，立即要改。不立即改也不行——不富強就會被瓜分，要富強就要改變政體。因而，我們是在面臨被瓜分的緊急情況面前，要引進更好的政體。在政體上有兩個爭論：一是君主立憲好還是民主共和好。到1908年西太后和皇帝都死了，君主沒了，君主立憲派自動就敗了——一種理論不是在辯論中被駁倒的，它是在強大的歷史現實前失敗的。如果當時皇帝和西太后都還在世呢?我估計清王朝要崩潰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平心而論，清朝的幾百年統治人民大體上都是接受的，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比明朝做得好。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更加仁政愛民，直接的農業稅一直沒有增加。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和西方打敗仗賠款，它寧愿賣官也不愿意加農業稅。

　　我很贊同孫中山的判斷，不迎頭趕上是不能趕上的。因為中國積貧積弱，元氣還沒有恢復，你跟在別人后面跑，要跑的比前面的人還快，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別人在前面跑會犯錯誤走彎路，那我們可改彎取直。所以迎頭趕上要等待別人犯錯誤的那一次。但即使你這樣趕上了，別人趕上你也容易的。“迎頭趕上”帶來的悖論很明顯——西方強所以跑得快，我們弱所以跑得慢;現在跑得慢的人要跑得比跑得快的人還要快，這是個悖論。這確實是我們近代的一個重大的悖論。這兩個判斷同時為真又恰好相反，是辯證的。如果說一個判斷100%真，另一個判斷100%錯誤，那思想的選擇就太容易了。在一個民族發展的一個階段中，它的真理是分裂的。當兩個對立的判斷都構成一個真理，這個民族就陷入了漩渦中。漸進論、進化論有它的道理，“迎頭趕上論”也有它的道理。只不過在激進的民族心理中，迎頭趕上成為主流。迎頭趕上論、跨越式發展論、超常規論，都是一個意思。三十年改革開放可以說是一個大躍進，只是它的后果沒有原來那么嚴重。這可以說是一次接近成功的大躍進。

　　(三)社會主義平等也是內在的訴求

　　在毛澤東時代，國家主導最極端的形式就是計劃經濟與公有制。它同時要完成兩個歷史使命：一個是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一個實現社會主義平等、消滅階級。而這兩個任務實際上是有矛盾的。

　　工業化既需要實現產業資本積累來實現擴大再生產，也需要對生產流程的監控來保證工業品的治理和提高生產環節的效率。要實現資本管理和生產流程監控，客觀上需要大量的企業經營者、管理者和中層職員。而經營者、管理者和中層資源的存在，又必然反過來強化一個企業內部的等級制結構，就像“泰羅制”所揭示的那樣，這是由現代大工業生產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隨著工業化的深化，企業經營者、管理者和中層資源無疑會不斷擴大，不僅進一步加深企業內部的等級制結構，也在社會結構帶來階級不平等的“復活”。

　　這兩個任務現在看來絕不是毛澤東那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毛澤東在1958年用大躍進來解決第一個問題，用文化革命來解決第二個問題，可以說都失敗了。但這兩個問題都是真實的，都緣起于中國的近代。工業化如此，平等也如此。我們一直把孫中山看做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其實他哪里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哪里有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害怕資產階級革命的后果?他害怕什么?害怕分化。1905年他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他提倡節制資本，即擴大國有資本在經濟上有主導地位。

　　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西方勞資階級的沖突，深深地震撼了中國的知識階級。他們看到了西方是強而富的，但是貧富分化卻極為嚴重。一戰以后，這個震撼就更為普遍了。避免中國走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可以是某種基本共識——只不過在不同的知識分子那里社會主義有不同的形式。但不管怎么說，社會主義是個“好詞”，是要避免工業化帶來的嚴重的貧富分化。

　　承認西方的強和富但是拒絕西方的貧富分化的第一人，還是嚴復。嚴復最激進的、最重要的四篇文章——即1895年在天津《直報》上發表的《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差不多完成了自由主義與啟蒙的基本立論。嚴復認為自由、民主是西方富強之根，但是與此同時，他就已經看到西方強則強矣、富則富矣，貧富分化嚴重(《原強》)。這也為他最后轉為儒家埋下了伏筆。他認為在儒家的“三世論”里，最好的是“太平世”。“太平世”里面有幾條是西方做不到的。第一條是“家給人足”。儒家的社會理想沒有那么高，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小康即可。第二條是 “貧富不相懸殊”。古人講如果貧富相差十倍則相順，“百倍相仆，千倍相奴”。貧富懸殊會引起社會地位和社會結構的變化。這是儒家社會主義的核心。孔子講“不患寡而患不均”，講的就是有差別但不能太懸殊，以至于富者可以凌辱貧者。第三條是“刑措不用”。這是比較高的境界，就是有法律監獄但不用。第四條是“比屋可封”，就是指“雷鋒”很多的意思。按這四條去看西方，西方并不理想。后兩條和前兩條是有關系的。家給人足、貧富不相懸殊，而后才有法律和道德效果。當然，“倉廩實而知禮節”是儒家一種論述，儒家還有一種說法是“飽暖思淫欲”。改革開放告訴我們，“飽暖思淫欲”比“倉廩實而知禮節”更真實。古與今的最大文化差別(不論中外)是看到每個個體情感當中的欲望(物欲)，要限制欲望，就是要修身。而工業化以后，資本主義則強調個體，強調利益，認為欲望的實現就是滿足。它的優點是鼓舞人競爭，使得財富大量涌現，缺點是人與人關系的高度惡化，也帶來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嚴復后來非常強調教育，引進斯賓塞的德育、智育、體育，后來逐步成為我們的教育目標。他認為如果教育不行、教化不行，所有的政體都是表面的、膚淺的。

　　近代的革命家與思想家，對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分化都表現出相當的警惕情緒。對于中國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而言，他們一方面因為“開眼看世界”而擁有了較為廣闊的視野，了解進步與變革的歷史潮流;另一方面，他們在少年和青年時代所奠定的知識基礎依然與傳統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在觀念層面依然堅持著中國知識精英一直追尋著的“大同理想”。

　　改革開放以后，在計劃向市場轉變的過程中，同時發生的是公有向私有轉變。只要計劃向市場轉軌，所有權必然隨著市場的變動而變動。這點馬克思講得很清楚。私有制和市場相比，我認為市場更具有決定性作用，所有權隨著市場的變動而變動。我們用三十年的經驗才知道市場的厲害——它的經濟效應、社會效應、文化效應、心理效應是無孔不入的。現在我們的國有企業，其實是國有資本。國有企業與國有資本是不一樣的。國有企業當中，勞動者和國有財產固定結合，廠長幾乎沒有資格解聘自己企業的勞動者;現在的國有企業則是以國有資本的形態存在，勞動者普遍雇傭化。在普遍雇傭化的市場中，人也成為商品，所謂“人力資本”。這個詞說的那么直白又讓人反感。康德說“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我們只能妥協，人既是目的本身也是手段。人是供自己用的手段，你出賣勞動力換取貨幣。人也是相互利用的手段。現在人利用自己勞動力不夠，還利用自己的器官與身體。在市場經濟面前，很多倫理顯得很無奈。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把歐美、日本70、80年代的“先進”技術設備引入中國，逐步淘汰了40、50年代的蘇聯技術和仿制蘇聯的技術，這樣使整個中國的裝備制造業技術水平提高了一個檔次。當然，依附在原來的計劃經濟工業體系下的工人階級，隨著設備的逐步淘汰也被淘汰出去了。

　　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以及公有向私有的轉軌，整個生產方式也悄悄地轉型，帶來了分配方式的轉變，帶來了階級、階層的重新形成。這個在黨的官方文件中也已經默認了。十五大文件中說的是按勞分配為主、按要素分配;十六大文件具體分了許多要素，勞動要素、資本要素、技術要素、管理要素等，每一個要素就是一個階級。資本要素就是資本家階級，技術和管理作為要素它是中產階級的來源，勞動作為要素就是勞動階級。這里還有一個新的、特殊的階層，就是家庭承包制下勞動者直接和自己的土地相結合而來的小農階級，他們的子弟轉化為農民工。農民工怎么定義非常復雜。這里面還沒有提土地要素和權力要素。如果將土地作為要素，那它的增值部分如何分配?從來是一筆糊涂賬，其實這是貧富分化的重大來源之一。權力作為一種要素也參與分配。這里指的是權力私用作為要素。不同的要素按要素獲得相應的報酬，就是一個階層。各個要素之間的力量配置使各個階級獲得的份額不同。社會主義的平等，就是消滅階級的平等，可以說這個希望落空了。

　　三、目前處于工業化道路的什么位置?

　　中國目前處于什么樣的位置?中央的判斷是——我們離我們的目標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近。我認為，至為關鍵的尖端技術的全面突破就在今后二、三十年。技術分為尖端技術、先進技術、成熟技術和衰敗技術。這些都來源于西方。如果我們國家的技術水平永遠處于西方發達國家衰敗或者成熟技術的層面，那設備的更新只是加快了西方國家的折舊，促使它投入高端技術研發的動力更強。目前，中國到了先進技術向尖端技術突破的時候。技術是買不到的，因此我們要獨立地自主創新，向尖端技術突破。這個全面突破需要二、三十年，主要是重裝備業和材料工業。比如大飛機，是整個工業體系達到先進體系的標準。

　　現在令人憂慮的就是，在這個關鍵的追趕過程中，國內矛盾集聚;并且，如何對這些矛盾做判斷，也是眾說紛紜。如果對這些矛盾的處理不恰當，會不會導致不可收拾的結局?如果現政權無力加以穩定，那么我們趕不上、甚至衰敗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不能掉以輕心。

　　在即將追趕上的這個階段，是最困難的。因為前有攔堵，后有追趕。勞動密集型產業隨時可能走投無路，這是“后追”;買不到先進技術，全面封鎖，這是“前堵”。在全面趕超過程中，前堵后追若不能突破的話，就是我理解的 “中等收入”的陷阱。這一代人對這個形勢要有清醒的認識。

　　改革開放后解決了兩大問題，第一大問題是吃飯問題，第二大問題就是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現在看基本解決了(說是“基本”解決，是因為我們把大量青年人搞到大學里去)。但在城市化過程中，新的問題又在產生了。比如，如何安置兩億多的農民工?這個經驗在世界史上沒有先例可循。在發達國家早期，在后發國家如印度、南美等，都產生了大量貧民窟。中國要在不造成貧民窟的情況下，把農民工安置在城里，使其有穩定的就業、體面的住房、一定的保障。這可以說是目前中國最為尖銳的問題。單說外來人口的子女教育問題這一件事，就很棘手。2007年以前，上海外來人口的孩子被分散在農民工自己的學校里，脫離了義務教育。2007年以后，上海制定新的政策，提出兩種辦法：一種是把外地的孩子安置于當地的公辦學校中，另一種是財政資助那些收納外地孩子的民辦學校。當時這三、四十萬的外地孩子需要3800萬的財政支撐。這個問題剛解決又產生了新問題：農民工子弟在公辦學校里分不分班，分不分校?義務教育結束后，農民工子女能不能參加中考?如果允許參加中考的話，那也應該允許他們參加高考。但上海市民激烈抗議，說這樣做的話外來人口就占用太多本地人資源。如果不允許他們參與中考，他們就得回到原籍地，教材不銜接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此外，外來人口子女教育還有幼兒入托等問題。公辦的托兒所投入大、門檻高，于是“黑托”出現。這有辦法解決么?其實，但凡勞動力導入的地方，就會有農民工為農民工自己建立起來的復雜的低端市場，囊括了食品、餐飲、旅館、教育、醫療、交通等方方面面。因為他們工資低，要降低消費標準，要把節省下來的錢來寄回家蓋房子或供養孩子。這個市場的特點就是價格之爭。當價格壓低到一定程度時，大量偽劣商品就充斥市場，而我們的工商標準是照搬西方的，標準太高;小的工商業主不可能登記，只能是運動式管理。新的問題層出不窮。

　　近幾年國家擴招后，又產生700萬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理論上這些畢業生應進入中等收入階層，但目前能提供的中等收入的職位還沒有那么充分。在市場經濟下，要想擴大中間階層，第一要實現產業升級。由勞動密集型向中高端轉換，這是產生中產階級職業的先決條件。第二是政治意愿。

　　現在提出的中心任務是“創新驅動，轉型發展”，對此我有兩個判斷：第一個判斷，能不能完成創新與轉型，就是能不能正常崛起、與西方并駕齊驅的關鍵;第二個判斷，如果真的完成了追趕，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二百年東西方歷史的敘事要被改寫。真的到這么一天，改寫是需要語言的。我們要隨時為這種語言做準備。如果從自然科學來看，要做好的是替代技術，尤其是進口替代尖端技術的突破。那么對于從事文科研究的人來說，在這個歷史階段的任務就是要重建自己的“話語”。

　　中國知識界對這個歷史時刻沒有準備，西方知識界反而起了變化，比如說溝口雄三。他的著作《中國的公與私》、《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等，其實是寫給日本人看的。甲午中日戰爭以后，日本對中國是俯視的。但隨著中國崛起，中國知識分子不再仰視日本，而變為平視、甚至俯視，很多時候還把日本當作教訓，因為1990年以后日本的經濟就趴著不動了。現在我們對日本不是仰視，是俯視。日本對我們也是俯視。這兩個俯視誰對?溝口雄三看中國發展的這幾十年：第一，不能以西方人觀點看問題，而要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第二，要以中國為方法。以中國為方法的意思就是以中國為標準。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是以中國為中心、以西方為方法的。什么時候以中國為方法，至今沒有答案。所以我們要討論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是討論不下去的，因為要討論中國道路，已經有既定的方法在那里、有既定的標準在那里。用既定的方法與標準是無法討論新事物的。此外如馬丁·雅克《當中國統治世界》，他也提出不以西方為中心，以中國為中心來考察中國整個的近代運動，尤其是當代三十年。另外一位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理解中國》中同樣提出這個問題。德國前任駐華大使賽茨《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也對方法論提出批評：西方人以西方為中心、用西方的概念、標準看中國屢屢出錯，西方也因此付出很大代價。

　　因而，我們必須要以中國為方法，把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放在六十年的發展脈絡中，把六十年放在整個近代史當中，放在整個的歷史長河中來考察。這種思維方式是有效的。可惜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缺乏這種自信，他們依然陷在五四之后的模式中，以西方為標準、以中國為衡量對象。什么時候可以以西方為參考、以中國為標準，更準確地觀察中國事物?我認為這是年輕一代人需要完成的使命，也是老一代人向年輕一代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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