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錦清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

　　坦率地說，我并不是很有資格談這個題目，應該是研究經濟史的人來講工業化的問題。但這個題目具有挑戰性。我把我不太成熟的思考先講一講，也求教于大家。

　　這個題目實在太大。“后發工業化”，誰是先發?嚴格地說，先發就是英國。英國是“自發”(或者“原發”)的工業化國家。其他的，比較英國，都可以說是“后發”。 英國工業革命即將完成時，法、德、意、美等，要么在革命，要么面臨統一的任務。只有完成這些政治任務后，它們的工業化才逐步啟動。

　　如果我們籠統地把英、法、德、意、美看作第一波先發工業化國家，那么所有非西方國家，都可以說屬于后發工業化國家。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道路問題，可以說是嵌入到整部世界近代史的大問題。我個人沒有這個能力處理這么大的問題。在這里，我主要結合中國工業化的過程，并以印度作為一個參照背景，談一談中國作為后發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幾個基本特征，更為重要地是要談一談如何從后發國家工業化的視角來看中國的近代史與思潮。

　　一、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幾個特征

　　（一）“被”而能動　　

　　中國工業化的第一個特征是“被”而能動。首先，中國是“被”工業化的。一句話，中國是被打入了近代。如果不被“打入”的話，按照多數學者的觀點，中國還在自己的王朝循環史中運動。它不太可能通過內部的力量、自己一步步地完成向近代化和工業化的轉軌。“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指的就是中國不能按照原有的軌道和秩序發展，被迫進行了“開放改革”。開放，是指對外開放;改革，是指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都必須適應開放的情形而進行改革。這與1978年之后主動性的“改革開放”正好是相對立的。

　　中國工業化的啟動是被動的。當然，“被”，而能動，就不錯。“被動”工業化啟動的時間大致可以確定為1865年江南制造局在這一年創立,太平天國運動也是在這一年處于潰敗。

　　洋務運動的領袖們，如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對于工業化的啟動是有共識的：不買西方的產品，而是買機器，買制造產品的機器。中國“被而能動”的工業化之路是從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開始的。我們甚至也可以說，所有非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都從引進西方的技術設備起步。

　　（二）以軍事工業為先導　　

　　1、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冷兵器遭遇熱兵器

　　第二個特征，中國的工業化是從軍事工業起步的。

　　在當時，最直觀的經驗就是武器不如人，戰場上一敗再敗。洋務運動的領袖們深刻意識到冷兵器對抗熱兵器的劣勢(這些詞是后來的詞，但認識是洋務派的認識)。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差不多是面對面的戰爭。箭和弩雖可遠距離攻擊，但最多也就200米內具有殺傷力。西方洋槍火炮可遠程射擊，還沒等你看見敵人，就已經被致于死地了。長矛大刀怎么去應對堅船利炮? 西方已經進入熱兵器時代，而中國仍使用冷兵器作戰;而且制造熱兵器的整個技術，中國無從知曉。恐懼是從這里開始的。

　　所謂“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在當時的具體意義就是中國人碰到了此前未曾見過的戰爭形態。之前的戰爭，多為北方農耕與游牧民族之間的對抗。漢族人在長城內外遇到的是騎在馬背上的敵人。在那之前，春秋戰國的中國人是在戰車上作戰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開始，轉變為可以騎在馬背上作戰。這是中國文化史、軍事史以及政治史上的大事。

　　到了清末，更重大的變革出現了——冷兵器遭遇到熱兵器。恩格斯說過，火藥的發明和炮兵的形成，是整個歐洲封建制度壽終正寢的主要原因。沒有炮兵的話，歐洲封建主的城堡足以自衛;有了炮兵，摧毀城堡易如反掌。這時，中國人碰到的正是西方工業化以后的現代軍事裝備。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面對面的戰爭從此就變成了遠程戰爭。“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具體指的就是這個內容。這是擺在中國人面前最重要、也是最緊迫的問題。正是因為問題之急迫，決定了中國不能像西方國家一樣從輕工業起步，而必須從軍事工業開始。

　　2、農-輕-重與重-輕-農

　　西方傳統的工業化道路，第一步是輕紡工業，是從容易機械生產的輕紡織業開始。

　　在英國最先突破的就是棉花紡織業。這個突破表現在英國完成了家庭手工業到工廠手工業再到機器大工業的生產過程。隨著海外擴張帶來的原料與市場的開拓，需要改進棉紡的方式。珍妮紡紗機應運而生，手紡變成機紡，一個人紡一支變成同時紡多支;紡紗技術提高之后，織布的技術也就需要提高。紡紗與織布率先機械化，這是工業化的第一步。而后，大約是在1763年左右，同類的機器組織在一起，工廠就建立起來。馬克思把工廠制度的形成看成是工業化的開始。工廠形成之后，首要的問題是動力從何而來?英國優勢在于，雨量豐沛、河流短促且數量較多，正好可以利用地勢落差形成水力，為機器提供動力。因而，起初英國的工廠只能建在有落差、能產生水能的地方，由水力帶動大機器。歐文的棉紡工廠就設在深山老林里。用水作動力的話，工廠就是高度分散的，不可能有城市化。因而，對機器動力的需求推動瓦特發明了蒸汽機。1780年前后，蒸汽機進入紡織廠。蒸汽機作為新動力的代表，特點是方便移動，因而，工廠就可以在港口、尤其是在水陸交通方便的地方選擇廠址。此類工廠集聚，就形成了現代工業城市。

　　傳統的城市一般來講是行政中心和軍事中心。比如，中國古代的“城”是行政中心，“鎮”是軍事中心，宋以后“城”、“鎮”兩詞模糊起來，可以合用。“城”里有很多人消費，“市”大規模向城浸入，城、市逐漸合流。從宋代開始，破墻開店成為普遍現象——這就是《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情景。城市的消費，來源于直接的和間接的農業剩余。它通過兩個渠道：或者是地主把地租帶到城市里去消費，或者國家通過農業稅將財富集中在城內消費。這樣的城市的規模不可能太大。只有城市自身有生產力的時候，城市的規模才可能擴大。中國純商業的城市，據我所知是在明中葉以后，尤其是白銀資本進入之后。白銀大規模的輸入到中國，資本的流入促進了商業城市的發展。而現代城市一般是工業城市。工業城市則有工廠的集聚產業工人的集聚、、工業資本的集聚及消費的集聚等。這是現代城市。也可以說，工業化推動了城市化。

　　輕紡工業的突破確實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工廠制度隨后擴展到其它生產領域，最終擴展到農業領域。其中的利弊我們先不討論。輕紡工業在英國的第一次突破確實是人類整個經濟史上的奇跡。這個奇跡在馬克思的敘述中是必然的。但現在很多人研究認為，這可能是一個偶然事件。首先，手工業轉化為制造業，如果完全依靠國內市場的話，一個制造業發展起來，相應的手工業就被摧毀，這就使得工業化必然依賴于廣闊的海外市場。在這個意義上，說工業化即全球化，一點沒錯。工業化必然伴隨全球化，伴隨著向外尋找原材料和拓展消費市場。工業化必然依賴本國之外的更大的市場來滿足本國制造業的輸出需求。其次，工業化對于動力有著極高的要求。要用蒸汽動力，就要消耗木材，所以英國工業化初期的生態破壞是全面的。而英國又遇到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是其煤炭埋藏淺，容易開采，煤炭資源很容易開，動力就解決了。在這些條件的綜合作用下，英國的工業化從輕紡工業起步，迅速過度到制造紡織機器的重工業，很快進入鋼鐵時代。重工業也包含了現代軍事工業的興起，推進了海外擴張，攫取海外的原材料、拓展更大的市場。

　　像英國這樣的先發工業國家，他們的順序是農業，到輕工業，然后到重工業。但是非西方國家不是這樣的。因為他們面臨的是西方的殖民入侵，需要“師夷長技以制夷”。“長技”指的就是軍事重工業，優先順序是重-輕-農。從重工業開始就面臨一個問題，大量的資本從哪里來?如果以輕工業為主，農民把棉花賣給企業，企業把布賣給農民，那輕工業的產品回到農村市場中去。當然，在資本介入的情況下，工業品和農產品有剪刀差，對工業有利，對農業有損。但輕紡工業還是可以通過市場在城市和農村構成一個循環的。如果跳過輕工業，直接開始重工業的話，那就只能從農村提取剩余了。

　　洋務運動一展開，就面臨錢從哪里來的問題。中國的“一五計劃”也面臨這個問題。能一直從農業去汲取嗎?它可持續嗎?

　　(三)國家主導

　　后發國家始于重工業的現代化面臨一個可否持續的問題。這直接導致了后發國家工業化的第三個特點：國家起著關鍵的作用。

　　1、日本與印度的經驗

　　英、法等先發國家如國的工業化是市場主導的。但這也不是像自由派經濟學家講的，政府越小越好，政府也是參與經濟活動的。越后發，政府的參與力度越大。比如，德、日。德、日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國家的作用就很明顯。

　　比如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迅速走上了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化道路，很快就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日本工業化的資金，最開始也主要來源于農民，提高農民的稅收，也就加重了農民負擔。有人統計過，從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這些年，日本的農民起義一共有130多次。因而，日本也不能完全依靠搜刮農民來完成工業化。所以，日本從1874年開始入侵琉球，1884年又開始進攻臺灣。1895年，通過甲午戰爭，日本又從中國搞走了兩塊版圖——臺灣和朝鮮(朝鮮當時是中國的屬國)。日本把它們當作“次國土”來經營，對臺灣的開發力度就比較高。然后敲詐了2.3億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清政府一年財政收入的3倍，相當于當時日本財政收入的8倍。有了這筆白銀后，日本的現代化資金到位了，大量投資軍事工業。沒有這兩場戰爭，不會有日本的崛起，不會有日本的“脫亞入歐”。

　　再看一下印度的情況。印度建國后，重要的戰略部門都是國營的，國營的成分很高，國營之外的還有私營部門，在農村建立的合作部，即三種經濟形式并存。1948年，《工業政策決議》將印度工業分為四大類：第一類軍工、原子能、鐵路，國營的。第二類，煤炭、鋼鐵、飛機、造船，主要是國營的。這兩類產業中原有的私營部門仍然保留，與原來的私營業主妥協，但新增的一律國有第三類，國家計劃管制的工業，像汽車業、拖拉機、機床、重化能源工業。三類之外，輕紡工業、小工業，可以私營，但有很嚴格的審批制度。當然這個布局后來也出了很多問題。農村的農業、小手工業，建議走合作化組織道路。這條路根本沒有走通。這種經濟形態一直持續到八十年代中期。印度也是國家主導的發展戰略，也出現與中國類似的問題，難以持續、經濟失調。

　　2、為什么從新民主主義跨越到社會主義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與印度有相似之處。中國原來的設想是走一段新民主主義道路，再進入社會主義。原來預期這個過程大概會有10年到15年。但為什么后來這么短，1953年就結束了?1950-1953年，到底發生了什么，讓中國急劇的地轉向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有幾條原因。

　　首先是新富農起來了，農村貧富分化開始。1950-1951年黨內有一個辯論，即土改后的重新分化論。共產黨最怕的就是分化。在今天，在最怕分化的共產黨的治下，三十年來在我們眼皮底下發生了最為嚴重的貧富分化，這也是一個奇跡;而且，中國人大體還是接受了這樣的現實，雖然部分左翼非常不滿。

　　第二，更重要的是，要通過集中土地集中起來，加大對農業剩余的提取，推動工業化。土改以后，把地主的七億畝土地分給農民，同時也把附著在土地上的地租也分給了農民。農民的生活是得到了改善。所謂“改善”，就是以前以雜糧為主的、半饑餓的狀態，變成了現在稍微吃飽了一點，半個月或一個月可以多吃一次白饃。這多了的“白饃”，就是一部分原來的地主地租。

　　原來地主收取地租，自己消耗一部分，另一部分就作為商品糧提供給城市。現在把地分掉，就是把地租分掉，也是把商品糧分掉了。農民的生活改善了。城里人的商品糧就銳減。當時城市需要多少糧食?大概700億斤。當時城里糧食主要通過農業稅來征收的。把土地分給農民了，農業稅就是比較重一點，農民也就接受了。當時大約在12%—15%之間，雖然已經很高了，還是比普遍地交給地主的地租要低。

　　農業稅當時主要征實物——糧食。全國86%的土地是種糧食的，農業的主要產出是糧食。即使是1956年糧食生產較高的水平，糧食總產量超過了3000億斤，但是面對城市700億斤的需求，糧食稅缺口還差300億斤。有幾種方法：第一種，去農村搶。這一方式列寧采納過，在前蘇聯以戰時共產主義的方式實施過;這個在中國行不通。第二種是用錢買。但是當時就是以農業為主體，沒有錢收購。為了保證城市的糧、油、棉等的基本供給，就只有把農民組織起來，在農業稅之外，進行統購統銷。統購統銷是一種隱蔽地將農業剩余向城市、向工業輸送的渠道。這就是要搞農業合作化的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1950年的朝鮮戰爭后，對軍事現代化有著急迫的需求。經過這一次戰爭，共產黨痛感沒有軍事工業。雖然解放東北的時候，留下了一些日本的軍工產業和技術人員，但總體上還是嚴重不足。共產黨奪取天下的武器裝備基本上是在戰場上爭奪而來，沒有建立自己的軍工產業。有一首歌叫做“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這句話說的不錯。假如共產黨的武器軍事裝備是自己制造的，必然要增加自己統治區的農民負擔，共產黨就無法在那樣的土地下生存。整個昂貴的武器裝備不在解放區生產，沒有增加解放區的負擔，再加上官兵比較一致，就是大家都過得比較清苦。這是共產黨在解放區生存下去的基礎性條件。而國民黨的武器裝備，一部分自己生產，一部分用錢買。錢哪里來?當然是搜刮來的。搜刮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直接搜刮，一種變相搜刮。抗戰以后，逃到重慶，直接搜刮不到了，就只有變相搜刮。抗戰中期以后，大量依賴于印鈔，通貨膨脹越來越大。國民黨的失敗原因之一，就是無力裝備一個昂貴的現代化軍隊。

　　中國自洋務運動開始的工業化，首先迫切需要的是軍事現代化的成本。現代化的第二個成本就是教育。過去讀四書五經，教育成本不高;盡管這樣，窮人家讀書也要依靠宗族。比如清代大學問家戴震就依賴宗族的幫襯。新式教育起來以后，尤其是1905年廢除科舉后，建立新的學校以后，教育就昂貴了，教材很昂貴、師資很昂貴、校舍也很昂貴。中小學校舍問題不大，清朝下令把祠堂、廟宇、道觀征用來做校舍。但是大學由國家組織，把學生輸送到新式學校，成本就很高。這些成本落到地富階層和工商階層的身上，這些階層的子女就優先進入新式學校、優先留學。所以中國的這批現代知識分子的來源與這些階級有很大關系。這些學生畢業后由于沒有足夠的現代部門吸納他們，常常大量進入軍隊。新軍的中低級官員，大多和這些階層有很大關系了。

　　第四個因素是在朝鮮戰爭中，中國和美國直接對陣，中國要發展現代工業，得到了蘇聯的幫助。1954年-1958年，赫魯曉夫執政，為了拉攏中國，蘇聯比較無私地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工業。張柏春等寫的《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1949-1966)》一書，很詳細地介紹了這段歷史。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很快結束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提出“一化三改”的口號。“一化”是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小農業、改造手工業。這樣就廢除了私有經濟，建立起來全盤的公有經濟。公有經濟的實現兩種，一個是國有經濟，一個是集體經濟。1953—1956年全國完成“一化三改”。到1956年，全國的分散的小農被組織進各自的合作社(高級社)里。這個變動史無前例。但其實對經濟影響不大，糧食產量還是上升的，一直到1958年。1958年8月，毛澤東在山東北園鄉實地考察時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之后，由于毛澤東的威望，人民公社化在全國掀起狂潮掀起。

　　我們講，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都是公有制，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叫計劃經濟。這時的中國工業化徹底由國家主導。在二戰后獨立的其他許多國家，國家主導的能力有弱有強，但也都是由國家主導來推行工業化建設，包括“亞洲四小龍”里的日本、韓國。

　　3、從“先強后富”到“先富后強”

　　國家主導，而非市場主導，是改革開放以后被批判最多的地方。然而，必須要看到，國家主導是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道路的必然選擇。

　　重工業優先也可以表現為“先強后富”的道路。中國統一建國后的工業化有兩條路：如果外部國際環境和平，就走農、輕、重的道路，老百姓日子會好過一點;如果外部環境險惡，老百姓就得勒緊褲腰帶，就迫使中國走上重、輕、農道路。建國后，1953年毛澤東和梁漱溟關于這個問題有過一場大爭論。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一場農民的革命、一場土地革命。農民把共產黨抬到北京，在北京執政，按道理應該讓農民休養生息才是，但是緊迫的工業化任務，恰恰是需要把分掉的土地集中起來。土地經過公社機制，實際上就是國有化了。我們是在國有化的土地上展開新一輪的工業化與新一輪的基礎建設。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速度與規模全世界獨一無二。沒有這么大規模這么快速度的基礎設施建設，就沒有那么大工業化速度全世界資本往這里也是不可能。毛在爭論中所表達的觀點，本質是讓老百姓收緊褲腰帶，先有實力反擊侵略者，結束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然后再來解決老百姓的富裕問題。在毛看來，這叫大仁大義。

　　但毛澤東大約在1955年、1956年開始意識到重-輕-農的難以持續性。他寫《論十大關系》，就是想改變原來的戰略。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尤其是在哲學基礎上，完成了從“革命辯證法”到“保守辯證法”的轉化，回到了傳統儒家的中庸辯證法。革命辯證法講兩點論、重點論和對立轉化論：，重點是強弱可以轉化，弱的可以變強，所以斗爭是絕對的，轉化是絕對的，穩定是暫時的，平衡是暫時的。這就是《矛盾論》的基礎。對于一個處于被統治地位的革命黨，這樣講是有道理。但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中，表述不是這樣的。文中，毛澤東講以重工業為主并占有絕對地位的，這是重點論;他繼續講：如果要發展重工業，那就要優先考慮農業和輕工業。顯然，重點論被悄悄轉移了，兩者要平衡。這種辯證法，我稱之為“保守辯證法”，事實上就是儒家辯證法——兩點論、重點論、平衡論。平衡有保守精神，維持事物的原狀而不是原事物向對立面轉化，就是防止革命。但可惜的是，當時這篇文章并沒有發表，代替它的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右以后，毛又回到了革命的辯證法。

　　改革開放從農村開始，表現為把土地分到農民手中，然后快速提高農產品價格。當時糧食的收購價格提高了50%—100%，而城市的銷售價格卻沒有變。所以，八十年代初農村里出現了新景象，城市沒有什么改變。這樣，國家每年要掏出一、二百億，等于是直接補給農民的，農民的日子當然好過些了。到了八十年代晚期到九十年代初期，隨著計劃生育的強化、農民負擔的增加，才演變為朝野關注的“三農”問題。

　　市場經濟改革后，對于前三十年由國家主導而非市場主導，批判最多。前三十年以計劃經濟與公有制形式完成的國家主導，確實最為極端。在批判的同時，首先要看到，前三十年要同時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實現社會主義平等，本身就有矛盾;第二，國家主導的前三十年工業化為后三十年積累了基礎，這個基礎包括農業基礎、教育基礎以及工業化的體系基礎。沒有前面的基礎，后面的“先富后強”的轉型不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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