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研究中“輝格”解釋的反思

　　——從對“大躍進”的考問說起

　　作者簡介：胡瀟(1947- )，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廣東省哲學學會、廣東省馬克思主義理論學會副會長 (廣東廣州 510006)。

　　內容提要：在關于毛澤東的研究中，諸論馳說，爭訟不斷。如果過分拘泥于往事中的細枝末節，那斷然沒有出路。事件研究圖取深入，問題解釋欲成共識，必須從歷史唯物主義高度審視這些研究和解釋的方法本身。由此，筆者比對曾流行西方的歷史之“輝格”解釋方式，發現它們竟深刻而又多方面地表現在某些人對毛澤東及其經手的那段建國史無原則的非議與批判中。基于此，筆者以“大躍進”事件為平臺，將“輝格”解釋方式、非毛的偏頗之論和還原于歷史真實的毛澤東之評說三者聯系起來綜合審視，借以厘清某些不當之議，以忠于歷史的唯物主義態度對待和解釋歷史。

　　關 鍵 詞：毛澤東/大躍進/輝格解釋/歷史哲學

　　歷史在反復證明，歷史人物因為他們與重大歷史事件、與社會變遷和進程的多面纏繞，尤其是那些思想和行為還與當下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的偉大歷史人物，總是存著與今人一層層剪不斷的復雜關系。他們逝去后仍然像生前一般，受到人們的嚴肅關注而承受一次次的歷史性拷問。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逝世已38載，但關于他功過是非的理論爭訟，卻沒有因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消停，更沒有因為改革開放的勝利推進而走進“歷史”。其中，當然有些歷史遺留疑難尚待進一步厘清，但更多的卻是人們對于歷史問題、歷史現象、歷史人物研究和解釋的方式、態度不同，引發碰撞和沖突所致。

　　本文涉及的“歷史的輝格解釋”概念，或輝格史觀，是英國史學家巴特菲爾德首創的。它指19世紀初期，屬于輝格黨的一些歷史學家從黨派利益出發，用歷史作工具論證其政見，形成一種由現在解釋過去的史學理念。依據巴特菲爾德在《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的分析，“輝格解釋”的總旨是“以‘當下’作為準繩和參照來研究‘過去’”①。但此總旨的貫徹與實現并非抽象的思想演繹，而是由許多具體的歷史敘述方法和事件解釋策略構成的，包括思維方法、理解方式、價值取向和敘事藝術等。后來巴特菲爾德又用“輝格”這個詞來指稱此類科學史觀：即衡量往昔科學家的地位和業績按照他對當今科學建樹產生影響的大小來評價，而不是根據當時他所從事工作的知識背景及其作為去衡量，一概依據現代觀念取人議事。這種輝格史觀，對前人賴以從事研究工作的全部概念和問題的前因后果棄置不顧，非歷史地對待科學史。

　　審視前見，參驗先賢，筆者發現，在關于毛澤東的研究中，一些人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解釋，也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并實行著沒有“輝格”名號的輝格解釋。其中，事關如何正確評價改革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之發展關系的“大躍進”研究，就多方面地滲透著輝格史觀的思想元素和價值方針。筆者以為，欲還歷史及其人物之真實，必須對輝格解釋的“中國化”言說，認真審其謬，揭其弊，糾其錯，借以澄明是非，將毛澤東和初期社會主義建設史的研究回置于唯物史觀的科學基礎上。

　　一、問題歸因的線性化

　　巴特菲爾德談到輝格史觀對歷史現象之成因的尋繹方法時指出：“輝格派歷史學家有時似乎相信歷史中有一個自動展開的邏輯……看不到歷史進程本身塑造了事件的發生模式。”②他們扮演裁定歷史的神明，摒棄對歷史真實及各類重大事件復雜成因的嚴肅敬重和虛心探究，盡管一些人“對當代的政治運動不報任何同情，但他骨子里面的某些東西仍然讓他傾向于對歷史進行輝格式的解釋”③。在輝格派學者那里，歷史變化發展中的今與昔頂多是一個因果直接等當的初級線性方程。歷史上各類事變的復雜成因，問題的是非曲直，統統被一種從當下利害取舍和思維邏輯出發的武斷所節略或舍象了，僅僅留下一些抽象化的好與壞、進步與倒退、文明與野蠻等簡單的評判，否定歷史事件的復雜性、歷史發展的曲折性、歷史變遷的偶然性、歷史結果的機緣性，復雜的歷史成了解讀者任意肢離、縮略、編程的對象。

　　這種簡單化、直線性的歷史解釋方式，在對毛澤東問題的不少研究中比比皆是。譬如說，談論“大躍進”之成因，人們常常指認是毛澤東在勝利面前驕傲自滿，夸大主觀意志和精神能動的作用，不尊重客觀規律，輕率運動群眾所致;有的人說，“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緊密相連，都出自毛澤東的“好大喜公”和急于求成;還有人說，“大躍進”是毛澤東家長專擅作風在經濟生活中帶來的惡果，云云。

　　事情真的如此簡單嗎?答案是否定的。根據許多嚴謹學者的研究，以及大量當事人親身的經歷，在毛澤東領袖任上發生的“大躍進”嚴重錯誤，他確實負有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但把這樣一場數億人參與其中的狂熱運動，僅僅歸罪于毛澤東一人的幾個理念和某些工作作風的失當，的確是一種非歷史的近乎輝格派唯心史觀和歷史實用主義的大謬之論。毋庸說，包括毛澤東在內的所有人的發展理念和工作情緒，多少都是歷史環境和社會遭際的產物，這是唯物史觀的常識之論。事實亦確鑿證明，“大躍進”運動初期毛澤東所表現出來的太急、太熱、太冒、太“左”等方面的情緒和理念，客觀地說，是當時中國的社情、國情、黨情、民情在毛澤東等領袖人物身上扭曲而又集中的反映。正如當年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是“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④。從特定意義上講，“大躍進”中人們盛行的求急、圖快，是當時生產力過于低下而不足以支持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發展要求，對人們形成的危機性擠壓所致。

　　當時我國剛完成社會主義初步改造，毛澤東和黨中央初定的農業發展“先合作化，后機械化”方針，在合作化已經實現的條件下，必然的任務當是在新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支持下，盡快發展生產力，用經濟快速發展的事實去支撐和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去鞏固新生政權。這種理念，完全吻合列寧1923年指出的先變革生產關系，然后憑借新制度支持追趕式地發展生產力的下述思想：“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指建設較發達的經濟、文化——引者注)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⑤但無奈舊中國留下來的社會生產力太落后，長期戰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和國力損耗，新中國建設只能在戰爭廢墟上起步。1949年，我國的鋼鐵產量僅16萬噸，占世界總產量的0.1%。經過艱苦的戰后經濟恢復，到1957年全國的鋼產量也只有535萬噸。鋼產量8年增長了32倍多，已經是“大躍進”速度了，但這種物質基礎不要說難以支持民用和國防工業的快速發展，就是支持1953年實施的156項重點工程建設及其滿負荷投產也捉襟見肘。如此落后的情勢，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強烈地反映到了毛澤東頭腦中。面對滿目瘡痍、經濟殘破、民用凋敝、軍工無著的極度困難局面，他十分憂慮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⑥即使如此，共和國還要面對慘烈的朝鮮戰爭，還要承受鞏固新生政權的種種嚴峻考驗。因此，1953年板門店簽訂停戰協定之后，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盡快富民強國的問題，要把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極度壓抑的建設經濟強國之夢盡快變成現實。

　　自1955年起，毛澤東在不斷受到西方霸權對中國實施經濟政治擠壓的情況下，頑強地生成了一種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民族抗爭意識，形成了一股趕超列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沖天豪氣。一段時間內，他不斷地重復發憤圖強的話題。1956年8月，毛澤東發表了關于“球籍”的著名演講：“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⑦1957年3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提綱末尾寫下一句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恥!”⑧這些言論，真切地反映了當時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和歷史考驗，又如實表露了毛澤東的焦慮心理和應戰決心。從積極意義講，毛澤東已清晰而又尖銳地看到，中國人民必須以經濟文化建設的偉大成就昭告天下，才足以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優越性，才能在國際社會中立足站穩，昂首挺胸。可見，1958年“大躍進”的爆發，實非某人一念之差，有其深刻而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回到當時的具體歷史環境中去認識“大躍進”，我們不妨說，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由結束流血的政治運動進入和平的經濟建設時期工作重心變換的不成功嘗試，是經濟、政治窘境迫使人們做出的無奈選擇，是共產黨的領導者們對七屆二中全會宣示的“進城趕考”愿景之踐履，是他們企求憑借黨的政治優勢和新生政權力量創造社會主義建設奇跡的理想化追夢，也是共產黨學習和領導經濟工作的大演練。當時，全黨和全國人民早已蘊積于心的盡快改變國家積弱積貧狀況的夢想，經過帝國主義施壓與人民共和國抗爭的互動，經過中蘇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競爭乃至利益碰撞的互動，經過國內黨群之間、上下之間各種力量的多層互動，夢寐與熱情相結合便釀成了舉國上下的“大躍進”運動。借用當時的宣傳用語，它真有“排山倒海之勢”，讓人們難以冷靜相向，理性對待。但從歷史真實的角度看，第一代領導人組織“大躍進”，確有幾分歷史悲劇色彩。他們一方面內心升騰著熾烈的強國富民夢，同時又面對著一無雄厚資本，二無先進科技，三無豐裕的資源儲備，四無配套的工業交通設施，要大幅度提高鋼產量，只能動用共產黨的起家制勝本領：廣泛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1958年，毛澤東在視察中曾這樣說過：“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業方面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們把在工業戰線上搞群眾運動，說成是‘不正規’、貶之為‘農村作風’、‘游擊習氣’。這顯然是不對的。”⑨這種在今天看來顯然錯誤的批評，其背后透出來的雖有革命勝利過程產生的經驗主義，但更多的是無奈與勉強的選擇。它既是毛澤東認為只要有了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支持，就可以創造一切人間奇跡這樣的英雄理念，在煉鋼之舉中的實踐表白和悲劇性運用;也是當年人們追求經濟快速增長卻無可依賴而只好運用人海戰術的輿論理據。

　　用與輝格史觀的線性因果思維相對立的、亦與歷史辯證法相吻合的非線性復雜系統思維分析大躍進，只能把它視為在我國這一復雜系統中發生的一種經濟無序化的“熵增”運動。當時國內新政初定、經濟病弱、矛盾眾多，的確積蘊著可導致經濟無序的諸多元素。但把無序性的可能因素變成無序化現實的社會致因，在一個重要方面則是當時我國面臨的復雜國際環境。為堅持獨立自主，我黨與奉行霸權主義的蘇共赫魯曉夫集團決裂。毛澤東從蘇共“老子黨”的政治面目背后，看到的是他們有5000萬噸鋼，4億噸煤，8000萬噸石油等一些引發自我膨脹的經濟實力。但在他看來，這是蘇共領導集團欺侮人的本錢，我們應當藐視和超越!中國獨立自主的基礎，就是經濟和國防的迅速強大。

　　事有固然，機有巧合，歷史事件不乏偶然因素的巨大作用。從1958年開始到1960年，蘇聯援華1300多名專家奉命陸續撤回。這使剛剛向科學進軍、現代化建設只是起步階段的中國“學生”，失去了先進科學技術方面的依靠。本來缺乏現代科技和經濟管理知識準備的中國共產黨人及廣大人民群眾，陡然面臨諸多科學技術及其學習機會的輸入性斷裂，并造成大量“爛尾”工程，猝不及防的沖擊加劇了中國經濟建設的困難。而且，蘇共領導這種大舉撕毀合作合同的侮辱式刺激，更激發了毛澤東等領導人為捍衛共產黨與共和國之政治尊嚴的豪氣，進一步強化了不畏困難、不顧科學性、不計成本、拼搏進擊的悲壯之舉。這種政治應激反應的失穩情緒，還延長了“大躍進”的錯誤，喪失了及時糾錯的時機，乃至廬山會議發生的由反“左”變為反右的錯誤轉向，也是以防止和解決“身邊的赫魯曉夫”、“裴多菲俱樂部”的名義為旗號的。由此誤判，使經濟建設速度失控的病態沒有得到及時治理。此外，1959年以來中印發生的邊界軍事沖突，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構筑反華包圍圈，也給中國經濟這個本來已經有些失序的不良系統，帶來外部環境的惡性作用。系統和環境不能有序而開放地進行物質、能量、信息變換，內部已然存在的“熵增”運動不能在系統的耗散結構中實現有效釋放，導致系統與環境間的惡性互動，提升了中國的經濟乃至社會系統的無序度與“正熵流”。從系統對于外部環境惡變的自調節反應而論，中國的“大躍進”則是一個復雜系統在惡劣環境刺激下發生的不良自組織運動。僅此一點，我們就不能對它進行簡單化的線性歸因思考。由這樣復雜的歷史背景出發，對“大躍進”作一種社會性的非線性復雜系統思考，應當說斷斷不能把其中的一切過錯都歸罪于毛澤東的思想錯誤甚至人格缺陷。“大躍進”之于毛澤東，是他們一代人由革命戰爭快速轉入經濟建設過程中的“試錯”行為，失誤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同時它又讓毛澤東一代領袖集體和全國人民共同承受了災難性的后果與打擊，在煎熬中終于覺悟過來，進行了一系列自我療傷式的經濟大調整。其中態度最堅決、舉措最有方的依然是毛澤東。

　　這些情況表明，一些研究毛澤東的人，像輝格解釋者那樣，僅僅從領袖人物在特定時間或特定事件上所說的幾句話或做的幾個批示，去追尋整個大事件的全部原因，這離歷史的真實有多遙遠!為從學理上弄清這種歷史解釋方式的思維特征和致謬因素，我們不妨重溫輝格解釋的批判者巴特菲爾德對線性思維弊端的揭示，以及唯物史觀的經典作家在同類問題上的論述做番比對。巴特菲爾德認為，輝格史觀之謬在于用主觀構想的概念模式解釋現實歷史：“如果我們在過于簡化的所謂‘觀念史’的范疇內研究問題，或者如果我們將這些觀念擬人化并且認為它們是歷史上自足的能動因素，那么我們就錯了。”⑩國內外一些主觀非議毛澤東的人，正是如此這般用自己設定的某些結論或解釋范式去模塑當年的具體歷史事件，然后橫加討伐。這種解史方法，酷似當年為馬克思所痛斥的用觀念史取代和重構現實史的黑格爾泛邏輯主義：它把歷史上發生的一切變為自己思維中發生的一切。“因此，歷史的哲學僅僅是哲學的歷史，即他自己的哲學的歷史。”(11)奉行輝格史觀的人們首先認為重大歷史事件不是依據現實社會運行的邏輯客觀地發生的，完全是當事者主觀意念的產物。他們刻意否定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原則：人的意圖和意識本身是從屬于現實的，在考察思想觀念與歷史事件的關系中，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社會形態賴以存在的條件，然后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觀點和行為方式來(12)。因此，“我們不能通過把人和個性因素、偶然、瞬間的或局部的事件以及情境的因素統統蒸發掉來獲得歷史的本質”，對于歷史事件的深刻說明不可做簡單的線性因果推導(13)。這些意見，實在是值得那些扼殺歷史本來的辯證法和運行的復雜機制，把“歷史過程畫成一條直線”(14)，主觀任意地戲說歷史者們認真記取的。人們應當從毛澤東與“大躍進”等線性因果關系中解放出來，更清晰、更深刻地把事件和人物還原為歷史的本然。

　　二、敘事語境的當下化

　　筆者對毛澤東研究中輝格解釋進行反思，重要用意就是要從思想方法上破解某些人將改革前后兩段歷史對立起來的形而上學思維。因為以今日之環境、行為方式、價值觀念、思維方法去裁決過去，不管時過境遷，用歷史之罪證明今日之功，似乎今天的輝煌大廈是在歷史廢墟上建起來的，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態度是輝格式解釋重要的思維特征。

　　巴特菲爾德曾經對原生的輝格派這方面的思想方法和敘事策略做過如下描述：以“‘當下’作為準繩和參照來研究‘過去’，是輝格式歷史解釋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一直據此認為，歷史研究應該直接并永遠參照‘現在’。通過以當代為直接參照系的方式，歷史人物會被輕易地歸入到促進或阻礙進步的兩個群體之中。這樣就有了一個非常簡便的經驗法則，歷史學家可以據此進行選擇、拒絕或強調”(15)。依據這樣的參照系，人們必然會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關注、解釋，從語境方面完全把過去與現在混同起來，否認人物與事件發生在屬于過去而非今天的特殊環境中，實為以今非昔。

　　在詰難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之過的言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當時根本不要搞社會主義改造，由新民主主義直接進入市場經濟社會，甚至向民主社會主義過渡有多好，可以避免以后諸如計劃經濟、“大躍進”之類的錯誤。歷史的發展真能讓人們如此假設嗎?答案是否定的。在毛澤東等開國領袖所選擇、設計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立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很多原則性的規定，應是對當時社會歷史發展狀況和要求予以認真審視和自覺選擇的結果。當時的中國，經濟脆弱，在極端仇視新生政權、時刻圖謀覆亡我黨我國的資本主義列強面前，中國已經失去了經過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再進入社會主義的歷史時空。一個在聯合國沒有席位、在朝鮮戰場與帝國主義浴血廝殺的新中國，何以可能得到美英等國讓你平等入伙國際社會的成員資格，從而讓你不做出巨大民族利益犧牲而進入資本主義陣營呢?試想，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建立半個世紀，政治經濟力量已經不容小視，改革開放已有舉世矚目之成就，且與歐美國家形成良好外交關系的時候，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還艱難談判14年，個中道理便不難明白。自鴉片戰爭以來被歷史反復證明了的確鑿事實是：選擇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已經沒有出路!試圖借道新民主主義而進到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只是癡人說夢。

　　對以上由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具體情境所決定的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毛澤東曾經有過明確論斷：“為什么中國的革命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可以和社會主義直接聯系起來，不要再走西方國家的歷史老路，不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呢?沒有別的，都是由于當時的具體條件。”(16)正是具體地、深刻地洞察了這種歷史必然性，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集體，審時度勢，毅然決然地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卓著的今天，回顧和解釋這段歷史，解讀蘊含其中的毛澤東等領袖們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之歷史抉擇的是非曲直時，竟然還有人做著改旗易幟的春秋大夢，鼓吹民主社會主義的烏托邦，這實在太過于難以讓人相信他們研究歷史、評說毛澤東的學術忠誠、良知與善意了。

　　若就復蘇經濟，盡快醫治戰爭創傷，修復民生等經濟發展要求而言，我國當時也必須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并在一段特殊的時間內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這既是為了應對政權初定時期不法資本家操縱市場、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哄抬物價、危害國計民生的挑戰，同時也是為了應對1953年因城市人口快速增長、風雨不順、農業歉收等原因引發的糧食供應緊張局面，國家不得不實行“準計劃”體制的統購統銷政策。這一政策支持了農業快速的社會主義改造，又為全面推行計劃經濟體制提供了物質基礎。自然，相對于當時國家的生產力發展要求而言，統購統銷也有其歷史根據，即統購統銷為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在資本積累方面提供了原始動力。毛澤東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過：“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17)從一定意義上講，統購統銷是應工業資金原始積累之需而行的。它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實行農業積累向工業領域轉移，即以國家定價形式從農民手中低價統購農產品，又低價對城市居民和工業企業統銷，用以維持大工業勞動力的低工資和原材料的低成本，形成工業生產的超額利潤，聚斂國家工業化的建設資金。有人做過估算，農村因統購統銷的“剪刀差”最高可能向國家貢獻了價值70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利益。若按可比價格計算，則大體相當于今天近50萬億元的利益奉獻!這種應緊的政策舉措，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工業原始積累方式，它沒有使廣大農民破產，但讓農民生活艱難。而且，它在黨內生成了一種依靠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解決重大問題、又便捷行事的經驗模式和思維慣性，無疑助長并固化了計劃經濟體制。

　　此外，計劃經濟體制實行之必然，還與我國汪洋大海般的小農自然經濟必須經國家計劃捆綁才能集合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有關，進而在文化傳統的特質中，也隱性地與中國這樣一種深厚的亞細亞社會中央集權的歷史基因相關。人們習慣于由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從秦代舉全國之力修筑萬里長城，到后來開挖京杭大運河，到新中國成立后“大躍進”一億人修水利、一億人煉鋼鐵等國家工程實施，都是在中央政府集權的條件下完成的。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體制中，計劃經濟是政治集權最有效的經濟保障。

　　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空環境來看，我國計劃經濟的實行，與馬克思恩格斯肯定社會主義制度與計劃經濟之天然聯系的論述有關。恩格斯曾把公有制條件下的計劃經濟當作社會新制度的本質特征和勞動人民解放的重要條件加以認定：“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會計劃來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人直到現在受他們自己的生產資料奴役的狀況。”(18)這種見解深深影響了共運史上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幾代領袖們。同時，中國搞計劃經濟與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對馬克思學說的理解和實踐所提供的榜樣示范也密切相關。當時，人們把計劃經濟“同志式的合作關系”對市場經濟“競爭關系”的取代，當作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和優越性之一加以肯定，從而形成了搞社會主義就意味著必須堅持計劃經濟的原則意見。另外，我黨在幾十年的革命戰爭中，以及在根據地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經濟生活方式及其養成的思想傳統，也一定程度地使共產黨領導集體，形成了平均主義的財富觀念和以此抵御資產階級法權侵襲的政治意識。以上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使毛澤東既把計劃經濟當作解決當時民生困難的政治經濟手段，又把它當作人類文明進步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標志看待：“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19)所有這些，都是排斥市場經濟而支持計劃經濟的社會歷史原因。

　　在上述因素構成的歷史環境中，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段時間內實行計劃經濟并將之作為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礎性條件，便成為既是歷史的必然過程，也是人們自覺的經濟實踐。這種歷史性事件和過程，對于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幾乎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宿命而被認可和堅持下來。因為人們的認識水平無法超越歷史制約。“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么程度。”(20)總起來說，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失誤和“大躍進”中采取的戰略、方針、政策及其思想的不成熟，既是他個人的某些不成熟，也是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認識與實踐的不成熟，在根本上則是因為中國社會的不發達、不成熟帶來局限。然而即使如此，毛澤東還是辯證地思考和對待商品經濟的，多次提出要肯定商品經濟及其價值規律的積極作用，認為它們是一個幫助人們學會經濟核算、企業管理的大學校。他曾經很幽默又很嚴肅地批評過全盤否定商品經濟的錯誤：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只會使臺灣高興!可見，不能把計劃經濟模式的選擇，作為重大歷史失誤整個地記到毛澤東名下。從歷史發展的曲折性而言，也可以說沒有一段時間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奠定社會主義制度和經濟建設的必要物質基礎，也就沒有今天可以憑借一定經濟條件實行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可能性。

　　三、研究意識的客位化

　　把自己置于歷史之外，以旁觀者、裁決者、超拔者、甚至復仇者的身份審視歷史、問罪前人，全然以非歷史的態度議論和評價歷史，這是巴特菲爾德在其《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中向我們描述的輝格史觀的又一敘事態度和話語策略。大凡堅持這樣歷史觀的人們，包括向中國初期社會主義建設領導者興師問罪的某些國人，都主觀主義地把自己設定為超然事外的客位文化者。

　　歷史研究表明，人們解釋歷史，具有一種引導和左右人們之歷史觀念的強大勢能。因為歷史的研究和敘述者進行歷史的裁定，擁有一種活者對于逝者天然的話語優勢，有對歷史人物和事件指手畫腳、評頭論足的話語權力，而逝者則只可默受，不能為自己辯護。同時，聆聽歷史解釋的當代人大多并非歷史活動的參與者或當事人，他們對如煙往事也常常依靠歷史學者的轉述而獲得了解。因而在評說逝者、告知來者的雙向對話中，歷史解釋者便具備了許多言說優勢和文化權力。其運用不當，一定會褻瀆前人，貽誤后人。因此，巴特菲爾德向歷史學家們發出正告：“歷史學家并不僅僅是旁觀者;因為如果他僅僅是旁觀者的話，那么他將會是一個蹩腳的旁觀者。在特定的意義上說，他要和過去約會，他的工作不僅僅是思維的運作，也是個性的冒險……僅僅是為能夠抓住大有講究的細節，領悟事件之間的應和，并發現糾纏在一起的事實，他也需要做更多的事情。”(21)巴特菲爾德認定了在歷史解釋活動中人們要做一個了無情致、置身度外的客位文化立場的旁觀者之不可能：“無論我們在心理學方面有多少學問，我們一定要具備某種先見，然后我們才能夠看到這對理解任何特定的人的意義。如果不偏不倚意味著理智的冷淡和所有激情的靜止，那么它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將是詛咒。我們探索過去，探索的不僅僅是事實，還有意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帶上我們的直覺，保持鮮活的同情心，并且喚醒我們全部的人性。我們必須從我們全部的天性資源中喚醒一切能夠使得科學家的思考發生轉向的東西，把它們結合起來去豐富詩人的思考。”(22)歷史的研究者和解釋者屬于造就他的歷史環境，因而他只能歷史地解讀歷史。他對于當作研究對象的那些歷史過程、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總是貫注著某種歷史境遇帶給他的好惡，難以完全解脫由主體自身的“理解前結構”生成的某些情理設定。歷史解釋者提出的許多追問，常常表現為不是他怎樣超越歷史，而是他怎樣介入歷史、取舍歷史。正是這樣一些思想難題，使一些研究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開國初期社會主義建設的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歷史的悖論。一方面，他們作為革命過程的同路人或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曾經的參與者，卻千方百計要把自己與曾經造化自己的那段歷史切割開來，主觀地將自己實踐中的主位文化立場轉換成觀念中的客位文化立場，自己和自己成長的歷史相疏離、陌生化，然后反過來作為“外星人”帶著莫名的冷漠甚至厭惡，去批評那段歷史。另一方面，他們又總是以中華民族之外的、他國的歷史為背景、為坐標、為尺度，以移寓他國的即西化的主位文化立場來審視和責難民族的當代發展史，聲討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失誤和毛澤東的過錯。這樣一來，千方百計超越自身歷史的人，即對自己所屬的那段歷史故意客位化的人，卻不小心主動而盲目地站到了其他民族、其他國家歷史的尺度上去了。對其他民族、其他主義、他者的主位化認同或者盲從，相應地形成了對本民族、本主義、本己的客位化離異。

　　這絕不是筆者依照巴特菲爾德批判輝格歷史解釋學的理路杜撰出來的故事。這方面的個案不勝枚舉，可信手拈來。有人在批評中國共產黨對以往歷史的辯證態度時，動輒以“貴黨”相稱，把自己擺到和執政黨“抬橫杠”的位置上指手畫腳，全然否定了他與共和國歷史的命運與共;有的人說“大躍進”是由于毛澤東頭腦發熱、驕傲自大造成的，似乎全部災難由他一人引起，全然不理會整個事件諸多領導者、策劃者、推動者、加劇者的所思、所言、所行及其歷史致因;有人說毛澤東制定的農業生產“八字憲法”為“大躍進”提供了耕作技術方面的推進器，有了它才有了違反耕作科學技術要求的深耕密植和糧食產量“放衛星”;有人在檢討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以及為鞏固和發展這一制度過程所出現的挫折時，認為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在取得政權后，淡化甚至拋棄了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主要任務.而一直“錯誤地將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當成主要敵人”，似乎新中國從來就沒有受到過資本主義霸權的包圍與打壓，等等。所有類似上述的偏頗、片面、不實之詞，若不是蓄意歪曲事實、篡改歷史，那便是根本沒有進入或者根本拋卻了這段歷史。

　　就拿“大躍進”中的浮夸風來說吧，毛澤東確實在一些場合下也默許、遷就過這種不正之風，甚至也說了一些無法實現的大話。然而，在這些事情的另一面，則是毛澤東一再對浮夸風潑冷水，多次嚴厲批評那種“只講成績，不講缺點，講實話沒有人聽”的歪風。他嚴厲地批評過一些宣傳浮夸風的報刊，曾對《人民日報》負責人吳冷西說過：“現在報紙報道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23)毛澤東甚至對浮夸風現象下過禁令，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他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所做的嚴肅指示，反對講大話、放空炮、升虛火、爭榮譽，強調不能脫離客觀實際、違背經濟規律。他明確指出：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但一些歷史問題的研究者們，卻全然不顧這些真實情況和歷史語境，全然沒有沉入歷史用心地、細致地以歷史過程同行者的態度去體悟、考察和解釋這段不尋常的歷史。

　　反輝格史學派的巴特菲爾德針對輝格解釋方式的單一客位文化立場明確指出，在研究歷史問題中要“對歷史人物進行歷史性理解”，即盡可能站到歷史人物所處的位置去理解他所承擔的責任、所面臨的挑戰，從而設身處地、易位思考地解釋他的思想與行為(24)。在他看來，“歷史上任何人物的任何行為，都僅僅是整個情境中的一部分而已……要想理解這個行為，就要復原這個行為與其他事物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將其置于一個關系網中，換言之，將其置于其歷史語境之中。但是，搞清楚這個行為的種種后果，殊非易事，因為這些后果融入了其他種種共同促成當時形勢變遷的因素所造成的后果之中。”(25)若從這樣的立場出發，在對毛澤東及由他所發動的“大躍進”一類歷史事件的研究中，我們就應當以主人翁或參與者的身份走進歷史，去體會、思考、探討和詮釋歷史中的人和事，必須在歷史的具體語境和事件的復雜關聯中，對其實行具體的解釋。

　　然而，筆者所見到的一些近似輝格派的歷史解釋者卻不能這樣對待毛澤東和他創造的歷史。這除了前面講到的他們從當下出發去剪裁和評說歷史之外，除了他們自外于歷史過程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輝格思維，即把歷史人格化，認為歷史是某人的歷史，深深烙上了他的人格印記，諸多地承受著人格的反創造。這種以人論史而非以史論人或史中見人、鑒人的思想方法，且不說它嚴重地違背了存在決定思維、歷史創造英雄的唯物史觀原則，更可擔憂的是其以人論史的做法，會經常地、輕易地把歷史的評價方法與衡量尺度道德化。它使歷史的研究，由對社會生活、思想觀念及其歷史人物的“經濟學追問”，變為對歷史活動及其人物的道德考問;然后以天地良心、仁義道德等尺度，代替生產力標準去度量歷史的進程和事件的性質。這使歷史活動及其發展軌跡由經濟中軸線規制，變成領袖人物的隨意制作與道德體現。這勢必促成唯心史觀的曲折復活。不是嗎?一些人為了達到徹底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功業，不惜從人格上把他妖魔化：什么暴君呀，什么獨裁專制呀，什么驕傲自滿、剛愎自用呀，什么不惜以幾億人的生命犧牲作代價去抗擊霸權主義呀，什么中蘇關系的破裂是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外交失禮造成的呀;更有那個在國外反華勢力支持下的“私人醫生”關于生活作風的無端誹謗與惡毒丑化，等等。他們把嚴肅的政治話題變為“狗仔隊”感興趣的花邊新聞或八卦談資，嚴重消解了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這中間的一些惡行已屬無良文人之舉，遠遠超出了歷史研究的主、客位文化立場的方法論之爭，但它們仍然還在輝格式解釋的范式之中。因為，“輝格派歷史學家顯示出一種傾向，他們要通過捕捉某個觀點之爭、政策之爭，并將其說成道德之爭，從而強化他們歷史敘事的色調。的確，要想抵制這種傾向，需要非常嚴格的自律……輝格派歷史學家非常渴望給過去的某些事情定罪，他們的某些觀點本身也可以被轉變為道德原則。……讓他們的道德憤怒發泄到僅僅讓輝格派感到痛恨的事情上”(26)。巴特菲爾德的這種批判，不正是入木三分地刺中了惡性非毛論者的險惡用心嗎?這種歷史解釋方式是暗藏政治禍心與思想危機的。假如歷史的敘述，果真像輝格派史學家、英國保守主義政治理論代表人物阿克頓認定的那樣——“真正的政治原則都是道德原則的放大”——的話，人們也能輕易地把這一命題顛倒過來：“真正的道德原則都是政治原則的放大。”(27)于是乎，別有用心的人便可以打著維護良心、道義的種種旗號，對其根本反對的政治原則、社會主義制度和毛澤東本人尋仇或者討要公道了，以道德論爭的幌子行使政治批判和形象妖魔化的險惡圖謀，像“私人醫生”作者之丑惡行徑一樣，那真是需要人們高度警惕的!

　　在這個問題上，欲認真克服輝格歷史觀的謬種流傳，我們重溫鄧小平和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應是大有裨益的。鄧小平曾經嚴肅指出：“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28)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29)應當說，這些對待共和國歷史的科學原則，是幫助人們在毛澤東研究中走出輝格式解釋窠臼的思想良方。

　　【注釋】：

　　①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0頁。

　　②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7頁。

　　③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5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頁。

　　⑤《列寧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4頁。

　　⑥《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頁。

　　⑦《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頁。

　　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62頁。

　　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430頁。

　　⑩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9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2頁。

　　(13)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41-42頁。

　　(14)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9頁。

　　(15)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0頁。

　　(16)《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1-332頁。

　　(1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0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18頁。

　　(1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13頁。

　　(20)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19頁。

　　(21)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54-55頁。

　　(22)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55-56頁。

　　(23)吳冷西：《憶毛澤東——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第64頁。

　　(24)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9頁。

　　(25)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5頁。

　　(26)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65頁。

　　(27)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76頁。

　　(28)《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9頁。

　　(2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人民日報》2013年11月8日。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巴特菲爾德：《歷史的輝格解釋》，張岳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3]梅林：《馬克思傳》，樊集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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