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自1921年親手創建中國共產黨，到1976年9月9日逝世，為國為民整整奮斗了55年，從一個山溝里的農民子弟成為新中國的開國領袖。在他親自領導下，把一個一窮二白、一團散沙的舊中國，建成為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貴賤、沒有“黃、毒、賭、黑”和基尼系數保持在0.2的社會主義國家，讓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讓世人折服的蓋世功勞。他為何在政治遺囑中要說：“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箲鸢四?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

　　我對毛澤東這段政治遺囑是這樣理解的：第一件事為什么 “持異議的人不多”呢?因為那是武裝斗爭，敵我分明，生死攸關，勝負定論，誰能在一個勝利者面前說三道四呢?第二件事為什么“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呢?因為它是一個“理論是非”問題，由于人們的立場、觀點、水平的不同，必然出現認識上的差異和態度上的是否。判斷一個理論的是非，需要通過歷史來驗證。在沒有得到驗證之前，那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手中有權，誰就是真理，誰就說了算數。“文化大革命”這是毛澤東親自提議，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舉手同意的大事，而且被人們喊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為什么在毛澤東去世之后，就成了毛澤東一個人的“專利”呢?最后被中共中央“徹底否定”決定了，成為當今中國最敏感的問題。不過鄧小平在經歷了十多年改革開放、看到了胡耀邦、趙紫陽兩任中共總書記相繼下臺和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的歷史事實之后，他于1992年1月講了一句很精辟的話：“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句話似乎與毛澤東說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有異曲同工之妙。

　　毛澤東為什么只字不提從新中國成立到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前這17年的歷史?這是認識毛澤東為人處世的關鍵。對一般人來講，“抗美援朝”和“三大改造”都是很露臉的事，應當大書一筆，而毛澤東卻避而不談，這說明毛澤東的品德高尚。因為，當年在議論抗美援朝時，中共高層內人人反對，唯毛澤東一人“獨斷專行”，后來得到彭德懷的支持，并答應掛帥出征。抗美援朝的勝利是在彭總直接指揮之下，百萬志愿軍將士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如果毛澤東把它據為己有，全黨全軍全個人民能服氣嗎?“三大改造”是中國一大創舉，農業合作化是貧下中農自覺自愿的行動，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是共產黨用贖買政策讓資本家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的。如果毛澤東把這一功勞也算在個人頭上，貧下中農和資本家也不干啊。

　　中共“八大”以后，毛澤東退居二線，黨政全面工作交由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毛澤東曾經說過，他對這段時間的工作不太滿意，因為黨的路線方針受到了“左”右兩個方面的干擾。比如農業合作化高潮時被人潑了涼水，而“反右”斗爭卻被擴大化，而“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則“左”的讓人們失去了理智。當年的歷史真相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它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他想通過開門整風，在中國“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但是，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這是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后，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階級本能的反映，是在政治上作垂死掙扎的表現。毛澤東只好決定進行反擊，但規定了政策，即“右派分子”在全國范圍內要控制在5000名之內，做到“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中央成立了以鄧小平為組長，彭真為副組長的“反右領導小組”，具體領導和部署反右斗爭。執行結果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下達“右派分子”指標，黨支部則給共產黨員人人下達誘導“右派分子”出籠的任務。最后反右的成績是，全國抓出“右派分子”55萬多人，其中僅李井泉治下的四川省劃定“右派分子”有5萬，“中右派分子”有6萬。而且所有“右派分子”統統被開除公職，發配到艱苦條件的地方去“勞動改造”。把毛澤東想要實現的“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被這些無視毛澤東政策的“形左實右”官僚攪成了“萬馬齊喑”恐怖局面。

　　“人民公社”是中國農民希望改變幾千年來“小農經濟”命運的偉大創舉，而“大躍進”則是全國人民響應共產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和意志。但是，這樣的大好局面卻被“一線指揮官”給搞砸了，現在我們就回顧一下這段歷史真相。

　　1958年6月底7月初，譚震林在鄭州主持召開冀、魯、豫、陜和北京市農業協作會議，他在會議的總結中，講到了農業合作社的變革問題。他說：“像遂平縣衛星社已經不是農業合作社，而是共產主義公社。”1958年7月1日《紅旗》雜志3期發表《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稱：“把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基層組織的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由信陽地委秘書長趙光帶領工作組，首先在遂平縣衛星集體農莊試點，在原21個農業社的基礎上，又并入6個社，共27個農業社、9360戶參加。7月初，正式建立了“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這樣，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在河南誕生了。

　　毛澤東這個一貫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的革命家，得知這一信息之后，于8月4日、5日視察了河北省的徐水、安國縣的農村后來到河南的新鄉，7日凌晨，史向生在專列上向毛主席匯報了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情況。當談到嵖岈山公社試行簡章時，毛主席聚精會神，邊聽邊問，他說：“這是個好東西，給我!”毛澤東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他指出：“公社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 毛澤東視察三省和“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消息，很快在報上發表。各地立即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1958年9月29日產生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到1958年底全國基本上實現“人民公社”化。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了，堅持下去”的群眾路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大躍進”是“人民公社”化的必然趨勢，是廣大人民群眾積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表現。但黨內一些人卻被群眾的熱情沖昏了頭腦，甚至做出了反科學的舉措。如他們提出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口號，大刮“共產風”，都吃“大鍋飯”。他們對待毛澤東提出的“以鋼為綱”和“以糧為綱”的方針，卻用“瞎指揮”和“浮夸風”來應付，農業“放衛星”，工業“全民煉鋼”。結果把“人民公社”搞糟了，把人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熱情澆滅了，餓死了人，破壞了生產，造成了天災人禍，成為共產黨歷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頁。工作是人家做的，鍋也是人家砸的，你讓毛澤東說什么好?不過毛澤東對造成的災難還是承擔了領導責任，代人受過，因為他是中國共產黨主席。由此人們也看到了毛澤東的自我批評精神和高風亮節。

　　而一些人卻采取了“兒媳婦做飯砸了鍋，怪婆婆太嚴厲”的態度，他們用“上推下卸”的手段，來了個“金蟬脫殼”。還創造一個“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新概念，以達到“功勞人人有份，過錯領導承擔”的目的。不過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這是在嫁禍于人。于是王震說話了：“我聽到‘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句話就惡心。毛澤東思想與他人毫不相干。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一些人的思想同毛澤東思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

　　這叫“道不同不相為謀”甚至是“道不同有意亂謀”。可惜劉源為其父親承認錯誤太晚了，共產黨已作出了歷史決定，認定“反右擴大化”，“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都是毛澤東一人的“極左”路線的惡果。不過，正直的共產黨員對毛澤東還是實事求是的。如薄一波1986年在參觀毛主席故居時，其秘書問他對毛澤東怎樣評價時說：“鄧小平同志說的對，沒有毛主席我黨還在黑暗中摸索。少奇、彭總和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學生。毛主席活著的威望已很高了，讓世界折服。今后，毛主席的歷史地位比現在還要更高。”2012年7月，在毛澤東逝世36周年前夕，法國在其蒙彼利埃市的“20世紀廣場”，新塑起毛澤東雕像，把毛澤東列為20世紀偉人。這就是真實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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