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一九四二》中，美國記者白修德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在當時，像白修德這樣活躍在中國的美國人并不少，約翰·戴維斯就是其中之一。美國著名東亞問題專家費正清曾感嘆說：“在約翰遜總統使我們陷入越南戰爭時，如果約翰·謝偉思、約翰·戴維斯、柯樂博3人中有一個能取代那些對亞洲沒有多大了解的官員，當上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的話，美國人在越南的結局會好很多。”戴維斯跑在時代前面，是最早主張與中共建立聯系的美國外交官，卻也因此遭到清算，“流亡”秘魯10年。

　　圖：戴維斯(中)訪問延安時與中共領導人合影

　　“這命運可不是蔣的，而是共產黨的”

　　1908年，戴維斯出生在中國四川一個傳教士家庭。戴維斯的童年生活在遍地烽火的中國，這鍛煉了他堅忍克制的性格，也讓他對中國革命有著親近感。戴維斯在中國讀了小學和中學，后來返回美國接受大學教育，畢業后加入外交官行列，并于1933年回到中國。

　　1938年夏，戴維斯在漢口第一次見到周恩來，風度翩翩的周恩來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當戴維斯再次與周恩來見面時，已經是1942年，他在當年2月被任命為美軍駐中緬印戰區部隊司令官史迪威的顧問、美國駐重慶大使館二秘。這年夏天，他在重慶三次拜會周恩來。周恩來向他表達了抗戰決心，并歡迎美國代表去延安看一看。

　　此后，戴維斯一直不遺余力地推動此事。因為憑他這么多年的觀察，他感覺蔣介石永遠贏不了。1943年6月，戴維斯在寫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說，如果蔣介石與共產黨人之間爆發一場內戰，蔣介石要想以其武器上的明顯優勢擊垮共產黨人是不大可能的。他在報告中建議美國與共產黨人建立直接的聯系，并向延安派駐觀察員。

　　1944年1月15日，戴維斯致函史迪威，再次呼吁盡早向中共控制區派遣軍事和政治觀察小組。后來，他進一步提出與美國駐華外交官謝偉思類似的建議：與中共建立某種聯系。在戴維斯等人的努力下，1944年7月，美國軍事觀察小組抵達延安。10月22日，戴維斯和白修德等人飛赴延安。他在延安逗留了16天，得出結論說，共產黨一定會在中國扎根。對于蔣介石所寫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他語帶諷刺地說：“這命運可不是蔣的，而是共產黨的。”

　　然而，當時的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將支持蔣介石視為自己的使命。戴維斯與赫爾利關系緊張，與史迪威的接任者魏德邁關系也談不上好，加上國民政府對他恨之入骨，他在中國待不下去了。離開中國前，戴維斯再次飛赴延安。

　　調到莫斯科后，戴維斯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斷。在1945年4月15日的一份備忘錄中，戴維斯再次斷言中國不會統一在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同時建議美國政府不要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

　　三個約翰丟了中國?

　　兩年后，戴維斯回到華盛頓，在國務院政策司任職。他的預言很快變為現實，隨后美國國內掀起一場誰失去了中國的大辯論。參議員麥卡錫聲稱國務院內有“81個共產黨間諜”，而約翰·戴維斯、約翰·文森特(范宣德)、約翰·謝偉思這三位“中國通”被認為是罪魁禍首。

　　對戴維斯來說，還發生了一件對他極為不利的事。美國情報部門需要招募一批收集新中國情報的人員，戴維斯推薦了斯諾、費正清及史沫特萊等了解中國的人士。院外援蔣集團似乎抓到了攻擊他的“把柄”，因為上述人士均已被認為是共產黨人或親共分子。戴維斯一次次接受審查，一次次被宣布無罪。1954年，他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審查，罪名不再是不忠誠，而是缺乏判斷力、不審慎和不可靠。時任國務卿杜勒斯捎來話說，如果戴維斯主動辭職，他能領到退職金。戴維斯拒絕了，他發表了一份聲明說：我必須讓歷史來為我見證。

　　后來，為了證明自己并不親共，戴維斯要求公布有關他的問題的所有記錄，其中包括1950年他提出的讓擁有核優勢的美國對蘇聯“攤牌”的建議。他認為，當初建議美國與中共合作完全是出于維護美國的利益，避免中共與蘇聯走到一起。的確，戴維斯崇尚的是明智的現實主義政治，他對共產黨人及其主張都不認可。1944年訪問延安時，他曾不停地逼問一名負責外事的官員承認中蘇友誼背后難以彌合的分歧。甚至在1938年，他就對史沫特萊說，不要憑著性子一意癡心地宣傳中共，現在正處于革命高潮時期，一切都是振奮人心和浪漫主義的，但共產黨一旦成功，就會變得盛氣凌人，貪污腐化。

　　時隔15年才獲平反

　　戴維斯被辭退后去了秘魯，一待就是10年。為了養活家人，他做起了家具生意，但他并不特別善于經營，只能說勉強維持生計。在秘魯，戴維斯將往事深深掩埋，即使跟家人也不談論，但也有例外。比如有一次謝偉思來秘魯同戴維斯待了一周，戴維斯少年時的朋友、前臺灣駐秘魯“大使”保君健也加入進來，三人一邊吃烤肉，一邊傷感地唱中國歌曲。

　　1960年是美國大選年，戴維斯的妻子從廣播中聽到了肯尼迪勝選的消息。她很興奮，認為丈夫可以東山再起了。她覺得肯尼迪那幫人是自己人，而且她的母親和肯尼迪的母親是好友。不久，她又得知國務院的新領導是臘斯克丈夫的好朋友，兩人曾一道在中緬印戰區共事。接下來公布的其他政府成員名單更讓她興奮，里面有不少一直支持戴維斯的老朋友，如喬治·凱南、哈里曼等。但戴維斯認為，新政府不會急于改變過去的政策。他的看法是對的。哈里曼直接對他說，他的問題要到肯尼迪第二任期才能提出來。

　　1964年，為了讓孩子有更好的前途，戴維斯遷回美國，并開始了爭取恢復名譽的漫長過程。他聘請的律師年復一年地要求國務院重新審查他的案件，但國務卿臘斯克不予合作。1966年，臘斯克甚至拒絕了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延攬戴維斯參加亞洲問題專家顧問委員會的建議。臘斯克寧可用費正清，至于戴維斯，他認為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直到1969年，國務院終于通過批準戴維斯參與一項涉及接觸保密資料的研究項目，間接為戴維斯平了反。而此時的戴維斯已過了花甲之年。

　　1971年中美通過“乒乓外交”恢復接觸后，周恩來向一些“中國通”們發出邀請。謝偉思欣然前往;范宣德接受了邀請，可惜在訪華前病逝;戴維斯沒有接受邀請。隨著中美關系解凍，戴維斯發現自己重新成為名流。名記者們開始議論，他將是美國駐北京首任大使的候選人。1971年夏，戴維斯的小兒子結婚，受邀者全部到席，而過去通常只有一半人接受邀請。

　　戴維斯似乎不愿意再參與外交事務。1971年底，他舉家搬到西班牙。1973年，美國外交協會舉辦了一場250人參加的盛大午餐會，向那些40年代在中國的外交官致敬，他們曾寫出極有預見性的報告，但時隔近30年才得到認可。遠在西班牙的戴維斯沒有出席。他說，為這頓午餐去華盛頓，旅途實在太遠了。過了幾年，戴維斯又搬回美國，直到1999年謝世。

　　2012年，戴維斯從1972年就開始寫的自傳終于出版。在這本名為《一位中國通的自傳》的書中，他只寫到麥卡錫對他的攻擊便戛然而止，對后半生的經歷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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