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2.31～1974.01.02

　　【本刊訊】香港《文匯報》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連續刊登美籍中國學者趙浩生向紐約華僑作的回國觀光演講，題目是《我是怎么決定回中國的?》，全文如下：

　　美籍中國學者趙浩生夫婦，今年五月初到中國旅行，歷時五十二天，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趙浩生教授返美后，曾與一群留美中國朋友談此行觀感，其談話記錄曾以“中國歸來答客問”為題，在報上發表，很受讀者歡迎。本月九日，趙浩生教授又應紐約華埠僑胞邀請，作了一次專題演講，題目為《我是怎么決定回中國的?》，通篇充滿著熱愛祖國的真摯感情，聽眾極為感動。趙浩生教授在紐約華埠的演講全文如下：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我是怎么決定回中國的?》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我有說不盡的理由，但是一千句一萬句話并作一句話，就是：我是一個中國人。

　　我是一九四八年離開中國到日本去的。第二年，中國解放了，那時我的感覺，象一個斷了線的風箏，四顧茫茫，因為我也象所有在國民黨教育下的中國人一樣，自小就養成了一種恐共病，我不敢回去，只希望能找到一個暫時能安身立命的地方，我就想法子到這個金元王國來念書。

　　我們出國的人，都經過兩個永遠忘不了的惡夢，一個就是在國內領護照的時候，被國民黨政府折磨得死去活來;第二個就是到美國大使館申請簽證的時候，被美國人象罪犯一樣的審問、調查。他們把每個中國人都看作共產黨、叫化子、走私犯、毒品犯。當然，外國人敢這么侮辱中國人，完全是因為他們看不起“國民黨政府”的緣故。但是這個被外國人看不起的“政府”，卻最會折磨自己的同胞。

　　經過千辛萬苦，到了美國，中國人在美國受歧視的情況，象租房子、找工作、做生意、辦居留手續，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大家都受過這樣的折磨;再加上每個人在不同環境中所受的不同的委曲，實在是一言難盡，今天我只愿提出一件我自己的經歷來說給大家聽聽，因為這件事給我的刺激太深了。

　　我是一九五二年到美國的，那時候朝鮮戰爭還沒有完，美國充滿反華空氣。我在美國中西部一個小城里念書。有一天我從學校到街上去買東西，路上碰見幾個孩子帶著一條大狼狗在街上玩兒，他們看見我來了，就大聲對那條狼狗吆喝著：“去咬那個中國佬!”那條狗就向我撲過來，我趕緊拾起一塊大石頭打過去，狗沒撲著我，我又拾起一塊石頭握在手里，狗被嚇著了，汪汪地大叫，孩子們哈哈大笑，我就在這狗叫人笑的情況下手里握著石頭走過去。

　　這時候，我一身的冷汗，滿眼的淚水，滿腔的熱血沸騰，這一剎那，我才真正的感受到：一個沒有強大祖國支持的華僑，是多么屈辱、危險、孤零!

　　當然，這只是一個意外，事后想想，我并不恨那幾個孩子。我相信那幾個孩子也不是生下來就恨中國人，而是受當時美國政府的反華政策的影響。而美國政府的反華政策是怎么來的呢?主要的是“國民黨政府”和極少數反共的美國人勾結起來造成的。

　　中國大陸解放以后，國民黨就不擇手段的對美國人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是洪水猛獸，在國內殺了多少人，在國外怎么進行顛覆工作。我們以朝鮮戰爭作例子，明明是因為美國軍隊打到鴨綠江邊快要進入東北的時候，中國人民志愿軍才被迫出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是抗日戰爭后最偉大的一次愛國戰爭，但國民常和少數反動的美國人卻告訴美國人民說，這是中國共產黨要“赤化”遠東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緬甸，接下去就是泰國、越南、菲律賓、印尼，不久就會到夏威夷、舊金山，這種“赤化”和“黃禍”的宣傳把很多善良的美國人都嚇住了。

　　國民黨這樣不擇手段的宣傳反共的目的是非常卑鄙的，就是把中共說得越兇，美國人越怕，越愿幫助他們反攻大陸。這就是古往今來中國人所最不齒的“告洋狀”行為。那幾個美國孩子叫他們的狗咬我，以及美國華僑所受的更多更多的痛苦，都是這種“告洋狀”的結果。

　　美國人因為受到這種欺騙宣傳而反華，有些敢站出來說實話的美國人，也同樣受到迫害，被反共參議員麥卡錫調查戴上紅帽子的外交官和學生也不知道有多少。

　　在這種情形下，華僑的處境就更苦了。

　　當時在若干美國人的眼中已經形成了兩個中國。一個是新生獨立，敢站起來保家衛國因而被他們仇視的大陸上的中國，一個是早就被罵作“貪污無能”，但抱著美援不放因而被輕視的國民黨中國。被仇視的中國人，他們不敢欺負，被輕視的中國人，他們就隨便欺負，因為他們知道，國民黨政府不但不會保護華僑，有時甚至幫他們來迫害華僑。美國華僑這二十幾年中所過的，就是這種內外受欺、無依無靠、逆來順受、自生自滅的生活。

　　我們在美國受這樣的洋罪難道不想家嗎?想呀!在外國的中國人，不論生活好壞，沒有一個不想家的，但是，因為我們住在一個反共的國家，看到的反共宣傳都把中國說得象個人間地獄，我們想，而不敢說，想，而不敢回去。

　　因為不能回家，就只好在美國生根發展，為了不愿再受國民黨的氣，不少人改變身份作了永久居民或是入了美國籍。

　　中國解放以后的頭幾年，也有人真正希望著國民黨政府能“反攻大陸”，但是，慢慢的，反攻大陸的夢想破滅了。

　　國民黨也想盡方法向華僑宣傳說：臺灣就是祖國。一九六六年我們全家也到臺灣去旅行了一次，臺灣確實是一個寶島，山清水秀而且充滿著中國的人情味。我們在那兒玩了三天，當我們坐上飛機到香港去的時候，我的小兒子問我：“爸爸，這就是中國嗎?你不是說中國大得很嗎?”我告訴他：“這不是整個的中國，這只是中國的一省。”然后我指著飛機下面的中國海岸線對他說：“你看，那白云彩底下的一個大陸，都是中國。在這個中國大陸上，有長江、黃河、萬里長城，住著七億多跟你爸爸和你長得一樣的中國人。”我告訴他：“爸爸是在那里生長的，你的爺爺、奶奶和所有的親戚都還住在那兒……”他天真地問我：“咱們為什么不回去看他們呢?”我告訴他：“現在還不能，總有一天總有一天，我們會回去的。”

　　這二十多年，國民黨政府和少數美國政客勾結在一起，想盡辦法孤立中國，誣蔑新中國，強逼著大陸以外的中國人，強逼著美國和全世界的人不承認大陸的新中國是真正的中國。但是不論是美國和全世界任何地方的華僑，不論是在臺灣的大陸人和在臺灣的本地人，大家心里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哪一個是真中國，哪一個是假中國。

　　新中國進步的真象也慢慢的傳出來了，特別是中國第一次試驗原子彈的消息傳到美國的時候，不論是親共、反共、疑共的中國人，沒有一個不從心底感到高興的。

　　這個炸彈也炸醒了不少美國人，他們開始感覺到，他們孤立中國大陸的政策失敗了，中國越被孤立越強大，同時被他們扶持的國民黨政權，慢慢成了個外交的包袱。他們發覺這個自欺欺人的政策行不通了，就開始想法子拋掉國民黨政權，搞“臺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等把戲。后來因為越戰情況越來越壞，美國當局才進一步覺悟到，要建立遠東和平，非跟中國打交道不可，他們雖然并沒有完全放棄“兩個中國”的夢想，但是慢慢的開始緩和對中國的封鎖。

　　一九七一年暑假，我們全家到法國，這是我們所到的第一個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新中國成立二十三年，在巴黎我第一次看到新中國的國旗和大使館，心里非常激動。

　　后來我們在巴黎看了一個中國電影——紅旗渠。紅旗渠是描寫河南林縣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開山引水改造大自然的故事。我是河南人，我知道林縣多干、多窮、多苦，當我看見林縣人民憑著他們的兩只手，經過十年苦斗，建成一條一千五百公里的渠道，放水的時候，我實在忍不住自己的熱淚滾滾。新中國有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來改造林縣，一定也可以改造全中國。這是我二十多年來第一次看到祖國跟我的老家新生的面貌，我感到這許多年來積下的恐共病，被紅旗渠的水和我自己的眼淚沖洗得干干凈凈。這時候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想法子回去看看。

　　就是我們在巴黎的時候，忽然聽到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的消息。這個消息給海外華僑帶來的興奮，就象抗戰期間在淪陷區的中國人聽見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樣，大家的感覺是：“天亮了!”“天亮了!”

　　接著，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全世界的人也感到“天亮了!”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的時候，所有的美國人，所有的美國華僑，都同樣興奮的盯著電視機，看這個大新聞。在中美雙方發表的上海公報里說：“中美兩國關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的。”被欺騙了二十多年的美國人，也感到是：“天亮了!”在這個公報里，中國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美國方面也同樣聲明：“在臺灣海峽兩邊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的一千六百萬中國人，他們雖然不敢公開的說，但是心里也感到是：“天亮了。”只有那一個希望在美國的扶持下，永遠父傳子、子傳孫，永遠做小皇帝的人，才感到是天黑了。

　　天亮了，我感到迫不及待的要回中國去看我的親人，但是我已經有二十多年沒跟家里通信，原因是怕我以前作過新聞記者，現在又住在美國，我怕中國政府會認為我是反動派，同時又怕給大陸寫信，美國人會把我看成共產黨，會影響我在美國的生活，現在等了二十多年，有回家的希望了，可是我不知道家在那兒，所以我安排回中國的第一步，就是先找我大陸上的親人。

　　我用二十多年前的舊地址給老家寫了一封信，信封上寫著我父親和三個弟弟的名子，又在括弧中注明：任何趙家的親友。沒想到一個月后就接到弟弟的回信，說：“父親去世，母親健在”，他們三個人都已結婚生子，都在家鄉工作，希望我趕快回去看看。

　　離家二十多年，得到這封家書真是高興得沒法子形容，馬上就開始辦申請回國手續。今年三月間，我在加拿大中國大使館拿到簽證，五月八日上午十一點鐘，帶著滿腔的興奮，滿頭的白發，跟著與我結婚二十年但還沒有進過趙家門的老伴經過羅湖橋，走向紅旗招展的第一個中國城市深圳。

　　進入中國國境，第一個最引起我的注意的，就是當我們坐在外國旅客中間等著辦入境手續的時候，我發現那些外國人都是一個個笑呵呵的規規矩矩的坐在那兒，完全象作客的樣子，同時他們多半會說中國話，跟中國的工作人員談話，態度非常客氣。這不禁使我想起解放前那些“洋大人”在中國的神氣，他們現在在臺灣還是那副神氣，但是在中國大陸，情形完全變了，洋人不是主人，洋人是來作客了;我的感受并不是出氣或過癮，而是覺得這才是正常的。

　　從深圳到廣州的火車，有冷氣，有茶，有大玻璃窗和可以轉動的沙發椅，更加上初踏上祖國土地時的高興的心情，看著窗戶外頭的樹林稻田，差不多想把這錦繡河山吃下去。

　　五月八號下午到了廣州，這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的發源地，也是毛主席辦“農民講習所”最初訓練革命干部的地方。這個講習所舊址門口的牌坊上題著四個字：“星火燎原”，這可以說明廣州在中國革命史上發生的作用。這是我們第一次到廣州，這里的風景真太美了，站在鎮海樓上往四面看，越秀山、珠江橋、黃花崗……真是山川壯麗鐘靈毓秀，難怪廣州出了這么多愛國志士、革命英雄。今天，廣州市到處都是綠林，到處都是新建的大廈，充滿欣欣向榮的生命力。

　　第二站是韶山。我們從廣州坐京廣路火車往北走，經過毛主席老家湖南韶山長沙。韶山是毛主席的故鄉，現在成了革命的圣地，文化大革命期間，成千成萬的紅衛兵，從全國步行到這里來串連，他們要“走毛主席走過的路”，我們也是以非常虔敬的心情，希望從這里的山川草木人文地理中找到一些感受，從而了解是什么因素啟發了毛澤東的革命思想，而這個思想最后變成了四分之一人類的現實。

　　韶山，是湖南最窮最苦的地方，有一首民謠形容那里的情況說：“農民頭上三把刀：稅多、租重、利息高;農民眼前三條路：逃荒、討飯、坐監牢。”毛主席就是在這么一個地方生長，他的革命思想也就是在這么一種環境中孕育的。

　　火車在信陽車站停下來的時候，我們剛走出來，就聽見有人又哭又叫的喊著：“大哥，大哥，……”接著就看見一個背著旅行袋的人跑過來，我雖然不認識他的臉，但是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小弟弟更生，我離開家的時候他才九歲。我也叫著他的名子跑過去，我們兄弟見面了，我介紹太太跟他認識，三個人都激動得哭起來，火車上的乘客和車站上的人看見這個場面都替我們高興得不得了。從信陽到息縣，我記得要走兩天，而且路上還有土匪，現在有了筆直的柏油路，兩旁都是大樹，我們坐汽車只用了兩個半鐘頭。

　　快到的時候，弟弟指著遠遠的一片燈光告訴我：“你看，那就是息縣!”我沒想到息縣有了電燈。弟弟又指著公路兩旁一大片一大片的房子告訴我，這是水泥工廠、化肥工廠、麻袋工廠，“工廠”這兩個字當我在息縣念小學的時候，只是在教科書里介紹上海、天津時的插圖中看見過，今天息縣竟有了這么多工廠，實在是想不到的事。

　　息縣縣城也完全變了，以前我們住的都是土坯麥草房子，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水泥紅磚的樓房。

　　最讓我們高興的，當然是跟我的七十多歲的老母親見面的一剎那。二十八年不見，我只叫了一聲“媽!”除了流淚以外，就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來。她老人家雖然老了，但精神很好，介紹媳婦跟她見面時，我們要給她磕個頭，她攔著我們說：“這是新中國，不興這個規矩了。”

　　我的三個弟弟，弟媳婦，侄子侄女，所有的親戚都見面了，我們在一塊兒吃團圓飯，聽親戚們說這二十多年的變化的時候，我問母親：“媽呀!我們是不是在作夢?”她老人家說：“這不是作夢，這比作夢還要好啊!”

　　她老人家說得很對，我的老家是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交界的一個小縣城，有人形容這個縣城說：“要是你在東城門外摔個跟斗，你要在西城門外拾帽子。”解放以前，息縣受盡了水、旱、蝗、湯之災(蝗，是蝗蟲，湯是當年國民黨的戰區司令湯恩伯)，簡直窮苦得不成樣子，今天的情況，都是我作夢也想不到的，除了電燈，工廠，到處都是新房子以外，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還告訴我，解放以后，全縣的耕地增加了五六倍，以前全縣沒有一所中學，今天，每個大集鎮都有了。這位負責同志問我這次回家的感想如何，我對他說：“我老了，可是息縣年輕了。”

　　我們回去的消息，幾個月以前就傳遍了縣城，大家聽說我們回來了，都來看我這個在美帝的地方住了二十多年的本地孩子和我的日本太太，成千上萬的人都出來看我們，對我們親熱的不得了。我們看到這些鄉親，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不是健康、愉快，穿得整整齊齊的，這跟二十六年前的息縣，完全是兩個世界，那時候，大多數的息縣人，都是面黃饑瘦，衣不蔽體，五六歲的男女小孩，根本沒有衣裳穿，今天的情況真象我母親說的，“比作夢還要好!”

　　我們在老家住了兩天，走的時候，母親真舍不得，我們告訴她，從現在起，我們要年年回來，而且明年一定把她的孫子、孫女也帶回來，她老人家聽了很高興。

　　走的時候，我的兩個弟弟，又陪我們到信陽，上火車以前，我們敘了好幾個鐘頭的家常，后來他們又到北京跟我們一塊兒住了兩天。

　　從老家，我們到鄭州、安陽、林縣的紅旗渠、北京和北京附近的沙石峪、遵化，然后經過濟南到南京、上海、杭州，又回到廣州，這一路看的，聽的，就是說幾天幾夜也說不完。回到美國以后，我寫了些報道，大家也許都看到了，所以我不愿意在這里多說，我只想提出幾點最重要的感想，跟大家報告報告。

　　第一：今天中國一切的進步，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結果，既不靠外國機器，也不靠外國資金。

　　目前中國的經濟是從重工業的機器到香煙、火柴都是中國自己作的，我們在北方各省參觀的時候，好久不下雨，但是因為各地都有水利工程，不論旱澇，中國農民再不會逃荒，賣孩子，吃草根、樹皮了。不但外國人，連老天爺也控制不住中國人的命運了。

　　第二：公社制度已經在中國根深蒂固，完全解決了中國人穿衣吃飯的問題。這二十多年來，我們在外國聽到的最歪曲的反共宣傳就是關于公社制度。我們對公社兩個字感到非常可怕。但是，我回去看了以后才發現公社制度只是一種勞動的組織，每個公社的工作大隊是由許多家庭單位組成，并不是“夫妻分住在男女宿舍，孩子進托兒所，老人進養老院，妻子離散，不認父母”。在公社制度下，小家庭非常幸福，老人更被看為家庭之寶，跟兒子媳婦住在一塊，抱孫子，管家事，盡享天倫之樂。我母親就和我的大弟弟一家住在一塊兒。無依無靠的老人由國家照顧。

　　在舊中國，大家都窮得自己顧不了自己，有時候為自己而對別人殘酷。今天每個中國人都不愁吃穿，人情味比以前更重了。

　　第三：我發現每個中國人都充滿自尊、自信。中國的外交政策是不稱霸，但在國際上再沒有一個國家敢輕視中國了。我離開中國二十多年，拿新中國跟舊中國比，我感到樣樣都比以前好，同時我們也相信，將來樣樣也一定比現在好，全中國的人都有這個信心。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我是怎么決定回中國的?”我已經用一句話回答，那就是：“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現在我從祖國回來了，倘若大家也要我用一句話來說明我的感想，我的回答就是我母親說的：“比作夢還要好!”這句話足以說明一切，這句話可以把華盛頓和臺北過去二十多年來用了幾十億美金所作的反共宣傳一掃而光。

　　今天中美兩國關系正在迅速改善。最近一次的中美聯合公報說：“雙方滿意的注意到，在北京和華盛頓的聯絡處正在順利的行使其職能，雙方商定，應該繼續擴大聯絡處的工作范圍。”同時，“美國方面重申，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切都說明中美兩國的正式建交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中美正式建交后對華僑的影響如何，我們可以從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后的情況看出來。今天，在聯合國，不但再沒有人敢看不起中國職員，而且中文已經成為正式的工作語言。中國代表團到后，不但中國職員在人事上沒有更動，反而是增加了很多人。代表團對中國職員一視同仁，最好的例子是：國民黨時代慶祝“雙十”節的時候，只有跟國民黨政府有關系的人接到請帖，這兩年，所有中國職員在十月一號，都被請到代表團去參加國慶。

　　我也到過跟中國建交最早的英國、法國、日本，發現當地華僑沒有一個不是從心里感到高興的。過去一百多年來，華僑受的侮辱和損害實在太多了，誰不希望有個獨立、強大、受人尊敬的祖國，使自己可以以做中國人為榮呢?

　　今天我們在美國的華僑，為祖國，為自己，都應該盡一切努力，促成中國的統一，促進中美的友好，加速中美關系的正常化。也許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移民身份不同，也許因為你還拿著國民黨政府的護照，還有父母家人在臺灣，不敢公開說話，公開活動，更不敢回中國去看看。也許你還抱著恐共、反共、疑共的心理，這都沒有關系，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毫無成見的聽聽回過中國的人的報告，放眼看看世界大勢。

　　孫中山先生說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今天，滿清皇帝已經被推翻了六十二年了，居然還有那么一個自稱為“正統”的中國的當政者，要把他的皇位傳給兒子，這個政權還有什么前途呢?就是對這個政權“忠貞”的人，現在也應該想想了。你跟著他們從中國大陸逃出來，已經對他忠貞了二十四年了，可以說是仁至義盡，你真的甘心要伺候了老子，再伺候他兒子，最后為他陪葬嗎?

　　中國一定會統一，中美不久一定要正常化，我們一定要盡一切力量促成這個局面早一天的到來。現在離圣誕節和新年只有三個星期了，我要在這里敬祝各位僑胞圣誕快樂，新年如意。迎接著一九七四年新年的到來，讓我們在這個新年和新的環境中，作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作個奉公守法的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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