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勛

　　程開甲：和祖國緊緊相連

　　身為我國核武器領域的開拓者之一，世人知曉“兩彈一星”元勛程老，多因其在原子彈領域的卓著貢獻。然而，在求學期間，程開甲鉆研的是基本粒子和相對論，年輕時就取得了許多讓世人矚目的成就：他導出了狄拉克方程;和王淦昌合作撰寫了五維場論文;并和他的導師、物理學大師波恩共同提出了超導電的雙帶模型。

　　這樣的經歷，使見過他的人總是難以免俗地問一句：“如果當時留在國外，或許您會取得更大的成就。您后悔回來嗎?”

　　有一次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程開甲先生的眼圈紅了。他的女兒程漱玉告訴記者：“假設是沒有意義的。他總說，我這一生就是為了祖國需要，哪怕轉變了無數次專業，我也無怨無悔。”

　　為了祖國需要，這便是程開甲一生的信念。

　　一聲“號外”，他回到新中國

　　1950年，正在英國從事物理研究的程開甲整理好書籍和行裝，準備回國。

　　促使他下定決心的，是前一年街頭報童的吆喝：“號外!號外!英國軍艦紫石英號在長江被中國人的炮火打傷了。”原來，這艘停泊在長江的英國軍艦不顧警告，公然挑釁，不但遭到了解放軍的炮擊，還被扣留了下來，這在英國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手拿報紙，程開甲的眼中燃起了火花。

　　他1946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獲得博士學位，隨后留在英國皇家化工研究所任研究員。在英國，除去吃飯、睡覺，程開甲每天都泡在課堂、實驗室和圖書館里。同學們嘲笑他是書呆子，給他起了個綽號“程book”。

　　仿佛一道帶著希望的柔光，驅散了他在異國所經受的屈辱陰霾。程開甲隱隱地感覺到，剛剛成立的新政府是不一樣的，它能使人民擺脫飽受屈辱的歷史。

　　于是，迎著剛剛升起的五星紅旗，這個年輕的中國學者回到了祖國。

　　程開甲回國后不久，我國制造原子彈的序幕拉開。1960年，由錢三強點將，程開甲來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長，是中國最早投身于原子彈領域的專家之一。在核武器研究所，他主管理論設計，負責計算炸藥引爆原子彈的沖擊聚焦條件。

　　隨著各項理論設計先后獲得重大突破，原子彈爆炸試驗開始被提上了日程。在這個背景下，程開甲在1962年夏天又“轉崗”了，專門負責爆炸試驗的技術準備。此后的好幾個月，沒有同事，沒有團隊，他開始了“一個人的作戰”。

　　程開甲對原子彈爆炸試驗一無所知，他要從頭開始，對所有問題展開調研和思考。蘇聯專家為原子彈試驗提了兩個意見：空爆和無線測控。但根據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他認為，第一次就采取空爆方式，很難在測試與起爆同步、落點瞄準以及投彈飛機安全等關鍵問題上做到“萬無一失”。從技術角度，程開甲提出用塔爆取代空爆;從保密角度，他又提出將無線控制改為有線控制。

　　1962年9月14日，朱光亞起草了一份關于原子彈研究、設計、制造和試驗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其中關于核爆炸試驗部分的建議就來自程開甲。

　　“一個人作戰”到眾人拾柴

　　1962年10月16日，張愛萍將軍提出建立一個開展核試驗靶場技術工作研究的獨立機構，后來，這個機構被稱為核試驗技術研究所。錢三強再次推薦程開甲負責靶場的技術工作。

　　此時，距離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只有2年時間。程開甲需要建立一支強大的研究和技術隊伍。

　　“一個人作戰”的日子結束了。新成立的機構迎來源源不斷的年輕人，全國各地為原子彈工程大開綠燈，一大批技術骨干被選調了過來。年輕人雖有干勁，對原子彈卻一無所知，那時，就由程開甲提出想法、指明方向，在他的帶領下，團隊將關鍵的研究點分解為45個項目、96個課題。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在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長的經歷，在原子彈設計制造和引爆試驗這兩者間，程開甲的協調起到了關鍵作用。

　　“蘇聯人曾說過，給你一顆原子彈，你也沒法將它引爆。倘若負責設計制造和負責引爆試驗的隊伍各自為營，設計者不考慮試驗環境，試驗的人不了解產品參數，那就很難成功引爆原子彈了。”程開甲的女兒程漱玉解釋說。

　　最后一年，核試驗技術研究所便將工作重心完全轉到在新疆的試驗場區羅布泊。1964年春，102.43米高的鐵塔在沙漠中拔地而起，主控站、分控站、測量站、照相站等各項配套試驗工程，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完成建設。期間經歷的種種艱難，難以枚數。在測試工作中，程開甲發現工程隊運來的沙子顆粒太粗，沙子是用來覆蓋電纜的。原子彈爆炸后會引發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動，有切斷纜線的危險，于是程開甲要求返工，將沙子全部換成細沙。可這一進一出，便是幾百車沙子的量，工程隊不干了。僵持下，張蘊鈺司令拍板說：“技術上的事應該聽程副所長。”張蘊鈺對人才的愛護之心，使他和程開甲的友情綿延幾十年。

　　1964年10月16日15時，短暫的寂靜后，隨著一聲驚雷巨響，儀表指針劇烈跳動。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

　　所有人都歡欣鼓舞，只有主控站的現場指揮張震寰連連說：“壞了，壞了。”他坐在離爆心17公里的主控站，那里完全封閉，看不到閃光和蘑菇云。他曾將一扇窗悄悄掀開一條縫，想通過小縫先看到爆炸強光，誰知在最后的安檢中，窗戶又被關死了。看不到閃光，張震寰便以為爆炸失敗了，幸好是虛驚一場。

　　各測量點將數據迅速匯集到程開甲那里。最初，遠區的壓力測試值顯示出爆炸當量只有5000噸TNT，與設計值相差極大。所有人都嚇了一跳。一會兒，近區的測量值也被送了過來，程開甲據此估算出爆炸的實際當量為20000噸TNT，與設計當量一致。遠區的測量值不準，是受到氣象條件的影響。眾人松了口氣，張愛萍隨即向總理報告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

　　無怨無悔，報國就是幸福

　　程開甲與原子彈的故事，是由他的女兒程漱玉來講的。老先生脾氣雖然溫和，卻不算是一個理想的訪談對象，“讓他說自己的故事，沒幾句便扯到專業上去了。那些物理學的詞匯，對常人來說晦澀難懂，有記者請他解釋，他不滿意，覺得人家功課沒做足”。

　　程開甲常說：“我們搞技術不要去做錦上添花的工作，不能拿著別人的成果修修改改，就算作是自己的東西。”他一生涉獵的領域極多，早些年還有人說他：“你今天搞這個明天搞那個，別最后搞成了‘萬金油’。”

　　現在，除了右眼的視力有些退化，老人的精神依然健旺，前些日子還惦記著想搞超導方面的研究。程漱玉勸他：“現在搞物理研究不比當年了，得有經費、有實驗室和團隊。你這輩子已經獻身國防，就不能做這個了。”

　　“小時候，我總見不著他，誰也見不著他，他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工作，后來索性去了新疆。”程漱玉說。程開甲對小黑板情有獨鐘，甚至在家里的辦公室墻上還擺了一塊。有什么方案要思考，有什么課題要演算，隨手便在黑板上寫了起來——百米高塔爆原子彈的方案，便是在小黑板上計算出來的。

　　除了工作，程開甲唯一的愛好便是聽音樂。在新疆時，他取出了自己在英國時買的人壽保險，大概一百多英鎊，買了一個磚頭錄音機和一個編程計算器。他常常用這個錄音機聽音樂。

　　1978年，軍人作家彭繼超去程開甲家看他，那是一間簡單的小平房，門外是一條無名的小溪，遠方是起伏的山巒，群山之外是一望無際的戈壁灘。程開甲站著，趴在柜子上聽音樂，錄音機里放的是命運交響曲。他的老伴下工回來了，穿著帶補丁的舊軍裝，他們的院子里，有幾只正在刨食的老母雞。如此知名的大科學家，卻在新疆隱姓埋名工作了十幾年，過著農民一樣的生活。彭繼超不禁發問：“您后悔回國嗎?”

　　程開甲想了想，說：“如果不回來，在學術上也可能有更大的成就，但絕不會有現在這樣幸福，因為我現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呂敏：從不后悔為國效力

　　物理學家恩利克•費米將筆記本上的一頁紙撕碎了，舉過頭頂，隨即放開。他的眼前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震波推動著碎紙片，在他身后2.5米處飄揚著落下。據此，費米宣布，這顆爆炸的原子彈能量為10000噸TNT。數周后，當時最尖端的設備將結果計算出來了，證實了費米博士的瞬時估算。

　　這段往事發生在1942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費米博士和他的碎紙片，成為原子彈歷史中的一段佳話。十余年后，在程開甲的辦公室里，30來歲的呂敏在資料上看到了這個故事。

　　“那時我對原子彈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他說。不僅僅是他，放眼整個中國，都找不到一個原子彈專家。即使是這些科普性質的材料，也得來不易。它們被人以相機拍下，放大數倍，由好幾個人傳著看。

　　這樣的材料會有用嗎?這位中國核試驗物理測量領域的開拓者斜靠在沙發上，想了想，點點頭：“挺有幫助的。比起什么都不知道，多多少少……算是個入門吧。”

　　放棄研究，投身核測量

　　1963年，32歲的呂敏坐飛機來到羅布泊，參與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選址工作。在羅布泊邊緣早已消失的樓蘭古城廢墟旁，他看到了那片名為“馬蘭”的綠洲，并將在這里翻開自己人生的新一頁。

　　當時，許多像呂敏這樣投身于原子彈工程的年輕人，在之后的幾十年里，都隱姓埋名、默默無聞，放棄原有的研究領域，不能出國交流，不能發表文章，甚至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哪里。

　　犧牲如此巨大，決定的時候卻毫不猶豫。1961年，中蘇關系破裂，蘇聯撕毀合同、撤回專家。那時，呂敏正在蘇聯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消息傳到那里，他和在那里工作的中國同事都很氣憤，商量了一下，便委托周光召、何祚庥一起代表大家向錢三強報告：“我們這批人都愿意回國，他們不幫我們搞原子彈，我們自己來干。”

　　此時，朱光亞卻來找呂敏談話：“你在聯合所再留一年，把他們脈沖反應堆的工作熟悉一下。”呂敏明白，新中國要造原子彈了，自己也將投身于這個龐大的事業。

　　1962年，剛剛從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歸國的呂敏來到核試驗基地。在錢三強指導下，程開甲帶領呂敏和陸祖蔭、忻賢杰，制定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試驗技術方案，參與籌建核試驗基地研究所。

　　呂敏的工作是物理測量，原子彈的爆炸試驗如同它的研制，是一項復雜而龐大的工程。在試驗過程中，研究人員要對核爆炸過程、結果和效應進行觀測和測量，為改進和發展核武器提供參考。

　　戈壁灘上攻難關

　　蘇聯專家撤退前，留下了一個測量方案。其中要用到兩個工具，一個是探測器，一個是示波器。示波器國內尚有一兩臺，而探測器是什么樣子都不知道，只能查了文獻以后再仿制。當時距離第一次核試驗只有不到2年的時間了，國防科委副秘書長張震寰問制作探測器的組長：“按照時間節點能做出來嗎?”組長說：“比較困難。”張震寰說：“你提條件，我幫你去解決。解決不了，是我的責任;解決以后你還做不出，是你的責任。”

　　但蘇聯專家的方案最終還是被舍棄了。呂敏根據經驗，提出了另一套方案：換一種管子，改變電壓的分布，制作成另一種探測器，中間加個放大器把信號放大。

　　他們還自己動手做示波器，因為國內僅存的一兩臺示波器根本不夠用。為此，一群年輕人天天加班加點。然而，一些高精密的儀器和設備，中國還無法自己生產，比如示波器所需要的廣角鏡頭。

　　“示波器測到信號以后，光閃一下只有0.1秒，必須大光圈的鏡頭才能把這次閃爍照下來。”他說。他們跑去東安市場，找光圈2.0的萊卡相機鏡頭，并囑咐舊貨商，只要看到貨，無論價錢，一定要收下來。就這樣，還真收到了幾個鏡頭。

　　移師新疆后，條件更艱苦了。新疆當時的核試驗場區路況很差，科研人員把自己上班的那條路稱作“搓板路”。他們坐著低幫卡車進出場區，一路扶著車斗，忍受著劇烈的顛簸。那段路有上百公里，許多人因此被顛出了胃病和腰病，還有過人從車里被顛飛出去的故事。

　　在場區，呂敏帶領團隊在地下工事中安置探測器和示波器。呂敏負責的兩個工號最靠近爆心，一個距離1000米，一個距離700米。“當然是有一點兒危險的，越靠近爆心，污染就越大。”他說。

　　試驗準備工作困難重重。示波器是在上海做的，一運到千里之外的新疆沙漠里，就開始“水土不服”——當地的早晚溫差大、極度干燥，使不少原件開裂。技術人員每次開機調試，都會發現一堆問題，隨后再將它們修好，次日再來，還是如此。后來有人一狀告到張愛萍將軍那里，說呂敏的團隊“猴子盤兒子，把兒子盤死了”，意思是他們天天調試把機器都弄壞了。張愛萍聽了沒吭聲，呂敏也照舊繼續調試：“我們搞測試的人啊，不這么做不行。”

　　測試的前一天，他們將示波器調好，安裝好探測器，便退出工事，關上密閉門，再在門口堆上沙袋。準備工作完成，呂敏隨著眾人開始向外撤退。

　　蘑菇云升起之后

　　蘑菇云升起來的時候，所有人都拍手歡呼起來。呂敏一邊高興，一邊擔憂：儀器會不會又失靈?測量數據還有沒有?爆炸當天有核污染，他不能進去。到了第二天，眾人換上了防護服，戴上了面具，準備進入場區取數據回收。穿上防護服之后，眾人都看不出原來的樣子了，只能在身上貼數字以示區別，呂敏領到的數字是“5”。

　　核爆使周圍的環境變得面目全非。放置原子彈的鐵塔基本都被汽化了，只剩下最后幾節軟了倒在地上。到處都蒙著一層灰，連路牌也看不見了。到了目的地，呂敏將沙袋取走，打開密閉門，從照相機里取出膠卷，藏到鉛罐里。回到帳篷，他馬上鉆進被子里，將膠卷放在顯影罐里洗片子，一看是有信號的，心放下來一大半。之前天天出問題的示波器，在正式試驗時全部運作正常。隨后，他進行了簡單的判讀，鄧稼先問他：“大概什么數?”呂敏說：“比原來你告訴我的數值要小一點。”鄧稼先很高興：“那就對了，他們調低了數值，沒有告訴你們。”

　　1966年，呂敏所在的核試驗技術研究所整體搬遷到新疆紅山。那里的條件比原先更惡劣，除了山石，便是孤零零的幾棵老榆樹和白楊樹。他的兩個孩子都在紅山長大。環境艱苦，食物很少，雞蛋一年只進來賣一次，還要定量，冬天便靠吃黃豆、粉絲、土豆度日。家屬們開始養雞下蛋，改善生活。呂敏的女兒最早學會的活便是拿著兩把刀在砧板上剁菜喂雞。

　　1983年，呂敏得了急性乙肝，情況危急，被送回了北京。病情好轉后，他提出要回去，醫生不讓，說新疆的路太顛，會把肝顛壞的。在北京的醫院里，他仍牽掛著核試驗場，他在病床上作的一首詩中這樣寫道：“夢魂西去北山下，心神又到爆室旁。”

　　呂敏的父親是著名語言學家呂淑湘，采訪中呂敏給我們談起這樣一段往事：“當時，錢三強點名要我們幾個籌備研究所。他在人大常委會開會時，碰到我父親，說：我把呂敏搞到新疆去了，這么多年回不來。挺抱歉的樣子。后來我知道了，就給錢三強先生寫了一封信，說：這個事我也不后悔，盡管50來歲就生了那么場大病，但總算給國家干了點實際有用的事，知識分子能有這個機會也是不容易的。”

　　“給國家干點事，干點有用實際的事”，正是這種樸實又深切的報國之情，使他們在羅布泊走過幾十年無怨無悔的人生旅程。

　　今年，呂敏83歲了。北京的家里有些雜亂，書桌上堆滿了書本和材料，正當中空出一塊，放著一個藥盒，數一下，里面共17種藥，療效從保肝到潤肺，每日三頓。他以科學家的嚴謹，按照服藥的順序將它們從右到左碼好，這樣便不會忘記服用。對于核領域的年輕人，他的囑托是“好好干”。“核武器危險，可是沒有它又不行。國家弱的時候，我們尚且做出了原子彈。現在條件好了，就更要好好地做下去。”他說。

　　青春

　　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試驗中，除了那些被歷史銘記的兩彈元勛，還有一大批參試人員默默地付出。出于保密需要，沒人知道他們在做什么，甚至他們中的很多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為核爆成功發揮了多大作用。那時有多少人為我國的原子彈事業奉獻了青春年華，又有多少人為此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受條件所限，具體數字已無從知曉，但黨和人民絕不會忘記。

　　日前，本報記者獲得了一些目前仍健在的原子彈參試人員信息，立即奔赴青海西寧、河南鄭州、江蘇常州等地看望這些老人。他們分別是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劉兆民(80歲)、杜學友(80歲)、羅惠英(74歲，現居上海)，羅布泊馬蘭基地的八千里巡邏隊副隊長王萬喜(73歲)，陽平里氣象站站長王國元(76歲)。50年時光飛逝，但老人們心中的自豪感絲毫未減。

　　即便環境艱難得無法想象，卻從未動搖過那一代人的決心。就像杜學友老人說的，那時的年輕人有闖勁，明知有危險還是不怕死，敢于攻堅克難，人人都擁有一顆奉獻之心，為祖國爭光是所有人的心愿。

　　羅布泊：八千里路云和月

　　180天，4150公里，不帶通訊器材，衣食住自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試爆前，為嚴防無關人員誤入試驗禁區，保證群眾的絕對安全，基地的7名警衛戰士沿著羅布泊最荒涼的地帶徒步巡邏8300里，在半年中人均磨爛12雙鞋。他們曾多次斷水斷糧，但每一次都頑強地堅持了下來。

　　1964年4月，核試驗基地指示王萬喜所在的警衛營四連抽調骨干力量，組建一支精悍的“打獵隊”：隊長何仕武，副隊長王萬喜，隊員王俊杰、司喜忠、丁鐵漢、潘友功，衛生員王國珍。當時在羅布泊核試驗場周圍，有大片情況未知的地域，核爆前必須有部隊先行來到這上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巡邏，一塊一塊梳理：把老百姓請出來，把流竄人員趕出去，把可疑壞人抓回來。名為“打獵隊”，實是為了確保核試驗區安全的巡邏隊。

　　皆有極強單兵作戰能力

　　為何被選中的是警衛四連?王萬喜說，當時的一、二、三連都是內地整建制搬到新疆，只有四連是新組成的連隊，被選中的七人常年擔任高度分散執勤任務，具有極強的單兵作戰能力：比如跑60公里山路腿不軟的“飛毛腿”司喜忠、腳上老繭太厚以至于光腳巡邏都不起泡的“鐵腳板”丁鐵漢、不怕干渴頗能負重的“駱駝”潘友功，還有“神槍手”王俊杰。

　　1964年4月12日清晨，巡邏隊離開馬蘭駐地，一路向東。13日，小隊來到鐵板河，在河邊的土丘上挖了一個存放糧食等物品的土坑，掩蓋好之后清除腳印以防破壞。

　　15日，小隊帶上半個月的生活用品，正式開啟了“天當房，地當床，披著星星和月亮;風梳頭發沙擦粉，八千里路用步量”的巡邏。戰士們全副武裝，每人背著被子、毛毯、雨衣、水壺、沖鋒槍、手榴彈、行軍锨鎬、指南針、軍用地圖，還有糧袋和簡易炊具，平均負重近40公斤。他們保持三角隊形，交叉前進。

　　半瓶醋三支葡萄糖救急

　　在王萬喜的印象里，最危險的一次巡邏在樓蘭古城。1964年8月，地圖上的樓蘭古城距孔雀河只有30公里，小隊決定輕裝前往，當晚趕回，每人只帶兩壺水，一袋壓縮餅干。可沒想到實地非常難走，耽誤了行軍時間。

　　抵達樓蘭古城已至下午，帶的水已喝光，此時山西籍潘友功帶的半瓶醋起到了作用，每人抿一口。體力透支嚴重的戰士們還想吃餅干，可餅干在嘴里像鋸末一樣就是咽不下去，一呼吸餅干末全吹了出去。

　　第二天中午，衛生員拿出身上僅剩的三支應急葡萄糖，四個團員每兩人喝一支，三個黨員共喝一支。大家堅持前行，到河邊的最后3公里路花了3個小時，他們一頭扎進河水，平時苦澀得讓人拉肚子的水竟如此香甜。

　　原子彈鐵塔下的最后一夜

　　8月下旬，巡邏隊又加入四名新兵。10月14日，巡邏小隊接到了新的任務：15日晚上為爆心的鐵塔站崗。他們來到托舉原子彈的高聳鐵塔下，在指定的9個哨位，對鐵塔東、南方向進行晝夜不停的巡邏，隊長何仕武和副隊長王萬喜負責查哨。背著鐵塔，老戰士在較偏遠哨位站哨，新戰士在較中間站哨。面對戈壁灘的深夜，新戰士很緊張，王萬喜就和隊長在新人的哨位上畫個圈，交代不許離開圓圈。即使刮大風站不穩，新戰士也要坐在圓圈內，以致圈內的土地被磨出了一片白印。

　　前半夜滿天星斗，哨兵們警惕地注視著前方，緊握鋼槍，心情激蕩;后半夜西北風呼嘯而至，風沙迷眼，綠豆粒大的沙石打在身上，嘩嘩作響。但他們依然感到這是祖國對他們的信任，是上級對他們勝利完成八千里巡邏任務最高的獎賞。

　　第二天中午12時，王萬喜接到了撤場離哨的命令。回到觀察點，在觀察員提示觀看時，蘑菇云從地面升起，越擴散越大，那場面嘆為觀止……

　　金銀灘：全尺寸爆轟試驗

　　1958年，我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試驗和生產基地正式批準創建。一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工人和解放軍，在這塊1170平方公里的神秘禁區內，攻克了原子彈、氫彈的技術難關，成功進行16次大型模擬核試驗，實現武器化過程。1995年，該基地全面退役，被移交給當地政府。如今，它已成為西海鎮，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通過劉兆民、杜學友、羅惠英三位老人的回憶，記者仿佛走進了那艱苦與輝煌的歲月。

　　普通鋁鍋融化炸藥

　　位于青海湖東岸的金銀灘草原，因開滿黃色的金露梅和白色的銀露梅得名，“西部歌王”王洛賓所唱的“在那遙遠的地方”就在此處。1957年，一架飛機在金銀灘上空盤旋好幾圈后，掉頭向東飛去。機上的專家思考許久，做出了一個改變這塊草原命運的決定。他們是為尋找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而來的。

　　由于核武器研制是一項危險性大、放射性高、技術性強并嚴格保密的工作，因此一定要選一個偏僻、安全的地點進行。處在祖國大西北的金銀灘草原，令專家眼前一亮：這里距內地較遠、離任何一條中外邊境也不近;它四面被祁連山余脈包圍，外人難以進入，中間地勢平坦適合建廠，地域廣闊便于疏散;對物資供應而言，和西寧市100多公里的距離還算便捷。因此，這里完全可以擔當中國的“洛斯阿拉莫斯”。

　　1958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批準了核武器工程選址報告——定在金銀灘。

　　1963年初，年僅29歲的劉兆民從北京來到青海基地二分廠，成為第一批抵達金銀灘的科研人員之一。那時，他連帳篷都沒得住，只能睡“干打壘”。“干打壘”是一種半地下建筑，地下的坑有1米多深，坑的四周堆起土坯。那時，每個壘可以放三張床，住三個人。“現在覺得跟住羊圈一樣。”劉兆民說。

　　當時，為了應對那里的惡劣環境，參試人員均配發棉帽、棉大衣、棉鞋和床氈子，簡稱“防寒四大件”。劉兆民說，“干打壘”四面透風，他睡覺前怕凍著從來不脫棉衣，棉帽子也戴著，等到被窩捂暖和了，再把棉褲脫掉。

　　睡不好，還吃不飽。劉兆民那時每天只能領到8兩糧食，對于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來說簡直杯水車薪。劉兆民和同伴們堅持進行炸藥的壓裝和鑄裝工作，他們用普通鋁鍋融化炸藥，手工攪拌炸藥，將黃板紙做成各種形狀代替金屬模具，制造出一個個筒狀、球狀、半球狀的炸藥部件。

　　基地唯一的私人合影

　　在當時，原子彈研制屬于國家最高機密，基地所有工作都在保密狀態下進行。基地還有很多掩護名，比如“青海礦區”等。為此，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的電影《金銀灘》不得不停映，金銀灘也從地圖上神秘地消失了。

　　直到現在，劉兆民依然可以背出基地最基本的保密三原則：“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不該知道的絕不能知道。”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后，劉兆民甚至不知道這是基地研制的，直到后來文工團來慰問演出，他才從演員的加工、安裝、運輸的動作中，猜到自己的工作和原子彈有關。

　　據他介紹，基地內分廠、車間、產品、實驗任務等一律使用代號，車間門口有警衛站崗，工作人員必須出示專門證件才能進入工作。而且，不允許到別人的崗位“串崗”，串崗不是勞動紀律問題，而是直接涉密。他在基地工作了30多年，沒有拍過一張照片，因為在基地退役之前，絕不允許個人在基地內拍照。

　　不過，在海北州的基地紀念館內，留存有一張基地的合影：4人穿著厚重的棉衣棉褲，其中1人短發，3人扎著羊角辮，在一間廠房前，她們四人互相挽著，微笑著站成一排。館長李成君透露，這是基地唯一一張私人合影。記者找到了其中的一位主人公——羅惠英。她原是上海第九女子中學高三學生，和同在上海讀書的其他3人一起于1958年被抽調到陜西寶雞一家保密廠，1963年調往研制基地。她們4人被分配到機關器材處，任務是根據需求列計劃，到全國各地訂購器材。“但對誰都不能說在什么地方工作，是干什么的。”羅惠英說。

　　機關政治部派人對某設備破損程度進行拍照，由于羅惠英等人初到基地，又在基建材料處，身后便是四人同住的帳篷。拍照者希望給四位來自上海的女學生留個影，照片洗出來以后就一直藏在相簿里。拍照者和她們四人，誰也沒敢拿出來讓第6個人知道這事。

　　一比一“冷試驗”成功

　　在那個沒有升降機等專業設備的年代，無論是基地內電廠、住房的修建，還是各類模擬試驗的前期準備，都少不了吊裝班幫忙。每次，班長杜學友和他的同伴們只能借助卷揚機等機器，完成懸掛物的升降，甚至有時還要冒著大風徒手爬上數十米的高空。

　　在他看來，如果沒有基地六分廠一次又一次的爆轟模擬試驗，原子彈的蘑菇云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順利綻放。

　　六分廠即爆轟試驗場，根據不同的試驗目的和規模分別進行爆轟沖擊波試驗、核武器冷試驗、常規武器試驗等，以獲取所需的各種能量和技術參數。記者來到現在的試驗場，放眼望去，只有連綿的山坡和枯黃的長草。在這片200多平方米的草坡下，隱藏著一個5米多高的秘密建筑——目前已被開放成景點的秘密工號。

　　這個工號為一掩體，外面有一塊厚達1.3米、銹跡斑斑的鋼板，上面布滿坑坑洼洼的小槽，是當年做爆轟試驗時各種沖擊波留下的痕跡。掩體內部，通風室、物理力學觀測室、環境污染觀測室一應俱全。鋼板上還有數個方形或圓形孔洞，通過這些孔洞，掩體內的高速攝像機和觀測儀就記錄下爆炸瞬間的圖像和數據。

　　“原子彈爆炸前最為關鍵的一次模擬試驗曾在這里進行。”杜學友告訴記者。

　　1962年底，技術人員開始在金銀灘著手準備第一次一體化試驗。這是一次縮小尺寸的爆轟試驗，用的是模擬材料，主要看結果與指標是否相符。

　　杜學友回憶，第一次試驗在1963年的冬天進行，一輛輛汽車載著科學家、工程師駛入六分廠，原子彈的主要部件裝在一輛專用車里。隨后，工人們就把原子彈的各個部件組裝起來，經過吊裝、插雷管之后，所有人安全隱蔽。點火命令發出后，控制室里的科研人員檢測并記錄到點火裝置在炸藥澆鑄件內點燃的精確時刻，并通過膠片和已有數據的測算，確定向心爆炸波和點火裝置均達到要求。

　　這次試驗使我國原子彈理論設計和一系列試驗的結果獲得綜合驗證，在此基礎上，1964年6月6日，原子彈全尺寸爆轟模擬“冷試驗”開始。

　　所謂“冷試驗”，是針對“熱試驗”來說的。原子彈由高能炸藥和核部件組成，高能炸藥爆炸壓縮核部件，使其裂變產生能量，并將其釋放出去就是“熱試驗”;而“冷試驗”則不加入核材料，進行爆轟試驗，以檢測除了核材料外的部分運行是否正常。

　　杜學友說：“那天上午，當警報響后，所有人都不再出聲，草原上安靜得出奇。突然間就出現一道強烈的閃光和煙霧，一聲巨響震疼耳膜，大家都歡呼起來。”通過后續分析，試驗結果達到了預先的設想，原子彈工程勝利在望。

　　陽平里氣象站：鎖住藍天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時，距離爆心最近的單位是陽平里氣象站，兩地相距只有5公里。最近則意味著最具代表性，他們的觀測一年365天從不間斷，到核試驗前，平均每年觀測量超過8000次。用時任站長王國元的話說，從1960年建站起，陽平里站就像定位樁一樣釘在了羅布泊，任憑風吹日曬。1966年2月23日，國防部正式授予陽平里氣象站“模范氣象站”的榮譽稱號，以表彰他們的“千里眼”、“順風耳”。

　　用飯勺挖土放置儀器

　　1960年初，空軍氣象測報兵王國元接到了一紙調令，立刻從福建龍田機場趕赴新疆馬蘭基地。11月4日，任務明確——“在東大山以東的戈壁灘上建立一個氣象站，填補那塊戈壁灘上的氣象空白點，為部隊今后執行任務打先鋒”。7日早上，王國元等4名氣象兵和4名警衛戰士及2名汽車司機共10人，乘坐一輛“六三車”，到核試驗場區尋找一根帶編號的定位樁，在那里建立陽平里氣象站。

　　第三天傍晚，找到了建站的地方，大伙趕緊在避風較好的無名大溝東面搭帳篷，還在溝東沿比較平坦符合規范的地方安裝氣象儀器。戈壁灘10公分以下就是堅硬的鹽堿塊，要把觀測儀器安裝起來很難。受條件所限，沒有鎬，就用帳篷上的鋼釬往下砸;沒有鍬，就用盛飯的勺子往外挖。經過一番苦戰，終于把百葉箱、風向桿、帳篷安裝起來了。

　　羅布泊試驗場區有史以來第一份氣象資料，誕生于1960年11月12日8時。那天，王國元和戰友們記下了包括溫度、濕度、氣壓、云量云狀、地面高空風向風速等數據，然后，4位氣象兵在記錄末尾莊嚴簽下各自的名字。

　　爆前觀測，吃下定心丸

　　氣象工作在核試驗任務中的作用，用一句話來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如果由于氣象因素導致計劃臨時更改，不論是提前或推遲，即便試驗成功，但相關測試勢必受到影響，造成的損失將無法彌補。

　　“無風不行，更不能降雨，以免放射性塵埃集中降落在某一個地區。工作人員全在爆心西邊，所以不能刮東風，只能刮西風，西風也不能太大，太大會刮到人口稠密地區。地面風速小，高空風速大，這樣最有利于放射性塵埃擴散。而且要求藍天無云，能見度極好，方便攝影留圖作分析。”王國元一口氣說出了核試驗對氣象條件的幾項基本要求。

　　10月12日，大風又來了，王國元和戰友們此時的工作更加忙碌，預報人員期待用這些觀測數據找到壞天氣的“尾巴”，觀測從一小時一次變為半小時一次，高空氣球施放間隔從8小時縮短至1小時。16日上午9時，王國元帶著兩個觀測員、一個司機來到安放原子彈的塔下，開始核試驗前最后一次觀測。結果非常完美：氣溫適中，風速4米/秒以下，天色蔚藍，能見度在20公里以上。10時，王國元撤離爆心。到達爆心西邊80公里外的撤離點后，已連續苦戰三天三夜的氣象兵們一下車就進入了夢鄉。

　　“零時”到來后，王國元被戰友叫醒，看著遠方的爆炸，他跳了起來。“4年的努力沒有白費。”王國元和戰友們一起潑沙子慶祝。

　　記錄

　　一次跨越數年的采訪，一疊幾十萬字的日記，一篇未能發出的長篇通訊。稿件以出刊前大樣的形式被保存下來，最上方記載著成稿日期：1981年12月31日。標題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記》。

　　作者鄭重，《文匯報》老報人，今年80歲了，滿頭銀發。他小心翼翼地從信封中抽出大樣紙，上了年頭的紙張雖然泛黃發脆，但并無折角和破損，連空白處的修改意見都歷歷在目——這些都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張愛萍將軍親筆寫下的修改意見。1982年年初，鄭重揣著大樣，親自前往張愛萍的辦公室交給他審稿，將軍仔細看過稿件，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見，但最終要求壓下不發。

　　理由是“保密”。張愛萍說：“文中涉及的一些細節，看似無關緊要，但懂行者便能從中推算出我國原子彈的數據。”

　　稿件雖然未能見報，但將軍仍然給鄭重送去了2幅字，內容是以運載火箭為題的詩，詩是將軍自己賦的，又親自潑墨書寫，贈予記者，以表感激。

　　1981年，鄭重決心對“兩彈一星”工程進行深入的采訪報道，他通過朋友聯系到國防科工委，獲得允諾，并在當時的國防科工委辦公室主任周吉一的牽線下，開始正式采訪。

　　他在日記中記下采訪的內容和心得。幾十萬字的日記中，有不少反映了他對“保密”的擔憂：“我是最害怕保密之類的規定。我們將來的工作都要公開的，這樣嚴格的保密要求，被采訪的人不會和我們談，我能采訪到的東西，也不會讓我們隨便寫。”“自采訪以來，可以說所有被采訪的人，只談技術，不談自己具體做了哪些事。沒有細節，人物又如何能突出呢?”

　　盡管采訪不易，又遭遇了“斃稿”，但鄭重始終沒有舍棄這一領域。從1981年到1985年，他輾轉前往北京、四川，采訪了上百名原子彈工程的領導、專家、技術人員和工人。“頭一年，我是和同事水謂亭一塊兒采訪的。后來，他漸漸脫身，轉去做其它工作了，但我仍然把這件事堅持做了下去。”鄭重說。當鄧稼先身患癌癥住院時，鄭重也前往病房采訪，并在1986年發表了關于鄧老的報告文學《他擁抱地球，也擁抱原子彈》。

　　他記得鄧稼先曾為他推薦過《現在可以說了》，那是一本如實報告了美國制造原子彈經過的書。鄧老對鄭重說：“你耐心等待，等待‘現在可以說了’。”

　　如今，能說出來的那一天終于到了。這一疊塵封了二十多年的日記，記載了當事人對原子彈工程始末的講述，生動還原了那段令國人驕傲的往事。限于篇幅，我們只擇取了對最重要的幾位人物的訪談：中國核物理專家、“兩彈一星”元勛王淦昌，核武器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第二工業機械部副部長李覺，化工與核能專家、中科院院士姜圣階和原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劉杰。事實上，還有更多沒有展現出來的篇幅，記錄著在原子彈工程中貢獻一生的科研人員，盡管默默無聞，卻仍然不失偉大。

　　1981年1月23日于北京某研究所

　　今天安排我們訪問王淦昌，激動得心跳加快。在物理學界，他是何等重要的人物啊。

　　1978年9月中國物理學會在廬山舉行年會，我就認識了他。他的個子不高，方方的面孔，白晰的皮膚，微微有禿頂，使得本來柔軟的頭發更稀疏了。他無論出現在哪里，總有一群青年人圍著他，有的喊他“王老師”，有的喊他“王先生”，不斷向他提出問題，他又總是慢言細語地和青年人交談。我隨著他和一些青年爬過五老峰，看過人字瀑，一路上都是在求學問道。

　　王淦昌是一位不會寒暄的科學家，一見面他就自豪地說：“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后，我們僅僅用了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就爆炸了我國第一顆氫彈。”

　　王淦昌和我們談了他生命經歷中的幾個片段：

　　1956年，我奉命去蘇聯，到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做研究工作。這個研究所就在莫斯科近郊。在這個研究所，我們首先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首次觀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產生的帶奇斥夸克的反粒子。1960年底，我們回來后,就在這個所等待安排工作。

　　據我所知，在蘇聯杜布納研究所，王淦昌擔任副所長，回來后就從事原子彈的研制工作，從此隱姓埋名，似乎在科學界的視線中消失了。

　　王淦昌給我講了他生命中的另一段經歷，是留學德國的事。

　　他說：我在德國留學時，正是近代物理大發現的時候，學術空氣特別活躍，玻特和他的學生貝克，用放射性釙所放出的α粒子轟擊鈹核，發現了很強的貫穿輻射，他們把這種輻射稱之為γ輻射。我就向導師梅特涅提出，玻特是用計數器做的探測器，如果把實驗改變一下，用云霧室來做實驗，或許能弄清楚這種射線的性質。但老師要我做一個栽樹的人，不要做摘果子的人，要栽一棵自己的樹。我當時也感到老師說得對，要想當一名有成就的科學家，不能重復別人的實驗。但在1932年，另一位科學家查德威克用云霧室、高壓電離室和計數器獨立進行了這項試驗，證實這種貫穿輻射是中性粒子流，這種粒子流就是中子。1935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授給了中子發現者查德威克。

　　我說：這個諾貝爾物理獎應該發給你的。

　　王淦昌搖搖頭，說：不能這樣說，我雖然想到了云霧室實驗，如果真的做了這項實驗，能不能敏銳地發現中子，這就很難了。

　　我們被這些故事吸引著，還沒有請他談原子彈的研究工作。他的話題一轉，說：你們是從上海來，上海應該有反應堆，我們已經給他們設計了，上面不給錢，反應堆就沒有搞起來。交通大學有反應堆專業，但學生沒有地方實習，怎能提高教學質量呢。我們原子彈雖然爆炸了，但研究的工作越來越落后，差距不是一點點，而是很大……好了，好了，談下去人家又說我發牢騷了。不談了，不談了。

　　1981年1月28日于北京木樨地王淦昌家

　　和水渭亭乘車南歸，回家過年了。這次在北京游蕩了數月，筆記倒是記了幾本，采訪了幾十人，不謂沒有收獲，但文章一個字也沒有寫，如何向報社交待。思緒萬千。

　　收拾好行裝，還有空余時間，我們又去王淦昌家中。

　　到了王淦昌家里，就像普通干部家庭一樣，樸素無陳設，王淦昌把我們讓進客廳，就喊著：“媽媽，客人來了，倒茶”。不一會一位小腳老太太端了兩杯茶進來，她身材不高，微胖，白凈的面孔，很慈祥，開始我以為是王淦昌家的老保姆。他介紹說：“這是我的老太婆，叫吳月琴，是外婆給我娶的。”

　　談到參加原子彈研究，王淦昌說：1961年4月，我從蘇聯回來不久，劉杰部長就約見，要我參加原子彈研制工作，并說這是周總理的意思。我當即表示愿意以身許國。劉杰還說，總理說了，王淦昌這個名字太響，要給你改一個名字，從此要隱姓埋名，可以嗎?我說：那有什么關系。劉杰似乎早有準備，說：那就叫“王京”吧。

　　他繼續說：從這時開始，我就算進入原子彈研制領域了。當時的實驗就在長城腳下工程兵的一個靶場，許多爆炸都是在這個靶場進行的。當時我們稱這個地方為17號工地。我很留戀這個地方，在離開爆炸現場的那天，我從頭上拔了根白發，悄悄放在長城的石縫里，算是紀念碑吧，以作永久地留存。這一年我已經57歲了，又是搞科學的，你們看我還有些浪漫狄克吧。

　　時間倉促，不允許繼續談下去，只好在興頭上打住，相約以后再談。

　　1981年9月23日于北京二機部辦公大樓

　　去二機部辦公大樓，訪副部長李覺。

　　走進李覺的辦公室，只見他留著長髯，穿一雙草鞋式布制涼鞋，給人一種仙風道骨的感覺。說話響亮，山東口音更能顯示出他那股軍人豪情。

　　一開始他就說：聽說你們愛聽故事，我可沒有什么故事，會使你們失望的。接著他又說：我們許多保密性的東西都給你們看了，可要保密啊。我們說：我們可不知道哪些是秘密，什么都看不懂。他說：好，好，不知道不怪，將來你們的文章泄密了，我們也不會怪你們。你們大膽地寫好啦。看來，他對我們的寫作還是抱有希望的。

　　我說：就講講沒有故事的故事吧。

　　李覺說：我從西藏來到北京，開始說是給我檢查身體，讓我養病休息。休息了幾天之后，副總參謀長陳賡說要為我開歡送會。他要我去二機部找宋任窮，我還沒有離開醫院，宋任窮就來了，對我說：“要你去搞原子彈!”原來二機部要成立核武器研究所，要我當所長。當時只有我一個光桿局長，后來又調來吳際霖、郭英會兩位副局長。

　　機構成立了，首先是調人。吳際霖是專家，熟悉科技界的情況，由他提出名單，李覺四處要人。他說：當了多年的參謀長，聯絡協調還有些經驗。第一個調進來的就是鄧稼先。鄧稼先來了之后，就到各個大學選人。從軍隊、地方調黨政干部，成立三個部，理論部負責人彭恒武，實驗部王淦昌，力學總體設計郭永懷，另外還有固體物理由程開甲負責。

　　第二項工作就是搞試驗場地。搞原子彈的第一步就是搞爆炸實驗。要搞炮(爆)轟實驗，就要有場地。后來了解到工程兵有個靶場，在長城腳下。

　　我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建設青海基地，當時的思路就是大西北、青海、甘肅、四川。最后選中青海金銀灘。一些從國外歸來的科學家稱這里像美國的洛斯•阿拉莫斯，也是在深山峻嶺中。

　　第四件事，我親自參加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當時對原子彈的殺傷力心中無數，第一顆原子彈主要是檢查它的殺傷力。

　　1981年12月2日于北京三里河姜圣階家

　　姜圣階是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副廠長、總工程師，是搞原子彈原材料的，如今也是二機部副部長。他們要從鈾礦原材料中提煉出U-235，搞內球組合件，是原子彈的核心部件。第一顆原子彈用的就是U-235，第一顆氫彈用的也是U-235。

　　姜圣階的思想很敞快，一開始就給我講原子彈核心部件的鑄造問題，他談的時候好像沒有什么保密的地方。我們聽不懂，雖然講得很細，但我們沒法記下來。

　　姜圣階說，我們搞的是U-235和U-238，不能出問題，工人說：“搞不好，我們的命就沒有了。”真的是，我們天天都在和死神作戰。

　　我問他：你有著這樣多的經歷，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階段?

　　姜圣階說：搞化工的，總是在和跑、冒、滴、漏打交道，搞核材料生產，這個矛盾更為突出，搞不好放射物質就跑出來。文化大革命時有些亂套。我是反動學術權威，以蹲點的名義被下放到A工程。A工程進入熱料試車以后，突然發現第二混合澄清槽物料大量流失，生產不出產品的緊急情況。工人們當面批判我：你們資產階級權威劃“禁區”的設備室，我們今天就要進去。同志們高喊：“射線可以損傷我們的身體，但絲毫損傷不了我們忠于毛主席的紅心”，毫不猶豫沖了進去，我呆了一下，也隨即跟著沖了進去。

　　后來，老工人周芪功將元件送上水井，消滅了這場災難性的大禍。

　　事后，我感到慚愧：雖然和工人是一前一后沖了進去，但這反映了思想上的差距。

　　我問：當時的想法是真實的嗎?

　　姜圣階說：是真實的。

　　我問：現在有些人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說過的話，做過的事，認為都是違心的，你現在是否也這樣認為?

　　姜圣階說：“我沒有這種小人心理，我是真實的。”他又說：自這以后，我就不坐小汽車，坐公共汽車。跑去趕公共汽車，累得氣喘吁吁，我邊跑邊想，還要加勁跑，越跑離毛主席路線越近，越跑和勞動人民感情越深，車上群眾讓座，我不坐。那時認為站著也是思想鍛煉，這樣就永遠站在群眾之中，永遠和群眾同甘共苦，永遠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

　　結束了對姜圣階的采訪，我覺得他是一個最真實的人。

　　1981年12月12日于北京北兵馬司賓館

　　劉杰身材修長，滿面紅光，不胖的面孔，雙目更顯得炯炯有神。他現在是河南省委書記，曾擔任二機部副部長，是原子彈研究、爆炸的組織者。在采訪中有不少人都談到他。

　　劉杰一見面就說，你在這個系統已經轉了很長時間，采訪了不少人吧?

　　我告訴他去了幾個所以及在四川的九院。

　　他問：馬蘭還沒有去?

　　我說：沒去。

　　他說：去了這些地方，基本情況也就掌握了，馬蘭的條件太差。

　　劉杰說：1952年夏天，中國開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就已經提到要不要搞原子彈及核武器的事了。周總理的軍事秘書要造計劃，就去中科院找竺可楨。竺可楨說，這個東西要有人才，要有錢，得花很多的錢，我們現在搞不起。要搞，最好請蘇聯專家幫助。

　　我們要發展原子彈，首先要解決原材料問題。我們掌握的地質資料不多，就組織查閱資料，從中找到兩份有關鈾礦的資料。一份為偽滿時期日本人記述的遼寧海城發現有鈾，一份是廣西富鐘縣一個地方有鈾。廣西鈾的礦藏很豐富，他們把標本帶到北京，我看了礦石很高興，就去中南海向周總理匯報。總理說，你召集找礦的技術人員，明天就向主席匯報。

　　第二天，我帶幾位地質人員到主席那里，主席和總理已經在那里等著了。我們把鈾礦石放在主席的桌子上，主席拿了鈾礦石看了一陣，就問：怎么證明它是鈾礦啊?地質人員拿探測器一探測，發出了“嘎嘎”響聲。主席很高興：我們發現鈾礦了，我們很多鈾礦還沒有探測，還沒發掘啊。我相信我們中國有很多鈾礦。我們也要發展原子能。

　　晚上，隨劉杰吃會議飯。飯后，我又陪他到寬街散步。雖是嚴寒，但并不感到冷。休息一會，我們又繼續談。

　　劉杰繼續下午的敘述：

　　1962年9月11日，我們經過討論，向中央提出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的上半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總理說：“我們能在1965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有領導說：“劉杰，你們太冒險了!”“你們有把握嗎?”“你們不要欺騙中央!”

　　劉杰談到這里，情緒有些興奮。

　　原子彈爆炸時間確定在1964年10月16日。在爆炸前的一刻鐘，還有人問我：“究竟怎樣?”我說：“可能有萬分之一的問題。”總理和我們都守在電話機旁。章漢周在聽電話：“響了!”總理立刻接過電話：“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張愛萍說：“看到了煙云，的確是核爆炸。”總理馬上報告主席，主席說：“是不是真的核爆，要弄清楚。”張愛萍在那邊做了進一步肯定回答。主席說：“再檢查一下，外國人不相信怎么辦?”

　　這天晚上，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宣布了這個消息，參加會議的人又唱又跳，總理特別高興，他說：“你們別把地板跳壞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78期，摘自2014年10月16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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