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8日，福建上杭古田鎮廖氏宗祠內，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正在熱火朝天地進行著。站在歷史的彼岸回望，我們會發現當時當地的任何一個與會者似乎都不曾想到，他們正親歷著的這次會議將被后人稱之為“永放光芒”的“古田會議”，他們正親歷著的“古田會議”將被后人作為中共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建軍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而永遠載入史冊，人民的領袖毛澤東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完成了他建軍思想的整體構建。

　　歷史似乎注定要在這里陷入沉思......

　　85年后的金秋時節，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又一次把目光投注到了古田，親自在這里主持召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一夜之間，久違了的“古田會議”在中華大地上再次升溫。當很多人通過各類媒體的宣傳，重新接觸到這個在中共歷史上聲名顯赫的名詞時，往往都會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對這個名詞的陌生，都會不由自主地問道：“‘古田會議’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和中共的發展，和領袖毛澤東的歷史，究竟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賴傳珠上將講的好：“古田會議的勝利，是我軍建軍史上的一次偉大的勝利，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偉大勝利。”(見《偉大的歷程》第76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1版)。筆者要說，古田會議，也是毛澤東作為一名見識卓絕的軍事統帥的勝利，是毛澤東在中共發展史上“顯露崢嶸”的一次勝利。

　　原因何在，靜觀下文。

　　一、“八月失敗”和毛澤東的“先知先覺”

　　要想把“古田會議”這件事講清楚，筆者以為首先應當從1928年的“八月失敗”講起。

　　1928年5月，一個名叫杜修經的年輕人受中共湖南省委的委派，來到剛剛創立不久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他的使命主要是了解井岡山根據地的發展情況，以便省委依照了解到的根據地的發展情況制定下一步斗爭的策略。20歲的杜修經在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領導人的陪同下，情緒異常振奮地考察了紅軍官兵的生活、學習和戰斗情況，走訪了根據地的被服廠、醫院等部門。

　　回到省委后，這位年輕的巡視員迅速拿出了一份內容豐富但是又明顯過于樂觀的報告,在令當時的湖南省委激動之余，也使他們過高地估計了井岡山的革命力量，以為那里有兩萬人馬一萬槍，甚至以為不要紅軍主力，只靠地方武裝和赤衛隊，井岡山即可保存。于是，頭腦嚴重發熱的湖南省委很快就做出了一個“進軍湘南，造成以工農為主體的湘贛邊武裝割據”的極具冒險精神的決策。

　　面對省委的錯誤決策，時任紅四軍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同志無疑是清醒的。1928年7月4日，毛澤東在他起草的《中共湘贛邊特委和紅四軍軍委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四軍仍應繼續在湘贛邊界各縣作深入群眾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在新軍閥戰爭未爆發前，尚不能離開寧(岡)、永(新)、蓮(花)往湘南”。在談到紅四軍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時，毛澤東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四軍本身有許多過去習于流寇式的生活，不愿做艱苦的群眾工作，充滿冒險主義的遺毒”，此時把隊伍拉出去作戰是極為不利的。

　　然而就在此時，湘軍吳尚的第八軍參與會剿井岡山，兵鋒直指寧岡。為了擺脫危局，毛澤東親率三十一團留守永新保衛井岡山，朱德、陳毅則率領軍部和主力二十八團、二十九團采取“圍魏救趙”的策略出擊酃縣、茶陵，意圖迫使湘軍回援。然而，當朱德、陳毅率領的二十八團、二十九團迅速攻克酃縣，并在迫使湘軍回援后準備回師井岡山之際，由于酃縣當地已臨近湘南地區，主要成分為宜章農軍的二十九團產生了濃厚的地方主義情緒，政治上出現了嚴重的動搖，在二十九團黨代表的龔楚的不斷慫恿與倡導下，又一次提出了“進軍湘南”的作戰方案。

　　由于此時紅四軍政治工作的薄弱，面對戰略決策的臨陣突變，朱德、陳毅雖力圖制止，但卻無法扭轉這種明顯違反軍隊紀律的現象的蔓延之勢。比如當時陳毅曾經提出是否進軍湘南應先由巡視員杜修經報告特委和毛澤東同志后再做最后之決定。但是，當杜修經準備趕回井岡山時，龔楚竟然對杜修經說：“你去吧，我們等你一天，你不來我們也走了!”通過此事，足見當時紅軍內部自行其是的自由主義風氣已發展到何種程度。

　　就這樣，這支紅軍的主力部隊不顧毛澤東同志來信的勸阻，于1928年7月24日進軍湘南，直取郴州。由于郴州守敵范石生曾在朱德率領紅軍轉戰期間，對朱德領導下的工農紅軍進行過幫助，所以朱德當時并不主張襲擊郴州。但是在部隊組織性、紀律性嚴重缺乏的情況下，他卻沒有任何辦法對這一行動進行阻止和改變。朱德晚年回憶此事時就曾明確說過：“在郴州的范石生部隊，我不想去襲擊。有人批評我是講“個人交情”，實際是他與紅軍的確有交情。當時上面是盲動，下面農民意識那么濃厚，也是沒有辦法的。”

　　更加嚴重的是，二十九團的宜章籍戰士進了郴州就想打回宜章。他們先是抑制不住的大發“洋財”，面對范石生部隊留下的大量物資、銀元，他們是連搶帶奪。后來成長為共和國上將的楊得志當時還是一名班長，主要負責在軍用倉庫門前站崗，但是面對“搶倉庫”的官兵，他也只能徒喚奈何。其后，在范石生部隊展開反撲，復奪郴州的危急時刻，他們又成連成排的向自己的家鄉奔去，完全失去了革命軍隊、革命軍人的組織性與紀律性，最終只能是徹底走向潰敗與死亡。

　　就在這段艱難的日子里，又發生了令人震驚的“袁崇全叛變事件”。事件的主人公袁崇全系紅四軍第二十八團二營營長。郴州作戰期間，這位袁營長就曾因坐視一線警戒部隊被困而不顧而險些被陳毅下令槍斃，只是由于朱德的保護，才只將他改任團副了事。事后，袁找到朱德并向他表示悔過，騙取了朱德的信任。1928年8月，袁崇全作為先遣部隊的負責人繼續統率二營向沙田地區進發。數日后，袁突然派人送信回來表示：不殺朱德、陳毅，不回來了，從此徹底走上了叛徒的道路。更加令人痛惜的是，紅軍的優秀將領、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在連夜追擊袁崇全，并試圖將出走的部隊勸回來的時候，竟遭了叛徒袁崇全的毒手，當場犧牲。晚年的粟裕大將回憶此事，還曾無限嘆惋的表示：“他(王爾琢)的犧牲，是一個大的損失。這次事件說明對于舊軍官的改造比對士兵的教育、改造要復雜、艱巨。”(以上內容可參閱《陳毅傳》第74-80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8月1版以及《粟裕回憶錄》的相關章節)

　　這就是紅軍早期戰史中教訓極為深刻的“八月失敗”。回顧這一歷史事件，我們不得不感嘆毛澤東同志極富預見性的“先知先覺”，而這種“先知先覺”的取得無疑是建立在毛澤東同志對戰局整體發展態勢以及紅軍內部實際情況的準確把握基礎上的。誠如造成“八月失敗”的主要責任人杜修經在失敗后的反思中所言：“堅決的有計劃把握奮斗精神的要算是潤之同志(毛澤東)，不知怎的，那種精神也是對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認識的結果吧”!(《毛澤東年譜》上卷上冊第25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1版)

　　二、粟裕將軍反思“八月失敗”，推崇毛澤東

　　作為毛澤東軍事思想培養起來的一流軍事家，同時也是“八月失敗”的親歷者，粟裕大將在晚年的回憶中，對“八月失敗”做過深刻的反思。

　　在反思的過程中，粟裕將軍首先強調了輕視思想政治工對紅軍建軍之路的阻撓和妨害。他說：“我所在的二十八團，在黨的領導下屢建戰功，但輕視政治工作的思想仍較普遍。尤其是一些行伍出身的軍人，看不起政工干部，認為政工干部只是擺樣子，賣嘴皮子的，賣狗皮膏藥的。......我擔任黨代表后，有的行伍出身的軍人見到我就說：‘來賣膏藥了嗎?多少錢一張?’我剛做政治工作，沒有經驗，只有在實踐中慢慢地摸索。”

　　講到這里，粟裕將軍還做了一番自我批評和自我解剖。當時，將軍身邊有個通訊員好賭博，經常被將軍抓到現行。一次，將軍氣急了，就對他來了一次“兩腿半分彎”的變相體罰。所謂“兩腿半分彎”就是讓受懲罰的人腳跟并攏，兩腿半彎曲下蹲，雙手舉起，身體再壯的人，這么站久了也受不了。可惜的是，這個通訊員雖然吃了苦頭，惡習依然不改。在這種情況下，將軍下定決心再也不罰他了，而是耐心地同這個通訊員談了一兩個小時，終于做通了通訊員的思想工作。這個通訊員不但自己不再賭博，還主動幫助將軍做了許多查賭的工作。通過這件事，將軍感慨道：“說服教育勝過拳頭，而官兵平等的實際行動又勝過萬語千言。”

　　具體到“八月失敗”，粟裕將軍認為：“部隊中存在的流寇思想、鄉土觀念、無政府主義是樹立根據地思想的嚴重障礙。......八月失敗給我們的教訓是多方面的，但部隊里存在的這些錯誤思想，使部隊易于接受盲動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于這一時期的毛澤東同志，粟裕將軍的態度則是十分推崇的。他說：“毛澤東同志比同時代其他領導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遠。”“關于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軍隊這一重大歷史課題，是經過探索實踐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會議，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才從理論和實踐上得到正確地解決的。”應當說，粟裕將軍作為毛澤東的麾下戰將，作為歷史的親歷者，作為一名在黨內享有良好聲譽的革命家，他對毛澤東同志的這番評價無疑是公允的，也是經得起推敲的。(以上內容可參閱《粟裕回憶錄》第51-58頁，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8月2版)

　　三、毛澤東的人生低谷：遭遇劉安恭、落選“七大”

　　盡管粟裕將軍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當年的毛澤東同志無比推崇，但是，筆者在這里依然想要指出的是，從八月失敗到古田會議的這段時間，對毛澤東同志來說卻的的確確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段不折不扣的低谷時期。

　　歷史的真相，往往就是這樣詭譎！

　　1、劉安恭其人其事

　　1929年5月，受中共中央軍事部的委派，一個叫劉安恭的人“空降”到了紅四軍.但是，當時當地，任何人都不會想到的是，劉安恭的到來，竟然在紅四軍內部攪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甚至差點造成紅軍內部的分裂。

　　這種分裂似乎也直接反映在這段歷史中的主要當事人對劉安恭看法上的嚴重差異上。比如同樣是對劉安恭進行評價，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曾經明確講過：“(流寇主義、軍閥主義殘余等)傾向是非常嚴重的，并被黨內和軍隊領導層中的托洛茨基派利用”，“其中有個叫劉安康(即劉仁恭)的軍長就是一個典型，他們在對敵作戰時，把紅軍引入困境，企圖毀滅紅軍......古田會議后，他們的影響就被消除了”(見《紅星照耀中國》第130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1版)。但作為紅軍的另一位主要統帥，朱德在同另一位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談及劉仁恭時，卻對劉仁恭做出了較高評價，認為他“是紅軍的出色將領，受過高等教育的團長”(見《偉大的道路》，第306頁，三聯書店1979年4月1版)。二者評價之大相徑庭，清晰可見。

　　這個劉安恭到底是個什么人?他在紅四軍工作期間又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劉安恭，四川人，早年曾入云南講武堂求學，后赴蘇聯留學，按照蕭克將軍的說法，此人“在軍事上還是有一套的”。可惜的是，就是這個“軍事上有一套”的劉安恭，卻在進入蘇區工作之后，很快陷入了宗派主義、個人主義的泥潭，對紅四軍建軍的一些原則問題發表了一些很不負責任的議論。

　　一方面，劉安恭到處散布已被紅四軍前委明確回信拒絕的中共中央二月七日發給湘贛邊特委的指示信(即所謂“二月來信”)中關于“朱毛要離隊”、“部隊要分散”的內容，直接造成了紅軍部隊思想的混亂;另一方面，劉安恭對毛澤東同志擔任書記的前委工作，更是意見頗多，指責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代替了群眾組織”，攻擊政治工作是“找麻煩”，宣傳兵是“吃閑飯”，并進而指責前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在他做為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主持的一次臨時軍委會議上，劉仁恭竟擅自作出決定：前委今后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這種完全無視黨和軍隊的組織紀律，由下級黨委作決定限制上級黨委領導權的行為，不但是錯誤的，同時也把紅軍內部原本整齊劃一的思想徹底搞亂了。

　　講到這里，筆者想簡單談談自己對劉安恭這個歷史人物的看法。首先，劉安恭并不是一個“窮兇極惡”，一心一意想要干壞事、禍害紅軍的壞人，相反，作為一名在中國革命的低潮期參加中共，并主動投身艱苦的革命根據地建設工作的青年志士，他的這種獻身精神永遠是值得肯定的;其次，劉安恭的行為給紅軍造成的損失也是實實在在的，這一點同樣不容否認。劉安恭所犯下的錯誤歸根結底主要是因為他既受過舊軍隊不良習氣的浸染，又以有留學蘇聯學習軍事的經歷而自詡，特別是進入蘇區后，他受到了來自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領導人的集體推崇，很快就擔任了重要的軍事領導職務，這更使他平添了幾分優越感與自負感。他支持朱德，反對毛澤東，說到底還是因為他對毛澤東這樣長期堅持在農村革命根據地積蓄力量，主張通過游擊戰壯大自身的“土包子”從骨子里瞧不起，看不上，不接受，不信任。在這一點上，他同后來進入蘇區，下車伊始便排斥毛澤東的博古、李德等人是沒有本質區別的，在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他的存在也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在黨內獲得普遍認可曾經走過一條何其艱難的里程。

　　劉仁恭的生命是短暫的，就在這場爭論爆發后不久，他本人就在冒進出擊東江的戰斗中英勇犧牲了。可以說，劉安恭最終用自己的死亡證明了他所堅持的這條忽視政治建軍，戰術上輕率冒進的道路徹底的失敗了。

　　2、毛澤東復信林彪，奠定了古田會議的思想基礎

　　面對紅軍內部因為劉安恭不負責任的言行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亂，作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主要創建人的毛澤東同志，他的心情無疑是沉痛的。激憤之下，毛澤東在1929年6月8日舉行的白砂會議上，沖動地提出在前委處于不生不死的尷尬狀態之時，請求馬上更換書記，讓他離開前委。

　　令毛澤東倍感意外的是，就在他提出辭去前委書記要求的當晚，紅四軍二十八團新任團長林彪突然給他寫來一封信。在這封信中，林彪一方面表達了自己對劉安恭以及劉安恭支持的朱德同志的不滿，另一方面則明確表示“你(指毛澤東)今天提出的伱個人要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胡哲峰、于化民《毛澤東與林彪》，第41頁，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3月1版)

　　應當說，當時在黨內處于相對少數地位的毛澤東同志接到來自一線主要戰將林彪的這封表示支持的信件，他的心情無疑是激動的。經過連續幾天的思考之后，毛澤東于6月14日給林彪復了一封回信。回信中，毛澤東首先明確告知林彪“你的信給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于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斗”。

　　接著，毛澤東主動提出了紅四軍黨內存在著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和政治觀點、小團體主義和反小團體主義、流寇思想和反流寇思想、科學化、規律化問題、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十四個問題 ，并把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之間的矛盾，列為紅四軍黨存在的最主要的問題。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黨在這時期中不能有絕對的指揮權，小團體主義充分存在而發展，黨不敢作調動槍枝上的嘗試，紅軍后方兼顧主義與少數同志的紅軍本位主義是沖突的，軍需制度和編制法規未能建立，個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這時候的黨從連到軍從它的實質說是處在一種從屬的地位，在某些問題上是絕對聽命于個人”。

　　在復信中，毛澤東還批評了紅四軍中存在的不要建立鞏固的根據地 的流寇主義的思想，指出流寇思想歷來在紅軍中是很厲害的，它產生于紅四軍中的游民成分，雖然黨與這種思想做過許多的斗爭，但它的尾巴依然存在。此外，在這封回信中，毛澤東對忽視政治工作的單純軍事觀點、小團體主義、分權主義等錯誤思想都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并做了認真的分析。

　　應當說，毛澤東在這封給林彪的復信中所羅列的觀點以及在此基礎上作出的對建立革命軍隊思想的分析與闡述，同幾個月后舉行的古田會議的思想是完全相符的，可以說，這封復信就是毛澤東在古田會議前頭腦中已經形成的無產階級建軍思想的集中反映，是召開古田會議的思想基礎。(以上內容可參閱《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64-75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1版，《毛澤東年譜》上卷上冊第276-27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1版)

　　當然，通過與林彪的這次書信來往，毛澤東對林彪加深了了解，增進了信任，平添了許多好感。站在歷史的彼岸回望當年的這段史實，筆者不能不說，林彪是古田會議召開前后中共黨內思想斗爭的另一種意義上的贏家。不過，這些似乎與本文的主旨關系不大，這里就不展開敘述了。

　　3、賀子珍回憶毛澤東落選紅四軍“七大”

　　1929年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簡稱紅四軍“七大”)在福建龍巖城的一所中學內召開。

　　由于當時毛澤東與朱德作為紅四軍軍政主要領導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這次大會是由紅四軍政治部主任陳毅主持召開的。按照很多大會的參加者，如紅四軍政治部秘書長江華、縱隊司令員傅柏翠等人的回憶，“七大”會場空氣緊張熱烈，有什么意見都可以講，一些意見甚至已經是十分的偏激與夸大了。

　　面對會場上激烈的思想交鋒，主持會議的陳毅同志深感在當時保持黨內團結的重要，因此按照他本人當時的政治思想水平，由他主持通過了一個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應當說，陳毅同志本人對這個決議案也是不滿意的，認為它“并沒有把問題徹底解決了”。同樣作為一個兩方面都能暫時接受的折中人選，陳毅在“七大”上當選為前委書記，毛澤東落選了。

　　關于毛澤東的這段歷史，他的夫人賀自珍在晚年曾經有過一段精彩的回憶，她說：“在紅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選舉前委書記，許多人不投毛澤東的票，他落選了。他為什么會落選?有的人說，這是因為毛澤東民主作風不夠，在黨內有家長作風。毛澤東是不是有家長作風?我的看法是，他脾氣是有一點，在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風是更好一些。我看，他之所以落選，主要是一些人輕視黨對將軍隊的領導，否定紅軍中的黨代表制，不重視政治工作。另外，毛澤東對部隊中的不正之風進行了批評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興;加上這次打不打廣東的問題上，意見也不一致。

　　毛澤東是一個很遵守黨的紀律的人。他同前委領導干部之間意見的分歧，從來不同我講。......后來有一次，我無意中翻看了一次會議記錄，才知道他們之間原來意見很不一致。

　　毛澤東對‘左傾’的危害，看得比較清楚。他常常愛講這樣的意思：一個人窮怕了，餓怕了，總想一步登天，一口吃成個大胖子。可這是辦不到的，搞不好，還會撐死的。這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見王行娟《賀自珍風雨人生》第125頁，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1版)。

　　就這樣，毛澤東陷入了他革命道路上的又一個低谷，當他離開龍巖城去往閩西特委所在地蛟陽任職時，身邊只有賀自珍、江華、譚震林等幾個人隨行。幾十年后，時任紅四軍政治部秘書江華在他的回憶文章中說：“閩西特委給我們每人發了30元鈔票，......我們離開部隊由龍巖出發時，把我們的馬也扣留了，那時我們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樣子”(見《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第15頁，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2版)。毛澤東當時在黨內處境之艱難，于此真是可見一斑。

　　四、“九月來信”.東江失利.古田會議的勝利召開

　　紅四軍七大結束了，但作為會議主持者和新當選的前委書記的陳毅，他的心情卻不能平靜。為了徹底解決紅四軍內部存在的種種問題，陳毅決定親自去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走一趟，希望能在中央的幫助下，實現紅四軍內部的精誠團結，為這支堅持在革命一線奮戰的紅軍隊伍選擇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

　　1929年8月下旬，陳毅到達了上海，在這里，他首先向當時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李立三、周恩來匯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并連續寫成了《關于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等五份文件，詳盡地描述了紅四軍爭論的問題、存在的錯誤傾向以及毛澤東離開領導崗位的情況。

　　這里必須指出的是，當時在中共中央負責軍事工作的周恩來頭腦是十分清醒的。在聆聽了陳毅的匯報之后，周恩來當即指出，紅四軍“七大”放任內部斗爭，關門鬧糾紛，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只是在組織上回答了一些個人問題。對朱、毛問題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責任的重要，公開擺到群眾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不但不能解決糾紛，而且使糾紛加重了(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一卷第19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1版)。經過周恩來和其他中央同志的幫助，陳毅對“七大”爭論的認識終于產生了飛躍，深刻地認識到紅四軍離不開毛澤東的領導。

　　就這樣，陳毅受周恩來的委托，根據中央研究的意見，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于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以及“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同時明確提出“毛澤東仍任前委書記，這一點必須使紅四軍全體同志了解和接受”。這就是著名的“九月來信”。

　　1929年10月22日，陳毅重返紅四軍，當即傳達了“九月來信”的內容，批評了紅四軍“七大”和“八大”(這是陳毅去上海匯報工作，由朱德暫時代理前委書記期間召開的一次代表大會，由于個人主義的極端泛濫，這次大會開的是七嘴八舌，沒有取得任何成果)的錯誤，要求馬上把毛澤東請回來主持前委工作。但是由于思想上還存在著一定的隔閡，加之毛澤東當時在閩西地區正忍受著惡性瘧疾的折磨，使得毛澤東并沒有馬上回到紅四軍主持工作。

　　就在此時，紅四軍前委再次接到中央指示，要求四軍“全部即到東江游擊，向潮(州)梅(縣)發展”，應當說，這同樣是一個戰略上十分冒險的決策。10月19日，紅四軍分三路向東江進發。戰事進展極為不順。先是第二縱隊攻擊大埔受挫，縱隊司令員劉仁恭英勇犧牲，繼而在供給梅縣的過程中遭遇重大損失。據后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的羅榮桓同志回憶，他當時率領九支隊打進梅縣北門，。敵軍憑借街道兩旁的樓房，用手榴彈、機關槍封鎖街道。我軍隊形擁擠，又無工事掩蔽，傷亡達200多人。羅榮桓本人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彈打穿，負了重傷，多虧譚政、孫開楚兩人拼死相救，才將他抬下了火線(見《羅榮桓傳》第46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2月2版)。另據當時統計，紅四軍此次進軍東江，合計損失一千多人，約占總兵力的三分之一，是井岡山“八月失敗”以來最嚴重的損失。教訓實在是慘痛極了!

　　面對嚴酷的事實，紅四軍上上下下終于統一了思想，認識到毛澤東同志建軍思想的正確，戰略決策的英明。11月26日，朱德、陳毅派出一個連到蘇家坡歡迎毛澤東回到紅四軍工作。回到長汀后，毛澤東與朱德、陳毅在見面之后，互相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陳毅檢討了自己在“七大”上的錯誤。朱德也很坦白地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的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找出了自身錯誤的原因。“相逢一笑泯恩仇”，這三位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人，中共發展史上叱姹風云的革命家終于盡棄前嫌，再一次緊緊地團結在了一起。

　　形勢至此，水到渠成，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終于迎來了它勝利召開的日子。《古田會議決議》近三萬字，不但糾正了紅軍建軍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錯誤思想，同時還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確立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堅持在紅軍內部實行官兵平等的民主主義制度，充分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在紅軍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確實不愧是一份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的重要文獻。

　　五、關于古田會議的幾點思考

　　拉拉雜雜寫到這里，筆者最后想談一下自己對古田會議的幾點思考。

　　1、探究古田會議召開的前因后果，筆者首先深深地感到毛澤東同志在中共黨內領導地位的取得絕不是憑空得來的。很多時候，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不但在中共黨內居于少數，甚至還多次受到多數派的排擠與非難。在這一點上，筆者確實看到了毛澤東同志身上堅強的黨性和紀律性。他的成功之路絕不是一條一帆風順的坦途，或許也正因為此，我們才不得不感嘆：毛澤東，真偉人也!

　　2、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確立的建軍原則確實堪稱是來源于實踐的顛簸不破的真理。放眼當今世界，并不太平。我們的祖國最需要的就是繼續保有一支與人民有著血肉聯系的最具戰斗力的人民武裝力量，而要獲得這種合格的武裝力量，繼續堅持學會使用毛澤東同志深刻的建軍思想將是惟一的一個不可更易的大前提。

　　古田會議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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