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建國初期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一直以來眾說紛紜。今天我們把這一運動放在新中國成立的大歷史背景下來認識和分析，就能看到其價值和歷史的必然性。

　　一、思想改造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的情況是極其復雜的，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一方面，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已經成為主要任務;另一方面，還有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革命尚待進行。整個社會處于全面轉型時期，意識形態領域呈現思想多元化，價值觀念混亂， “新”“舊”兩種文化面貌之間的邊界并不十分明晰。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來自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以及軍隊中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參加了革命，通常稱他們為革命知識分子。這部分人人數相對較少，新中國成立后都成為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人。二是解放戰爭中接收的國民黨留下來的大量宣傳、教育機構，各類學校、廠礦企業和各種文化藝術團體中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新聞工作者、醫生等等。他們是建國初期知識分子隊伍的主要組成部分，知識分子問題主要是就他們而言的。三是當時大學還沒有畢業的青年學生。后兩部分人中也有一定數量的人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激進分子，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參加過1946年的抗暴斗爭和反饑餓、反內戰、反獨裁運動的知識分子。

　　但建國初期知識分子隊伍的主要成分，是從國統區過來的舊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有留學歐美的教育背景，并長期生活和工作在舊社會，不可避免地帶著一些與新社會、新政權格格不入的舊習慣和舊思想;有美國情結的大學教授們，雖然極度不滿于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以及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但仍對美國的民主充滿著幻想，希望借助美國的幫助來實現中國的民主;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性質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表示懷疑，對共和國、共產黨、人民政府存在偏見和疑慮，甚至于想在國共兩黨之外能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穩定中國的政局。這種“新的力量”，當然指的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解放戰爭時期，這些人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就較為活躍，形成了一股很有影響的政治勢力。當時，美國對這些人抱有極大的期望。在美國政府組織人員編寫的《美國與中國關系——著重于1944—1949年時期》的白皮書，和艾奇遜為此致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中，就“公開宣稱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6、77頁)

　　盡管毛澤東寫了五評白皮書，反復告誡這些知識分子切勿對美國寄予幻想，盡管以民盟為代表的各民主黨派及所屬的知識分子都表態批駁了美國白皮書，但是不容置疑的，毛澤東對美國以及它所寄予希望的在中國的這“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的動向是保持警覺的。這些也成為日后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現實依據。

　　應該說，1950年下半年開始在知識分子中間提倡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針，與當時準備在新解放區全面開展土地改革的形勢也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的舊知識分子，大都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與封建地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土改中，他們要想與自己的家庭劃清界限，就不能不來一個思想上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澤東曾把戰爭和土改看成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時期內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一切黨派的“兩個關”，號召大家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過好土改這一關。

　　二、思想改造具備客觀條件

　　新中國成立初期對知識分子進行的思想改造運動，不僅是必須的，也是完全可以實行并取得了效果的。也就是說，這個“歷史的必然要求”在實際上不是“不可能實現的”，因而在總體上說，不會構成“悲劇性沖突”。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繼承和拓展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對廣大知識分子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

　　1、對著名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委以重任

　　僅從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0月21日政務院宣告成立，這開國短短21天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分別任命的各機構的領導人選里，就不難看出知識分子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其中如黃炎培、郭沫若擔任政務院副總理;沈鈞儒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奚若、彭澤民擔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馬寅初擔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章伯鈞擔任交通部部長;李書城擔任農業部部長;梁希擔任農墾部部長;沈雁冰擔任文化部部長;馬敘倫擔任教育部部長;史良擔任司法部部長;胡愈之擔任出版總署署長，等等。據統計，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在政務院4個副總理中占了2人;在21個政務委員中，占了11人;在政務院下屬30個機構的93名負責人中，占了42人。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共產黨員中的許多知識分子在內。

　　2、對舊中國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在生活上實行“包下來”的方針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失業問題，這是政權更替留下的現象。而對于那些曾經服務于舊政權的特殊階層來說，這種現象就更為嚴重。為解決舊知識分子失業問題，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遺余力。1950年7月25日，政務院在《關于救濟失業教師和處理學生失學問題的指示》中指出，應在大城市舉辦各種短期訓練班、補習班及夜校等，吸收大中學失業學生入學，畢業后設法介紹他們參加各項建設工作。同時對失業知識分子進行登記，除盡可能地介紹職業外，應本著以工代賑的精神，分配他們參加各種社會服務工作，發給生活維持費;無法工作者，組織學習并發失業救濟金。這樣就使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繼續自己原來的業務，一些失業知識分子也分配到適當工作，經濟上給予較優越的待遇，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問題。

　　除此以外，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還利用自己與一些舊知識分子的私情公誼，妥善地解決了不少著名人士的工作安排問題。如著名美術家李苦禪，毛澤東通過田家英，很快恢復了他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的職務。對一些年紀比較大、在社會上有一定聲望的老年知識分子，則采取“把他們養起來”的辦法，或者安置在文史館一類的工作崗位，用其所長，發揮其作用。

　　3、歡迎在海外的知識分子回國服務

　　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集聚人才，中國共產黨竭誠歡迎在海外留學或工作的知識分子回國服務。新中國成立后出現了第一次海外知識分子歸國的熱潮，一批批留學海外的有見識、有文化、有技能的知識分子，沖破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勢力的重重阻撓，回到祖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教授離美前發表《寫給留美同學的公開信》，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著名原子核物理學家張文裕等經過千難萬險的歸國經歷，已廣為人知。與在國外的大批知識分子遠涉重洋，回來報效祖國相呼應的是，新中國的領導者們，也正在發揮新政權的優越性，敞開胸懷，禮賢下士，為他們排憂解難，給他們一定的政治地位，為他們參與祖國建設創造條件。

　　4、采取各種方式，幫助知識分子獲得或增強為人民服務的觀念和技能

　　黨采取各種方式，盡可能吸收知識分子參加國家建設和社會服務的各種實際的工作。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簡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就是唯心論者，我們也有辦法使他們不反對我們。要用事實證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是對的，是必要的。他還指出：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時間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過于性急、企圖用粗暴的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1950年10月27日，政務院通過了《關于處理失業知識分子的補充指示》。指示強調：處理失業知識分子的基本方針，應當是經過訓練或其他方式，幫助他們獲得或增加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和技能，盡可能吸收他們參加國家建設和社會服務的各種實際工作。

　　5、積極推動知識分子參加各種社會改革改造運動

　　1950年下半年開始，在繼續堅持團結知識分子的同時，在知識分子中間逐漸采取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針，讓知識分子參加各種改革運動。這種實際的政治教育對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北師大校長陳垣參加了西南土地改革運動后，所見所聞改變了他原有的一些學術思路。他在四川巴縣參加了斗爭地主的大會，并做了革命性較強的發言。他實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發現與斗爭大會上所聽到的地主剝削的殘酷事實不符，由此想到自己過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記載勞動人民被壓迫的情況，對以往“閉門治學”所依據的考證材料產生了懷疑，對幾十年來考據研究中缺乏階級觀點進行了初步的自我批判。著名文學家蕭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學習》，美學家朱光潛的《從參觀西北土地改革認識新中國的偉大》，社會學家吳景超的《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等文章，都介紹了自己在參觀、學習中得到的收獲。這些文章均發表在當時的《人民日報》上，在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上述事實說明，思想改造符合知識分子的實際需要，得到知識分子的擁護。也就是說，采取這一方針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廣大知識分子采取團結、教育的策略，是從當時經濟建設的客觀實際出發，同時也是符合當時知識分子實際需要的。執政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基本是融洽與和諧的。知識分子以飽滿的愛國熱情，從未有過的政治積極性，投入了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當年38歲，幾十年后，在1993年寫的回憶《我與中國20世紀》中回顧：“隨時準備深挖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清華大學教授費孝通寫了《我這一年》總結說：“感覺到自己百無是處了，夢想著一種可稱為‘魔術性’的改造，點石成金似的，一下子變為一個新人。”

　　三、全面的思想改造運動

　　通過兩年左右的政治學習以及參加各種政治運動的實踐教育，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心理狀態正在積極調整，以適應新中國、新社會的要求。但是，黨中央和毛澤東認為這種變化和調整還不夠，強度太小、目標要求也不高，世界觀、價值觀等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特別是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和批判，使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對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開始發生轉向，進入了對知識分子進行全面的思想改造運動的階段。

　　這次對知識分子實行全面的思想改造運動，一方面，實際情況說明，大批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還不太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缺乏辨別是非的思想武器，而許多經過革命戰爭考驗的知識分子，雖然已經學會并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但仍不會應用，不會去具體地分析歷史和現實，以至思想文化界呈現出某種混亂現象，有必要進一步學習并展開思想交鋒，提高政治認識和理論水平。另一方面，經過兩年來對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政策的貫徹，知識分子本身也具備了接受全面的思想改造的思想覺悟。他們目睹新中國成立兩年來，在各個方面取得的成就，開始信服中國共產黨。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初步解決了跟誰走以及走什么樣道路的問題，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這場思想改造運動，是從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高等院校開始的。其中一個動因是想借此推進高校的改革。舊中國高等教育事業，基本上被帝國主義和官僚地主階級所控制，具有濃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存在缺乏全局規劃、力量分散、脫離實際等缺點。為改革破除阻力而進行思想改造運動，也有其歷史合理性。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與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12位教授致信周恩來，響應政府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在北大教員中進行一次政治學習運動，并敦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10位中央領導同志為教師。9月11日，毛澤東看到此信后，認為這種學習方法很好，親自在來信上批示，同意派幾位同志前去演講。

　　9月24日，周恩來主持研究了這次學習的內容和目的。29日，他在京津兩地高校教師學習報告會上作了《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就知識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談了自己的體會，并號召教師們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努力使自己成為文化戰線上的革命戰士。在報告中，周恩來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對知識和知識分子本身進行了一些具體的分析。周恩來在講話中，還將毛澤東在過去戰爭年代總結出來的關于知識和知識分子思想加以進一步強調和具體化，并用來分析新中國成立初期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指導當時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這表明共產黨人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和政策是一貫的。

　　羅常培教授聽了周恩來等領導的報告，了解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以后說：“凡是以月薪收入作為主生活來源的，不論腦力勞動者或體力勞動者一律屬于工人階級。我聽了這句話，當時感覺異常興奮。我覺得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經不是革命對象，而可以算革命動力了。從此我就對于中國共產黨起了信仰，愿意跟隨著他走。”

　　思想改造運動很快在教育系統鋪開。以后文藝界、科技界、新聞出版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級政府機關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等都參加思想改造的學習，形成了一個全國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1951年5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與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組織清理工作的目標和方針政策作了具體的規定。指出這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目標是：徹底打擊學校中的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崇美、親美、恐美、反共、反蘇、反人民思想)，劃清敵我界限，暴露和批判教師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如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劃清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初步樹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等。指示還具體規定，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在這次運動中，60%到70%的教師，可以而且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后迅速過關;15%到25%的教師，經過適當的批評后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經過反復的批評檢查后予以過關;只有2%左右的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的處理。這樣就能做到爭取、教育多數教師，孤立、打擊少數壞分子，達到團結、改造高級知識分子的目的。

　　目標、方針政策明確以后，各條戰線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方式進行。在科研戰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一般不發動群眾斗爭，主要是本人在小范圍內作檢討，取得別人的諒解和幫助，自覺清理錯誤的思想觀點和學術觀點，講清歷史，劃清敵我界限。對國內外有名望的科學家，則是嚴格保護的。

　　1952年6月，中共中央在關于科學院進行思想改造運動的方針問題給華東局的復電中指出，科學院研究所進行思想改造的方針和高等學校相同，但方法上應有所區別，應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北京已決定一般不采取群眾斗爭的“過關”方式，對大多數研究員只用小組會議的檢討會的形式，只有十分惡劣頑強抗拒者才需要反復檢討或大會檢討，過關后仍讓他們做工作。在檢討批判其政治思想時，要注意結合批判其學術上的資產階級影響，防止把思想問題簡單化的傾向。在科學院的思想改造學習中，應強調政治與科學技術的聯系，理論與實際的聯系，但以政治為主。

　　在文學藝術領域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則主要采取整風方式進行，組織文藝工作者批判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幫助文藝界克服脫離政治、脫離群眾，遷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錯誤傾向，端正創作思想和服務方向。1952年5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曹禺題為《永遠向前——一個改造中的文藝工作者的話》的文章，表達了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時代文藝隊伍中的一員的自豪感。他說：“我是一個從黑暗的舊社會里走出來的文藝工作者，雖然一直向往光明，但自己的思想意識卻受了相當深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新社會到來了，我居然成為毛澤東文藝隊伍中的一員，我是多么感激和驕傲!”他又誠懇地說：“我逐漸發覺自己的空虛，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我缺乏新的社會現實的體驗，甚至連人民大眾的語言也不大熟悉。古人有一句話，‘貧無立錐之地’。我今天才明白一個人在精神領域中到了‘貧無立錐之地’的當口是多么痛苦。在這個當口，我從毛主席的《講話》里聽見了偉大的指路的聲音：‘了解他們，熟悉他們’，要使‘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我又聽見：‘要與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

　　陳垣在談到自己經過幾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以后的心態時說：“我是抱著懷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產黨能打敗國民黨的幾百萬軍隊?這一定有個道理。”后來有感于國家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他在不同層次的學習會上這樣說道：“解放區來的干部是好干部，共產黨是一個不平常的黨。”“對今天這樣的政府之下的生活，還有什么理由對政治灰心，對政治不聞不問呢?”他還說：“過去幾十年自己太無知了，恨自己接觸黨太晚了。”

　　這次運動，應該說是對前面知識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直接繼續，繼承了前兩個階段的積極成果，也是對黨的團結、教育知識分子政策的繼續和發展。從重在“對知識分子政治上的團結、思想上的教育到重在精神上的改造，形成了知識分子政策的三步曲”。( 參見蔣建農、唐洲雁：《知識分子與當代中國社會》)它表明新中國的領導人，不僅有魄力在生活上安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團結知識分子，而且有勇氣在思想上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

　　四、思想改造運動是必要的、成功的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3年內，根據國際國內的形勢和恢復發展國民經濟的客觀需要，對知識分子實行在團結、教育的基礎上，進行全面的思想改造，是符合當時歷史發展實際的，而且也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認可。不僅吸引了那些留學海外的知識分子紛紛回國報效祖國，而且也穩定了那些堅持在大陸的大批知識分子;不僅安置了大批失業知識分子，還使他們獲得了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和機會;許多從戰爭中走過來的革命知識分子在思想上進一步得到了改造和鍛煉;不僅從制度上改革了國民黨時期遺留下來的舊文化和舊教育，而且也從思想上實現了對幾百萬舊知識分子的團結和改造。所有這些都說明，這3 年采取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是積極而又穩妥的。而且，為整個國家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奠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礎，培養造就了大量有用的知識人才。

　　毋庸諱言，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也存在著失誤和偏差，傷害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感情。在這次思想改造運動中，本來一開始中央就明確指出其目標是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法西斯思想的影響，“三反”、“五反”運動開展以后，又增加了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內容。但黨內滋長了“左”傾思想，有的單位甚至提出要“批判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口號，轉移了主要目標，擴大了打擊面;本來黨中央反復強調必須注意劃清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但實際工作中把思想問題當作政治問題看待和處理的現象仍時有發生;本來中央明確規定，在交代歷史問題時要“啟發自覺，不追不逼”，但有不少地區和單位仍然忽視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以勢壓人，甚至違反政策，侵犯人權;本來中央要求“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要注意團結大多數，但處分過多過重，甚至冤枉好人的現象仍然存在。當然，這些問題在整個運動中是局部的，是實際工作中發生的偏差，絲毫不影響我們對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總體評價和肯定。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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