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到延安采訪的美國記者很活躍,其實還有來自歐洲的記者。瑞士新蘇黎世新聞社記者瓦爾特·博斯哈德(Walter Bosshard)先后于1938年和1947年兩次來到延安和解放區采訪,拍攝了大量珍貴的影像資料。
埃德加·斯諾到陜北的采訪報道發表后,引起了在華境外媒體記者對于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們想方設法疏通渠道,希望能夠獲準進入那個神秘的紅色革命圣地延安去實地采訪。1938年初,博斯哈德從北平到武漢,在史沫特萊的幫助下,見到周恩來,明確表達了希望到延安采訪的意愿。周恩來答應介紹他先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在西安,博斯哈德拿著周恩來的手信,比較順利地拜會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他戴著一副眼鏡,穿著不合身的藍布制服,乍一眼看去好像是一個中國鄉村的小學校長。但這個人就是共產黨的金融才子,負責管理八路軍的后勤供給以及賬務管理。”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博斯哈德與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阿·斯蒂爾一起,隨八路軍運輸物資的車隊前往延安。
冰雪消融,滿載貨物的軍用卡車顛簸在泥濘的山路上,旅途的艱辛險阻超乎想象。博斯哈德用照相機和電影攝影機拍攝下了沿途風光和車隊行程,尤其是汽車陷入泥濘之中,不得不動用人力畜力幫助拉動汽車;一邊是汽車鼓足馬力行駛著,一邊派人趕緊在輪胎后邊放置木塊,以防止車輪倒溜,其情其景,驚心動魄。關鍵路段,幾乎是一寸一寸往前挪步前行。“路況之差,使得我們只好緩慢前行。即使輪子上纏著鐵鏈,也無法阻止汽車順著陡峭的山坡向后滑。好幾次,車隊還得從萬丈深淵上晃晃悠悠地經過,讓人直捏一把冷汗。”沿途經過三原、宜君、洛川、鄜縣、甘泉等集鎮,往往都是車隊住宿休息之地,波斯哈德真實記錄了那個時代這些陜北小鎮沿街的建筑風貌和人情事態。押車的八路軍戰士們,都很年輕干練,遇事不驚,處事果斷。經過整整六天的行程,終于抵達令人神往的目的地延安。
行程中,越是接近延安,博斯哈德看到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徒步奔赴延安。每當車隊經過他們身旁,都會彼此招手致意。此情此景,讓這些外國記者感觸良深。波斯哈德說自己此行,仿佛看到了另一種麥加朝覲的情景。
在延安,博斯哈德拍攝了抗大、陜公和魯藝學員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景。他們在延河邊洗漱,在院子里集體用餐,晨光中上早操,晚霞里游戲,散步,唱歌,打球……豐富多彩的生活,深深地吸引著這位來自歐洲的訪客。
訪問延安期間,給博斯哈德印象最深的是拜會毛澤東。在延安城里鳳凰山下的一排窯洞里,毛澤東坐在一張大寫字桌旁,桌子后面是一張睡炕。此外就是一個中式櫥柜和三把不穩當的椅子,這就是屋里的全部家當了。桌子上到處堆著書籍、文件、報紙、信件、圖紙,還有一個煙斗。窯洞白墻上,張貼著一張巨大的陜西地圖和幾張反對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的蘇聯宣傳畫。
此間,毛澤東正在寫作《論持久戰》,話題也就圍繞中日戰爭的形勢和趨勢展開。毛澤東首先談到日本問題。在他看來,日本有三大弱點:兵力不足、軍士殘暴、指揮笨拙。正是這三點使他堅信中國終將勝利。“日本人始終以為能用錢收買國人,而中國民眾對于外國侵略者也只會像以前一樣袖手旁觀。但現在農民站在我們一邊,而且戰爭拖得越長,他們就組織得越好。我們的對手高估了手中的重型現代武器,在游擊戰中這些絲毫沒用。”
博斯哈德關心地詢問關于國共合作的前景,毛澤東認為最重要的是中國人要團結一致。做不到這一點,中國就沒有未來。“如果國民黨真正愿意執行他們三月份制訂的抗日建國計劃的話,我們是他們最好的盟友。中國共產黨有十萬多黨員,背后還有廣大人民的支持。民眾普遍要求國內和平團結,要求一致抗日,這樣廣泛的民眾意見沒有一個叛國者敢于輕視。”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未來,毛澤東回答道:中國共產黨的未來,當前還不是最重要的。現在我們只一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目前我們只是民主主義者,還不是社會主義者,更何談共產主義者。以后我們當然希望繼續前行,通過社會主義達到最終的共產主義。但那當然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共產主義。我們首先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因為只有提高這四億人的購買力,本土工業才有可能茁壯成長。
對毛澤東的訪談持續了近三個小時。留在博斯哈德的記憶里的毛澤東說話簡潔、有力,看問題深刻透徹,不拿腔拿調,不拖泥帶水。“他說話時頭上烏黑的長發常要飄落在高高的額頭前,隨后他就伸出優雅的手慢慢地將頭發擼回去。最蹩腳的香煙也能讓他陶醉不已,抽起來沒個停,聞上去卻是一股混和著馬糞和酸菜的味道。”談話中,毛澤東還從桌子下拿出一瓶酒,往博斯哈德的茶杯里倒滿了“白干”,“味道和他的香煙一樣糟糕”。
但是,毛澤東的智慧與自信讓博斯哈德終身難忘。他在采訪記錄稿中,評價毛澤東更像一位古典時期沉思的哲人。對于延安,他稱之為“下一代心目中的麥加圣城”,這一代人在戰火中背井離鄉,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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