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薩支山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在大陸諸多有關50年代初期(1949~1955)的回憶中，這一時期往往被描述成充滿了希望和朝氣的蜜月時期。這樣的感覺經驗往往是在與其他時期的對比中獲得的，比如與50年代中后期從反右開始的不斷的政治運動以及之后的“文革”相比，50年代初期相對就顯得讓人懷念。當然，應該注意的是，這樣的回憶大多出現在“文革”結束后的80年代，而且是由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打擊的老干部和知識分子來描述的。70年代末開始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在對歷史的控訴和部分否定中，必須為斷裂的歷史尋找連續，而這連續的交接點就落在50年代初期。比較典型的是王蒙的小說。80年代的“反思文學”中，他是最為著名的一位，這位有著少年布爾什維克情結的作家，對他所“反思”的那段歷史，有著理想性消亡的困惑，一條好好的路，怎么走著走著就走岔了，最后連我是誰都困惑不已。但盡管如此，他仍保有對于出發點的理想的信念。這就是他1979年出版的舊作《青春萬歲》，寫的正是50年代初期的青春理想，他稱之為“帶著露珠的小草兒”，“反映著新中國的朝陽的光輝”，“50年代中學生活中的某些優良傳統和美好畫面(例如：對于又紅又專、全面發展的提倡;團組織和班集體的豐富多彩的活動和生動活潑的工作;同學之間的友愛、互助及從中反映的新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開始建立起來的師生之間的新型關系;特別是一代青年對于黨、對于毛主席、對于社會主義祖國的無限深情……)不是仍然值得溫習、值得紀念的嗎?”(《青春萬歲•后記》)《青春萬歲》的出版，對于王蒙的青春，當然是一種特殊的紀念，但某種程度上，王蒙也將之看成是“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出發點。只有這樣，歷史才能接續上。

　　當然，對50年代初期的中國，并非所有的敘述都如王蒙般美好，比如王安憶的《長恨歌》。原因當然很復雜，有個體的差異，也有代際的區別。王蒙的青春是和革命綁在一起的，王安憶則缺少這樣的體認。而那些帶著沉重包袱進入新社會的人，比如吳宓，作為被改造的對象，他對50年代初期的感受，就更與王蒙有著很大的不同。1952年他的思想改造總結被京滬渝報紙刊出，友人告知該文被政府譯成英文對外廣播宣傳，以作招降胡適等之用，他的反應則是：“此事使宓極不快，宓今愧對若人矣。”又如參加小組學習會，“勉強發言，謂早知美國之弱點，作戰必遭敗衄。又謂必全亞洲解放，乃得和平云云。循例隨眾，不得不言，既違良心，又不合時宜，殊自愧自恨也”。[1]因此，某種程度上，這種蜜月體驗，可以說是基于左翼革命邏輯內部的體驗。中共革命獲得全國的勝利，誠如艾奇遜所言，一方面是國民黨的腐敗和漸失民心，另方面也是“中共則經由嚴酷之紀律訓練，并有瘋狂之熱忱，用能自居于人民保護者及解放者之地位，以求售于人民。故國軍無須被擊破，而即已自行解體”。[2]中國革命在向全國迅速擴展的同時，其“人民保護者及解放者”的革命邏輯也必要向全方位滲透。當艾奇遜仍寄希望于中國“固有之深邃文化和民主個人主義，終將重行發揮其力量，而將此外來桎梏，掃蕩無余”時，毛澤東則以聞一多、朱自清為例，反擊說，那些“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一道“喊口號、講革命”(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

　　這種基于左翼內部的革命體驗如何擴展到整個社會，將個人有效地納入、整合到國家中，并形塑革命中國的形象，這是中共建政后亟須處理的問題。在理論上，中共依賴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論述，這樣的論述在實踐中借助抗日戰爭形成強大號召力，吸引了大量的左翼革命青年投奔延安，使中共具有了“人民保護者及解放者之地位”。而現在，這樣的經驗則需要擴展到全國，在短短的幾年內，中共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

　　新愛國主義的內涵及其落實

　　在中共50年代初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新愛國主義”是一個重要的內容，也是國家論述的一個重要組成。“新愛國主義”有著明確的內涵：“今天我們所講的新愛國主義，不是一般的愛國主義。我們用新愛國主義這個名詞，為的是一方面和反動的狹隘愛國主義相區別，另一方面也和過去在新中國沒有誕生以前那種歷史條件下的革命愛國主義相區別。”所謂的“反動的狹隘愛國主義”是指那種“極其自然發生的愛國主義情感”，在“還沒有和革命的政治認識相結合起來的時候，它往往和那種只看到本國的利益、看不到其他人民利益的自私思想和唯我獨尊的自大思想，以及和那種——怕與外國接觸的閉關主義、怕與外國合作的孤立思想，以及狹隘的宗派主義、地方主義聯系在一起。因而本國的反動階級，本國的野心家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來說，還有站在幕后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們)就抓住這個弱點，利用人民群眾的這種愛國主義情感，進行欺騙，來實現他們反對中國人民、反對世界進步力量的卑鄙目的。把它引向狹隘的愛國主義錯誤的道路”。而“革命的愛國主義”正和“狹隘的愛國主義”相反，“如果狹隘的愛國主義是反動派用來進行反人民活動的一個工具，那么革命的愛國主義就是人民在革命中極其重要的武器。如果說狹隘的愛國主義把人民中間原先自然發生的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感惡意地引向錯誤的道路，那么革命的愛國主義卻發展了這種真正愛國主義情感，使它和人民革命運動結合起來”。而“新愛國主義”因由中國革命的勝利，處于“新的歷史條件之下”，較之“革命的愛國主義”，其“組織群眾、動員群眾的作用”，則“要偉大得多”。“新愛國主義，不是說它和五四以來的革命愛國主義有本質上的不同，而是指它有不同的內容，不同的意義”。這個內容就是“保護”和“發展”“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 [3]

　　這樣的論述，重點是將愛國主義同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論述進行連結，使得愛國主義這樣一種樸素的情感獲得政治內容，一方面使它和舊政權的“國家至上”和“民族復興”的狹隘的愛國主義相區隔;另方面又使自身與“革命的愛國主義”在時間上相延續，以獲得歷史合法性，同時又有一種指向未來的性質。值得注意的是，“新愛國主義”盡管也以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感為媒介，但并不以此作為其合法性來源，其合法性基礎卻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論述。而5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的快速恢復并發展被有意識地與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進行因果關系的連結，則被認為是社會制度優越性的結果。[4]因此，當革命論述在不失其正當性和有效性并被廣泛接受時，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感和政治內容的結合，就會產生出極為強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這也是中共從抗戰到建國初期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一個原因。而在今天，當新愛國主義所賴以建立的國家論述遭遇到合法性危機時，它就部分地不再具有強大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因由這種理想性的缺失，它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就被狹隘的愛國主義所替代。

　　盡管有了“新愛國主義”的論述及普遍的思想教育，但要使之深入人心并培育出國家意識，卻還需要一場以運動模式為載體的全方位的組織動員來完成，而“抗美援朝”運動以其“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護和發展”“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國家制度”成為“新愛國主義”運動的最主要內容及載體。

　　抗美援朝戰爭從1950年10月中國出兵朝鮮到1953年7月簽訂停戰協定，歷時近三年。在國內展開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大致經歷宣傳教育、普遍動員和與日常工作生活結合幾個階段。

　　前期是抗美援朝開始前的“保衛世界和平簽名運動”和“反對美國侵略臺灣、朝鮮運動周”。1950年5月，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發布通告，“號召我國廣大人民在世界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瑞典會議的禁用原子武器的宣言上簽名”，以表示“反對戰爭、保衛和平的決心和力量”。 [5]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7月，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臺灣朝鮮運動委員會在北京成立，響應世界工會聯合會組織的“全世界積極支援朝鮮人民周”，并在14日發出關于舉行“反對美國侵略臺灣、朝鮮運動周”的通知。其最主要論述是：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臺灣、朝鮮的行動表明，它正陰謀扮演當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亞洲各國的角色。為了保衛我們所取得的勝利成果，保衛新中國，我們一定要反對美帝侵略。

　　運動開始階段：1950年11月4日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言，其中提到：“唇寒則齒亡，門破則堂危。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止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關聯著的，是為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救鄰即是自救，保衛祖國必須支援朝鮮人民。”[6] 11月22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表通告，“要求在全國普遍深入地開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主要任務是“普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時事政治教育，推廣仇視、鄙視和蔑視美國侵略者的運動，以喚起全國各階層人民對于美國侵略者的同仇敵愾，掃除美國帝國主義殘存在中國一部分人中間的有害影響”， [7]由此開始了廣泛的時事宣傳教育階段。

　　運動高潮階段：1951年5~6月，鑒于朝鮮戰爭不會短期內結束，1951年3月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布通告，要求在“全國普及深入抗美援朝運動”，“務使全國每一處每一人都受到這個愛國教育，都能積極參加這個愛國行動”。通告還詳細規定了在5月1日，“全國城鄉人民盡可能普遍舉行大示威，以抗美援朝、反對武裝日本、保衛世界和平為示威的主要內容，推動全國抗美援朝運動更進一步”。同時，還要求“全國各宣傳教育文化機構，包括學校、夜校、文化館、圖書館、識字組、讀報組、報社、廣播臺、畫報社、出版社、書店、文學團體、音樂團體、美術團體、戲劇曲藝團體、文藝工作團、電影廠、電影幻燈放映隊、電影院、劇院、游藝場等，以及全國各公共場所，包括工廠、商店、市集、旅館、車站、列車、交通要道、公園、名勝區、廟會等，均制定今年內的宣傳工作計劃，來配合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反對武裝日本、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的需要”。 [8]6月1日，抗美援朝總會又發布關于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待軍屬烈屬”的號召，使得抗美援朝運動同各階層人民具體的日常工作生活能密切結合，并用條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絕大多數人民步伐整齊的進軍”，是人民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個便利的形式。

　　周恩來如此評價：“這次動員的深入、愛國主義的發揚，超過過去任何反帝國主義運動，這是一次空前的、大規模的、全國性的、領導與群眾結合的運動，它的力量將是不可擊破的。中華民族的覺醒，這一次更加高揚起來了，更加深入化了。”“抗美援朝這個運動收獲是很大的，假使沒有這樣的敵人，我們是不會把這些力量都動員起來的，在這一點上來說，我們也很感謝美帝國主義給我們的教訓。過去是國內敵人把我們逼成一個強大的力量，今天是國外敵人又要把我們逼成更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可以斷言的”。 [9]

　　“三視”運動

　　“仇美、鄙美、蔑美”的“三視”教育是抗美援朝運動初期宣傳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內容。“恐美”思想比較普遍存在于一般民眾中，而“親美”、“崇美”則較多地存在于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以及宗教界人士中。即使沒有朝鮮戰爭，從國家意識建構的角度，也必須在二元對立的結構中確立一個對立面，肅清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問題，中共也是非常重視的。1949年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關系的白皮書，毛澤東就少見地對此接連寫了數篇文章批駁、回應。 [10]

　　為了更好地進行“三視”教育，中共專門編寫了《怎樣認識美國(宣傳提綱)》的小冊子，從中可以看到其主要的論述邏輯。第一部分是“仇視美國，因為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從“目前”到歷史，共列數十條事例說明美國對中國的侵略。第二部分是“鄙視美國，因為它是腐朽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指出美國被少數資本家控制，對內政策是壓迫和剝削人民，絞殺民主，絞殺文化;對外則是侵略和戰爭的政策。第三部分是“蔑視美國，因為它是紙老虎，是完全可以打敗的”，這是因為它在政治上孤立，在軍事上也存在戰線過長、兵力不足等弱點，雖然有原子彈，但并不可怕等等。 [11]這是至上而下的宣傳提綱，在具體運用的過程中，還必須以各種各樣的形式配合，還要發動群眾用自己的經驗來教育自己，才能達到教育的效果，比如各種控訴會，以群眾親歷、親聞、親見的活生生事實，揭露美帝國主義的殘暴罪行，使他們對美帝國主義的理性認識與自己的真情實感相結合，樹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1950年12月中共就要求“在工廠、機關、學校、街道、團體、里弄舉行集會，控訴美帝國主義的罪惡，批判親美、崇美、恐美的錯誤思想”，并提出如下五類人做演講，效果最好。“或由對美國侵略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有研究人，進行有系統的演講;或由曾在美國留學的人，講述其親歷、親見、親聞的美國反動、黑暗、腐敗的情形;或由曾受美帝國主義禍害的人，訴說美帝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難;或由曾受日寇蹂躪的人，將日寇的荼毒與美帝對比;或由過去曾受美帝及其走狗欺騙，抱有親美、崇美、恐美的人，傾吐和批評自己的糊涂觀念和錯誤打算，都最能激起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和蔑視，提高其自己和周圍群眾的思想認識。”(《繼續擴大與深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人民日報》1950年12月28日)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國有著深厚的影響，當時大約有400萬信眾，其中基督教會多與美國有著密切的聯系，受美國教會的資助、控制，而他們舉辦的一些慈善、教育事業，對開展仇視美國的思想教育運動來說，又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如何處理它們，應該是“三視”教育的一個重點。事實上，在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前，中共已將基督教和天主教同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相聯系，被認為是帝國主義進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而且，有些組織還是帝國主義的間諜機關。《人民日報》社論指出，“許多傳教士與中國的封建地主、官僚、買辦相結托，巧取豪奪，欺壓善良……教會人員與美蔣勾結進行反共反人民的事例，稍遠如抗日戰爭期間，法國天主教系統雷鳴遠(比籍)和美國系統天主教系統曾任新鄉教區主教的米甘(美籍)在陜北、晉南和豫西北一帶的情報活動。最近如解放戰爭中被連續破獲的邢臺、齊齊哈爾、獻縣、沈陽的間諜案”(《基督教人士的愛國運動》，《人民日報》1950年9月23日)。在中共的推動下，1950年9月，基督教方面吳耀忠等人推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宣言》，12月，四川廣元天主教王良佐等發表《自立革新運動宣言》，號召教徒切斷與帝國主義國家的聯系，實行“自治、自養、自傳”(三自運動)。抗美援朝運動展開之后，宣傳重點轉為對外國傳教士及從事間諜的神職人員的控訴。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教會所辦的育嬰堂的虐嬰事件的控訴。其中一個是廣州圣嬰育嬰院的“血案”，《人民日報》指控其是在“慈善事業”、“宗教事業”掩護下的“殺人場”，“這些吃得腦滿腸肥的兇犯，兩年之中殘害了他們所收容的四千名中國兒童，僅僅在解放以來的一年多期間，他們就直接間接害死了兩千多無辜的兒童。被害兒童的尸體，填滿了死仔井，目前只剩下四十多個可憐的孩子，被他們折磨得奄奄一息”。 [12]在對此案進行公審并控訴時，組織者專門從死仔井中挖出5桶帶有尸骸的泥土放在現場，以營造效果。控訴會上，特別安排了那些失去女兒的母親，埋葬死嬰的工人，幸存的孩子進行控訴。會場上是哭聲一片，群眾紛紛要求嚴懲兇手。 [13]因對教會育嬰堂的控訴具有良好的效果，1951年全國各地就發掘出許多類似的事件，大量關于育嬰堂的罪行被控訴，而且其控訴的步驟也基本相同，顯然是經驗總結后的推廣。

　　現在看來，這樣的指控當然有些夸張，但也并不是全沒有接受基礎。如1870年著名的“天津教案”，是年天津流行瘟疫，仁愛修女會所辦的孤兒院中，嬰兒死亡率較高。于是謠言四起，控告神甫、修女派人迷拐小孩，挖眼剖心制藥，成千上萬群眾開始焚燒教堂和孤兒院、殺神職與修女。曾國藩負責此案，妥協外人。事后慘遭詬詈，竟加之以賣國賊封號。此事傳開后，各地民間就一直有教堂殺小孩做藥的各種傳說。值得注意的是，在1951年對育嬰堂虐嬰的控訴中，“天津教案”重被提起，并被作為洋教士殘害中國兒童的歷史依據。 [14]因此，對老百姓來說，面對從井里挖出的白骨，相信這是虐殺并不困難，況且控訴會上還有人證。更可恨的是，這一切都是在披著慈善的外衣下做出來的，現在，沒有什么比道德的坍塌更讓人仇恨了。所以，較之那些教會間諜或政治反動分子，盡管育嬰堂虐嬰在政治的反動性和破壞性上要低很多，但對他們的指控，卻更容易激起仇恨，而且，這種仇恨很自然地就引向了美帝國主義并同時激起愛國熱情。這是“三視”教育中最為成功的地方。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會長郭沫若在總結一年來抗美援朝工作時，如是說：一年以來，我國人民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所獲得的另一偉大勝利，是全國范圍內愛國主義的新高漲。我國人民在基于愛國主義的基礎上，發動了抗美援朝運動;而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我國人民受到普遍而深入的愛國主義教育，這就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覺悟。一年以來，我國人民已有80%受到了愛國主義教育，基本上掃除了美帝國主義百余年來對中國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侵略和懷柔、欺騙所遺留下來的“親美”、“崇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錯誤心理;樹立了仇視美帝國主義，蔑視美帝國主義，鄙視美帝國主義的心理;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強了同仇敵愾、打敗美國侵略的決心。這是我國人民抗美援朝運動在思想戰線上的偉大勝利，在這一思想基礎上，產生了徹底擊敗美國侵略的物質力量。 [15]

　　簽署愛國公約

　　抗美援朝運動前期的重點是通過時事宣傳教育，通過“三視”運動來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這個階段的高潮是1951年5月1日為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而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舉行的反美示威大游行。在此之后，就進入將這樣高漲的愛國熱情轉化到日常具體的工作生活中的階段。大量的群眾活動，集會、游行固然能迅速地激發起群眾的熱情，但這樣的熱情并不能以此種方式長久地保持，故必須“及時地將群眾性的抗美援朝熱情引導到加強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 [16]這樣一方面，是將抗美援朝的愛國熱情深入和具體化，另方面則是具體的工作獲得動力、意義和提升。“愛國運動一經與經常工作、生活相結合，就有了實際內容，收到實際效果，同時又可以使得這個運動進一步地開展起來。這就是把群眾的切身要求、日常生活和國家利益聯系起來，使得發動群眾更為普遍與深入”，而“我們的經常工作和愛國運動結合了起來，也就有了政治意義，……大家工作、生產、學習，都是為了抗美援朝、保衛祖國、建設祖國，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因而更加做好工作”。 [17]

　　愛國公約運動的推廣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在抗美援朝各項運動中，愛國公約運動是最具廣泛性的一項，它可以把其他運動，諸如增產捐獻、擁軍優屬等等通過簽訂愛國公約的形式吸納進來，同時，它又和每個人的具體的工作生活密切相連，是最能體現如何將抗美援朝的愛國熱情深入落實到個人的一項運動，因而在當時受到特別的重視。這個在抗美援朝運動初期由工商界自發產生的愛國行動，一開始還只是著眼于按時足額納稅以支援抗美援朝，但它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很快就被注意到了：“人民群眾訂立愛國公約，就是為自己樹立一個反帝愛國的奮斗綱領和計劃。人人按照公約執行，在一定時期內完成一定范圍的愛國任務，就將匯成無比巨大的力量，給國家作出很多貢獻。通過愛國公約這一形式，實際上把人民群眾的個人的愛國行動和我們國家的總的政治斗爭連結起來了。”(《廣泛訂立并認真執行愛國公約》，《人民日報》1951年6月2日)

　　某種意義上，這是個人和國家簽訂的一種契約，個人以這種方式整合到國家中。只不過，在這里國家是隱形的。形式上這是自己對自己簽的契約，同時又可以監督別人并且也受別人的監督。這似乎意味著國家不是個人的對立面，而是內化為自己。自己對自己的要求也就是國家對自己的要求。這就是國家意識中的主人翁精神了。正因此，愛國公約才會被看成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具體化”， [18]是“人民群眾進行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在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下鞏固我們偉大的祖國的基本方法之一”(《加強黨對愛國公約運動的領導》，《人民日報》1951年8月8日)。

　　但在愛國公約運動落實的過程中，并非所有人特別是領導干部都了解這一形式背后巨大的政治意涵，因而在工作中出現一些偏差。主要表現為領導不重視，只是為了完成任務，因而出現只訂不執行，甚至在訂的過程中包辦代替的現象。事實上，愛國公約訂立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極好的自我教育的過程。比如，訂立時要深入到下層人民群眾中去，領導他們以各種較小單位的范圍訂立愛國公約，盡可能做到參加公約的每個人都有具體的任務和做法;在具體訂立中既不要太抽象，也不要太瑣碎，而應該根據自身情況來制訂;訂立要經過充分的醞釀和討論，討論要越民主越好;最后還要有定期的檢查和總結等等(《廣泛訂立并認真執行愛國公約》，《人民日報》1951年6月2日)。這些步驟，都是個人融入集體時，必要的自我修煉過程。

　　結 語

　　如果說抗美援朝運動中的“三視”教育，更多地是通過集會、游行等大規模群眾活動來完成的話，那么愛國公約運動則正好相反，多以小范圍的醞釀討論產生。這是一個有趣的對比。不過，它們要處理的卻是同樣的問題，即個人與集體、國家的關系，個人如何通過這些運動而融入集體，產生國家意識。在我看來，前者是一種被吸納的狀態，在集會、控訴、游行等具有強烈磁場效應氛圍中，個體很容易不由自主地被吸附進去。而后者，卻是以個體為主，在不斷的醞釀討論中，集體、國家內化為自己的要求。二者在邏輯上屬遞進關系，共同確立自身的國家意識。

　　因為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新中國內涵的確立亦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而所謂國家意識的確立也只是相對于某個特定的時期而言，從長時段上看，這個國家意識也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故而中共必須依靠不斷的群眾運動來排除異質而凝聚共識。

　　[1].參見《吳宓日記續編》(1949-1953)，第3頁、第24頁，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

　　[2].國務卿艾奇遜上總統函，見美國國務院編《美國與中國之關系——特別著重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之一時期》，第7頁，臺灣：文海出版社，1982年。

　　[3].于光遠：《新中國與新愛國主義》，《中國青年》第56期，1951年1月30日。

　　[4].參見于光遠：《新中國與新愛國主義》，文章列舉了建國一年多來中國在農業、工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等方面成功的“奇跡”，認為這些都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優越性的證明。《中國青年》第56期，1951年1月30日。

　　[5].《關于參加和平簽名運動的通知》，《中國青年》第40期，1950年6月3日。

　　[6].《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1950年11月4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傳部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第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7].《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關于當前任務的通告》(1950年11月22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傳部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第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8].《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關于響應世界和平理事會決議并在全國普及深入抗美援朝運動的通告》(1951年3月14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傳部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第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9].周恩來：《鞏固和加強國防力量是頭等重要任務》，《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第231~2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這幾篇文章分別是：《丟掉幻想，準備戰斗》、《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

　　[11].《怎樣認識美國(宣傳提綱)》(1950年11月5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傳部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12].《打碎美國偽善的“救濟”招牌》，《人民日報》1951年4月27日。

　　[13].劉建平：《虐嬰還是育嬰?——1950年代初育嬰堂問題》，香港《二十一世紀》2008年6月號。

　　[14].榮孟源：《為慘死在帝國主義血手中的兒童復仇》，《人民日報》1951年6月1日。

　　[15].郭沫若：《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1951年10月1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傳部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第897~8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16].《把抗美援朝運動推進到新的階段》，《人民日報》1951年5月1日。

　　[17].《抗美援朝愛國運動要和經常工作結合》，《中國青年報》1951年5月4日。

　　[18].《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關于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待烈屬軍屬的號召》(1951年6月1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傳部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第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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