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代表李鴻章與伍廷芳等人的感情完全與眾不同，他們覺得談判來之不易，理應履行條約。甚至認為主戰派的廢約企圖，是無理取鬧

　　[甲午戰爭研究中一個被忽略的角色——日本機密檔案中的伍廷芳]

　　甲午戰爭中，伍廷芳作為李鴻章的重要幕僚，起過重要作用。為了從浩瀚的史料中研究李鴻章以及甲午戰爭戰敗原因，對伍廷芳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不應忽略。本文內容摘選自《甲午戰爭研究中一個被忽略的角色——日本機密檔案中的伍廷芳》，原文發表于2005年第1期《清史研究》，作者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特聘專家孔祥吉與日本著名中國近現代史專家村田雄二郎。原文篇幅較長，主要論及伍廷芳，且大量引用日本外交檔案中原始記錄，摘選內容側重與李鴻章有關的史料,標題與小標題均為原編輯所加。

　　伍廷芳在中國近代史領域為人所熟知。歷史學家一直將其作為一個清末杰出外交家和革命家而予以敬仰的。尤其是孫中山對伍廷芳更是推崇備至。然而，以往的研究，卻都忽略了一個在一般人看來似乎不十分重要的問題，即伍廷芳與日本之關系。

　　據日本外交檔案顯示，伍廷芳多次自稱日本人朋友，因此也如朋友般推心置腹。他作為外交官在與日本人的交談中，幾乎毫無保留地泄露了許多至關重要的清廷內部政要秘聞。當然，日本外交官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外交官職責，他們表面上視伍氏為朋友，真正卻將其視為提供情報的重要來源。

　　正因如此，每當伍廷芳的談話結束以后，這些公使、領事們都要將其內容一五一十地向日本外務省稟報，以供上層在制定對華政策時參酌。其次數之繁多，內容之重要，其數量之多，簡直讓日本的外交官都感到驚訝不已。更不能忽視的是，伍廷芳在更多時候是受李鴻章的旨意辦事，從中可窺見清末主和派之一斑。

　　早年受西方教育深得李鴻章賞識

　　伍廷芳是清朝任命的第一個系統受過西方教育，而且又拿到文憑，然后在香港又從事多年本職工作的律師。因此，厘清伍廷芳的成長過程，對于了解伍氏后來同日本的復雜交往是必不可少的。

　　伍廷芳(1842-1922)幼年受時局動蕩課業中綴，經親友和外國傳教士幫助轉赴香港求學。畢業后曾任香港地方審判廳譯員。同治十三年(1874)，伍廷芳轉赴英倫，自費留學，且進入倫敦林肯法律學院，奮發圖強，刻苦攻讀西方法律知識。畢業后，伍廷芳以通曉商務、中外律例、萬國公法而聞名于當時。之后，他又被聘為香港定例局(今稱立法局)議員。

　　伍廷芳的聲名遠播，郭嵩燾、李鴻章等都曾經希望得到他的幫助。身居內政外交要沖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對伍氏極為信服，早在光緒三年(1877)李鴻章即向朝廷上書希望招致伍氏到北洋任職。

　　隨著中外交涉的日益頻繁，李鴻章愈來愈覺得伍廷芳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伍廷芳于光緒八年(1882)到北洋大臣李鴻章那里就職。伍廷芳以精通英文，諳熟西方法律而被直隸總督李鴻章安排進入幕府，協助李鴻章興鐵路，開礦藏，并充當翻譯，處理與洋人交涉事宜。伍廷芳深受李氏之器重與稱贊，因而很快得到提升。更在日后處理與日本的事務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伊藤博文有意私會伍廷芳的玄機

　　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記載，伍廷芳與日本外交人員的接觸是光緒十一年(1885)，天津條約談判之際。然而，他與日本官員的較多個人接觸，則始于中日甲午戰爭中第一次馬關議和之時。當時，伍廷芳作為頭等參贊隨同張蔭桓、邵友濂赴馬關議和。日本以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與外相陸奧宗光為議和全權大臣。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1895年2月1日)雙方在廣島縣廳互相核閱全權證書。日方以張、邵二人并非全權大臣，不具議和之條件，并于次日在廣島縣廳見面時，宣布拒絕開議，并不允中國使臣駐扎。

　　但是，在清廷議和大臣離開會談場所廣島縣廳之際，伊藤博文又留下伍廷芳，與伍氏進行交談(1895年2月2日、3日)，而且談話內容十分重要，如簽約的人員和地點安排等事宜【參見《伍廷芳與伊藤博文問答》檔案記載】。伍廷芳將伊藤博文的這次談話內容，已向清廷奏報。其中有關伊藤博文與伍廷芳敘述天津分別后的問候和聯絡情感，甚至伊藤博文對伍氏夸獎的話，伍廷芳已經隱瞞。

　　那么伊藤博文作為日本首相，為什么偏偏找伍廷芳這樣一個小人物談話呢?按照國際談判的慣例，伊藤博文如果有事想通知清廷，完全可以在與張蔭桓見面時表達日方的意見，因為張、邵二人乃清廷之正式談判大臣。而伊藤博文卻繞過張、邵二人，找到一個談判的參贊官，面談如此重要之事，這實在是件反常的事。

　　此外，有人說，伊藤博文與伍廷芳個人交談的原因是因為“伊、伍是同時在倫敦修讀法律的舊交”。但在日本檔案或中國檔案中，卻根本找不到伊、伍是在倫敦“修讀法律的舊交”的任何記載。事實上，尹藤博文與伍廷芳相識并非在倫敦，而是在中國天津。據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館擔任書記官長達數十年之久的中島雄記載，伊藤博文與伍廷芳最初相識是在光緒十一年(1895)的天津談判之際。

　　據伍廷芳后來告訴日本駐京公使，正是伊藤博文的這次談話，給伍廷芳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也使他內心深處產生了對日本的許多好感。這種情感一直延續到十多年之后，亦未曾衰減。伊藤博文將如此重要的信息交給伍廷芳轉達，實在不是一件尋常之事。此事在伍廷芳日后同日本的交涉中起到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馬關條約》舉國痛不欲生 李鴻章卻對日心生好感

　　在張蔭桓、邵友濂赴日議和被拒之后，清廷根據伍廷芳所轉達的伊藤博文旨意，改命李鴻章為欽命全權大臣，再次赴馬關議和。伍廷芳與羅豐祿作為李鴻章的親信幕僚，均被任命為頭等參贊同赴日本。

　　李鴻章一行在日本反復辯駁，屢經磋商，終于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后，伍廷芳又被任命為中國方面的換約代表。所謂“換約”，是將在馬關簽訂之約，經過各自政府批準用印后，再拿到煙臺與日本代表互換條約。此后，李鴻章又擔負了商約談判大臣，為貫徹《馬關條約》的有關內容，與日本政府的代表展開了中日商約談判。

　　《馬關條約》的內容十分苛刻。包括賠巨款，割臺灣，增開商埠。當條約內容傳到北京后，舉國為之震驚。因為這是自《南京條約》簽署以來清王朝所簽訂的最屈辱的條約，故從朝廷大僚，到民間有識之士無不為之切齒痛恨。康有為曾為此發動了一千多名會試舉子公車上書，吁請廢約再戰，奮發圖強。臺灣舉人更是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認為“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乞求清廷千萬不要割舍臺灣。

　　然而，直接參與《馬關條約》簽署的清廷代表李鴻章與伍廷芳、羅豐祿等人的感情卻完全與眾不同，他們覺得談判來之不易，理應履行條約所規定的條款。甚至認為主戰派的廢約企圖，是無理取鬧，無事生非。對于侵略者日本，他們非但沒有憎恨與嫌棄，反而通過談判增加了好感，企圖依賴日本之勢力，與光緒皇帝為首的清政府討價還價。這真是國人從來未曾想到，也沒有敢往這個方向去想的嚴峻事實。

　　李鴻章與伍廷芳的這種立場，在日本已公開發布多年的檔案史料中有詳細的記載。根據日方的檔案記載，伍廷芳在《馬關條約》簽署回到天津后，曾與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已次多次秘密接觸，這些接觸很多情況下是根據李鴻章的旨意詭秘地進行的。

　　日本檔案中記載：“李伯確是有為之人物。再加之李伯素知日本國力，戰敗后特別敬慕于我，已溢于言表。反之其他當權大臣均暗于事理，親近露［俄］國，蔑視日本，對我甚為不利。”

　　李鴻章攜日本人之手對付主戰派

　　關于李鴻章在簽約后的處境以及心態，可從日本檔案中找到蛛絲馬跡。【關于通商條約談判伍廷芳談話(親展送第一一六號)】為荒川已次明治28年8月3日(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向代理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的報告，檔案記載內容摘選如下【可從原文參閱檔案全文】：

　　“本年七月三十一日伍廷芳氏特地訪問本官，說明李鴻章伯目下地位及與北京政府諸大臣之間的關系。”

　　“一般來說，清國北京諸大臣對日本的感情與戰爭之前相比，幾乎沒有改變。沒有畏服日本之情，依然存蔑視日本之念，其結果似乎增加了親近露[俄]國、憎恨日本的情緒。”

　　“其次，李鴻章伯與北京政府之關系日益疏隔，李氏照樣一人承受日清通商條約的責任，談判決定后李鴻章最終也不會被清國政府諒解，其地位之危險乃是明白的事實。”“對李伯最有力之反對者，內有翁同龢、李鴻藻(直隸人)兩軍機大臣，其勢力頗強，親露[俄]國而恨日本，隨之憎忌李伯亦甚。外有總督張之洞，是亦為李伯的有力反對者之一。”

　　“右者乃是伍廷芳向本官說出的秘密之大略。依本官之見，李伯對目前處境甚不高興，已不容易再挽回其昔日的權力，他非常希望依賴我政府的威望，來恢復其舊日之地位。由伍氏口氣也明白顯露出，他雖然說為李伯考慮，實際上也為他自己打算。”

　　“可見，李伯確是有為之人物。再加之李伯素知日本國力，戰敗后特別敬慕于我，已溢于言表。反之其他當權大臣均暗于事理，親近露［俄］國，蔑視日本，對我甚為不利。我方應利用李伯有利己之念，先滿足其希望，將此次通商條約的談判改于北京舉行，使李伯能制服那些反對者，使其權力增強，而讓尊俄攘日之翁同龢，同李伯一起分擔簽署該條約之責任，亦不失為當前的一個政治策略。”(注：伊藤博文編：《機密日清戰爭》，原書房，昭和42年版，第614-618頁。譯者小野寺史郎。)

　　這是伍廷芳在煙臺換約完畢，回到天津后與荒川已次的一次長談。這次密談居然持續了了十二個小時，實在令人吃驚，其中涉及了許多至今不為世人所知的重要內容。

　　其一、清廷內部對《馬關條約》的爭論不休，最后經過伍廷芳親自去登門勸說，敦促朝廷內部的主和黨的軍機大臣孫毓汶與徐用儀出面，勸說恭親王同意，才排除了朝廷內部主張廢約再戰的強硬派，使煙臺的換約如期進行。

　　其二、由于甲午戰爭的結果，清廷上下彌漫著親俄國、恨日本的情緒。從湖廣總督張之洞，到清廷上層的軍機大臣翁同龢、李鴻藻都有親近俄國，憎惡李鴻章的情緒，伍氏請日本對此動向予以關注。

　　其三、伍廷芳公然請求由日本政府出面，恢復李鴻章的威望與權力。認為如果李鴻章能繼續有所作為“實彼我之幸福，兩國之大利也”。

　　伍廷芳還進而指出，即將開始的中日商約談判，由于日本駐京林董公使的勸告，放棄在天津而在北京舉行。此舉為李鴻章親赴北京說服反對者，恢復其權力，提供了便利條件。而且，李氏在中日商約談判中把翁同龢等總理衙門大臣也拉進來談判，分擔責任，實在是聰明過人之策略。

　　總之，伍廷芳把最為機密、最為緊要的清廷政情向日人稟報，并且希望同日人攜手共同對付朝廷中以翁同龢為首的主戰派。

　　伍廷芳的這一番密談，使這位駐天津多年的日本領事都不勝驚詫。他急忙將此內容稟報給了日本外務省代理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而西園寺則很快將它轉達給了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

　　作為清廷的大臣，李鴻章伍廷芳卻與日本政府站在一起來對付朝廷內部的政敵，在如此重大問題上，敵我不分，本末倒置，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借日本人之勢力影響清政府人事安排

　　更有甚者，伍廷芳還同羅豐祿一道多次找荒川已次交談，希望日本政府能夠出力，向清廷最高統治者施加影響，讓伍廷芳去擔當對清國政治會有重要影響的駐日本公使。他們的這一秘密活動亦由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已次向日本外務省的負責人如實稟報。其文曰：

　　“伍廷芳、羅豐祿二人，常常來往于李鴻章和本領事館之間，多次說起清國的命運非常困難，日本駐北京公使的刺激對清國的改革很重要。”

　　“（伍廷芳等）還透露說北京的翁同龢獨攬大權，最反對李鴻章。因此，駐外公使的職位，也很難輪到李的部下。所以，前幾天，(他們)向林公使講到了這個情況，希望(林公使)能間接地向清國提出派遣伍廷芳這樣的通曉國內外大勢的人物到東京出任公使的要求。”

　　“再有，關于旅順軍港的船渠內部的器械設施的維護保存及妥善使用方法，李鴻章亦命伍廷芳前來相告。對此，本官將會再作進一步報告。”(駐天津領事荒川已次　明治二十八年七月十九日。注：伊藤博文編：《機密日清戰爭》，第436頁，譯者佐藤隆。)

　　伍廷芳先是向日本輸送有關清廷上層的政治情報，以取得日本外交人員的認知與同情。然后，再請日本公使向朝廷提出由伍廷芳出任甲午戰后的駐日公使。伍廷芳的這一系列做法，都是按照李鴻章的旨意進行的。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戰爭之際，李鴻章竟然命伍廷芳向日方“匯報”旅順軍港的軍事概況。

　　伍廷芳在甲午戰爭結束后不久，由于李鴻章的鼎力推薦，即于光緒二十二年（１８９６）被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及秘魯的全權公使。

　　除伍廷芳同羅豐祿向天津的日本領事荒川已次所云的證據外，日本檔案中還有更使人吃驚的記載。這些記載不是在天津，而是伍廷芳在北京與日本公使林董的直接交往。

　　清廷主政者長期以來閉目塞聽，昏聵愚昧，他們把對外交涉這樣關系國家命運的大事，委托給少數幾個像李鴻章這樣的南、北洋通商大臣，委托給這些號稱通達外情的洋務派官僚全權處理。至于這些重大的問題是如何處理的，當政者也是若明若暗，心中無數。

　　正因為如此，在《馬關條約》簽署未久，清廷又任命李鴻章為與日方談判的商約大臣。如上所述，根據日本駐京公使林董之建議，這一談判地點由天津改在北京。于是，李鴻章又帶著伍廷芳一起來到北京參加與日使談判。剛到北京，伍廷芳即受李鴻章之命，秘密來到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同林董公使閉戶長談，這次交談涉及清廷上層的政潮起伏及人事糾葛。對此次重要密談內容，可以從林董之密報中窺其全貌。林氏之報告題為【機密第三十九號函關于伍廷芳來訪談及李鴻章目前處境，軍機處內部翁同龢與徐用儀之間所發生之事以及李鴻章調任陜甘總督傳言的報告。】

　　檔案開頭便說：“八月二十六日早上李鴻章至京。然后朝廷發布李氏留京入閣處理事務，對此本應詳細報告，但因當時尚不知其來龍去脈，故只有臨時報告……正當音信不通，且正著人密查李氏此次轉任是如何議定，而尚未有確切消息入手之際，隨同李氏入京之伍廷芳突于昨日來訪，火速會見。于天南地北閑談之際，本公使問及此次李氏事件始末。”

　　伍廷芳在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1895年8月3日)在天津談話時，已提到軍機大臣孫毓汶受到言官彈劾，迫不得已而辭官，而他的伙伴徐用儀孤立于政府，其地位已岌岌可危。時隔一月，又向林董報告徐用儀被光緒皇帝逐出軍機處及總理衙門。可見，伍廷芳向日人通報情況是非常及時的。

　　甲午戰爭中，清廷上層主和派外有李鴻章，內有孫毓汶、徐用儀，而他們的后臺則是恭親王奕與慈禧。他們內外呼應，串通一氣，致使光緒皇帝的主張政策無法實施，從而導致清廷在同日本作戰中，水陸交綏，戰無一勝。

　　中日談判 李鴻章站到日本立場上

　　伍廷芳在甲午戰爭后同日本領事及公使的交往，往往受李鴻章主和外交的影響，或者有些是受李鴻章的指使而為的。

　　甲午戰爭中，李鴻章不認真備戰，企圖借助俄國等列強干涉，避免與日沖突，因而受到親政不久、年輕氣盛的光緒皇帝的屢次申斥，帝黨勢力迅速膨脹。李鴻章和伍廷芳、羅豐祿等北洋官僚處于政治上被壓抑的狀態。因此，對光緒皇帝及翁同龢等帝黨官僚的憤恨情緒，彌漫在北洋上下，而且愈積愈深。最后，清軍一敗涂地，清廷迫不得已又讓李鴻章和他的兩個親密幕僚，當時的外交專家羅豐祿、伍廷芳一起來到日本議和。可想而知，李鴻章們是帶著滿腹的牢騷來到馬關談判的。

　　李鴻章在談判中曾不止一次地向日方表露，他是一個中外皆知的和平主義者。當戰爭初起，他曾力圖阻止，可是都察院的御史和言官及其他主戰派硬是要打這場戰爭。在談判桌上同戰場上的敵人做這樣的表白，目的是什么?不就是為了擺脫干系，贏得日人之好感嗎？李鴻章們此時已完全站錯了立場。這就是為什么當時的日本檔案文獻中，凡有李鴻章處，均稱之為“李伯”，稱伊藤博文為“伊藤伯”；還有一本史書把李鴻章來馬關與伊藤博文之會談稱為“雙雄會”，即不管失敗還是勝利，都是英雄。這是李鴻章給當時日本社會的印象。正如荒川已次領事所言，李氏素知日本國力，戰后對日尤為敬慕。李氏認為戰爭之結果，恰恰證實了他戰前的預見，故自內心對帝黨人物更加鄙視。因而與日本外交人員產生共鳴。而中國的歷史著作幾乎很少涉及這些資料與問題。正是因為李鴻章有這樣的認識，所以伍廷芳回到天津以后，就頻頻同荒川已次領事聯絡，一面散布悲觀情緒，一面請日人說項，讓伍廷芳出任對中國內政改革頗為重要的清廷駐日公使。

　　為了盡快兌現在馬關簽署的條約，伍廷芳甚至向日本公使稟報是他們親自頂著翁同龢的壓力，去做軍機大臣內部主和派孫毓汶、徐用儀的工作，由他們再疏通恭親王，從而說動位處深宮的慈禧，然后再強迫光緒皇帝含淚在《馬關條約》上用寶。這是一幅何等凄慘的宮廷歷史圖畫。它與日本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敵愾同仇的景象形成了顯明的對照。

　　李鴻章、羅豐祿、伍廷芳，這些晚清的外交專家們把朝廷內部的對立情緒，帶到了談判桌上，以至于同戰場上的敵人站到了一起，共同向朝廷內部的政敵施加壓力，北洋的精英們完全站錯了位置。伍廷芳在這個階段屢次向日人輸送情報，其根源就在于此。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稟承清廷內部主和派的旨意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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