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歷史都有其代表性的焦點時刻、焦點事件、焦點人物。聚焦這些時刻、事件和人物，歷史的畫面才可能被清楚地定格，才可能被恒久地銘記。

　　所以，一提起奧斯維辛集中營，人們便會想起德國納粹的暴行;一說到南京大屠殺，人們便會想起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瘋狂。一霎間，多少殘暴、多少黑暗、多少苦難、多少悲憤，都凝集在這個濃縮的畫面之中，而這樣的記憶，任憑時間的風霜雨雪，也永遠難以磨滅。

　　這不僅是因為這些事件本身的典型意義，也因為這些事件得到了應有的聚焦。正如在法庭上，事實雖然是事實，而只有經過質證、確認才能成為鐵證。

　　對中國人民來說，南京大屠殺只是日本給中華民族造成的血色浩劫的一個案例。侵華日軍在中國留下的大量“萬人坑”，作為日軍殘暴罪行的鐵證，同樣值得我們聚焦。

　　所謂“萬人坑”，即尸骨坑，是民眾對非正常死亡者大規模叢葬地的一種通俗稱謂。“萬人坑”的出現通常緊隨著天災、疫癥、種族滅絕及戰爭等事件。在抗日戰爭勝利近70年的今天，“萬人坑”中的累累白骨仍在無聲控訴著日軍的罪行。日軍侵華造成的“萬人坑”數量有多少?分布如何?具體研究有何進展?

　　本報記者行程兩千余公里，探訪南北幾個不同類型“萬人坑”后發現，學術界整體對“萬人坑”發掘、保護、研究的關注都較為有限。遺骸或有難存之日，比保存遺骸更為緊迫的是搜集、充實相關證據，通過多學科協作研究，聚焦歷史焦點、還原歷史真相、保存歷史記憶。

　　遺址保存

　　骸骨防腐刻不容緩

　　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中，分三處陳列著數百具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遺骸。這些遺骸分三次發掘，均出土于紀念館所在地江東門附近。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副館長王偉民告訴記者，像這樣屠殺和掩埋尸體的現場，南京有17處，現各處都建有紀念碑，目前保存較完好的就是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南京冬冷夏熱、雨量豐沛，這樣的氣候條件本就不利于遺骸的保存，加之紀念館建于水溝之上，所處環境更加潮濕。在不利的環境條件下，遺骸防腐工作顯得更為重要。據了解，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在遺骸保存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保證穩定的溫、濕度外，還通過科技手段對地下水、微生物等進行控制，并且隨著新技術和新情況的出現不斷更新相關措施。“應該說效果還是比較好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外界環境還是會給遺骸帶來一些損害。”王偉民坦言。

　　實際上，日軍侵華造成的“萬人坑”遠不止南京一處。1932年9月16日，日軍在平頂山一次性屠殺3000余名無辜村民，并燒毀全部房屋，整個村莊一夜間灰飛煙滅。平頂山慘案被認為是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法西斯大規模屠殺平民的起點。

　　在撫順平頂山慘案遺址紀念館內，記者見到了被發掘出的800余具被屠殺村民的遺骸。血腥的一幕被定格在數百具遺骸上，在昏暗的陳列室內，綿延數十米的遺骸給人一種無聲的震撼。全部遺骸已被罩上玻璃鋼保護罩進行封閉保護，透過玻璃，這些發掘出土約40年的遺骸骸骨表面已有些發黑。盡管北方氣候條件對遺骸防腐較為有利，但仍需有關部門加大投入和保護力度。記者了解到，此前平頂山“萬人坑”遺骸裸露陳列，風化發黑情況較為明顯，經學者呼吁和有關部門努力，現已經通過底部防水、外部加玻璃鋼保護罩隔離及骸骨表面噴刷防腐材料等辦法進行了處理，對遺骸腐化起到了延緩作用。

　　日本侵華時期造成的“萬人坑”中，有相當一部分位于礦區和邊遠要塞，大批勞工因開采煤礦、修建軍事工事而死亡。這些“萬人坑”或地處偏遠鮮為人知;或分屬于礦務局和文保部門，管理標準并不統一;或受地方政府資金、技術等條件約束，其遺址面臨骸骨蟲食風化的困境。大大小小的“萬人坑”中，并非每一處遺址都能得到妥善的防腐處理。

　　現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遼寧省阜新“萬人坑”是四個“滿碳墓地”之一，也是東北地區保存最為完整、規模最大的一處日本侵華時期死難礦工遺址。1936年，偽滿炭礦株式會社成立了“阜新礦業所”，開始全面掠奪阜新煤炭資源，他們實行“人肉開采”政策，造成大量勞工死亡。遺址距離今阜新市區有一段距離，臨近遺址的路程崎嶇不平。為保證原址原貌保存，散落幾處的遺址被長滿野草的山路連接起來。在沒有參觀者到訪時，幾個展館的大門通常是緊鎖的。如今館內已不通電，盡管是白天，當地文化局和紀念館的工作人員還是帶上手電筒。記者觀察發現，阜新“萬人坑”遺骸保存狀況整體良好，但仍有少量遺骸發生霉變。很多遺骸的指骨已風化消失，部分遺骸的脊椎骨也出現風化、粉化跡象。

　　遼寧省阜新萬人坑死難礦工紀念館原館長趙春芳告訴記者，遺骸未經任何防腐處理保存至今，一方面得益于阜新氣候干燥，同時也離不開工作人員的悉心管理，他們定期對場館進行察看、通風，最大限度減緩骸骨變質。趙春芳還透露，他們的遺址保護規劃剛剛獲得國家文物局審批。“相信未來通過有效保護能更好改善當前遺址骸骨的保存狀況。”他充滿期待。事實上，被核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萬人坑”屈指可數，那么更多不屬“國保”級別的“萬人坑”遺址保存狀況如何?有知情者痛心地表示，一些保存條件有限的“萬人坑”遺址骸骨風化情況嚴重，有些只剩殘骨。

　　調查發掘

　　搶救史料是和時間賽跑

　　隨著幸存者、知情者紛紛年邁辭世，遺骸逐漸消失，對“萬人坑”進行搶救性保護刻不容緩，一方面對“活資料”要加快搶救步伐，另一方面對遺骨遺存等證據資料要加緊收集整理。有學者說，對“萬人坑”資料的調查發掘就像是在和時間賽跑。

　　宋吉慶是黑龍江省東寧縣文物管理所原所長，身為東寧人的他告訴記者，小時候他經常看到勞工墳附近裸露的人骨，現在這些骨頭已經風化消失。宋吉慶口中的勞工墳，源于關東軍要塞的修筑。二戰時期，侵華日軍曾在中蘇、中蒙邊境構筑了17個筑壘地域，形成5000多公里的要塞防線，日軍稱其為牢不可破的“東方馬其頓防線”，這是現代戰爭史上最長的防線，也是20世紀亞洲最大的軍事工程。巨大的軍事工程背后，是無數無辜殞命的中國勞工。

　　一些地方工作者已開展對幸存者口述史的整理工作。然而遺憾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幸存的勞工和知情者越來越少。宋吉慶告訴記者，為防止泄密，日軍通常會屠殺所有修建核心機密要塞的勞工。他曾和黑龍江大學合作，對200多位幸存勞工進行口述史調查。得知當年有一個小孩在修筑機密要塞的屠殺中幸存，宋吉慶萬分激動，當他輾轉找到這位幸存者時，老人剛剛去世。“所以到現在，我們都沒有采訪過一個修筑機密要塞的幸存者。”雖然事情已過去多年，言及此處，宋吉慶依然滿臉遺憾。

　　中共遼寧省委黨校教授李秉剛對“萬人坑”問題頗為關注。他告訴記者，對“萬人坑”較為專業的研究、整理、鑒定還顯不足;特別是涉及經費問題，所在廠礦企業一般無此項開支，致使保護無法達到標準，有的地方如淮南、遼陽弓長嶺等“萬人坑”損毀嚴重，只剩下一些碎骨。對此，李秉剛建議，由文物保護部門介入，對已發掘的“萬人坑”進行保護;對尚知確切位置但未發掘的“萬人坑”進行探查，否則隨著時間流逝，了解情況的人越來越少，遺骸也會因長期埋葬而化為泥土，尸骨無存;對部分典型的“萬人坑”應由考古專家介入勘察，出具相關鑒定報告。撫順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撫順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傅波認為，“搶救活資料這項工作應得到全社會的重視，應列入大學、研究機構的科研規劃之中。”

　　深入研究

　　搜集資料要拓寬途徑

　　“‘萬人坑’遺址是文物，也是固化的罪證，是鐵證，所以我們從考古學、民俗學、法醫學和法學等多個角度進行研究和論證，將其作為學術成果來發布。”王偉民告訴記者。

　　王偉民提及的這次發掘是1998年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進行的一次主動發掘。1984年囿于當時的遺址保護意識，在發掘中遇難者遺骸被清理出來，待場館建成后重新擺放陳列。此舉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百般挑剔和攻擊。為了更好地保留遺址原貌，留存更多信息，紀念館將1998年發掘的7層疊加、表層分布208具遺骸的遺址原址原貌保存。除請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進行發掘，從考古學角度判斷遺骸性別、死亡原因、所處位置外，還請南京市公安局法醫介入，判斷其是否正常死亡，并對遺骸骨密度進行了分析，判斷死亡時間正是1938年前后。與此同時，全部過程由南京市公證處公證。

　　“通過司法介入，我們對遺骸的保護進行公證，對幸存者的采訪進行公證，實際上是作為一個證據在保留。”王偉民表示，這應該是多學科協作研究“萬人坑”問題的范例。

　　實際上，從考古學、歷史學等角度對“萬人坑”開展的研究很少。20世紀70年代前后，對“萬人坑”的發掘和展覽達到一個高潮，但很多實地發掘并不是由專業考古學工作者做的。趙春芳告訴記者，當時基本上是根據幸存礦工的記憶確定“萬人坑”的位置，實際發掘工作也是由礦工完成的。還原“萬人坑”遺骸信息，則主要通過遺骸呈現的樣貌、遺留的傷痕進行判斷，通過法醫或考古學進行鑒定的情況也極少。有學者表示，在考古學研究中，從生物考古學角度對遺骸進行分析主要集中于年代較早的標本，對近現代時期的“萬人坑”遺骸進行化驗研究的確實不多。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張全超倡導對“萬人坑”開展法醫考古學研究，他告訴記者，目前我國對“萬人坑”遇難者遺骸的信息采集工作還存在大量空白，尤其是充分提取遇難者遺骸所包含的大量信息，如性別、年齡、創傷、病理、死因分析等。與國際社會通行的法醫考古學調查模式相比，目前我國日本侵華時期“萬人坑”遇難者遺骸均未開展過系統的法醫考古學調查，隨著時間推移很多遺骸已出現蟲蛀風化現象，相關研究或面臨重大歷史證據的損失。

　　全國究竟有多少這樣的“萬人坑”?目前國內還沒有確切統計。甚至可以說，學術界對于“萬人坑”深入研究遠遠不夠。李秉剛曾做過遼寧境內“萬人坑”的調查，他告訴記者，東北三省的“萬人坑”數量難以確切統計，只能說凡是在日本統治時期使用了大量勞工的大型煤礦、鐵礦、鎂礦等礦山及大型工程中，都有“萬人坑”。其中在邊境要塞工程中，因當時日軍嚴格保密，極少有集中埋葬勞工的場所即“萬人坑”，絕大多數都拋尸荒野，任野獸撕扯吃掉。李秉剛說，在遼寧境內，1931年后形成的較大的“萬人坑”約34處，死亡人數超50余萬。吉林、黑龍江沒有統計過，但據他所知，吉林的遼源、石人礦、老頭溝礦，豐滿水電站工程，黑龍江的鶴崗煤礦、密山(雞西)礦，黑河的納金口子道路工程，以及沿中蘇邊境的17處要塞，每處都至少有一個以上的“萬人坑”。

　　深入研究“萬人坑”，需要拓寬資料獲取途徑。李秉剛告訴記者，當前國內能找到的日本人留下的相關資料主要是發掘出的關東軍司令部憲兵隊的檔案殘卷，更多的信息很可能在日本國內。按照國際慣例，很多檔案已經解密。此外，還有一些當時在華企業的檔案，個人日記、回憶錄可以利用。他表示，除深入發掘研究已有資料外，到日本搜集相關資料亦十分必要。

　　史學何為

　　為國家、民族擔起責任

　　“這些問題我們這代人說不清楚，后人想研究明白就更困難了。”這是記者在采訪中聽到很多學者坦陳的心聲。

　　歷史的焦點應該是學術的焦點。像“萬人坑”這樣浸透了民族血淚的事件沒有得到適當的聚焦，多多少少反映了我們的史學研究中存在一些缺失。

　　著名史學家金沖及先生曾談到，歷史研究工作者把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時代、親眼看到或直接聽到過的歷史，在經過嚴肅研究后寫下來，是一種無可推脫的歷史責任。因而，類似“萬人坑”這樣極其緊要、涉及重要歷史證據與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歷史焦點，學術界應當給予更多關注與投入。

　　從研究方法來說，史學研究不能光鉆入故紙堆內，埋首象牙塔中，反而忘記了離開我們不遠的歷史。金沖及常引用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舉過的一個例子來說明當代人應研究當代史這一問題。柏格森說如果給你一百張凱旋門的照片，你看了仍未必能懂得凱旋門。但如果讓你到凱旋門面前站五分鐘，你就會頓時懂得它了。像“萬人坑”這樣去之不遠、身歷者猶在的歷史焦點，的確有必要給予深度聚焦。

　　對日本侵華這段中國近現代史上屈辱過往的全面研究，既是個人的學術事業，更是學者追問歷史、服務于國家和民族的神圣使命。尤其是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篡改侵略歷史、歪曲歷史真相的丑惡行徑，我們的史學工作者用扎實的調查、深入的研究、廣泛的宣傳，讓白骨能控訴，令尸骸而不朽，精研取義，長歌當哭，就尤為義不容辭，責任重大。

　　在“萬人坑”的累累白骨中，不但要筑起控訴日軍暴行不可移易之鐵證，而且要樹起中華民族史學研究的大義與尊嚴。

　　記者手記

　　追問的力量

　　本報記者 耿雪

　　“第一次下要塞考察后，我就下決心要搞清楚這個事兒。作為生長在這里的中國人，日本人修了這么大的工事，我們都搞不清楚，也太麻木了!”

　　講起自己調查研究東寧要塞近20年的經歷，坐在對面的宋吉慶顯得有點激動。宋吉慶曾任黑龍江省東寧縣文物管理所所長，而頭發花白、黑黑瘦瘦的他看上去卻更像一位農民。

　　記者先后奔赴南京、阜新、撫順、東寧等地不同類型的“萬人坑”遺址察訪，其間，接觸了很多像宋吉慶一樣擁有滿腔熱情的基層工作者。他們有些是職業學者，有些則是學術研究的“門外漢”，但是為了日本侵華歷史的調查研究工作，他們上山下河、長途跋涉，還常常自掏腰包。

　　“那個時候我趕上事業高峰了，做過最大的事兒就是對東寧侵華日軍遺址的調查。”說到這里，宋吉慶眼睛里透著由衷的喜悅。

　　“搞清楚這個事兒”，正是對歷史真相的追問，推動著有關“萬人坑”民間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以還原那段屈辱歷史，告慰不幸遇難同胞。

　　追問是研究的動力之一，如何在追問的力量中不斷探索、深入研究?

　　遼寧省撫順市社科院副院長王平魯告訴記者，有關平頂山慘案的研究，他們計劃將研究視角置于當時的國際社會，但受研究力量和資料所限，目前仍存在很多困難。他希望能和相關院校、研究機構就這些問題展開合作。

　　記者觀察到，地方上常常掌握第一手資料，但囿于各種因素，在研究力量、技術水平和資源配置等方面仍存在短板;而各大高校和省級以上研究機構，往往擁有相對充足的資源。如何打破兩者之間的藩籬，使地方發現的新資料能夠及時為學術界所了解和研究，同時將前沿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盡快應用到基層工作中?這恐怕仍需學術界付諸切實的探索和行動。

　　聲音

　　步平

　　這些年來，在日本侵華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學界、檔案部門、出版部門做出了積極努力，已發掘、披露、出版了相當多的證據資料，現在的問題是普及面不夠廣、影響力不夠大。發掘、搜集、整理資料的工作要繼續做下去，利用現有資料進行深入研究的工作更要做下去。深入研究，不是簡單地披露史料，而是對資料進行系統梳理、對比、去偽存真，從多角度、多維度對史料進行分析。中日歷史問題，表現在政治外交、民眾感情和學術研究三個并不完全重合但也不完全分離的層面上，其中科學的學術研究成果是基礎。

　　有許多地方的研究者或愛好者從事著包括“萬人坑”等日本侵華罪證的實地調查與研究工作，這是我們民族和社會成長的標志。我們應當提倡從關注身邊的歷史入手，從地方歷史的研究入手，進一步擴展視野，關注更宏觀的歷史問題。所謂“門外漢”，只要真正用心，就可以進入門內。何況“一切科學都是歷史學”，歷史學領域本身就很寬。但同時也應注意，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僅憑熱情和興趣是不夠的;要產生真正科學的研究成果，需要在理論修養、專業訓練與資料積累方面下功夫。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長

　　宋吉慶

　　對“萬人坑”等問題的研究，有很多基層工作者和民間業余學者參與其中。不少學者從事地方研究，對地方上的情況不是很熟悉，做村頭調查等常常要依靠基層學者甚至民間業余學者。通過這樣的方式把地方情況和檔案資料聯系起來進行研究。

　　而基層學者能夠接觸到的研究資料比較少。到省級以上的檔案館、資料館查閱資料很困難，沒有熟悉的人介紹，很難看到相關資料。一個日本朋友給了我一份在東寧進行化學武器測試的報告，顯示駐扎在長春孟家屯的關東軍第100部隊在東寧設有支隊，我想去檔案館查詢相關信息，至今沒能查成。希望檔案管理部門能夠完善檔案管理查詢機制，提高支持科研、服務社會的職能意識。

　　與此同時，一些大的報紙、學術雜志的刊發要求很高，基層工作者將他們的調查研究成果傳播和介紹到學術界也比較難。

　　——黑龍江省東寧縣文物管理所原所長

　　傅波

　　日本侵華罪行沒有得到清算，日本是一個發動過侵略戰爭、有歷史污點的國家。7月1日，其又通過了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這就不僅僅是右翼勢力抬頭的問題，從歷史到現實，日本已經成為一個十分危險的戰爭策源地。從被侵略的一方看，中國受害者沒有得到慰藉。日本軍國主義的滔天罪行還沒有全部公之于眾，地方社科工作者有責任、有義務為此多做工作。

　　——撫順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撫順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

　　(本報記者 耿雪/采訪整理)

　　鏈接

　　日本侵華時期“萬人坑”三種類型

　　當前學界普遍認為，日本侵華時期的“萬人坑”，按其成因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侵華日軍對中國軍民進行大規模集體屠殺所致，如南京江東門“萬人坑”、遼寧撫順平頂山“萬人坑”、山東濟南琵琶山“萬人坑”;二是日本侵華時期修筑大型軍事工程或其他設施造成大量勞工死亡所致，如內蒙古海拉爾“萬人坑”、黑龍江東寧要塞“萬人坑”;三是日本侵華時期瘋狂掠奪各類礦產資源，施行野蠻的“以人換礦”政策， 造成各類勞工大量死亡所致，如遼寧阜新孫家灣煤礦“萬人坑”、吉林遼源礦工墓“萬人坑”、山西大同煤峪口煤礦“萬人坑”、安徽淮南大通煤礦“萬人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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