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黨外人士看黨的偉大》,是2013年由中國商業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理純致力于公益性社會活動,是“走進崇高”沙漠綠化發起人,先后動員近兩千名志愿者為渾善達克沙漠和張北地區義務植樹100萬株。作為一位黨外人士,他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認識有其獨特的視角,值得一讀。本網從今天起擇其精華部分予以連載,敬祈網友關注。
第四章 共產黨的整體主義思想
令人敬仰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從1934年10月17日中央紅軍開始渡過江西的于都河開始計算,中央紅軍終于在一年零兩天之后的1935年10月19日抵達了吳起鎮,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在驚心動魄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期間經過無數次激烈的戰斗,幾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同時紅軍還要同自然斗、同內部分裂思想斗。據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統計:“長征中紅軍一共爬過了18條山脈,其中5條是終年冰雪覆蓋;渡過24條河流;經過12個省份;占領過62座城市;突破10個地方軍閥組織的包圍,此外還打敗或躲過追擊的中央軍。”斯諾認為,一支大軍及它的輜重要在一個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長時間保持每天行軍71華里的平均速度,可說近乎奇跡。
長征是中國工農紅軍以肝膽之軀譜寫的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它那傳奇式的犧牲精神和堅韌不拔的革命整體主義精神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賴以成功的基礎,這種精神激勵著共產黨后人們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未來前進。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壯舉舉世無雙,共產黨人在長征過程中的堅定無畏是一條永遠銘刻在人類軍事史上的絢麗碑文。
長征中紅軍將士的無私勇敢
可以說,經歷了長征的磨難,就會對生命之花產生新的認識,這種認識更在長征過程中一次次生死考驗的碰撞下轉化為一種無畏的信念。長征過程中,留下了太多太多勇者的故事。湘江戰役中面對強敵,紅一方面軍2 師5 團尖峰嶺陣地失守,5團政委易蕩平負重傷,為了不當俘虜,他用警衛員的槍向自己的頭顱扣動了扳機;在長征的戰斗中副連長陳敬群被敵人炮彈炸斷了腿,為了不給部隊添麻煩,自己悲壯地拉響了手榴彈;有多少紅軍將士為了營救戰友被陷入草地中的滾滾沼澤……興國縣在1928年蘇維埃革命運動開始的時候有23萬人口,到1934年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后,人口銳減到不足15萬,參加紅軍走的約8萬,絕大多數戰死了。有人統計,僅長征中,有名有姓犧牲的興國籍戰士有23000多人,沒名沒姓的犧牲者更是難以計數。
很多紅軍將士勇敢地在長征中奉獻了自己的生命,盡管他們的生命較一般人縮短了幾十年,但他們成為了那天上耀眼的恒星,給后面的共產黨人樹立了為了整體敢于犧牲的榜樣,并讓后人永遠崇拜和仰慕,他們永遠是共產黨的軍神。
偉大的長征精神
長征勝利了,但是紅軍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盡管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候的8萬6千人在部隊到達吳起鎮的時候僅余6000多人,但留下的都是身經百戰、歷經嚴峻生死考驗的勇者。他們在黨的逆境之中仍然頑強追隨組織,那是因為他們懂得“只有整體(組織)才有力量,人離開自己所屬的整體無法生存”的道理。我們說,正是因為對整體力量的信念才使他們對革命理想和事業更加忠誠、堅定,并產生出氣吞山河、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義,不怕犧牲、敢于勝利的革命樂觀主義和顧全大局、嚴守紀律、親密團結的高尚品德,否則長征的勝利是不可想象的。在長征艱苦卓絕的長時間奮斗過程中,形成了令人蕩氣回腸的長征精神。人們將偉大的長征精神概括成為:“不怕犧牲、前赴后續的精神,勇往直前、堅韌不拔的精神,眾志成城、團結互助的精神,百折不撓、克服困難的精神。”
長征精神的載體是這些經過長征并百折不屈的勇士們,無疑這些人是寶貴的財富,通過他們,共產黨有了更加不同的黨風。長征之后中國共產黨剩下的最大的資本不是軍隊的數量和裝備,而是圍繞在人們信賴的領袖身邊的忠誠團隊。
延安精神就是長征精神的同義詞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陜北勝利會師,3個月之后的1937年1月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進駐延安,毛澤東首住鳳凰山麓之后,遷到延安的楊家嶺和棗園。直到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從陜北吳堡川口東渡黃河離開陜北,延安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黨中央所在地。
西安事變之后,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展開,延安來了很多國民黨觀察員和國際記者,正如毛澤東談到的關于陜甘寧邊區的“十個沒有”一樣,他們發現在延安的很多方面同蔣管區完全不同,在延安真是“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風;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人們說,這種不同來自于一種獨特的“延安精神”。正是這種不一樣吸引了無數青年學子主動前往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
實際上,作為共產黨的精神,延安精神和長征精神具有完全的連續性和整體性,延安精神就是長征精神的同義詞。
延安共產黨人不為個人而為整體
延安時期記錄了很多國際人士對延安精神的認識,如美國駐延安軍事觀察組認為在延安有很多方面不可思議,其中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延安人對金錢不感興趣;其次是延安沒有人開口要外界的援助,很多物質都是依靠自己的雙手進行生產。國際友人約翰•高林認為:在延安充滿的是一種團結友愛和無私奉獻的精神。著名的美國威斯康星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莫里斯•邁斯納在闡述當年延安的不同時強調:在延安有完全不同的嚴格要求自我的倫理和價值觀,其中包括,為人民的利益英勇斗爭、敢于犧牲的觀念;艱苦奮斗、勤奮努力、勤儉節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以及自我約束的觀念。這些觀念在本質上是禁欲主義和平均主義的……
莫里斯教授從精神和倫理方面闡述的延安人的價值觀很有見地,只是他錯用了一個詞——“平均主義”。延安的共產黨人并非是因為平均才感到滿足,而是甘于自我不斷地奉獻,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延安共產黨人的心目中沒有“自我”這兩個字,他們奮斗奉獻的方向是為了整個集體。延安精神的本質在于“一心為公”,換個詞說就是“整體主義”。
領袖、黨、群眾的整體結構組織
無論是當時江西瑞金的蘇維埃中國,還是當今共產黨中國,國家的構成一定是分為三部分,即中心的領袖,周圍是按照級別不同圍繞在領袖身邊的黨的成員,再外圍的就是黨可以影響到的各方群眾。我們說,一個組織起來的國家就像是一部充滿巨大力量的大機器,每個人在這部機器里面都承擔自己的一些職能,如有些人就構成這部機器的能源系統,而另外一些人則構成潤滑系統等等。在這部大機器里面,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或大或小的零件,這些零件有些在運轉,有些在備用,聚集在一起則構成了整體的力量。在這部機器里面起到作用的零件會受到周圍的尊重,而離開了這部大機器,那些專用的零件即使個頭再大都會顯得沒有存在的意義。
如何使這部機器更加增大馬力,如何使這部機器更加披荊斬棘的思考就是我們所說的“整體主義”。正是因為這個整體是由領袖、黨、群眾這三部分構成的,因此整體主義一定包括領袖觀、黨風觀、群眾觀三方面。
從周恩來和博古的一番話體會領袖觀
遵義會議之后,在云南省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來同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博古進行了一番深談,其中主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對領袖資格的看法。
周恩來對博古說:“從內心講,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都不合適做領袖或主帥”;“這次會議上大家不愿意看到我離開軍隊,我有自知之明,較不適合當統帥。歷史注定要扶持一個真正的統帥上臺,在不久的將來我肯定會讓賢的。”在談到擁戴毛澤東作為領袖時周恩來的評價是:“1927年老毛上羅宵山中段時,才幾百人的隊伍,占據了兩個小山村,一年光景就發展到幾千……”;“老毛應用‘十六字訣’的用兵方法,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結果仗仗打得得心應手,每仗全勝……”;“在黎平我排除了李德,因為我深信以老毛的才能,一定能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希望你能支持我,拋棄和老毛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
我們從這番對話中可以體會到那明確的整體主義思想。也為曾經擁有三大蘇區的領導權和三大方面軍的指揮權的周恩來的無私風采所折服。
毛澤東在延安人心中的崇高威望
應該說,領袖是整體的中心,是人民群眾團結的中心,更是人民群眾的愿望和利益的化身。在國家這部大機器里面,任何零件都可以被替代,惟有領袖不能輕易被替代。人們不容易去輕易相信一位領袖,因為作為領袖要有不同的資格,這份資格不是一般人就能夠擁有的,只有這份不一樣的資格才能產生人們發自內心的擁戴,才能成為真正的領袖。在陳云剛剛進入蘇區的時候就發現了毛澤東的崇高威望,那時很多人自發地以毛澤東為領袖,說話辦事愿意聽從領袖指示。當毛澤東離開軍事領導崗位之后,紅軍被迫離開了自己的根據地,而當遵義會議毛澤東重新走向軍事領導崗位后,紅軍在艱苦的環境下有重新走向了勝利。應該說,當時人們對毛澤東的擁戴正是從實際斗爭中體驗得到的,正是當時斗爭的殘酷性使共產黨人深刻地體驗到領袖和自我之間命運一致、血肉相連的整體關系。
這樣的領袖威望來自于人們的真心,并伴隨著以后的不斷勝利而越加鞏固。
站在整體角度考慮問題的延安黨風
任何一個獨立的政黨都是以思想和信念的共同性為基礎,以領袖為中心,在組織上、思想上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社會骨干力量。共產黨實行的是集體領導,黨的方針,并非就是領袖的個人意志,而是領袖站在整體角度代表的黨整體的意志。領袖的作用更多體現在組織的向心力和關鍵時刻的舵手,要是單純依靠領袖的個人之力來做所有的工作,那真是把領袖累死也不可能將國家這部機器推動,機器的正常運轉需要每個崗位盡職盡責的整體意識。
不論是革命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還是認真細致的整風運動;不論是解放區軍民粉碎日寇的掃蕩、清鄉的英勇斗爭,還是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和摩擦陰謀;不論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還是打敗美蔣反動派,解放全中國,我們都可以看到延安共產黨人的特點就是為了整體而堅決執行命令,不惜赴湯蹈火;每個黨員在自己的崗位上恪盡職守,起到應有的作用。這樣的黨風不是短期內所能形成的,而是在建立、加強和發展黨的整個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體現整體主義的共產黨群眾路線
大家對共產黨的群眾路線一定不會陌生,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最能夠突出體現走群眾路線的意義,群眾路線也被譽為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之一。
中國共產黨制定的群眾路線歷史悠久,早在1929年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就提出了“群眾路線”這個概念。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在當時的共產黨根據地,黨是圍繞領袖周圍的核心部隊,但黨員在數量上只是群眾的一小部分;如果黨不是為整體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奮斗,就會離開人民,甚至會受到人民的反對,如果那樣黨的一切努力和理想不但都會落空,而且還會變得毫無意義。我們黨要通過社會整體的力量推動整體事業的發展,就必須堅持群眾路線。
歷史經驗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成長與壯大直至之后的全面勝利,都與群眾路線息息相關。人們說,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其強調了共產黨針對群眾的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群眾路線體現的就是共產黨的整體主義中的群眾觀的一份思考。
統一戰線是共產黨群眾觀的又一體現
談到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觀,除去群眾路線外,不得不提的就是共產黨的統一戰線。
延安時期是各種斗爭非常尖銳的時期,共產黨必須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共同對付敵人的挑戰。在社會上除了人民群眾之外,在敵占區還存在可以合作的其他社團組織,同時一些社會知名人士盡管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們在社會上有足夠的影響力,如何團結這些社團組織和社會賢達無疑是擺在共產黨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在中國共產黨“大整體”思想的指導下,在多年實踐的基礎上,1939年1月黨中央正式成立了統一戰線部,統一戰線部門的職能主要是加強與黨外各方人士的團結,為民族的共同目標而共同奮斗。
為了進一步表示對黨外知名人士的尊重,中國共產黨所做的胸懷之舉是請部分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士進入整體的領導核心,并非僅僅是將其團結在黨的外圍,甚至使部分著名黨外人士的權利高于黨組織中的部分成員,這種給予足夠的重視和認同的做法,無疑充分達到了團結一體的目的。
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將群眾和非黨人士團結得緊緊的,帶給整體更加強勁的力量。
再看延安的整體主義體現
整體不是集體,整體主義不是集體主義,整體是領袖、黨、群眾的統一體,集體主義的對象可能只是一個小集體,從而變為了一種狹隘的集體主義,而整體主義針對的則是一個盡可能大的一個集體。在延安,整體主義的對象應該是邊區的所有人民和邊區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人們說,當年延安的共產黨干部就是同國民黨人不一樣。據一位老領導的回憶:“那時的干部,不分晝夜地工作,沒有上下班制度,不為名、不為利、不為官、不為老婆孩子與小家庭,大家都一心為黨,一心為公、一心為革命。誰都搶著要多干工作,誰都爭著到敵人后方去工作。”實際上這些表現都是共產黨人整體主義思想的客觀體現,整體主義使整個延安這部機器像一個人一樣運作了起來。
正是因為站在整體角度的無私思考,延安共產黨人對領袖忠誠(領袖觀);嚴于律己,盡職盡責,可以為整體付出自己的生命(黨風觀);為群眾所想,充分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群眾觀)。
延安培養了一批批新人
1937年毛澤東就指出:“要造就一批人,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惟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踐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進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毛澤東的這番話很清楚就是要造就一批忠誠的、為整體而不是為自己拼搏的一代新人,這些新人的“新”體現在思想的“新”。
正是這批新人的協同努力,延安這臺大機器更加飛速地轉動了,這種巨大的力量不僅體現在對敵的作戰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時在經濟生產建設方面也可以取得巨大成就,在人們的無私努力下,延安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群眾大生產運動,將南泥灣變為了良田獲得了大豐收,解決了關鍵的糧食供給問題。延安的整體主義精神不是空洞的說教,也不是抽象的教條,而是可以操作并且見之于實踐的,當時延安成長的一批無私新人就是證明。
共產黨與國民黨仿佛相同的整體組織架構
有人說,共產黨根據地的整體結構是領袖、黨、群眾,那難道在蔣管區不是這樣的結構嗎?我們說,在表面上蔣管區同紅色根據地的結構是一樣的,但盡管架構相同,但卻具有完全不一樣的領袖觀、黨風觀、群眾觀。在國民黨軍隊中,蔣介石這位一手拿大洋,一手拿寶劍的領袖如果一旦擺不平就有可能被手下軍閥倒戈;追求金錢,充滿個體思想的國民黨,黨風一定是小集體黨風,也不可能培養眾多的無私勇士;在群眾觀上,為絕大多數人民服務的土地革命國民黨都搞不成,其與群眾的關系更是可想而知了。共產黨延安是整體主義,表現為無私勇敢,紀律嚴明,而國民黨蔣管區卻是個體主義,表現就是不會盡職盡責,自己只管自己,一旦遇到強敵便是兵敗如山倒。
延安是一部整體大機器,國民黨只是將一群小機器放到了一個大麻袋里面,盡管當時看起來個頭比共產黨大幾十倍,但打開麻袋之后里面全部都是小家伙,根本比不上延安的整體力量,之后的延安將這些小東西一點一點全部消滅干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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