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近日點燃“輿論戰”火苗，操縱日本媒體，接連在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問題上，對外發出刺激性話語。實際上，在對外戰爭方面，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就秉承著面對國際沖突，“槍桿子”和“筆桿子”都要上，并且兩桿子都要硬的一貫做法，在對外輿論宣傳戰方面叫獲頗豐。

　　“借才異域”成外宣法寶

　　日本對外宣傳戰，始于甲戰爭前。當中日兩國因朝鮮問題發生沖突時，日本為了拖延從朝鮮撤軍，提出將改革朝鮮內政作為撤軍的前提條件，并假意邀請中方參與這一改革。

　　這一朝鮮內政改革案，被日本宣傳機器包裝成進步與落后、文明與愚昧的一場較量，進而向西方強力推銷。“借才異域”是日本外宣的法寶之一。他們秘密聘用英文版《東京時報》編輯、美國《紐約論壇報》前記者豪斯(美國人)為其捉刀。豪斯曾是記者，自1870年就在日本生活，深得日本政界和軍界賞識。

　　在美國人豪斯的推動下，日本果然得到西方的普遍贊賞。美國《紐約先驅報》認為：“(日本)在朝鮮的作為將有利于整個世界，它一旦失敗將令這一隱士之國重回清朝野蠻的統治。” 《舊金山檢查者報》的社論，則指責清王朝將朝鮮控制得如此死板，令“這個可憐的國家似乎并不存在，它的1000萬人民的任何野心都會被輕輕彈去，這是清朝一個毫無色彩和低能的翻版。”日本人的公關，贏得全世界大多數歐美國家媒體的支持，將其作為進步的象征。美國《亞特蘭大憲政報》稱“美國公眾毫無疑問同情日本，一般認為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明與進步。”當時的德國社民黨主席貝蓓爾在議會演說時認為，德國公眾普遍對日本這個小國家敢于挑戰龐大的清王朝、并不斷贏得勝利而十分欽佩，一些德國報紙已經將日本稱為“東方的普魯士”。

　　同時，日本也在國內開始大規模的類似宣傳，而日本的知識分子們不論左中右，在對待清朝的問題上看法驚人一致：都認可日本對華戰爭是文明對野蠻、進步對落后之戰。

　　危機公關將日本包裝成“勇士”

　　甲午開戰后，日本最初與中國一樣，拒絕任何媒體隨軍采訪的要求。甚至，日本政府還試圖加強新聞控制，包括對美國海軍官兵經由日本發回美國本土的所有信件，也實行檢查乃至涂改。

　　戰爭爆發后僅一個月(1894年8月)，哈佛大學畢業的日本外交官栗野慎一郎出任駐美公使。他與日本時任駐英國兼德國公使青木周藏一起，推動了戰時外宣體系的建立。在他們的努力下，日本政府給西方記者及本國記者，頒發了隨軍采訪許可。德國學者的研究表明，僅從日本出發的戰地記者就有114名，另還有11名現場速描記者(當時影象主要靠畫師繪制)和4名攝影記者。栗野慎一郎和青木周藏等人，外語水平相當高，他們親自撰稿，也組織日本外交人員以及學者撰稿，向西方媒體積極宣傳日本的主張。各地的日本外交使團，一時之間都成為新聞策劃中心。大量文章發布在西方報刊上，產生巨大影響。而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方面幾乎徹底的沉默——在外交官還被看作低賤“鬼使”的大清國，不僅缺乏宣傳輿論戰的頂層設計，甚至不少外交官基本不懂外語，必須依靠翻譯人員。

　　日本的宣傳戰，一是痛訴中國如何阻撓日本在亞洲推行西方文明的努力，中國的頑固僵化才是造成危機乃至戰爭的根源;二是大力宣揚中國威脅論，將中國描繪成一個可怕的龐然大物將自己包裝成一個挑戰邪惡的龐大帝國的勇士。

　　日軍攻占旅順后，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隨軍的西方記者、尤其《紐約世界報》的克里曼進行了大量報道，震撼世界。但是，日本隨即采取高強度的危機公關，居然徹底扭轉了在西方媒休上的不利形象。當然，中國聲音的缺席，是其能夠為所欲為的關鍵因素之一。

　　在中國戰場上，日本也十分重視戰地宣傳。日軍發布的大量文告，都自稱為“驅除韃虜”的解放者，公開號召漢人“逐滿清氏于境外”。日本的“中華”意識宣傳，在當時和此后的中國起到相當大的作用。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向倫敦報告說，天津水師學堂的漢人學員，甚至認為日本勝利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

　　建國際宣傳網對付“黃禍論”

　　甲午戰后，中日之間曾有一段冰凍期，中國外交曾出現“一邊倒”的聯俄傾向。在日本政府主導下，由宗方小太郎等以“民間人士”名義出面，在漢口創辦了日本控制下的第一張中文報紙《漢報》，該報迅速成為推動“中日親善”的輿論陣地。

　　1897年，一度靠向俄國的中國外交，因德俄先后強占膠州灣、大連灣而再度調整。日本方面迅速抓住機會，由參謀次長(1898年升任總長)、甲午戰爭的主要策劃者川上操六出面，邀請中國軍方觀摩11月中旬在日本本土舉行的軍事演習，以此建立兩軍的互訪機制。日本代表團隨即訪問了長江流域各省。以張之洞為首的地方實力派們，對俄德兩國極度失望，態度上來了180度的巨大轉彎，認可了日本人的觀點。自此，中國與日本的關系開始全面進步為期十年的蜜月期，“日本熱”和“清國熱”分別在兩國興起。在隨后的日俄戰爭中，日本甚至因此贏得了主場優勢。大量的旅日學生組織抗俄義勇隊，由日軍進行軍事訓練后，回國配合日軍作戰。日軍則以“長白俠士”、“遼海義民”之類名義撰寫檄文，在東北秘密張貼散發，號召民眾助日抗俄。

　　當中日關系因德俄侵華而解凍，日本就立即開始反擊德俄掀起的“黃禍論”。1898年，日本外務省負責政治事務的內田康哉，組建了一個精干的小團隊，負責對西方媒體和記者進行公關。首先，為了避免繼續刺激西方，日本拒絕了中日兩國“興亞主義”者們提出的中日結盟戰略，甚至當1900年爆發義和團運動，日本對出兵參與八國聯軍一事都有相當的顧慮，遲遲不愿卷入。義和團—八國聯軍戰亂之后，日俄對抗的局勢更為明朗，日本強化了以俄國為“假想敵”的外宣工作。以德國柏林為中心，日本人組建了一張龐大的國際宣傳網。日本當時的資深外交官、法學家末松謙澄，奉命進駐歐洲負責這場宣傳戰，他得到內閣的保證，財政將全力支持他的外宣開支。日本內閣給末松謙澄的外宣任務十分明確：確保盟友英國完全明了日本作戰目的，是遏制俄國的擴張;全力阻止“黃禍論”的再度爆發;確保中國在即將到來的日俄沖突中保持中立，以免剌激歐洲更強的敵意;同時向西方說明，日本對中國的改革、包括軍事改革所給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維持遠東的和平與發展，而不是針對西方。

　　為此，日本先后與西方多家通訊社簽訂協議，收買它們為日本發布通稿。在日本的特別經費領取名單中，當時的四大通訊社，法國哈瓦斯、德國沃爾夫通訊社、英國路透社及美國的美聯社均榜上有名。日本外交檔案記載了不少細節，如外相青木周藏曾特批從秘密經費中支出1000日元(約合500兩白銀)，作為支付給哈瓦斯通訊社的額外報酬，以換取其對日本提供的任何稿件進行無條件播發，而非此前的有選擇播發。

　　在日本巧妙而有效的宣傳戰下，俄德發起的“黃禍論”，并沒有對日本產生多大的阻礙能力。相反，日本的“老大哥”英國卻提出，所謂的“黃禍”不在于膚色，而在于政體，俄國才是值得警惕的“黃禍”。當日俄戰爭爆發后，日本成功地消除了西方國家組成“反黃禍同盟”的可能，筆桿子之戰有力地配合了槍桿子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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