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客：毛澤東的接班戰略變化

　　毛澤東晚年很重視接班人問題，但有—些變化，有許多深層次的內容。

　　—、接班人問題的提出的歷史根源

　　接班人問題的提出源于前蘇聯斯大林死后接班人的更換和社全變質。筆者就此曾經發《蘇聯歷史上的四次政變》文探討過前蘇聯斯大林死后接班人的更換和社全變質問題：

　　筆者一直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問題不只是出在經濟上，而且出現在文化上，而更重要的是出在政治上，有什么樣的政治就有什么樣的經濟和文化。公有制經濟制度一定要有一個公有的政治制度作保障才行，斯大林式的政治宮廷化(實際上的新私有化)，必然使政治變化出自宮廷政變，人民大眾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只能充當看客和道具。沒有大眾民主的政治制度，其結果必然使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走向滅亡，這個道理成立不成立?是成立的，我們可從蘇聯歷史上的四次政變中得到啟發。

　　一、赫魯曉夫謀害貝利亞的政變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權力出現巨大真空，因為斯大林政治模式沒有民主制，所以政客們為奪取最高權力不得不大搞陰謀詭計。

　　斯大林死后，蘇共有三股政治勢力。一種是以貝利亞為代表的堅定斯大林左派;另一種是以馬林科夫為代表的中左力量;再一種是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右派。

　　前蘇聯真正擁護斯大林的是誰?史學家沒有回答過這個問題，而斯大林的敵人是明確的，那就是赫魯曉夫。從邏輯推理，赫魯曉夫帶頭策劃謀害的貝利亞，則有可能是真正擁護斯大林的，是斯大林的戰友。后來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歷史告訴人們，清洗貝利亞集團，是赫魯曉夫陰謀集團為篡奪蘇聯最高權力，調整政策和為所謂的冤假錯案平反去掉障礙，背叛社會主義的戰略組成部分。

　　拉夫連季•巴夫洛維奇•貝利亞(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前蘇聯著名政治家，聞名世界的前蘇聯秘密警察首腦。是斯大林鞏固政權計劃的主要執行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被斯大林晉升為軍事元帥。二戰之后到斯大林逝世之前，他是蘇聯實際上僅次于斯大林的實權人物。無論赫魯曉夫還是馬林科夫，要想掌握實權，必須越過貝利亞這個障礙，于是有了蘇共歷史上的第一次政變。

　　據筆者根據一些材料推斷是，赫魯曉夫與馬林科夫、朱可夫等密謀，用突然襲擊的方式逮捕并秘密處決了貝利亞。當然還有別的說法。

　　一種說法是，據蘇聯官方正式報道，1953年6月26日，貝利亞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被當場逮捕。但他被捕后的具體情況和此后的命運始終不清不白。有關當事人對當時逮捕貝利亞的情景只是略有披露，卻很具戲劇性和傳奇。赫魯曉夫回憶說，就在貝利亞欲伸手去皮包里掏手槍那千鈞一發之際，他手疾眼快、奮不顧身地上去一把抓住了貝利亞的手。朱可夫元帥斷言，他親口厲聲命令貝利亞舉起雙手，然后狠狠地揍了他幾下。貝利亞先是被押送到莫斯科衛戍部隊拘留所，緊接著又被轉往莫斯科軍區的一個防空洞。7月2日至7日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開始正式清算貝利亞的“罪行”。12月18日開始對貝利亞進行秘密審判。在科涅夫元帥主持下，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于特別法庭認定貝利亞犯有叛國罪、組織反蘇維埃小組罪、實施恐怖行動罪和強奸罪，為此對其判處死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執行。

　　另一種說是，審判前即已處決，出庭受審的是替身。

　　事實上早在赫魯曉夫在世時，上述官方說法就已受到強烈質疑。而這些質疑如今又進一步得到了證實：當有關人士打開那塵封已久的檔案資料后發現，當初對貝利亞長達半年的拘押、偵訊和審判，直到最后對他執行槍決竟然沒有留下一張照片和一個鏡頭，也沒有醫生在槍決令上的親筆簽名。相反，對貝利亞上述6名親信審判和執行槍決的有關文件上醫生的簽名都赫然在目。這6個人尸體火化的記錄至今都完好無損地保存著，而唯獨不見貝利亞尸體的火化記錄。另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1953年12月23日對貝利亞執行死刑的這一天在蘇聯歷年的日歷和歷史課本上也都沒有任何記載。據此，某些研究家們大膽地提出了如下假設：早在審判前，貝利亞即已被處決，而出庭受審的則是他的替身。其根據是：貝利亞審訊記錄注明的最晚日期是1953年7月末至8月初，從此之后便再無任何文字記載。專家們說，此時距12月大審判還有4個月時間。蘇聯當局有足夠的時間去為貝利亞物色替身。

　　第三種說法是赫魯曉夫現身說法。

　　赫魯曉夫后來對外國記者說，貝利亞在斯大林時代是非同小可的人物。由于掌握秘密警察，所以實際上成為第二把手。但是斯大林的接班人是馬林科夫。斯大林死后，那些蘇聯領導人都很怕貝利亞。特別是馬林科夫。于是赫魯曉夫出來和馬林科夫布置除掉貝利亞。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赫魯曉夫突然發難，給貝利亞按上一系列可怕的罪名。貝利亞一聽立即撲向自己的皮包，里面有他的手槍，這是他的特權。這是在隔壁房間的以朱可夫為首的幾個蘇聯元帥立刻沖了進來，制服了貝利亞。把他帶到隔壁房間里立刻處決了。

　　以上三種說法，筆者傾向最后一種。因為不管什么說法，都離不開因貝利亞權勢大，眾野心家們集體害怕而欲除之的背景。斯大林去世后，整個克里姆林宮高層都憂心忡忡，懼怕貝利亞。因為貝利亞領導著包括情報局、反情報局和原國家安全委員會所屬的一些部門，掌握著強大的國家鎮壓機器;同時，貝利亞掌握政治家檔案，對每位政敵過去所做的許多事情都了如指掌。這樣，貝利亞自然就成為政治局委員們的敵人。在筆者看來，前蘇聯斯大林后的政局是斯大林接班人溫和派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聯合反斯大林派赫魯曉夫干掉了斯大林激進派貝利亞，然后赫魯曉夫乘勢當了總書記，從此，前蘇聯開始走上復辟資本主義道路，一直到蘇共解散，蘇聯解體。

　　二、馬林科夫推翻赫魯曉夫政變功敗垂成

　　赫魯曉夫掌權后，飛揚跋扈，對內對外政策混亂，很不得人心。一九五七年，蘇共內部殘存的斯大林份子憂心忡忡，于是由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牽頭，有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積極參與，發動了一場推翻赫魯曉夫的流產政變。

　　當時，身為蘇共總書記的赫魯曉夫很愛出風頭，喜歡出國訪問，馬林科夫等就乘赫魯曉夫出國之際，聯合政治局多數成員開政治局會議，作出了罷免赫魯曉夫總書記等職位的決定，似乎大功告成。當赫魯曉夫回國后開會發現主席位置已由馬林科夫坐著，等待他的是一些黨的決定，并征求他的意見。此時的赫魯曉夫盡管渾身冒冷汗，但頭腦還清醒，他看出了馬林科夫政變的漏洞，于是聲稱自己的總書記是中央全會選舉產生的，要罷免需要中央委員會認可，要求立即開中央委員會解決問題，結果愚蠢的馬林科夫集團竟然同意了赫魯曉夫的要求，開中央全會解決問題。

　　郝魯曉夫抓住機會，密召軍頭朱可夫，令其用最快速度將親郝魯曉夫的中央委員接到首都莫斯科，而反郝魯曉夫的中央委員卻來不及參加緊急中央會，結果，會議多數中央委員投票不贊同罷免郝魯曉夫，郝魯曉夫依然當蘇共總書記。

　　緊接著，郝魯曉夫在朱可夫等支持下發動反政變，把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打成“反黨集團”，安然渡過危機并擊敗了蘇聯內的斯大林追隨者，為復辟資本主義進一步掃清了道路。

　　三、勃列日涅夫政變令郝魯曉夫就范

　　一九六四年，舊習不改的郝魯曉夫更加不得人心。對內的農業計劃一團糟;對外，與中國交惡，中蘇論戰日甚一日。在古巴導彈危機問題上，他先是犯冒險主義錯誤，把導彈秘密送往古巴，引起國際緊張局勢;后是當美國總統肯尼迪強烈反對下，又犯右傾逃跑主義錯誤，灰溜溜地將導彈撤回蘇聯。蘇聯的第三次政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策劃這次政變的是郝魯嘵夫信任的勃列日涅夫，以及理論家蘇斯洛夫和波德戈爾內、謝列平、米高揚、柯西金等高官。

　　無獨有偶，蘇聯第三次政變幾乎是如法炮制第二次政變。當風頭主義的郝魯曉夫從國外風塵仆仆歸國后參加會議，又發現自己的主席位置別人坐上了。于是他舊戲新演，要求開中央全會解決問題，結果聰明的勃列日涅夫等早料到郝魯曉夫會如此，早秘密把反赫魯曉夫的中央委員召集到首都了，不給赫魯曉夫任何喘息機會，結果當場開會表決，罷免了郝魯曉夫，剩下的只是赫魯曉夫的老淚紛飛了!

　　對誰是蘇第三次政變的靈魂有些爭議。

　　金日成認為“雖然中央全會是勃列日涅夫主持的，后來他又被選為第一書記，但是這件事情是不是他的主角，我看值得懷疑。12日主席團開會之前，他才接到通知從柏林匆匆忙忙趕回來。報告也不是他做的，而是蘇斯洛夫做的。”蘇斯洛夫在當年的蘇聯政壇被稱為“灰衣主教”，“灰衣主教”是17世紀法國首相黎塞留大主教的顧問約瑟夫的綽號，意為幕后出謀劃策的人物。

　　鄧小平說：“蘇斯洛夫肯定是贊成的，但不會是他一個人搞起來的。據我們在7月間中蘇兩黨會談期間的觀察，蘇斯洛夫這個人書生氣比較重，發言時他總是照著稿子念，遇到我們提出什么問題，是由安德羅波夫(當時是聯絡部部長)給他遞條子的。”

　　郝魯曉夫的兒子認為：每個人在內心里都認為自己配當一把手。在這種情況下各派系之間的沖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眼下，在赫魯曉夫下臺后的最初幾天或者幾個月，團結猶如空氣一樣地不可缺少。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都贊成自然更替：由第二書記接替第一書記，由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接替主席。于是，后面的一切水到渠成。10月14日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二把手勃列日涅夫“全票當選”，成為一把手。

　　在對赫魯曉夫發動的這場“逼宮戲”中，當事情發展到魚死網破的關鍵一步，是蘇斯洛夫、波德戈爾內、謝列平等人決定，必須緊急召開一次特別主席團會議，在會上把赫魯曉夫罷免。當把人都召集起來，需要召回赫魯曉夫時，大家一致認為應該由主持工作的第二書記勃列日涅夫來打電話，但勃列日涅夫推三托四。大家好不容易把他說服了，硬把他拉到電話機旁，然而在最后一刻他還是拒絕了，只得由蘇斯洛夫來打。中央全會的報告是波利揚斯基起草的，按照慣例，報告應該由勃列日涅夫或波德戈爾內宣讀。但兩人都推辭不干，最后又推給了蘇斯洛夫。這時的勃列日涅夫說了一句，“這個反赫報告我不能做。我跟他一起共事多年，人家怎么理解我呢?我說不行就不行。”看到這些細節，讀者確會提出勃列日涅夫和蘇斯洛夫兩人，究竟誰是幕后誰是臺前問題。

　　當赫魯曉夫在主席團會議上被迫簽署了“退休聲明”后，他眼睛里含著淚水說：“在即將召開的全會上，我不想講話了，不過我想對全會提個要求……”沒容赫魯曉夫把話說完，勃列日涅夫便打斷了他，斬釘截鐵地說：“這辦不到。”經歷過赫魯曉夫與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那場斗爭的勃列日涅夫，豈能識不破赫魯曉夫的“緩兵之計”。在隨后沒有赫魯曉夫參加的中央全會上，新當選的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發表了簡短講話。關于赫魯曉夫的撤職，勃列日涅夫一語帶過，既未加以特別指責，也沒有流露出絲毫興奮，把這個眾人關注的問題作了“淡化”處理。他還以一種似乎十分“寬容”的口氣說：“現在再來批判赫魯曉夫的種種做法已經失去了意義。”并刻意強調說：“不要在各級黨組織會議上對罷免赫魯曉夫的問題進行詳盡的討論了。”后來毛澤東指出，勃列日涅夫執行的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路線，注解了為什么勃列日涅夫為何不大張旗鼓地清算郝魯曉夫。

　　從以上綜合判斷，勃列日涅夫應該是蘇聯第三次政變的主角。

　　四、八一九政變未果，葉利欽、戈爾巴喬夫改變歷史

　　勃列日涅夫時代是蘇聯鼎盛時期，他的“有限主權論”咄咄逼人，入侵波蘭和阿富汗就是明證，迫使美國在全球處于守勢，并尋求與中國和解。他去世后，蘇聯政壇經過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兩位短命的兩位領導人后，進入戈爾巴喬夫時代。

　　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新思維改革，是把蘇聯的政治制度由社會主義改為資本主義。他試圖探討出一條不同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新路子。他首先把改革重點放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方面。戈氏最初的改革是要“完善社會主義社會”，懷疑蘇聯的社會主義，試圖尋找一種“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改革使蘇聯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蘇共官僚左派忍無可忍，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發動倒戈爾巴喬夫事件，史稱“八月政變”。政變領導人是蘇聯共產黨強硬成員。他們相信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計劃太過分，并認為他正商議簽訂的新聯盟條約過于分散權力給與眾共和國。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發布命令宣布，戈爾巴喬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總統職務，自即日起由他本人代行總統職務。同時宣布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使國家全部權力，在蘇聯部分地區實施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由亞納耶夫、總理帕夫洛夫、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內務部長普戈、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八人組成。該委員會發布《告蘇聯人民書》，稱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改革政策已經走入死胡同，國家處于極其危險的嚴重時刻。委員會連續發布兩道命令，要求各級政權和管理機關無條件地實施緊急狀態，同日，蘇聯內閣舉行會議，表示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作出的決定。

　　八一九政變后遇到抵抗，主要是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拒不服從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號召舉行政治罷工。面對政變的軍隊，葉利欽走出俄羅斯議會大廈，登上封鎖俄羅斯議會大廈的塔曼師一一○號坦克，他的幾名助手也隨其登上坦克。葉利欽發表了演講，呼吁莫斯科人和俄羅斯全體公民進行反抗。

　　雖然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主要矛頭是針對葉利欽的，但亞納耶夫等人卻缺乏政變魄力，逮捕或處決葉利欽，而書生氣十足地試圖借助憲法的權威，使緊急狀態委員會行動合法，遲遲沒有對葉利欽和俄羅斯聯邦其他領導人采取措施。如在當時采取堅決措施，葉利欽勢力必敗。

　　葉利欽聲明，他開始接管俄羅斯境內的武裝部隊，宣布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八月十八日以后發布的所有命令無效。命令部署在俄羅斯境內的蘇聯軍隊和克格勃軍隊原地待命，所有離開原駐地的部隊必須立即返回。葉利欽還任命謝爾巴科夫少將為列寧格勒軍區司令。葉利欽還先后與美國總統布什和英國首相梅杰通話，尋求國際支持，呼吁西方要求釋放戈爾巴喬夫。莫斯科市市長波波夫、列寧格勒市長索布恰克公開反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支持葉利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國家事務委員會主席盧金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約有70%的地方政權機關的領導人支持俄羅斯領導。

　　八月二十一日是事變的第三天。凌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采取行動。零時的鐘聲剛剛敲響，空降兵的一隊軍車從美國大使館方向駛向俄羅斯議會大廈旁的路障。打頭的那輛軍車遭到攔阻，士兵對空實彈射擊。第一批軍車站過美國大使館旁的人墻，向新阿爾巴特街方向開去。二十輛裝甲車沖破新阿爾巴特街第一批路障，駛向俄羅斯議會大廈。但是，軍隊的裝甲運兵車并沒有通過由無軌電車構成的屏障，退回到新阿爾巴特街。此后，軍隊停止前進。部分軍隊倒戈，支持葉利欽。軍隊開始撤離莫斯科。普利沃爾日斯克——烏拉爾軍區等一些軍區公開表示支持葉利欽。使葉利欽在俄羅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上公開宣布他已經控制了在俄羅斯的武裝力量。

　　下午，蘇聯國防部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國防部部務會議決定把部署在緊急狀態地區的軍隊撤回原駐地。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決定向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出最后通牒;立即解散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釋放戈爾巴喬夫;在全國解除緊急狀態。從此，形勢發生大逆轉。

　　戈爾巴喬夫發表聲明，宣布他已完全控制局勢，一度中斷的同外部的聯系也已恢復，過幾天他就可以完全履行總統職責。戈爾巴喬夫飛抵莫斯科。與此同時，反政變工作進入尾聲，亞佐夫、克留奇科夫、季賈科夫、亞納耶夫先后被捕。蘇聯內務部長普戈開槍自殺。因高血壓正在接受治療的蘇聯總理帕夫洛夫被就地監護。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舉行會議，同意蘇聯總檢察長的報告，對原人民代表巴克拉諾夫、博爾金、瓦連尼科夫、斯塔羅杜布采夫和舍寧逮捕和追究刑事責任。八月二十六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決定暫停盧基揚諾夫最高蘇維埃主席職務，俄羅斯聯邦檢察機關關押，至此，“八月政變”宣告悲慘失敗。

　　八月二十三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發命令，“停止俄羅斯共產黨的活動”。根據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莫斯科市長波波夫的命令，蘇共中央大樓被查封。蘇共中央大樓正面的黨旗被十月革命前俄羅斯的紅白藍三色旗代替。

　　八月二十四日，戈爾巴喬夫發表聲明，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國內的共產黨和地方組織自行決定自己的前途。

　　八月二十九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也通過決議，終止蘇共在全國范圍內的活動。隨之，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或被終止、禁止活動，或被迫自動解散，或在共產黨基礎上改建新黨，有的共產黨甚至被宣布為非法。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克魯齊納跳樓自殺，曾任蘇軍總參謀長和戈爾巴喬夫軍事顧問的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在辦公室上吊自殺。蘇共領導人有的被逮捕，有的自殺，大批蘇共黨員干部加入失業大軍。短短幾天，具有九十三年歷史、執政七十多年、尚有一千五百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就被摧殘，鬧出天大笑話。

　　八月政變的發動者新斯大林份子本想挽救蘇聯這個瀕臨解體的超級大國，而政變失敗的結果卻加速了蘇聯的滅亡。公元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全世界將記住這一天。十九時三十八分，克里姆林宮上空那面為蘇聯幾代人所熟悉的印有鐮刀斧頭圖案的超級大國蘇聯的國旗在昏暗夜色中降落，蘇聯歷史到此終結。

　　二、毛澤東對接班人的要求

　　蘇聯的變質引起毛澤東的高度注意，到了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重要文章《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毛澤東加了一段話，明確地強調了“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他指出：“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毛澤東接著提出了關于“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五項條件：

　　具備什么條件，才能夠充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呢?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

　　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有著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

　　三、毛澤東對具體接班人的深層變化

　　從形式上講，劉少奇是毛澤東第—位接班人，但劉少奇只比毛澤東小五歲，很難是毛澤東晚年真正考慮的接班人，加上政治分歧，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劉少奇成“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而的垮臺。

　　繼劉少奇之后，文革中小毛澤東十四歲的林彪成為明確的第二位接班人，被認為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三位偉大助手”(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偉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寧的偉大助手，林彪是毛澤東的偉大助手)。但林身體不好，也不令毛澤東滿意，作為偉大的政治家毛澤東—直有備用方案。

　　在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與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胡志明談話時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天下烏鴉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們有準備。全黨大多數人有準備，我們就不怕。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會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到底是誰?是伯恩施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兩大勢力，江青集團戰勝了林彪集團，“九·一三”事件使林彪這位第二位接班人消失。林彪死后，毛澤東倍受打擊，白發驟增，他重新考慮自己的接班人，對接班人開始選弱避強。按理說林之后應選強者江青張春橋接班，但毛澤東出人意料地選擇了王洪文當第三個接班人，他這樣做，除了防接班人過強，又平衡了中央左中右格局。毛澤東的政治平衡要求對江青集團采取遏制政策，不然，江青集團的勢力可能會過于強大，難以控制、駕馭。

　　1976年北京天安門事件發生，毛澤東重用了公安部長華國鋒，令許多人誤認為華是毛澤東挑選的最后—位接班人，這是不對的。因為任命華國鋒當總理，就排除了他是接班人的可能。粉碎四人幫，其實就是政變，若華國鋒是毛澤東欽定接班人，則發動政變毫無必要。所謂“你辦事、我放心”等毛寫給華的手書是“傳位遺詔”顯然是謊言。

　　毛澤東很重視制度性接班，“四大”得到更廣泛的應用，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得到比資本主義社會更為充分地展現。改變黨代會、人代會代表結構，工農兵的代表、少數民族的代表、婦女代表占絕對多數，他們參與黨和國家大事的討論和政策的制定。把工人代表王洪文升至副主席，農民代表陳永貴提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等，成為國家領導人。讓人民組織和武裝起來，歷史的主人必須有組織和武裝，人民幾千年受壓迫原因是沒有組織和武裝，毛澤東在文革時讓紅衛兵等組織起來，提倡全民皆兵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障。成立老中青、軍干群三結合革命委員會，其本質是運用三分思想方法讓人民大眾直接參加政權、掌握政權的直接民主，這是西方四年—次投票權的間接民主所望塵莫及的。

　　筆者認為，毛澤東逝世前放棄了任命接班人的打算，要培養千百萬接班人，計劃的是集體領導，左派和中間派聯合執政。在一張為毛澤東守靈的照片中可看出輪廓，他們是：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陳錫聯、吳德、毛遠新。

　　那么，誰會接毛澤東的班呢?江青有可能嗎?

　　如果華國鋒不聯合右派發動政變，接正常開十屆三中全會，會是什么結局呢?顯然，江青當中央主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許多人不知和不愿承認，江青是有實力接班的，江青當時在黨內排名靠前，她是文革派的真正領袖，恰恰是毛澤東—直壓江青，不讓她當常委就是一例。

　　毛澤東逝世后，有許多人寫信給中央，建議江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增加春橋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增加洪文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是個信號。

　　當然，除了江青之外，張春橋也是很有可能接班，林彪集團就因擔心他接班才有廬山風云。張春橋比毛澤東小二十四歲，整整相差一代。據說毛澤東曾讓毛遠新作張春橋工作，讓他謙讓華國鋒當總理，學遵義會議的毛澤東，張春橋心領神會。由于江青是毛澤東夫人，她拒當主席讓張春橋當也是可能的。

　　筆者認為，在政治斗爭中，只有能堅定繼承毛澤東思想的人，才能被定為接班人，能堅定地繼承毛澤東晚年思想的人，只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及毛澤東希望團結在四人周圍的政治局委員們。疾病纏身毛澤東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否決了鄧小平，并且讓鄧小平的政治盟友葉劍英病休，黨權歸江青、張春橋，政給了中間人物華國鋒，軍委工作交給了中間人物陳錫聯，這是他最后的交班。

　　蘇聯和中國的宮廷政變頻繁、蘇聯的集權社會主義的滅亡，明確昭示后人，在這種沒有民主的官僚政體下，一人害黨，千萬黨員毫無反應，一人亂國，億萬國民不能制止，足以證明沒有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民主制保障的斯大林式專制政體模式是危害社會主義事業的毒瘤;不告別斯大林官僚政治制度，不解決大眾民主制問題，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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