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戰爭凱歌高奏時，解放臺灣成為最后一項戰略任務。毛澤東在這一年7月曾提出“我們必須準備攻臺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和空軍”。這時所說的“內應”便是島內地下黨組織，可惜的是幾個月后這一組織便遭受了大破壞──

　　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時期，臺灣也有部分革命者建立和發展過共產黨組織，不過卻因島內的特殊情況屢遭破壞。在解放軍開始籌劃渡海攻臺而急需內應時，1950年初中共臺灣工委卻遭到近乎覆滅性的損失，組織基礎薄弱、指導思想急躁和領導成員的腐敗是其主要原因。

　　“老臺共”失敗后中共于1945年建立臺灣工委

　　臺灣于1895年被日本侵占后，島內人民仍同大陸保持著密切聯系，一些進步青年回大陸學習時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如島內的女革命者謝雪紅在1925年便于上海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年底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同鄧小平、蔣經國為同期同學。1928年4月，以旅滬臺灣革命青年為骨干的臺灣共產黨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館的二樓上成立，后被人俗稱“老臺共”。臺共書記為林木順，蔡前(后改名蔡乾)、謝雪紅等為中央委員會成員。

　　臺共在中共中央幫助指導下建立，不過按照共產國際關于殖民地黨組織應歸宗主國黨組織領導的原則，當時的名稱是“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歸日共領導。臺共建立后即返島發動群眾，于1929年在臺灣中南部通過“農民組合”發起小規模暴動，日本警方隨之展開第一次“臺共大檢肅”，逮捕了許多骨干。隨著日共組織在本土被破壞，1931年日本警方在全島發動第二次“臺共大檢肅”，抓捕了臺共領導謝雪紅等人并判重刑，導致組織瓦解，只剩少數人隱蔽民間或潛回大陸。如蔡前回福建后進入中央蘇區，作為臺灣代表參加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后跟隨紅軍長征到陜北，抗戰時還任過八路軍敵工部部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隨后國民黨軍由美軍運送接收臺灣，中共中央也決定在這塊回歸祖國的省份建立組織。當時在延安的蔡前是唯一有紅軍資歷的臺灣干部，雖然此前犯過生活作風錯誤，中共中央鑒于他熟悉島內情況并經過長征考驗，還是任命此人為臺灣省工委書記。9月間蔡前由延安出發，12月到達江蘇淮安，同在華中局工作的臺灣籍干部張志忠等人會合，再分批到滬以返臺。1946年4月，工委副書記張志忠先行到達臺北，7月間蔡前(后改名蔡乾)抵達，并聯絡島上的謝雪紅等人秘密建立組織。由于臺灣受日本半個世紀統治，大陸革命風潮對島內影響小，群眾對共產黨缺乏了解，工委一年內發展黨員不過百余人。

　　國民政府剛上島接收時，臺灣知識分子大多對重歸祖國感到興奮，隨后又對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搜刮惡行極度失望，不少人對共產黨產生向往并要求入黨。不過其中一些人出于趕時髦，革命意志并不堅定，遇到風浪便出現逃避，李登輝便是其中一個典型。

　　1946年9月，剛從日本回臺灣大學農學院就讀的23歲的學生李登輝曾申請加入共產黨，很快得到批準。1947年2月末發生“二二八”起義時，李登輝參加了一些宣傳，隨后因國民黨軍警特展開血腥鎮壓便躲避起來不參與活動。1948年夏天，畢業后已擔任臺灣大學助教的李登輝找到中共臺灣學工委要求退黨，并稱自己仍相信馬克思主義學說，卻不愿過組織生活和受黨的紀律約束。當時組織上分析，李登輝是因害怕危險而退黨，經挽留無效后便予同意，不過此人還答應保守秘密。

　　據幾十年后退休的臺灣特務頭子回憶，中共臺灣工委遭破壞后國民黨當局也知道了李登輝這段歷史，曾將他拘留審查過七天，放出后很長一段時間還要定期匯報，外出又遭跟蹤。直至1970年代初，蔣經國強調“吹臺青”(即提拔臺籍新人)時提升了李登輝，才向其說明：“你的有關材料已經被燒了，以后沒有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蔣經國能有此表示并不奇怪，因他自己當年在蘇聯也加入過共產黨，后來喜歡重用共產黨的叛徒或脫黨分子。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卷起全島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民變，中共臺灣省工委因事先缺乏準備，只有謝雪紅和張志忠等人組織部分群眾參加斗爭。隨后國民黨當局實行白色恐怖，使工委的秘密活動更增加了困難，不過民眾不滿的滋長也為地下黨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急躁冒進和負責人叛變招致大破壞

　　進入 1948年底，國民黨統治在大陸面臨崩潰，其黨政軍機構和特務機關陸續遷臺，對島內的控制更得到加強。此時中共臺灣工委只看到逃臺的國民黨軍人心惶惶，以及眾多群眾認為解放在即，便采取了一系列急躁冒進的行動。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蔣介石逃入臺灣，此時中共臺灣工委向中央報告稱地下黨員發展到1300人，同情黨并參加地下活動的群眾還有2000人，這在島內700多萬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此時工委卻開始在山區建立武裝據點，在臺北市內印刷《光明報》散發，并大力發展黨員。工委還在《攻臺建議書》表示：“需要考慮季節風勢的話，則攻臺日期，應以明年四月最為適當。”根據這一估計，工委只以幾個月的短期打算來準備策應解放軍登陸。

　　1949年7月，撤到臺灣的以毛人鳳為首的保密局在高校內發現《光明報》，順藤摸瓜破壞了印刷場所，并掌握了上層領導者“老鄭”(即蔡乾)的線索。10月間，保密局通過剛混入中共高雄工委組織的一名老牌特務，掌握了其“上線”李汾，這個缺乏覺悟的工運負責人被捕后供出中共臺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特務讓他去接頭時實施了抓捕。陳澤民被捕后經嚴刑拷打雖不肯說出“老鄭”身份，卻暴露了他的住址，特務趕到此往所已空無一人。12月末，特務們通過被捕者供詞和武裝據點對外聯系暴露的線索，在街上抓捕了負責軍事工作的中共臺灣工委副書記張志忠。

　　1950年1月29日，在“老鄭”住所長期蹲守特務抓到回家的一位40來歲的男子。此人只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卻要求提供美食。特務頭子谷正文后來回憶說，他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點，便讓人天天給他買餃子。一星期后此人說“想著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并指定要到臺北最高檔的波麗露餐廳買，吃完后又說為表示感謝，可帶他們找共產黨一個據點。立功心切的3個小特務便讓他帶路，結果走進一個黑暗廠房時此人突然跑掉。

　　“老鄭”逃走后，谷正文發現他正是中共地下黨最高負責人蔡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筆記上還發現“吳次長”三個字。因參謀次長中吳姓者只有吳石一人，谷正文等便認定吳石中將在向中共提供情報，經上峰同意將這個重要“臥底”抓捕，幾個月后由蔣介石下令殺害。在筆記中用真姓實職記錄重要聯絡人，這是地下工作不允許出現的大錯誤，蔡乾工作之大意疏忽由此可見。兩個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乾在“老臺共”時的一些關系，通過追查拷問，得知他已躲往嘉義農村，便派看押過此人的特務去查找。為了避免顯眼，特務們換上農民服裝，到當地后便在鄉間路上遠遠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見此反常目標，特務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鄭”。經查問，原來是他在鄉下躲藏兩月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西餐館解饞，就顧不得著裝上的大忌。蔡乾第二次被捕后馬上叛變，愿交待所有地下組織，只提出一個條件，即讓已同他姘居兩年的妻妹來監獄同住。谷正文聽后大笑，馬上把這個16歲的小姑娘送來。

　　蔡乾叛變導致臺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破壞，據國民黨當局統計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處決。中共臺灣工委會宣傳部長洪幼樵即將搭乘四川輪回大陸，因蔡乾供出其行程而在基隆碼頭被逮捕。工委在山區的一些武裝訓練營地也被特務掌握了線索。1950年3月間，“竹子坑武裝基地”遭到破壞。最后一個“鹿窟武裝基地”隱蔽堅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務會同軍警的進攻下也被摧毀。這段辛酸歷史在1990年代的臺灣解密后，將幸存者和特務頭子的回憶錄結合起來看，便能清楚顯現出當年地下組織遭破壞的詳細過程。

　　違背秘密工作原則和領導者腐化是致禍之源

　　中共臺灣工委遭受大破壞，有對解放軍渡海時間估計過于樂觀和島上回旋余地小等客觀因素，主觀指導失當及領導者個人品質又是主要原因。當對臺灣工委書記蔡乾和副書記陳澤民、張志忠等人的審問結束后，特務頭子毛人鳳、谷正文想了解這些人如何總結教訓，便將他們關進同一間牢房里并監聽其談話。

　　據谷正文回憶，張志忠天天組織同牢房人“批斗”蔡乾，指著鼻子罵他“誘奸十四歲的小姨子，侵吞一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產黨在臺灣的領導人。”由叛徒變為特務的谷正文曾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受過羅榮桓領導，很熟悉共產黨內情況。他在 1990年代發表的回憶錄中對此案的總結是──“我認為，共產黨在臺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于樂觀，以致形跡過于暴露之外，其領導人蔡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能有幾分周恩來或者羅榮桓的才氣，那么國共在島內這頁隱蔽戰線斗爭史，恐怕要改寫。”

　　歷史事實證明，蔡乾從艱苦的延安返臺后，因當地有日本經營的基礎而在經濟水平上遠高于大陸，便迷戀于奢華生活，熱衷于聯絡上層工商人士。他原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后，便同僅14歲的妻妹同居，錢不夠花便挪用組織經費。進入1949年后，蔡乾竟向島內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贊助，并聲稱若給錢則解放后必予關照，似這般張揚遲早會被敵特發現。他的被捕雖出于偶然，然而歷史的偶然性恰恰寓于必然性之中。

　　蔡乾叛變后改名蔡孝乾，隨后到廣播電臺發表反共講話并對其他人實施勸降，國民黨當局為影響更多的人“政治轉變”，宣布委任他為保密局少將參議。其實只作為特務機關搞反共宣傳的走卒，活到1982年病死。張志忠經四年多“感化”仍堅貞不屈，盡管蔣經國兩次到獄中以現身說法勸其轉變政治立場，得到的回答是“對我最大的幫助是讓我速死”。1954年張忠志拒絕了捆綁昂然走上刑場，后來國民黨特務在回憶中對此氣概也不禁表示佩服。

　　除了負責人的個人品質，中共臺灣工委對形勢估計錯誤造成指導方針偏差也是招致大破壞的原因。毛澤東在抗戰期間曾提出過黨的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針，即“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周恩來在總結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在1942年遭破壞的教訓時也強調，地下黨不能同時兼搞武裝斗爭，因為二者的指導方針是矛盾的。眾多實踐都證明，搞武裝斗爭需要廣泛發動群眾，勢必不可能隱蔽組織和領導者，而當時臺灣工委違背地下工作的長期隱蔽方針急于建立武裝訓練基地，在工人學生中不經嚴格審查大力發展黨員，恰恰為敵特滲入并找到領導者的線索提供了機會。

　　在大陸全部解放后的1950年，中共情報部門的領導者李克農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用了幾個月時間總結黨的隱蔽斗爭經驗，得出黨的絕對領導和以政治基礎為主的兩點原則。事實證明，即使是在嚴格保密的地下工作中，黨組織也必須對每個成員加強領導監督，并以政治信念凝聚成員而努力防止信仰缺失。中共臺灣工委遭破壞的過程，恰恰也證明這兩條原則不可違反。像蔡乾這樣一個經歷過組建臺共和長征的干部竟墮落到如此程度，曾令許多人震驚，若仔細分析也可看出人的思想會隨著環境變化而變化，過去有過奮斗光榮并不能確保后來始終如一，尤其是面對腐蝕誘惑而脫離監督制約時更容易出現蛻變。蔡乾主持臺灣工委時正是利用孤懸海外上級難以監督，日益走向腐化，人生追求發生扭曲后其政治立場也就不可能堅定。

　　當時臺灣工委一些基層工人黨員被捕即叛變，據當時特務審訊后的報告也稱他們根本不了解共產黨的理念，只是看到形勢會巨變而急忙來投機。在缺乏政治信仰的狀態下，這些人自然不可能保持堅貞，此類教訓也說明加強理想信念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要!

　　一個甲子的時光流逝，臺灣海峽兩岸局勢已發生了巨變，當年島內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在1990年代以后已能公開憑吊犧牲者，一些就義烈士的遺骨還經有關部門安排遷葬到大陸。今天的人們紀念那些犧牲的前輩時，不僅能進一步激發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斗的意志，同時通過回顧中共臺灣工委遭破壞的過程，從中總結一些帶有歷史規律性的教訓，對如今的干部和黨員也會引發一些有益的啟示。(徐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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